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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纯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松花江上》这首悲壮的流亡歌曲，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志士，拿起枪来，冒着敌人的炮火，投入拯救伟大祖国的斗争！著名女作家白朗唱过它，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罗烽唱过它，那伟大的爱国主义旋律至今还激励着人们的心…… 白朗不是生在松花江畔，然而她说：“松花江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给予我许多温暖，也给予我许多痛苦和宝贵的人生经验。我仿佛一棵刚出土的嫩苗，经过松花江水的灌溉，才慢慢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因此，除了故乡之外，我更爱松花江；我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有时，更甚于生我的沈阳。” 白朗是沈阳人。1912年8月20日生于城里小西关，原名刘东兰。罗烽（1909．12．13—1991．10．23）是她的姨表兄，比她大三岁。祖父刘子扬是沈阳有名的中医，后来当了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的军医处长，罗烽父亲则在军医处担任拟稿员。这时，白朗和罗烽两家先后搬至齐齐哈尔，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二人青梅竹马，度过童年和少年生活。白朗十一岁时丧父，不久祖父失业，患病去世。这使家庭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白朗的母亲善良忠厚，非常喜欢罗烽，将大女儿许给了他。但不久，大女儿因患肺病死去，她又将白朗许给了罗烽。1929年十七岁的白朗同罗烽结婚，他们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年轻的白朗，因受新思潮和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烽的影响，十分厌倦旧式家庭生活，她像樊笼里的云雀渴望蓝天一样的渴望着新的天地。 松花江是美丽的，但哈尔滨是一座染着鲜血和罪恶的城市。敌人的魔爪蹂躏着东北，奴役着那里的人民…… 1929年罗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黑龙江省呼兰县至北安的“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北满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的宣传干事，他一面工作，一面秘密从事编印地下刊物工作。他常常早出晚归，曾引起婚后不久的白朗对他的怀疑，以为哈尔滨有他的“情人”。1931年，当东北被强盗攫取，白朗的爱国主义感情在痛苦里辗转的时候，罗烽把自己的隐秘向她公开了。那长方形的油印小册子上的蝇头小字，像希望之火在跳跃，像旗帜在飘扬，那上面，除了拯救失土的策略和步骤外，对未来新社会的建立也有周密的计划和理论。刊物上的每句话，都是白朗的心里话，她找到了新的世界，政治上有了寄托。以后，她读了不少新书和文件，眼界开阔了。白朗回忆说：“从此，我的智慧开了，我开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道路，追求着真理，追求着光明，追求着我所不懂的一切……”不久，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她，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亲自指派巴来（金剑啸）和白朗协助罗烽工作，白朗从此成了罗烽的得力助手：帮助他保存文件、资料，刻写蜡板，印刷刊物；她还变卖了结婚首饰，以支持抗日宣传经费的不足。此后，白朗的家，成了一个反满抗日的中心，编印小报的印刷机关。反日同盟会开会，也常在她家召开。 1933年初，罗烽担任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和哈尔滨东区区委宣委，同巴来一起负责北满文艺宣传工作。4月，白朗考取了进步报纸《国际协报》，先任记者，后主编每天半版的该报副刊《国际公园》和《儿童》、《妇女》、《体育》等周刊。在罗烽的具体帮助下，白朗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同年，又主编新创刊的大型周刊《文艺》，得到萧军、萧红、舒群、金人、林珏、梁艹倩等作家的支持，成为与长春《大同报》创刊的《夜哨》齐名的反满抗日文艺阵地。这两个刊物，在大城市知识界和抗日联军、游击队里都有广大的读者。白朗团结了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结识了萧军、萧红和金人等东北作家。这期间，她还参加了星星剧团，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是她文学生涯的开始，她以刘莉、弋白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她的第一篇创作，是描写两代人的隔膜、歌颂青年人叛逆精神、暴露老年人的保守与落后的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在《夜哨》上连载了十一期，在《国际协报·文艺》上连载了小说《悚栗的光圈》、《四年间》、《逃亡日记》及《琴音》、《她一直望到黎明》等。这些作品，无不有着浓厚的反封建色彩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字里行间透露着理想之光，是白朗跋涉文学道路最早的足迹，是她在东北沦陷时期留下的宝贵财富。 1934年，松花江蜷卧在北国漫漫黑夜里，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的每条大街每条小巷。3月，北满省委遭到大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白朗受着敌人的严密监视，生活上感情上都负担沉重：一方面她要东奔西走营救罗烽，照顾老人、承担家务；一方面还得坚持编好副刊，继续与敌人作战。年轻的白朗，沉着、冷静，以顽强的毅力，像中流砥柱一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考验。白朗说：“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野兽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归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呢？”在危险的环境里，她编发了四十八期《文艺》周刊，曾累得昏厥过去、流了产。她每夜都伴着不眠的灯，听着鸡鸣、犬吠、梆声，盼着黎明。这一段苦难的生活，为她一生投奔光明、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其中，杨靖宇对她的教育和影响最大。 1935年初，罗烽被判为共产党嫌疑犯，经过党的活动、白朗的奔走、呼海铁路二百多职工、同事捐款营救，以重金贿赂了日本领事馆的高级人员，方保释出狱。出狱不久即由金人和一位同事掩护白朗夫妇和老人上了火车，逃离腥风血雨的哈尔滨。在沈阳一个小店里，白朗和母亲、弟弟匆匆见了一面，便告别了故乡的骨肉和田园；当黑夜吞没了大海的时候，他们登上了从大连开往上海的日本船，投奔已在上海的萧军和萧红。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律师家里，白朗夫妇和萧军、萧红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当时二萧发表文章还不算多，正在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出版而奔走，生活上也很狼狈；如果他们长期住在一起，互相影响，就很难写出东西，于是白朗夫妇搬到舒群、塞克住的美华里亭子间。在那里，大家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舒群、塞克、沙蒙等人更苦，没有正常的收入，经常没有饭吃。白朗夫妇刚到上海，身上还有点钱，包一个客饭，为大家都能吃一点，经常同这些穷朋友分而食之。 到了上海，白朗已经怀孕；动乱的生活使她无法动笔创作。1935年底至1936年初，正是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之争激烈的时候，罗烽参与了这场论争，而白朗却在极坏的条件下，潜心写作，《月夜到黎明》第一辑里的绝大部分散文，就是这个时期写的。这些散文多是“从个人的角度抒发个人的感受和心情的，但作为某一时代的青年的一种思想动态，也许还不失它的典型性。”同时，从那些描述中，“有关东北沦陷后敌寇的残暴、狡狯以及对革命力量的疯狂迫害，也许不无一点迹象可寻的。”（《月夜到黎明·前记》）这些散文，反映了作者所走过的一段路程，那许多斗争和往事构成了她的思想轨迹，“可以窥见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是怎样从无知趋向觉醒，由单纯的爱国主义走进无产阶级的阵营中……” 1936年在上海第三次搬家后，白朗结识了她所仰慕的著名女作家白薇，当时她们是邻居。这一年，她加入上海文艺家协会，和金人合编了《夜哨小丛书》，写了《伊瓦鲁河畔》、《轮下》、《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珍贵的纪念》等短篇小说，后来编入题为《伊瓦鲁河畔》（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里。这些小说，描写了在伪满、日寇的魔爪下，那些不甘作奴隶、有血气的最普通的中国人所昭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咱们的土地，谁打算给夺去，那可不行，这一块地有咱 祖宗的血和汗，有咱们祖宗的骨尸，长腿三，你想想，一个后代， 眼巴巴的看见人家把自己祖宗的骨尸盗去，那还叫人？ 贾德，冲这话，你小子有骨头！咱们的祖宗的后代全是硬棒 棒的，不是这样，咱们简直不能认他是中国的子孙！ 这是《伊瓦鲁河畔》里的主人公贾德和长腿三的对话，每个字都闪耀着永远不可征服的我们民族的精魂。 我死了，无论谁都不要为我流泪，当我瞑目之前，我看见一个为我所爱的人，正向为民族而牺牲的大路走去，我仿佛也看见了他的血花，我是快慰地死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吻》里的主人公李华用左指写在垅沟上的几句话。她要死了，但仍然用对祖国的挚爱鼓励自己所爱的人去为祖国而牺牲。白朗这时期的所有创作，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这一爱国主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同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士一样，投身到拯救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之中。不久。“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白朗和罗烽都参加了上海的文艺界战地服务团，她日夜在街头奔走呼号、募捐、宣传群众，慰劳伤员和难民…… 上海的日日夜夜，那是多么不安定的生活啊！艰难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迫使白朗夫妇先后搬了六次家，不到一岁的孩子，也在这灾难中死去。但坚强的白朗在祖国的苦难中变得更坚强了。她在散文《一封不敢递的信》中说：“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我们便蜷伏在上海租界里。为了信仰的关系，我们依然不能畅所欲为，依然受着无形的监禁。然而，从抗战发动以后，祖国总算解放了我们，我们的信仰已获得了广大的同情，如今，我可以自由地在人群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了。妈妈，你该高兴，你的女儿已经跳出了苦闷陷阱，让无限的欢欣与兴奋拥抱着了。”这是白朗来到上海投入抗战洪流后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写照。 1937年9月，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白朗夫妇和沙汀、任白戈、舒群、丽尼、杜谈等几十个文艺界的人（包括家眷），第一批撤离上海，来到武汉。当时，武汉、长沙是大批文化界人士的集中地，也是他们去重庆、桂林等地的中转站。白朗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活动，参与了罗烽、聂绀弩、丽尼编的《哨岗》的编务和丁玲、舒群编的《战地》的组稿、发行工作，还招待南来北往的文艺界朋友，杨朔、吕荧等人便常住在他们家里。罗烽只身投军山西临汾，白朗独自承受着一家老幼的生活和感情上的折磨；在文坛她不甘寂寞，以《西行散记》为题，发表了十几篇记述她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文章，留下了时代的真实的影子。这些散文于1941年结集出版，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再版。 1938年夏，白朗和罗烽先后到达四川重庆，在上游的江津找了一间房子，住了三个月，萧红也曾在她家小住。在重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生活是累人的，一家老小，生活更是苦上加苦。为了躲避几十架、上百架日本飞机的空袭，他们不得不多次迁居。 1939年夏，白朗下了很大的决心，丢下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罗烽、杨朔、宋之的、杨骚、葛一虹、方殷、袁勃等十四位作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周恩来亲自推举刚从英国回来的王礼锡任团长。她曾说：“我爱我的孩子，同时，我更爱那伟大的工作。”她渴望着轰轰烈烈的斗争！她和其他男同志一样，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男同志一起攀华山铁索，登千尺幢，越百尺峡，跨军马驰骋在中条山和太行山上，慰劳抗日将士。祖国如花似锦的河山，人民伟大的斗争精神，都深深地激动着她，那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又增加了几分火热。返回重庆后，在不安定的日子里，白朗以日记体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生动记录这次难忘的作家访问团的战斗生活的《我们十四个》，后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1940年初，她创作的中篇小说《老夫妻》，作为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这部小说，主要刻划、描写了自私、吝啬的守财奴张老财的形象，在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血的教训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从愚昧中醒来，改变了原来的性格，积极支持抗日。张老财的转变，反映了抗日斗争的一个侧面。这部中篇的诞生是她这次战地访问的直接结果。这时期，白朗还创作了一些以东北沦陷为题材的《沦陷前后》、《轮下》、《忆故乡》等短篇小说和文章。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动派到处屠杀进步人士。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白朗以八路军办事处家属的身分，同草明等人乘车赴延安，途中曾在川北、汉中等地屡遭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拦截、检查。稍后，罗烽化装为榆林邓宝珊军部军政人员同艾青、张什、严辰、速斐等人也到了延安。白朗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副刊编辑，艾思奇为副刊主任，同陈企霞、林默涵一起工作。她曾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一个时期，任理事；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艾青主编的“文抗”延安分会机关刊物《谷雨》上发表描写罗烽于1934年入狱后，她在狱外的遭遇及苦难生活的《狱外记》，还写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如萧红在香港病逝后所写的《遥祭萧红》等。 1943年，白朗入中央党校三部学习一年多，在那里参加了整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一五’旧本投降。白朗和罗烽于9月离延安奔赴东北故乡开辟工作。一百四十多名的干部大队，沿着秋山和长城，行行上止，神出鬼没地穿过许多封锁线，整整走了三个月，在大雪纷飞的12月，这个东北支队才到达辽宁阜新，准备进入沈阳。但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占领了沈阳。于是东北支队在西满挑南一带建立了吉江军区，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白朗负责军区《前进报》副刊和“前进”文工团的建团工作，参加了东北的解放战争。那段生活过得艰苦而紧张。当时政治上匪十分猖狂，经常在后方骚扰、打黑枪，前方的仗打得更激烈。 1946年，白朗来到第二故乡哈尔滨，被选为哈尔滨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担任《东北日报》副刊部长、《东北文艺》月刊副主编、东北文艺家协会出版部副部长、东北作家协会轮执主席。在人手极少的情况下，开拓着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为其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间，她曾深入农村，参加土改。这段生活，后来她写成六个短篇小说，辑为《牛四的故事》，于1949年由香港新中国书局出版。她在《前记》里说：“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由自己开始进入农村，……与农民接触，向农民学习的结果。从而认识了自己，改进了自己，同时呢，也正是改变创作风格的开端，这是与过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个集子描写了东北解放前农民在黑暗制度统治下所受的折磨和苦难，也描写了农民分得土地的欢乐。故事都是普通的故事，但都有其生活的典型性。在白朗看来，这本极为通俗的集子表现了她新的艺术思想，创作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沈阳解放后，白朗回到了久别十余年的家乡。那块曾是没有春天的土地生了她，她爱那遍野的红高粱和苣荬菜。但她的寡母和弟弟都未能熬过十余年亡国奴的人间地狱生活，而早已离开了人世。这在她的感情里留下不少悲凄。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她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同年12月又参加东北文联和东北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 多年的流浪和战斗生活，使得白朗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东北作家协会成立后，她便立即从事专业写作。 1950年，白朗用了三十个昼夜，一气呵成著名的优秀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这个中篇先后印行了十四版，二十余万册。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还出版了缩写本《真正的老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排印行。 《为了幸福的明天》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作品的主人公邵玉梅是一个贫苦人家拣回来的苦孩子，从小受尽了虐待，但也养成了她的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的性格。新中国的建立，给她带来了光明，她入了军工厂，得到了彻底解放，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她不断提高觉悟，从一个无知识的普通人，成长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为了爱护工厂，几次光荣负伤，以致残废。但她从不灰心，总是奋力自勉，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贡献给人民的事业。 作品的故事是以最后一次抢救邵玉梅为线索展开的，结构新颖，不落俗套，有倒叙、插叙、回忆及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艺术成就是很高的。这部中篇小说不仅生动地描写了英雄人物，同时还表现了建国初期东北社会生活的新风貌，新风气，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中苏友谊，组织对邵玉梅的关心、爱护，人民对她的爱戴。篇中有许多对纯洁女性心灵美的成功描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部作品是一部成功之作，是当代文学史上较早地描写工人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成功尝试，是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 1950年至1955年，是白朗工作最紧张、创作最多的五年。解放初期，工人、农民、干部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白朗更是信心百倍地工作着、写作着。朝鲜战争爆发后，她便往返于中国——朝鲜的卫生列车上接送伤员，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不断激动着她，于是创作了描写卫生工作者在抗美援朝医疗战线上斗争的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书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医务工作者、乘务员的忘我牺牲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及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1951年，白朗以国际妇联调查成员的身分赴朝鲜战场，参加了调查美国和李承晚暴行的活动，参加起草《告世界人民书》，揭发、控诉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同年秋，奉命代表蔡畅、邓颖超两位领导到索非亚参加国际妇联执委会。1952年随巴金等人到朝鲜战地访问；9月，奉周恩来总理委派，陪同英国朋友、作家、工党议员费尔顿夫人再次赴朝鲜访问；12月，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又应费尔顿夫人的邀请、奉周总理之命出访英国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三八”妇女节，因保守党政府拖延签证而未能成行；同年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大会，会后去赫尔辛基参加芬兰妇女大会；7月回国，翌日即换上志愿军军装参加以罗烽为组长的访问组奔赴朝鲜开城，同时参加了在板门店举行的朝鲜停战签字仪式；8月，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又一次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委员，1956年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如开的亚洲作家会议。她作为中国五十年代的国际风云人物，还访问过苏联、丹麦、奥地利、缅甸等国，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白朗是一位有成就的著名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在解放后最初的几年中，她以自己的卓识、胆量和才能，为祖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做了大量既劳心又劳力的工作。在创作上，这时期是她的丰收季节，除以上提到的作品外，还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出版）、《锻炼》（1957年，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四个女先进生产者》（1956年，中国妇女杂志社出版），散文集《斯大林——世界的光明》（195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月夜到黎明》（1955年，作家出版社）。白朗的散文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敌人的鞭笞、控诉，对革命的向往、追求，对斗争和往事的回忆，个人感情的抒发，旅欧、赴朝的记录，对战争的憎恨，对和平的热爱，以及祖国的伟大变革、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交织成的人类的爱。这些散文，是白朗灵魂的镜子，是她革命一生所留下的闪光的脚印，是她成长的记录。 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像大海，时有不测风云和狂风恶浪的骤起。正当白朗勤奋写作和工作的时候，于1958年春，在反右斗争中，她被诬为有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通天翻案之“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所谓“天”，系指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1956年，白朗为了潜心创作，避开会多、运动多的北京，躲到北戴河去了。这时，恰恰周总理和邓颖超也在那里。他们问白朗：为什么要批判丁玲。白朗讲了从1955年以来对丁玲批判斗争的情况，还表示了一点自己的意见。认为这种斗争太过了，不同意对所谓“一本书主义”的批判，“在创作上，我自己就是抱着争取多为党工作而写作的，那就是要为人民至少写出一本像样的书。”当时，邓颖超说：“在我们和丁玲的接触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她是一个反党分子！”她还非常感慨地对白朗说：“老头儿（指总理）时刻关心运动，他也忧心出现老毛病：上边要什么，下边就给什么……”这句话，正切中了反右斗争错误的要害。白朗虽没有对谁重复邓颖超的话，但她被定成“通天罪”，划成右派分子。罗峰被翻出1942年在延安发表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进行大规模的“再批判”，也被错划成右派分子。 1958年4月，他们蒙着奇冤，被赶出北京，送到辽宁阜新煤矿劳动改造。当白朗离开北京的时候，她满怀激愤地预言道：“有一天，我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因为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下，革命一辈子的决心从未动摇过。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也决不会抛弃一个真正拥护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肯定有那么一天，我仍然会肃立在党旗下面尽情高唱《国际歌》，党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我的生命。”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在危难中的自白！ 悲剧就从那时开始。在“阶级斗争”中人人自危；中国，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涣散人心。安定、强大、繁荣的国家是这样“斗争”来的吗？ 阜新，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她像一位健壮的母亲，敞开黝黑火热的胸怀，迎接自己忠诚的儿女。白朗同矿工一样下矿坑，上上下下要爬一百七十多级的木梯，很多工人都同情地说：“在我们煤矿，还从来没有见过女同志下坑。我们都够呛，而她却和我们一样……” 白朗，沉默着、劳动着；她没有吝惜自己每一滴汗水，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块燃烧的煤，也投入祖国的建设之中。后来，她被调到阜新地毯厂（一所完全用手工操作的作坊）和工人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气肿和气管喘息，在这沉重的劳动中加重了。疾病摧残着她，劳动折磨着她，政治压迫着她。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她在劳动上花费了劳力，但却没有得到半分报酬，连住旅社、治病，都要自己掏钱。 逆境中的人，时刻都受着大山一样的压力；心，就像泡在苦水里的莲子，人生，那是多么苦的滋味啊！但白朗，她是一位战士，仍然乐观地劳动着，她同青年女工一样，坐在高高的架子上织地毯，把自己的白发也都织进地毯的花朵。 几年熬煎后，1961年底，白朗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调到阜新市文化馆看稿子。这时，她振奋起来，创作激情袭击着她，她要创作了。白朗从不空发宣言，她是一位肯于实践的人。作家、艺术家也许都有一种习惯：任何时候都不停止自己的艺术构思。那几年，白朗如同被风暴抛入大海的一叶小舟，但惊涛骇浪终究没有吞没这位坚强的战土，她是那样执著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 在同工人一起劳动中，她积累了生活，相继发表《少织了一朵大红花》、《温泉》等短篇小说及《在起跑线上》、《纽带》、《火花》、《管得宽小传》和《跨海访师记》、《黑海红帆》、《人·物质·精神》等报告文学。那时，她虽然摘了帽，但毕竟还有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所以她常受冷遇，稿子被编辑无情地打回来，但她从不因此灰心，在低压的气候里顽强地生活。心，向着理想的世界；笔，写着光明的乾坤…… 1966年，黑浪四起，无情地破毁着共产党领导人民流血牺牲建造的家园，摧残着法律、正义和真理。白朗和罗烽，被关进中共辽宁省委“学习班”，挨批、挨斗、坐“喷气式”，弯腰、挂牌子……白朗的头衔是“大右派”、“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了幸福的明天》是大毒草；“造反派”质问她：“为什么明天才幸福！今天就不幸福吗？‘白’是反动的颜色，你为什么叫‘白朗’？”人类历史的黑暗时代，就是疯狂加愚昧的时代。白朗回答说：“白色纯洁，我喜欢白色。”于是她挨了毒打，从“学习班”又关进专政队。 1968年秋，辽宁的“牛鬼蛇神”被赶到盘锦干校。但干校不是天堂，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劳改集中营。他们的恶运没有结束，接受的是强迫劳动和继续被批被斗。这时，白朗一身重病，但在胡家公社田家大队同青年农民干着一样的重活。每天从住地出发，到二十里以外的冰天雪地里劳动，白朗为给大家烧开一锅水，她搂草、刨冰半天半天地趴在雪地上吹火，她是想用自己的苦，能给大家换来一点温暖啊！冷酷的严冬是那样无情，它那肆虐的风雪把白朗的脸、手、脚都冻烂了。在他们收工的时候，天色已黑，在没有月光的荒野走着坎坷的小路；到了驻地牛棚，常常吃不上饭，吃了饭，又要开批斗会。 白朗是一位性格刚强的人，宁肯玉碎，不作瓦全。1969年，在一次批判她的会上，她竟从嘴里掏出假牙回击那个诬陷她的家伙。政治受诬害、精神受折磨、肉体受摧残的白朗啊，受到重创的灵魂被推到了生命的绝境，于是重犯了1942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症，但这次最重，她变得癫狂得怕人，摔东西，把床单撕成布条，指名道姓地大骂大人物，周围的同志都为她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1971年春，白朗带着一身还在流血的创伤，被运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疗养”。 北京啊，你还记得十二年前，当白朗依依不舍地离开你的时候说过——“我会唱着《国际歌》回来的！”现在，她回来了，披着一身凄风苦雨。在北京，他们夫妇有很多共过患难的同志和朋友，但多处在自身难保的遭际之中。有的冒着危险偷偷地把命豁出去来看望他们，或相对无言，或说上几句互勉珍重的话，行动不便的，只能受着感情的宰割，内心里向白朗夫妇祝福平安。 阳光依然灿烂的北京，人们却过着黑暗的生活。重病缠身，“神志紊乱”的白朗，没有说过话，俨然是个“哑巴”。 性格坚强，又重感情的白朗啊，一生经历过许多生离死别的时候，但她没有流过泪。然而，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她的眼角淌出了两行长长的泪水。1976年“四五”运动爆发的那天，她那布满阴云的脸，忽然漾起了三月的春意。1978年，她的精神分裂症好转；翌年初，白朗——一个奄奄一息的作家的生命也复苏了，二十一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给她恢复了政治名誉和文艺一级的待遇。 1979年，满头白发、历尽苦辛的白朗，坐着手推车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不久，她从作协辽宁分会调回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从1978年仲春到1980年金秋，我先后看望白朗四次。我又翻阅了她的全部作品：三个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牛四的故事》、《北斗》，两个中篇小说《老夫妻》、《为了幸福的明天》，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散文集《西行散记》、《月夜到黎明》，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一面光荣的旗帜》、《锻炼》、《群星》以及《白朗文集》（五卷；1981—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使我对这位著名女作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有了极深的印象。如果她没有这二十余年的遭遇，她能给我们写出多少佳作？！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能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1980年秋，那是我最后一次访问她，我让她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名留念，罗烽递给她一支金笔，她顺手写下了“白朗”二字，并说：“这是我十余年来第一次握笔写字。”在场的女作家逯斐说：“白朗同志，您写得太好啦！”是的，还是那样潇洒、挺拔，同她的人、人格一样。这时，她当年那种英姿和风采，又重现在我的脑海……我希望，这次相见，能是她的新的开始，拣回早被摔掉的笔来，勾销“决不动笔再写一个字”的不幸誓言，用自己全部的爱和僧谱写出由《摇篮曲》、《流亡曲》、《春光曲》、《进行曲》、《回春曲》组成的大型回忆录《一曲未终》，作为新长征的开始…… 但是，她身患多种疾病，身体越来越坏，不得不申请离休。又一个十年过去，她的病并未见好，罗烽先行离她远去，这更使她的精神难以承受。生命就这样最后告别亲人，告别文学，告别再也回不去的东北大地。1994年2月7日白朗与世长辞，数天后在北京八宝山，我流着泪，同一百多位作家一起为她送行…… 1980年10月20日 1995年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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