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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陈永贵好像跌进了低谷。郭凤莲说陈永贵那一段“很彷徨”，“很担心”，他为大寨和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忧。 与陈永贵私交很好的华国锋很快就把陈永贵的担心打消了一大半。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亲自提议再开一次像样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四人帮干扰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他表示要亲自参加这次会议。陈永贵很留心这位新领袖的言行，他发现华国锋在会见外宾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大寨和大庆，多次表示要把大庆和大寨这两面红旗更高地举起来。看来，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确实要成为华国锋主张和坚持的发展道路上的两面大旗。 1976年12月10日，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不过两个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便“在华主席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北京隆重举行。华国锋出席大会并讲话，表示要把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举起。华国锋的讲话被70多次掌声所打断。陈永贵在这次会上做的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也赢得了60多次掌声。这一切使陈永贵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第二次全农会闭幕的第二天，12月28日下午3时，华国锋像毛泽东做过的那样，以请客吃饭的方式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大寨大庆的偏爱。华国锋把郭凤莲、宋立英、李喜慎、王金籽、王谦、王庭栋和三位大庆代表请到人大会堂福建厅，由汪东兴和陈永贵出席坐陪，设宴款待工农业两面大旗的代表。 宴会席上很是热闹，宾主谈笑风生，相互敬酒让菜。陈永贵劝郭凤莲尝一道汤，说：“快吃吧，这汤很好。”郭凤莲刚刚向华主席表了决心，兴奋得顾不上吃东西。她后来这么说起那道汤：“看看就是不劣，也叫不上来，也吃了不大两嘴，高兴的。”这时华国锋举杯要和陈永贵干，郭凤莲也端着一杯绍兴老酒走到陈永贵面前，想称呼一声老陈又觉得不合适，就举杯说：“首长，咱干杯吧！”华国锋笑道：“哎呀，还是个首长哩啊。”陈永贵假装怒道：“看我回去训你吧！” 宴会桌上，华国锋谈了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内幕，并且亲口说道，四人帮要把大庆和大寨红旗砍倒，我们就是要将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地举起来。 这餐饭吃了三个小时，比当年毛泽东宴请陈永贵的时间还多一个小时。 宴请之后，陈永贵把昔阳的部下叫来，将这餐饭与12年前毛泽东宴请他的那次做了一番比较。他说：“这意义可深刻哩。12年前，就是毛主席诞辰的12月26日，毛主席叫我们在毛主席的家里吃了饭。那时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把我们请到身边来吃饭。”B47 陈永贵对昔阳的干部们说：“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问题，也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大寨、昔阳希望的问题，是希望我们带好头的问题，把华主席提出的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早日搞上去的问题，带头问题。”B48 这一年，陈永贵恨不得拿着鞭子抽着昔阳往前跑。他反复警告昔阳的领导：“你们要很好地认识全国的形势。依我看，到1980年全国肯定会有很多县是要冒尖的，甚至要超过我们昔阳。”他甚至吓唬李喜慎和郭凤莲：“华主席是高高举起大寨红旗，我看昔阳是不举，这就是个政治路线问题……要县有工程，公社有工程，要彻底打破小生产思想。” 这一年，在陈永贵的督促下，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建设达到了高潮。这是一项浩大的让河水改道的工程，耗资五千万，占山西省水利基建投资的十分之一。一旦建成，昔阳的缺水状况将一举解决。问题是这项工程的投资效益远远低于平均值，建成每亩水浇地的成本数倍于山西省的平均成本。以中国的财力而论，这类工程本来属于搞不起也不该搞之列，如果把这笔水利基建费投到别处，可以建成更多更好的水浇地。不过，当时主要算的是政治账，陈永贵急于拿出一个新昔阳来，迎接打算在198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是，一项将使陈永贵耿耿于怀甚至死不暝目的首长工程就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上马了。 这项工程后来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工程的非经济考虑及花费很多。譬如李家庄渡槽，技术人员原来建议修一个倒虹吸工程，埋一根管子就可以将水引过山沟。这样干一百万元就够了。1977年5月22日，陈永贵到工地说：“我喜欢搞渡槽，不要把工程都埋在土底下，李家庄是昔阳北大门，修得宏伟一点，一到昔阳边境就可以看到昔阳西水东掉工程。”此后李喜慎更明确的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渡槽要高，跨度要大，要宏伟壮丽。”结果，投资359万元，投工28.8万个，修了一座全长670米，气势如虹的大渡槽，多花了三倍多的钱。（注：参见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61页） 华国锋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对陈永贵的心思。1977年2月7日，华国锋批发了一篇很著名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联合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学好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份重要文件，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夺取天下大治的伟大胜利。社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誓言般的话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后来就成为一派政治势力的称号。 陈永贵极力帮助华国锋树立威信。1977年8月25日，陈永贵在昔阳对县委和各公社书记下达了一道指示：“华主席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在我们县所走过的社队和单位，必须留有纪念。……华主席在我们县跑了不少社队和单位，用过的家具，作过的指示，到过的地方。展览馆里选择一个突出的地方，突出地展览，宣传华主席的领袖地位。必须留有纪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977年9月11日，陈永贵一直小心观察的两位未到过大寨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光临大寨，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寨道路的肯定。 这天的天气极好，秋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静静的没有一丝风。田野里的玉米快成熟了，高梁也红了。陈永贵心情愉快，甚至还作了一首诗。诗云： “谷子长彻边，玉米挤塌山。 脑袋朝东南，咋能不增产。” 陈永贵上一次作诗是12年前，毛泽东请他吃生日宴席的时候。那是他平生的第一个高峰，高兴得不知如何表达，便作诗一首，云： “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景更宽。 莫说此山无人到，更有高峰在前边。” 陈永贵这回如此高兴，是因为叶剑英和汪东兴要来大参观访问。这两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因粉碎四人帮立了大功而权重一时。叶剑英更因在军内的地位和老帅的身份而举足轻重。陈永贵很留心叶剑英对大寨的态度，注意到他曾经在三个多月前召开的学大庆会议上说过“不仅要学大庆、大寨的今天，还要学习他们的明天”这句孕含着极高评价的话。他还清清楚楚地记住了叶剑英说的一句话：“毛主席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这次叶剑英携全家访问大寨，陈永贵自然喜出望外。 在昔阳和大寨参观的那几天，叶剑英兴致极高。在虎头山上，大寨人赠给他一穗一尺多长的玉米，叶剑英高兴地把玉米扛在肩上，不让人搀扶，迈着大步往山下走。汪东注跟在后边唱起了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后来叶剑英身体不适，有点发烧，便在屋里写诗。陈永贵和郭凤莲请汪东兴题词，写几个字。汪东兴提笑写道：“学习大寨人民……”陈永贵道：“最好不这样。”郭凤莲也说：“汪副主席，你这样写，俺就不叫你写了。” 汪东兴停下笔，说：“永贵啊，我是真心实意学大寨，我不说假话。毛主席在世的时候，经常对我们说，大寨很好啊，应该向大寨学习。毛主席因为年老，再加上工作忙，活着没能来了，现在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也要来，这次总算来了，也亲眼看了。我和叶副主席来，完成毛主席的遗愿。我是真心真意学大寨。全国农村搞成大寨这个样子，多好！就像小平同志说的样子，三分之一，那粮食就没处搁了。所以，我应该写这句话。”B49 陈永贵听了，两眼泪花闪闪，说：“我赞成写这句话，因为大寨不是我的，是党的，是全国人民的。” 汪东兴说：“这就对了。这就站在政治局的立场上了。”说罢，挥笔写完了题词：“学习大寨人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叶剑英酝酿了几天，也写出了八首诗，题为《大寨杂咏》。他在小序中写道：“1977年9月11日至15日与东兴、永贵同志到大寨学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感触所及诗以记之呈请东兴、永贵二同志斧正。” 诗中赞道：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粮能超去岁粮。 层层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一起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心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同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世艰， 文艺少年真秀质，狠抓妖妇表心丹。 火车飞跃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英雄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上虎头山， 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陈永贵笑声朗朗。他和大寨、昔阳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 这年年底，昔阳的粮食因风灾减产，总产27亿斤。在大灾中能打这么多粮食确实不容易。可是陈永贵预先说出去了今年大增产，估产32亿斤，受灾后也是“产粮能超去岁粮”，如今差了四千多万斤却如何是好？昔阳县委常委们争执起来。有人试探性地建议如实上报，王金籽反问道：“粉碎四人帮第一年大减产？可不敢。哪怕少增点，零点几。”结果昔阳再次大胆虚报，号称产量超过33亿斤，比陈永贵吹出去的还多一千万斤。当时主持昔阳工作的李喜慎后来说起此事，摇头叹道：“华国锋上台，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你减产四千万？大减产？可不敢。我不敢，没这勇气。” 这一年，昔阳的弄虚作假竟走向世界，骗到了联合国头上。那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去昔阳考察，听说皋落大队搞得好，就去皋落看。皋落的粮仓里有十万斤玉米，但是颗粒小，不好看。于是皋落向公社粮站借了200麻包玉米，让社员连夜扛进大队的仓库冒充口粮，把那十万斤小粒的玉米说成是饲料粮。 远远望去，标杆大寨县的红旗越升越高，迎风飘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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