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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27日晚11点，政治局的会散了，十几辆红旗牌高级轿车驶入了夜幕。 半夜12点左右，陈永贵回到交道口，吃完夜宵睡下。似乎没过多久，大地就发着怪叫剧烈震动起来。汤占兴一跃而起，喊上警卫开开陈永贵的门，把稀里糊涂的陈永贵拉了出来。几个人披着衣服在门外一直坐到天亮。 在中南海里，警卫人员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毛泽东主席抬到屋外。经过这一震，毛泽东卧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 6月底毛泽东已经病危过一次。那几天正赶上陈永贵回了大寨，吴桂贤也回了西安。6月27日上午九点，中央警卫局突然打电报催促首长返京，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西安接吴桂贤，再飞到太原等陈永贵，太原方面同时派出直升飞机去大寨接陈永贵。陈永贵正在地里指挥推土机，闻讯后慌慌张张进了家门，换上一双袜子就上了直升飞机。 回到北京，知道是毛主席病情恶化，陈永贵和吴桂贤直奔中南海看望。这时毛泽东已经缓了过来，政治局委员们虚惊了一场。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以后，毛泽东的病情时缓时急。这期间，陈永贵作为中央慰问团副团长在唐山机场的军用帐逢里住了10天，晚上以副总理的身份主持会议研究抗震救灾，白天以慰问团副团长的身份，冒着24万遇难者的尸臭，举着喇叭四处鼓励人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9月初，毛泽东的病情似乎稳定住了。9月2日，江青把助听器插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大声说她要去大寨。汪东兴对陈永贵说：“你还是去，你去了她不会太出格。”于是陈永贵陪着江青于9月3日到达大寨。 江青反复去大寨，应该有笼络这面毛泽东树立的红旗的意思，对陈永贵也应该有拉拢之意。奈何她的为人很容易惹人反感。江青刚到大寨，就提出去看看她去年挖下的防空壕。那条防空壕摆了没几天，陈永贵便下令盖猪圈，早就填平了。江青非要去看，陈永贵和郭凤莲慌了，一边叫人去挖一个假的，一边找理由哄她去看养鹿场里的梅花鹿，推说那边修路过不去，非从虎头山上绕不可，既然要绕，何不顺路去新盖的养鹿场看看？江青被糊弄到了养鹿场，拍下许多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就成了主席病危期间江青还有闲情逸致骑马逗鹿的罪证。去过养鹿场之后，江青到底看到了那个假防空壕。她大发雷霆，给郭凤莲扣了许多帽子。 江青在大寨也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争夺权力的态势。她漫步到大寨供销社，对售货员和围观的人群讲了一道母系社会和女人掌权的问题。她问一位供销社售货员：“你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要改过来。”那位售货员奉命改了姓。江青又问陈永贵：“永贵，你为什么不姓你母亲的姓？”陈永贵强笑着，连连点头说：“是，是。” 晚上，江青说她要开一个批邓会，让陈永贵和郭凤莲参加。陈永贵嘱咐郭凤莲：“作为你就要听着，不要乱说话。”会上，江青带来的十来个人纷纷发言，郭凤莲按老陈的吩咐很严肃地认真听，陈永贵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烟。批到挺晚，江青发话说：“今天就批到这儿，明天接着批。永贵你明天也要批，小郭也要表态。”出了门，陈永贵告诉郭凤莲：“明天一早你下地劳动去，不要来。这里的事我顶着。” 次日，1976年9月5日，毛泽东病情恶化，中共中央急电召江青和陈永贵返京。在北京，政治局委员们开始了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守候在毛泽东身边。华国锋特意把四人帮分开，各方面人士穿插，两三个人一班，免得彼此猜疑假传圣旨。那几天，生命垂危的毛泽东主席躺在里屋的铁床上，值班的政治局委员们坐在外屋的沙发上，警卫和秘书等候在游泳池小院门口的小轿车里。就这样一夜一夜地坐着，等着那个时刻的来临。 1976年9月8日夜，毛泽东的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刻。全体政治局委员都集中到了中南海游泳池。 叶剑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B41 在休息室里，政治局委员们紧急商议着毛泽东主席的后事安排。伟大领袖突然去世，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告全国人民书怎么写？四五月分毛主席还接见外宾，怎么突然就不行了？还有紧急时期的国防问题，军事部署问题等等。 1976年9月9日0点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政治局委员们再次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围在遣体前低头默哀。 三个小时后，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议定成立治丧委员会和追悼大会的安排等等事项。会议临近结束时，江青开口了。她说：“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忽视了批邓。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她说：“批邓反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变颜色的大事，半年多了，邓小平批而不倒，这不是很危险么！”江青建议立即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叶剑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主张非常时期一切以团结为重。B42毛泽东尸骨未寒，政治局内部的冲突便开始了。 毛泽东留下的世界是一个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世界。失去了最稳固的靠山的陈永贵不知道，毛泽东本人也说不清。病重期间，毛泽东曾经对华国锋、王海蓉和四人帮说过一番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顺便也谈了未来的难以预测。 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加那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B43 文革一开始就特别点名肯定，其后又越举越高的大寨红旗，当然是毛泽东的这笔遗产的一部分，是他的理想世界和理想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大寨红旗和陈永贵本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呢”陈永贵深感忧虑。 毛泽东主席去世后，陈永贵一连一个多星期吃不好睡不香。周恩来去世时他也这样，但那纯粹是悲痛所致，很少患得患失的忧虑。陈永贵进政治局后，每年见毛泽东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三四次，虽然相见时毛泽东待他很随便很亲切，陈永贵也觉得无拘无束，但毛泽东去世时陈永贵在感情上的影响显然不如周恩来去世的影响大。陈永贵也流了几次泪，不过，使他吃不好睡不香的原因更多地来自深深的紧张不安和繁忙的工作。 9月16日，离追悼大会只剩两天了。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让大庆和大寨的代表到京参加追悼大会。陈永贵感到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们还没有忽视大寨，心情好了不少。 16日半夜2点，郭凤莲接到电话，立即动身进京。到京的当天晚上，陈永贵到郭凤莲下榻的民族饭店看望，忧心忡忡的谈到当时的政局。陈永贵说：“阶级斗争很复杂，有些人跳出来公开为邓小平翻案。我们靠党中央，靠毛主席的路线。”陈永贵若隐若现地对郭凤莲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好好理解。修正主义头子，哪一个不是在党内。过去用钱财压迫别人，现在是拿权压迫人，剥削人。刘、林、邓就掌了权了。这些要加深理解。”B44 陈永贵显然已经感觉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风声。他对四人帮不满，也对为邓小平翻案不满。一切试图改变毛泽东的传统的举动，都是对他的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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