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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在自己的鼎盛时期，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19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能通过。现在他的羽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自己亲信的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说：“各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要要呀。”当时台下坐着几个记者，陈永贵冲他们吩咐道：“这个你们记者同志不要给闹出去，我们有这样一个考虑，这没有经中央——我们现在是一切服从中央，按华主席的指示办——有这样一个考虑，这都没有向中央请请示，我们有这么一个打算，考虑一下，让昔阳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能够坐在会场上参加昔阳的干部会议的记者，都是靠得住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记者。他们对陈永贵的指示绝对服从。有胆敢不服从者，陈永贵也绝不客气，干脆就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这种事陈永贵已经亲自干过不止一次了。 陈永贵继续说道：“以前我就说过，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们，是害怕我们讲这。我们不讲。我都布置过，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总有一天要要。现在要要。要这经验。怎么不好？你昔阳还没有实际体会？你看看这几年大队核算多痛快，特别是支部书记。我也是支部书记，你看那时多麻烦，那么多队，这个来闹这，那个闹那，闹得你怎不得怎。有这个实际体会。所以昔阳文革当中马上过渡。你看过得怎么样？过的也不错吧。解决了多少困难和复杂，对搞农业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好处相当多，您给咱往起总结。干了这么多年大队核算，刚开始的经验，逐渐逐渐的经验，要真地要哩！准备好！要这东西呀！总结起来以后再给中央报告，不要事先往出传，传出去就不好了。有些四人帮还没有批深批透批臭，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了。” 陈永贵当然清楚农民对大队核算的这类杀猪砍树式的恶性反应，他自己就在办合作社的恐慌之中买过价格特别低廉的毛驴。对这种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难题，陈永贵的办法似乎只是给人家上纲上线，以大批判威吓震慑。 陈永贵说：“我也听到一些反映说，一提大队核算，贫下中农就要杀猪砍树，什么什么。为什么要给贫下中农加这些罪名？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道！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这本来是阶级敌人破坏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却说是贫下中农一听说大队核算就杀猪砍树，卖牲口。我不满意这种做法。不能给贫下中农扣那帽子。”B50 恐怕很难说陈永贵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但是中国农民即将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热情证明，他的这番话距离事实真相非常遥远。他的心中显然有一套强大得足以抗拒事实的来自意识形态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他甚至准备走得更远。 1977年夏，陈永贵在昔阳布置了大队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他计划从大寨公社开始，逐渐从点到面，全县开花。他想得比这还要远。按照他的设计，昔阳将变成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 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按照陈永贵的指示，制订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草案提出，要使大寨公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从大寨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草案设想：“公社干部逐步改为半脱产或不脱产，工农商学兵都一样挣工分，进一步调整人的关系。”计划草案要求大寨公社要办好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大跃进中展现的理想又复活了。（注：转引自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42页。） 当年年底，大寨公社宣布试验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社所有制的样板。陈永贵听了很兴奋，指示李喜慎要抓紧抓好。李喜慎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渡主要是思想的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B51 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在了第一位。既然越穷就越敢革命，越无所顾忌，思想也就越过硬，那么也就越容易过渡。这条路子后来被讥为“穷过渡”。 1977年11月16日，陈永贵反复呼吁多方活动的努力见了成果，华国锋指示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中国有八亿农民，10%过渡是一项涉及到八千万人口的大政策，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大得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的态度”，这条指令对农村干部的思想影响也非同小可。对这项影响重大的新政策，多数省份心存疑虑，强调要先搞试点，有的只安排了调查研究，反应相当冷淡。 这年冬天，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动起来了，搞了成批过渡。万人动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同时，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示出来的是对中国农村的单薄的生产力的杀伤力。 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验中，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嫌公社买而大队用的牲畜和机器你用多了我用少了。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的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到大队。 就连学大寨的英雄李锁寿也不能接受公社所有制。他当时在邻近的平定县当县委书记，回家看到南垴大队正在被人家共产，忍不住对记者发牢骚说：“我们拼命干的时候，河南大队在干什么？我们买马的时候，他们在卖马。现在我们财产多了，要搞公社核算，合理吗？”（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１２９页） 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 陈永贵掀起的局部性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春去秋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像点着陈永贵的鼻子一样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 这个文件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陈永贵根本就没有插手的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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