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炊事班的这位同志倒下去后，徒劳地挣扎过，后来他被人们发现了，人们往他身上浇了两桶冷水。接着，人们还是不愿意承认他已死的事实，还是把他抬到了卫生队去抢救。……军医后来说，他前几天得的病是肠道传染病，是中毒性痢疾。 鉴于有一个痢疾病人死在伙房，团部卫生队马上派来了一个军医和两个卫生员。他们首先监督炊事班将那口曾是那样轻易地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大锅灌满水，烧了几个小时——水沸腾了，蒸发了，又倒进去几桶水，又让它沸腾、蒸发…… 接着，发给我们每人几片痢特灵，说，我们即使没有感到不舒服，也要吃下去。做完这些，军医就领着他的两个卫生员回卫生队了。 我们疏忽了。我们对死者的悲哀超过了我们对死者的警惕。我们对军医的嘱咐和军医留下的药片，态度是很不认真的：有的人吃了军医留下的药，有的人等军医一转身，就大大咧咧地将药扔了。过了两天，有人感到不舒服，这端倪又未引起我足够的注意，我还认为感到不舒服的人不过是头痛脑热，躺几天就会好。团部卫生队太远，我们一般不愿去找他们。那天，老兵邓炮生一天没有吃饭，却连续地跑厕所。他知道不好，扌绝了一根枯枝作手杖，一个人走到了卫生队。结果，他没有回来，被团部卫生队隔离了。 老邓是第一个。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几天之内，我们排一条条原本是好好的汉子倒了下来。不但我们排，我们全连也是这样。和我们毗邻的一连、三连、四连，还有二营和三营也相继躺倒了不少人。卫生队紧张了，他们临时支起了两顶帐篷，还有人满之患。团部知道了这一情况，团长的吉普车象一匹被火燎着翅膀的蚱蜢，从这道山梁窜到那道山梁。他视察每个连队，瞪着眼睛呵斥每个连长：“停工，停工！赶快治痢疾！不然，我们一个团倒下了，会挨全军通报的，我们会成典型的！”据他告诫他的部下，象这样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的大规模地躺倒人，在我军的历史上，只有过一次。那是建国初期，XXX部队进藏，还未抵达预定地区，就因疫病一蹶不振。这个部队后来挨了通报，全团解散。团长似乎预感到一次极大的不幸，他说，“我们搞不好，也会挨通报的！” 团长到我们连视察，连长把我唤去陪首长。团长背着手看了几个窝棚，说：“病号和好人不要住在一起了，隔离开来，再搭几个棚！” 参谋长在一边插话：“一时搞不到薄膜和芦席。” 团长说：“真没治！要这样没这样，要那样没那样，让大家去死是不是？……想个办法吧，各排打乱，病号集中住到一个棚里去。好人住另外的棚！” “是，” 轮不到我跟团长说话。我倒是把他的新公务员喊到一边问，团长现在早晨是不是还往没有人的地方跑？回答说是的。我心里好过了一点。我叮嘱他，现在非常时期，痢疾病人多，要敦促首长再跑远一点；首长一天中最惬意的休息，就是早晨的这一次，你要照顾好首长，心底里不要有那么一点儿反感。 我知道，这些话其实不用我说，他不用我吩咐。可我忍不住。我总觉得，这么一个老头，如果是工人，早退休了，每天去公园湖畔打打太极拳，在暖和的太阳光下钓钓鱼，或者和老伴不快不慢地逛逛早市，戴起花镜歪在藤椅上看报、打盹，那多惬意！何苦象他这样疲于奔命地到处颠。他也太可怜了！ 新公务员没有厌恶我，十分懂事地点点头。我望着他秀气的脸，猜他的年龄——十八吧？早熟啊！ 早晨，我还没有起床，但我发现罗幽兰趿着鞋跑了两趟厕所，到第三趟转来，起床号才响。我知道他性格乖戾，便选择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问他： “你闹肚子？” 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种默契；不说痢疾二字，用轻泛的“闹肚子”，称呼比问肚子严重十倍的灾难。 “唔……啊，不！我好好的，没事！”罗幽兰矢口否认。 “你早晨跑了几次厕所了？” “我……拉得出，我只是拉稀。”他再次肯定自己的健康。 我再次盯了盯他的肤色：一种比黄要黑，比褐又稍白一点的颜色——顺便说一句，凡是在乌峒停上一年，用乌峒一年四季都凉彻入骨的冷水洗脸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染成了此种颜色。这颜色于我铭心刻骨。我敢说，两个衣著一样的军人走在人丛里，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他们其中的哪一个是来自乌峒的工兵。 他的肤色似乎变异不大。但我不放心，我说，“要是你觉得不对劲，还是到一号棚去啊！” 他阴着脸不回答我，掉头走了。 一号棚已经挤满了痢疾病号。二号棚也正在拾掇出来。几十个病号挤在一个棚子里。棚子外，依然是苍黄的天空和浑莽的山峦，棚子里却没在以前的那种军人式的清苦的整洁了；被装比较乱，这倒在其次，最不堪的是窝棚内充盈着一股腥血和污脓的秽气。一种发自肺腑的企图摆脱病房拆磨的低沉的呻吟，象狼舔着自己的伤口，执着而哀婉，一阵一阵透过薄薄的窝棚塑料布传出来。每一声呻吟完毕，是一个长长的停顿，似乎已经停止了呼吸；尔后，生命又开始积攒第二次呻吟的力量。这些病号刚上完一趟厕所，才躺上床一会儿，又有胀的感觉，又要孱弱地爬起。苍蝇，并不肥沃的乌峒山地不知为何麇集了如此众多的肮脏的它们，它们在窝棚内外起飞降落，十分忙碌。病号已经没有力气驱逐它们，护理病号的人也驱赶不过来。有的苍蝇吃饱喝足了，栖息在白单上，白单上到处留着它们到此一游的黄稀；有的病号在铺上一滚，便可能压死一匹大腹便便的苍蝇。 一二号棚既然如此不堪，人们是多么不愿意陷身进去啊！可是为了他人的健康，我们又不得不把染病的战友投入这个不堪之地。 及至我病，我不等他人注视我，就非常自觉地走进那活似一口大棺材的一号棚。我的行动，可谓是自我牺牲精神极强了。 将罗幽兰抬进隔离棚，简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全排最文质彬彬的他歇斯底里大发作，不停地叫嚷： “我没病，我不是痢疾！我不是痢疾啊！你们不要对我这样，你们不要恶毒啊！……”他象一个失去理智的女人那样，用指甲去掐抬他进一号棚的两个人：“放开我，放开我！小辣椒，你也欺负我？我哪天揍死你！” 他只要愤怒，就预售杀死或揍死某某某的诺言。 我第一次没有责备我的这位性格乖张的战友，我觉得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有邓炮生、罗幽兰和其他战友病在我的前头，按说我对痢疾的痛苦该有充分的思想相备。但是，人致命的弱点是总爱将事情朝好处想。我总以为，拉痢疾不过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吧？那就多跑几趟厕所嘛！如果实在太频繁，干脆不出茅厕就是了。 况且，一二号棚已经挖了专门供病号使用的厕所，相距不到四十米。 不能怨我们一二号棚脏，我们的病号能够做到的都已经做到。我们尽量自理。但是，病魔好象比我们更有力量。在它的那张黑色的脸孔下，我们蜷缩在薄棉被里，怎么躺着都难受。我们的肠子仿佛在揪结，在溃烂，在灌脓出血。胀感一下子潮水般地涌来；你在克制着绞痛的同时，一步步艰难地去走那一天中不知要走多少次的地方。病笃的人，一身已如稻草，风都能吹倒；当你好不容易走完那四十米，抵达了目的地，却又毫无排泄物，而胀感丝毫没有消失…… 重复了几次，你渐渐怀疑自己的胀感。你以为能以意志征服胀的浪潮时，秽物竟然不期而至。虽然只有一点点，给人挫伤却极厉害，它似乎是这样宣判：你看，你已经不行了，一饭三遗矢，你连人最基本的功能都己丧失，不能自制了。 这太过分了！这生生就是敲响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对生活还充满憧憬的年轻军人的丧钟啊！ 哭声就是由此而来的。 这天，乌峒刮着犀利的寒风，连部门口的一棵老樟树，脱尽了皆是病斑的树叶。远望逶迤的山峦，因为无树无草，刮起风来象沙漠一样昏黄。冬天将至，其他鸟不见踪影，乌鸦倒十分勤快地往复；它们的阵容庞大到遮黑半个天空。它们极喜欢栖息在一二号棚顶上，似乎从一二号棚嗅到什么死气。我拄着一根棍子上厕所，棍子是小辣椒给我削的，他一直要来陪我。为了他的健康，我不允许。我发现他的脸庞儿仍是红晕晕的。他说。他现在吃辣椒加了三倍的剂量。而且。个个都是辣味极冲的“五爪龙”。说完，他又从兜里摸出一个辣椒，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嘴里。我想，他能保持他的健康，与多吃辣椒大概有关；应该为他庆幸。我不能设想，他病倒了会是什么样子。他走后，我感到冷。我没有想到，乌峒一变天，空气就如此干燥凛冽，云层愁惨地掠过一凹一凹的、似乎在微微打着冷战的地皮。我孱弱地支着木棍，孱弱地迈步。一股寒风卷着黄尘扑来，我感到寒风的每一丝都深深地扎进了我的骨髓。我咳嗽了一声，咳得下腹阴阴地发疼。我象一棵任风折腾的纤瘦的草，在一天需要往复多次的路上跋涉。四十米的距离一下子变得遥遥无涯……后来，我蓦然发现新挖的一条沟，我没有办法绕过它，使稳一稳自己，战战兢兢地先把棍子撑过去，接着迈动右脚。我以为自己的右脚已经抵达了彼岸，谁知脚已经踏空，刹那间我意识到了脚不到位，但却没有力气纠正它，只好听凭它僵直地、死尸般地跌落下去。“咚！”我听到我摔倒的声音，却居然没有痛感。 我静静地躺着，最初的几分钟，我莫名地生起一种荒诞的、似乎灵魂在出窍的意识。我觉得妥帖和舒服。我望着沟两壁刷刷落下的泥土，忽然极不振作了：我愿意这些泥土更多一些落下，崩溃也罢，掩埋也罢，我一概无所谓，甚至进而觉得那样会更舒服，更适得其所。至于天上苍黄的云和鼓噪的乌鸦，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我的背底渐渐变凉了。 我最终还是批判了自己。我拂了一把脸上的泥土，努力动了几动，毫无效果。我喊了两声，没有人应。我竟然不能从这么一道并不深的沟里爬出来，这使我对自己极端鄙夷——我，一个时时注意在战友们面前保持尊严的年轻军官，轻轻地哭了。 这种情况几乎维持了近两个月。 仅仅由我们团部卫生队来对付乌峒的瘟疫，是远远不够了。师部、地方军区、基地指挥部以至兵种后勤部，都先后派出一个个医疗队。 那么多的白大褂飘到乌峒，大抵如同一些雪花坠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要说有很大的反响也不是事实。 最后，来救灾的不止是搞医务的，连一些著名的地理地质及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乌峒。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研究此次病因。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不象医生诊断书那样直接。他们说，乌峒地区施工多年，生态平衡遭到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破坏，空气、饮用水已被严重污染，维持人体正常新陈代谢的铁质、钙质还有什么什么素得不到补充，是造成发病的重要原因。地理环境如果一时得不到改观，最下策的补救措施是：施工部队进入乌峒，一般不要超过两年就轮换。 两年？我已经在乌峒三年。于相才指导员是乌峒的元老，他已经七年。七年，他只有七个月（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的时间生活在家乡的田野上，其余的六年五个月，他就不屈不挠、结结实实地吞着乌峒的风，鸟峒的沙，乌峒有毒的和无毒的、缺这个少那个的空气和水…… 经过科学家们指出以后，我们才注意到，乌峒的空气好象不透明，有颜色，淡淡的铅灰色。 可是，我们依然得在乌峒干下去。我们是战士，战士最基本的素质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指挥，这两个被我们喊惯了的字眼，一下子在我们面前幻化出它的体积来：它好象是一座山，那样庞大、巍峨、严肃。冷漠。我们仰望着这座永远不可逾越的山，心底里并无格外的怨气。我们可以站在高一层的角度——站在能够决策部队是否撤换的那一级首长的角度——想一想：乌峒需要技术工兵，象老练的、善于点炮的邓炮生，象风钻手一班长，他们熟悉一整套乌峒特有的保密规矩，练就了一套适应乌峒施工的特殊本领，包括席地而卧的本领。撤下一支熟练的施工部队，换上另一支对乌峒的一切全部陌生的部队，一切又得从头做起：适应环境，宣布保密纪律，掌握施工技术，等等，这一切远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做得到的。弄得不好，乌峒基地的建设可能永远只会是兵种保密库里的蓝图。 我们豁达地替首长着想了。我们一个个好象城府很深。日出日没，云起云飞，我们把自己的情绪裹起来，不允许它在血与汗交融的土地上冒泡…… 我们是兵，我们认命令，我们有一句镌刻在心底的座右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认为这是不过分的，相反，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的骄傲。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