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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邓的风声一紧，邓小平参加第一次全农会并做重要讲话的事就成了陈永贵的一块心病。风向变了，各省各地的头头便在心里犯嘀咕，第一次全农会的精神还站得住吗？作为２１号文件下发的华国锋的讲话照样执行吗？派工作队下去搞基本路线教育不算搞右倾翻案吗？这些问题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搅得他忧心如焚。好不容易开成了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了２１号文件，派下１６０多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开的局面莫非要泡汤？ 怕什么偏偏来什么。云南很快就传来了消息，说省委已经把派下去的工作队召回了，说那是右倾翻案风刮下去的。河南的一些县也开始撤工作队。宁夏走得更远，竟发了一道通知收回２１号文件。一时传言四起，全国百余万下乡工作队队员的军心动荡。陈永贵知道这是江青集团那条线上的人闹的，可是他也没办法，他惹不起人家，嘴上说大不了回家种地，心里却怕犯错误。这时农林部又向陈永贵报告了各地人心不稳的情况，建议开个会说一下，肯定一下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是正确的，２１号文件是正确的，下去的工作队是正确的，以便稳住军心。陈永贵当然同意，立刻找华国锋商量。华国锋怀疑地说：“恐怕不行吧？农林部开会？就是国务院开会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哩。最好是经过中央，下个电话通知，或者下个什么文件来一下。” 陈永贵一听，觉得华国锋说得在理。没有更高级别的表态，第一次全农会的成果恐怕是保不住。于是，在四月分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建议中央发个电话通知，肯定一下全农会，肯定２１号文件和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陈永贵说完了，坐在他右侧的张春桥不紧不慢地问道：“谁知道你们那个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是什么东西呀？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迫害，把人家迫害下去，还不让人家回来造反吗？”张春桥说：“现在不能再按中央２１号文件的部署搞了，再搞就出问题了。”B38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有分歧，通知无法发出。陈永贵眼看各地的工作队纷纷撤回，全农会的部署要泡汤，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１９７６年５月底，国家院批准农林部在石家庄召开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推广石家庄地区三种三收的经验，小表产区的各省派出县委副书记参加。李先念和纪登奎建议陈永贵去坐阵，方便就讲上几句。陈永贵很想借机讲讲张春桥没有同意的那几条，肯定一下全农会，于是就去了。 可是怎么讲才好呢？直截了当地讲，他又怕人家抓他唯生产力论的把柄，说他干扰批邓。陈永贵翻了翻交上来的大会发言材料，忽然冒出一个侧面迂回的主意，他叫来参加会议的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授意道：“喜慎呀，有这么个事。咱不提那么些反击右倾翻案风，咱可要坚持全农会，贯彻全农会精神。你这材料不算得力，这个问题提得不尖锐，一定要扭过来，统一到全农会精神上。” 陈永贵的秘书焦焕成也告诉李喜慎，说大会发言材料已经交到农林部，他看了，人家辽宁就不提普及大寨县。李喜慎说，你把那材料弄来给咱看看。弄来辽宁营口的大会发言材料翻了翻，果然人家不把大寨县当回事，满篇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李喜慎怒火中烧，立刻往昔阳打电找王金籽，说咱的材料不尖锐，不行，快把莎荫送来。王金籽问明情况也怒道：“我今晚就把莎荫送上去！” 宋莎荫晚上到了石家庄，明白了陈永贵的意图，连夜就把昔阳的典型发言材料改了一番，强调以普及大寨县为核心，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手段，多打粮食。全文总结式的最后一句话是：“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深入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夺取农业大丰收。” 大会典型发言开始的那天，辽宁营口的代表上午先讲。毛远新就在辽宁狠抓批邓，营口的调门自然很高。李喜慎仔细听着，觉得人家的发言杀气腾腾，一句不提普及大寨县。“呀，外边的斗争还这么复杂哪！”李喜慎心想。他前两天就看过营口的发言稿，可总不如在大会上亲耳听人家念那么有真实感。他感到真的有人跟大寨和昔阳作对，和他李喜慎作对。李喜慎越听越火，暗暗骂道：“操他妈，指桑骂槐，他骂谁哩！昔阳也不是好惹的！” 中午，李喜慎处于临战前的亢奋状态，饭也吃不下去，干脆就不吃了。下午，大会主席，农林部部长沙风宣布由昔阳县代表发言，话音末落，李喜慎铁青着脸就上去了。十多年后，李喜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热血翻滚。“操他妈，”李喜慎说，“我上纲比他还上得高！” 李喜慎狠着嗓门冲着全场讲道：打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干扰普及大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反对贯彻全农会的精神，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绕，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黑着脸念了半天，最后嗓子都喊哑了。结尾处，李喜慎哑着嗓子叫道：“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誓夺今年农业大丰收！”宋莎荫一听，李喜慎临场发挥，把最后那名“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也给改了，改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李喜慎好象刚跟人吵了一架似地走下台来，宋莎荫凑过去低声问道：“老天爷，最后一句也改了？不怕罢了你的官呀？”李喜慎脸色和缓下来，笑道：“你看，改了么！”这一通喊哑了嗓子的狠巴巴的发言出了他一口恶气，李喜慎也觉出饿了。晚上买了瓶酒与宋莎荫喝了。 陈永贵见了李喜慎，高兴地责备道：“哎呀，你怎么一点风格也没有？”陈永贵对李喜慎的表现十分满意，回到晋阳还当众夸奖说：“看喜慎在家挺老实的，出去可厉害哩！” 在石家庄会议上，营口和其它一些地方坚持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纲，昔阳、林县和石家庄坚持以贯彻全农会精神为纲，虽然谁也不点对方的名，暗自都较上了劲。开小组讨论会的时候，山西组都为李喜慎叫好，都说他讲得不赖，还鼓噪起来要求延长会期，把反击右倾翻案风与生产的关系辩论透。眼看这次会议就要陷入僵局。 一天下午散会后，农林部部长沙风叫住李喜慎，说：“喜慎，吃过饭咱们谈谈，不然这会议纪要怎么写？”李喜慎见陈永贵在沙风身边站着，感到腰杆很硬，说：“全农会毛主席批了，政治局能来的都来，这还不到一年呢，就不算了？” 陈永贵劝道：“哎呀，你们也真不是好惹的，你们两家闹，叫我下不来台。这纪要咋写哩？” 李喜慎道：“老陈，你是中央的，我是昔阳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晚上，由郑重出面，把昔阳的李喜慎和营口的代表叫到一块开了个座谈地。这次会开得心平气和，没争没吵。李喜慎说去年刚开的全农会，全农会的精神不能不坚持，郑重就劝营口，说：“你看，这也是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号召，你们的材料是不是提得少了点？再改改。”他又劝李喜慎：“昔阳的发言也要补一补，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个动力。”营口方面没有表示反对意见，李喜慎也没说什么。 会后陈永贵又劝李喜慎：“喜慎，中央领导不是说了，就补上两句吧。不要跟人家争执啦。这会的情况复杂哩，会后还有个纪要，要不怎写哩？” 于是双方各让一步，都补上了对方要求添上的话，会议纪要就算出来了。陈永贵的意思全由李喜慎在阵前冲杀呐喊出来，陈永贵并不露面。 大会闭幕前，沙风请陈永贵讲几句，陈永贵就左右逢源地讲了几句。他先批了一通邓小平，说邓小平关心农业是假，破坏农业是真，右倾翻案风非反不可，又讲了一通农业生产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向外讲的近八亿人口，实际上九亿还多。吃饭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大家回去回忆或重温一下，就会清楚，九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是件小事吧！” 那么怎么处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学大寨和抓生产的关系呢？到底以什么为中心呢？陈永贵说：“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次更好的，更现实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跟农业学大寨并不矛盾。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更好地促进全国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要通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来，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好，战胜自然灾害，争取第15个丰收年。”B39 左绕右绕，他还是坚持以普及大寨县为根本目的。 抓完了北方抓南方。1976年6月30日，石家庄会议结束不久，农林部又在无锡召开了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陈永贵向华国锋表示他想参加，只是拿不准讲不讲话。华国锋说：“你要讲。想讲的话就讲，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纪登奎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有了接任周恩来当上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后边撑腰，陈永贵到无锡前就准备好了稿子，打算结结实实地讲一通，把他早就想在电话通知中说的话说出来，肯定全农会，把全农会与邓小平分开。 平时，陈永贵讲话大多是信口而谈，手里有张纸写的也是开头和结尾的几句话。反正他是常讲的都是昔阳和大寨历史上的那些事，早就烂熟于心的。但是这次到无锡开会，他讲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事关重大。陈永贵不敢信口开河，捧着一份精心改过的七八千字的稿子吭吭吃吃地念了一遍。 陈永贵念道：“去年，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了一个口号，叫‘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这个会是在毛主席指示和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总理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口号提的是正确的。会议之后，全国省、地、县的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领导，组织160万干部下了乡，参加了普及大寨县的工作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邓小平想干扰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想把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引向邪路，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把他的阴谋彻底粉碎了。” “有的地方把下去的工作队叫回来了，对不对呢？我看不对。因为叫得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陈永贵说：“唯生产力论是一定要批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的毒，一定要狠狠批判，肃清影响。但是，我们也要弄清楚，批判唯生产力论，……绝不是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恰恰相反，批唯生产力论，也该必须把社会主义生产促上去。”B40 陈永贵在当时那种谁也不敢讲生产的气氛下绕着圈讲了一通生产，讲了一通粮棉油。陈永贵上午讲，李喜慎下午讲，晚上六点，无锡街头出现了大字报，说陈永贵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用生产干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昔阳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 听到大字报上街的消息的时候，陈永贵、李喜慎正和江苏省省委书记彭冲坐在一块聊天。陈永贵听说贴了大字报便叹道：“唉，贴就贴吧，还挡得住人家贴？他爱咋贴就咋贴吧，哪怕是贴到咱这住所来哩！我那发言是中央决定的。”李喜慎不像陈永贵那么沉得住气，他好像遇到了挑战，非要上街去看大字报。陈永贵说：“看甚哩？你那是典型发言，我发言是中央的。”彭冲也劝道：“唉，别去看啦，这几年还不见多了？” 按照原计划，陈永贵一行第二天要去苏州参观。苏州方面来电话说那边的大字报更多，好像专门要给陈永贵一个下马威。彭冲对陈永贵说：“走啊，咱们不去苏州啦，回南京。” 于是陈永贵、沙风、李喜慎等人就由彭冲陪同直奔南京。出无锡城的时候，李喜慎还想着大字报的事，说：“咱路过去看看吧。”彭冲说：“好，好，路过看看。”过了一会儿出了城，与李喜慎同乘一车的彭冲笑道：“咱没有走那条路。” 到了南京，街上也出现了大字报。当天晚上陈永贵一行住在当年宋美龄的公馆里，吃过晚饭，陈永贵、沙风、彭冲等人满腹心事毫无睡意，坐在客厅里闲聊起来。同是受大字报攻击的人，话就容易谈得投机。彭冲叹道：“班子里有人反对我哪。我的处境难呀。离上海近，工业生产各方面就卡我们哩。” 陈永贵说：“听这伙人的！反正你江苏跟他是平级，他凭什么干涉你！” 陈永贵看了李喜慎一眼，说：“哎，喜慎，你只能听不能说啊，这儿没你的发言权。你困就回去睡。”李喜慎连声说不困，他听着这些上层的内幕觉得很刺激。只听得陈永贵叹道：“唉，人家不整我？上海郊区楼都盖了，我不就是个土大寨么。看得起我？我讲的这些反正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还能罢免了我？我就是个农民，副总理是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当的。” 沙风翘起大拇指说：“总理们给我撑着腰，我就能干！” “呀，”李喜慎心想，“老陈这官也不好当哩。中央的斗争也复杂着哩。” 只听得陈永贵继续说道：“突出政治？光突出政治工农业生产发展不了怎么办哩？工人不生产，咋挣钱养活哩？农民打不下粮食吃啥哩？我就认识不下来这！国务院反正定了，就是要发展工农业生产，我这次来也是说这哩。你们可不能放松了生产。” 彭冲道：“不会的。老陈，咱们多少年了，我这压力也不比你小……。” 这天晚上，宋美龄公馆里的几个人聊了一个通宵。 回到北京后，由于讲活已经引起了攻击和非议，陈永贵不敢像往常那样把讲话稿拿到政治局去，只给几位关系不错的人看了看。 这时周恩来已经去世半年，邓小平已被打倒，按次序总理该轮到张春桥当了。可毛泽东却突然提起一个华国锋。江青集团失去了总理的位置，而毛泽东的身体又每况愈下，眼看就不久于人世，江青集团便倾其全力投入到权力斗争之中，不能容忍任何偏离主攻方向的“干扰”。当时有“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极激进的口号。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停产夺权”的态势下，各方面的政治力量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陈永贵这位一向主张突出政治的人也不能与四人帮的偏激主张相安无事了。他毕竟是个挨过饿要过饭的庄稼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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