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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舒荣 一 1933年8月。一个炎热、郁闷、令人窒息的下午。 广州口岸，停泊着一艘待启航的货轮。紧张忙乱的例行检查过后，船缓缓驶出。不知什么时候，从舱底走出一对青年男女，略显不安的神情中，流露出掩盖不住幸福的喜悦。 男的大约二十四五岁，老练洒脱；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学生模样，身材娇小，一对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 他是作家欧阳山；她，就是草明。 “九·一八”的炮声，把中学生草明从政治上混池、苦闷状态中惊醒。她积极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但不久便被军阀陈济棠赶回了教室。这时，有位教师介绍她认识欧阳山，他当时已经写了十四本小说，正创办用广州话写给劳动人民看的小报——《广州文艺》。 欧阳山看了草明的来稿很赞赏，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写法，鼓励她先多写短篇，还说人家莫泊桑就是先写了很多短篇，后来才写的长篇。她也参加了《广州文艺》的工作。他们一些人自编、自卖，十几期后为当局所禁，又马上把刊物更名《新地》继续发行。她常在小报上发表作品，描写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对命运的反抗。在欧阳山指导下，她写出了一部约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连同欧阳山反映流浪汉生活的小说《单眼虎》一起付印出版。为表示她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将“萌”字拆解为“草明”，作了笔名。 她还在何干之组织的秘密读书会里学习社会科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的成立活动。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似绷紧的弦，像欢快的进行曲。要应付功课，又要写稿子、上街售报、读新书……这批进步师生和文化人努力的结果，招致广东统治当局的怀恨，放暑假的时候，得知何干之、欧阳山受到通缉，黑名单上也有她。她和欧阳山正恋爱，把刊物托付给其他同志，二人便搭乘了这艘运生猪和菜的货轮。 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他们终于进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经欧阳山的朋友韩起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适逢左联一次盛会，欢迎以英国马莱爵士和法共古久列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她有幸出席，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一次，她和鲁迅在一起吃饭，饭后恭敬地递上一枚牙签。鲁迅先生说：“我不需要，全是假牙，也许敌人听后会高兴，以为我老掉牙了，但他们高兴得过早了。”她为先生的幽默和斗争精神深深感动着。 有人冒草明之名，在第三种人的刊物《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赶夜路》。她气愤之余，写了二百字的“声明”，斥骂冒名者的无耻，希望能在《申报》增刊上发表。鲁迅认为此举实为他人做义务宣传，便代为草拟数言，让她附在下次发表的作品后面，既达到目的，又不扩大宣传。这时，她领会到革命先辈的战斗艺术。 1935年，她被国民党逮捕，投入监狱。鲁迅先生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她，出狱后，又为她介绍医生看病，甚至亲自查看德文诊断书。鲁迅先生对晚辈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使她深受感动。终生难忘。在文学道路上，茅盾也给她不少帮助。 她和欧阳山在上海结婚，二人以卖文为生，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斗争的诗情。她常常参加左联组织的飞行集会，秘密张贴革命标语，在盟员之间、盟员与进步文艺界、与工厂工人、国际友人之间开展丰富而有意义的活动。她也曾先后和沙汀、叶紫、欧阳山、艾芜、杨骚、杨潮等作家，在“小说研究会”就创作上的倾向性、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过热烈的探讨，还曾担任刊物《作品》的编委，参加过“左联”最后一个机关杂志《现实文学》的工作。在上海的岁月，对于她坚定地走上为革命、为人民而创作的道路，是极为重要的时期。 二 1933年10月，在左联《文艺》月刊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倾跌》，这是她正式登上文坛的记录。 《倾跌》，通过描写三个缫丝女工沦落为私娼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外资入侵，我国农村手工业凋敝、破产，农民贫困化的悲惨景象。作家饱含着热情和希望，塑造了倔强、不屈和觉醒中的女工阿屈的形象——这可以说是草明一生致力于塑造工人形象的起步。 继《倾跌》之后，她在《作家》、《文学月刊》、《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又陆续发表短篇小说《没有了牙齿的》、《倦》、《进城日记》、《大涌围的农妇》、《和平的果园》、《阅历》、《我们的教师》、《小玲妹》及小小说《汉澜桥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说《绝地》。这时，可以说是她一生创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诅咒黑暗，从侧面反映工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艺术表现上，她不太追求情节和结构的完整，而是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刻画，长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也长于描写人物心理、形态和景物，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以“我”的闻见为线索，带动情节的发展，发现人生的种种画面，令人感到亲切信服。 她为什么将自己的爱和同情寄予工人、穷人；为什么将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掷向剥削压迫者呢？除了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革命理论的教育外，显然和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顺德县坐落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它盛产稻、甘蔗、蚕茧、香蕉、鱼类。很久以来，制糖、缫丝工业就很发达。草明的家在顺德县桂洲乡。 母亲是雇农的女儿，九岁时，因为小弟弟生病无钱医治，自愿卖身换取兄弟的性命。由于医治不及时，小弟弟一命归天，当姐姐的却做了广州一个徐姓官僚地主家的丫头，永远失去自由。到十六七岁，主人把她和另一个丫头送给一个姓吴的官吏做妾，这人就是草明的父亲。 她生于公元1913年6月15日，原名绚文。从小体弱多病，十岁时，个子像六七岁孩子那样矮小。她的复杂的大家庭，常使她厌恶和恐怖。嫂嫂总是责骂她没有天性，死了一个不满三月的弟弟也不悲哀；父亲的另一个老婆，常借用她的肉体来发泄自己的怨气；骄纵坏了的异母兄长和比母亲还要大的姐姐、嫂嫂们，也常虐待她，她好像一只可怜的小黄雀，被关在笼子里。 父亲的大家庭日趋破落，她初知人世时的生活知识，不是好看的衣服、漂亮的洋娃娃，而是抽屉里的“当票”’。父母的衣服、首饰、古董、字画、碑帖……进了当铺；父亲的几个老婆也一个个离开“倒了霉”的丈夫，唯独她的老实而从来没有得过宠爱的母亲，坚持留在家里，靠借债，靠手工，勉力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她的同母兄长，一个到香港广生行当售货员，一个在上海邮局拣信，还有两个念私塾。她跟着妈妈学习编织、糊纸盒子、做香包…… 家里经常没米，一小锅饭得先让父亲吃，然后是哥哥，到她嘴里已剩下不几口。肚子不饱，就出去跟着哥哥淘气，抓蜘蛛、钓鱼、摸田鸡，弄熟后，几个孩子分着吃。她也跟着男孩子爬屋顶。有时一个人留在屋顶上，望着辽阔的南天，变幻的彩云，便托着腮帮无边无际的遐想起来。 她的家乡，缫丝厂星罗棋布，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只有一家最大的是半机械化。她常去丝厂玩。晨光熹微中，女工们应着汽笛的召唤，急忙走向工厂。晚霞收敛在大芭蕉树丛后面，她们拖着疲饿不堪的身影走回来，木屐打着白麻石，似有无穷的哀怨。小草明不知道她们苍白的脸色是由于工时过长，成天看不见太阳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所致，更不懂为什么她们整年辛苦，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只是睁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羡慕地盯着这支长长的队伍。有时清晨和小朋友们跟在她们后面，一直把她们送到坟澜桥头；傍晚跟哥哥们跑到五里外的大凉亭，去迎接这支放工归来的队伍。 十岁那年，母亲打算送她进丝厂，但要准备拜师的礼品：至少一个金戒指，一套香云纱衣裤。那次没去成，因为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我国丝业不景气，丝厂纷纷倒闭，加上她体弱多病，长得矮小，腿脚跟不着翘板，只好作罢。 她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鼓励自己的女儿读书，认了字长大了好找个事做。她边跟妈妈学针线活，边跟念私塾的哥哥学识字，每天学一个，会了十个，奖励她一个铜板。她家有个书箱，零乱地装满《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笔生花》、《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她贪婪地读起来，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致明白了它们的意思。 十一岁那年，母亲送她进了邻村的小学，一年级念了半年，就跳级上二年级。二年级也只念了半年。因母亲生病，她只好停学。母亲因肺病在病床上熬了一年，便永远闭上眼睛，卸去了人生的负荷。 后来，她有比较自由的机会跟那些完全靠丝厂生活的姐妹们交往。她提出到丝厂去，家里的人都不赞成，哥哥们说不如到省城读书。但钱呢？她只能仍然呆在乡下，枯寂，无聊，苦闷，时时蹲在书箱子面前，啃那些看了一遍又一遍的书。 父亲经常不在家，也不顾家，溜到广州熟人家当幕僚，也有时替人写状子、写字，聊以糊口。她十三岁那年，父亲替人写状子打赢了官司，得了一笔可观的酬金，便写信叫回在香港的儿子替他管家，接女儿到广州念书。 由于有自学的基础，草明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很勤奋，各门功课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语文尤其突出。念满四年级，又跳级考入师范中学。半年后，父亲的钱用光了，只好回到乡下去住。一个在银铺学徒的哥哥，从每月二十四元的微薄收入中，分出一半给妹妹，供她继续念书。 上了中学，她一本接一本地看了“五四”以来的著名文学家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人的作品，继而转向外国文学。她最崇拜鲁迅和高尔基。鲁迅的斗争精神，高尔基笔下的穷人的崇高品德，鼓舞着她。她立志向鲁迅学习，要像高尔基那样也写工人、穷人。 四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从华北直逼南方。上海局势危在旦夕，她回到广州。 不久，上海沦陷，很多著名人士如郭沫若、廖承志、茅盾、夏衍等，都云集广州，盛极一时，文化工作很活跃。欧阳山组织了战地文艺工作团，计划去前方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同时搜集材料搞创作。这件事，颇得廖承志的支持，还捐助了一些经费。 在郭沫若创办、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林林和她共同负责编副刊。她还参加了“广东文学界救亡协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 侵略者的魔爪很快又伸向广州，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繁华的五羊城里，顷刻之间楼倒屋塌，尸横遍地。那抛洒在街头的同胞的热血，激起了活着的人对敌人的切齿仇恨。进步青年纷纷到前方去，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去。草明安排好三个女儿后，也和欧阳山毅然奔向斗争最需要的地方。 他们乘车到长沙，便听说汉口失守，只好在长沙下车，找到郭沫若。后来，又看到刚从新四军回来的吴奚如，他把草明和欧阳山带到八路军办事处。吴奚如也是左联的作家，搞过工人运动，这时正跟随着周恩来副主席。 过了一两天，她听了周副主席的形势报告，和在座的一千多个干部同样，雾蒙蒙的心顿时豁亮了。 她和欧阳山向周副主席请示，要求工作。周副主席让他们到湘西沅陵去办报。那里比较偏僻，聚居着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闭塞，民风剽悍，在那儿办报，既宣传抗日，又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抗战报》以田汉名义主办，负责人是廖沫沙，还有周立波等人。她工作了一个时期，由于怀孕离开了沅陵。 1939年，她到达重庆，找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她和欧阳山在重庆做抗日宣传统战工作。这时，重庆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许多文化人涌到这里，很快便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抗敌协会”。 不久，由于身体的原因，她迁居南温泉。南温泉在重庆市长江南岸，花滩溪畔。含有硫磺质的泉水，自建禹山洞泪流出，附近有建文峰、虎啸口、仙女洞，颇能吸引游人。她租了一间竹屋，购置些竹制家具，草草地安了家，便开始埋头写作。常有文艺界的朋友到她家玩，戈宝权、叶以群、宋之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都曾是她的座上客。1940年，经沙汀和吴奚如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她要求去延安。欧阳山准备把孩子接来一同前往，就先安置她到八路军办事处。她住进曾家岩，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心里暖洋洋的。有一天，邓颖超用广东话亲切地告诉她，入党候补期已满，是正式党员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保护人才，集结革命力量，周恩来让一部分作家、文化人撤退到延安去。二十一辆大卡车，载着她和白朗、韦囗等大批人，浩浩荡荡北上，到川北，经剑阁，穿秦岭，取道宝鸡，终于到达延安。 她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上海，到1941年到达延安，三年多中，辗转于广州、长沙、玩陵、重庆，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在帝国主义的屠刀和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她锻炼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她对敌斗争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手中的笔。尽管生活动荡，条件艰苦，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她勤奋地创作，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沤歌中华儿女抵御外侮的斗争精神，是这个时期作品的主题。透过《阿衍伯母》、《梁王的烦恼》、《饶恕》、《秦垄的老妇人》、《诚实的孩子》、《追悼》、《受辱者》、《新嫁娘》、《遗失的笑》和《南温泉的疯子》等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杂文，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这是她创作中的第二个高峰期。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这欢乐深情的歌声，震颤着草明喜悦激动的心。从大后方到了延安，不愁吃穿，出门不用上锁，走路不担心有特务盯梢，连出气都感到无比畅快。 她被分配到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同刘白羽、丁玲、林默涵、吴伯萧、萧军、雷加等作家和文化人一起工作。带着蹒跚学步的小儿子，她住在杨家岭后沟的一个窑洞。 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亲如一家，领导朴实、平易、亲切地生活在大家之中。她亲眼看见朱德总司令和普通战士一起，随随便便、高高兴兴地打篮球，也曾听到陈云对她的亲切问候。更难忘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主席亲自邀请她和欧阳山到自己住的窑洞，诚恳地征求意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她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认真深入生活。 安排好孩子，她随西北文工团的秦腔演出队，踏遍陕北的米脂、绥德、清涧等地的山山水水，创作了《陈念慈》、《平凡的故事》、《史永平》等作品。 就在延安，她和欧阳山感情破裂了，最终分了手，那时她只有三十一岁。之后，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工作的劳累，尤其是个人生活的不幸，加重了本来就瘦弱的身体的负荷，她生病住进医院。吃不惯面食，长期消化不良，胃下垂，人越来越瘦，出院后，又住进党校疗养院。 1945年8月15日那天晚上，忽然满山遍野响起了欢呼声。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回到山头一看，山头上，窑洞前，全点着了火把。“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欢呼声回荡在山谷，震撼着大地。延安，不，是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 朱总司令调兵遣将，收复失地、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令又吹响了。疗养院的病号们都无心养病，争着归队，她也坚决要求去东北。临行前，她又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勉励她： “今后到前方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 “过去我脱离工农兵，不懂得要改造世界观，现在懂得了一点，可惜太晚了，我已经三十三岁了。” “三十三岁算不了什么，六十六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 毛主席亲切的话语，像春风激荡着她的心帆。 为了照顾她的身体，组织上没让她随大部队步行。拨给她一名勤务员，还有一头牲口，让她跟着古大存一家和几个干部一起走。他们取道清涧、吴堡，穿入山西，经苛岚、五寨、右玉、左云，1946年到达河北省张家口市（当时属察哈尔省）。 张家口四面环山，市区虽不算大，但具备了城市的规模。当她重又看到高压线、电灯、火车、水塔的时候，不禁失声喊了出来：“呵！久违了。”她像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友似的非常高兴。 因为承德失守，队伍不能继续前行，只得原地待命。古大存建议大家分别到各部门去帮助工作，并带头去了党校。草明也持《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证，到了龙烟炼铁厂。这是她第一次到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的工厂，看到十二吨的炼铁高炉，觉得真大呀！厂里正修复被日本人破坏的高炉，她的工作是负责工会的宣传，办墙报。开始她不懂怎样接触工人，工人很开通，听说来了个女作家，都主动找她。工作逐渐开展，墙报发展成油印报，晚上开完会，总有人热情地送她回宿舍。 在龙烟的几个月，她根据沿途搜集的材料写成小说《他没有死》、《解放了的虎列拉》，散文《龙烟三月》等。 6月，她所在的由古老领导的小队人马，和有八路军保护的大队人马同行，从张家口动身前往东北。他们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由贺晋年将军率领的一营战士打前站，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七 齐齐哈尔，是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所在地。队伍到达后，古老被留下担任西满分局副书记。她和其他人到了哈尔滨。一两天后，陈云动员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到农村去搞土地改革，把东北建成解放全中国的大后方。 她因病暂时不能下去，急得要命。林枫劝她先养好身体，并分析说，形势已经发展，今后是城市领导农村，作家应该熟悉城市，熟悉工业，熟悉工人。又告诉她：“你不如到镜泊湖发电厂去看看，那里搞得很好。” 在中苏友好协会编了一两期青年刊物后，她奉命去接收哈尔滨邮政局，帮助那儿的工人斗粮霸、办食堂，直到建立工会才离开。 1947年初，她到了镜泊湖发电厂。有了龙烟铁厂接触工人的经验，这次就顺利多了。这个厂的工人文化程度都不高，多数人只念过几年书，有的不识字，个别人还供菩萨。生产很紧张，她到运转室看工人操作，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工人搞文化活动。她教语文、算术、唱歌，也讲故事，讲党史，讲红军长征……工人需要什么，她就教什么，没有教材，只好搜索记忆，现编现卖。 她给工人当老师，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模范事迹也哺育了她。她请那个自觉护厂、修复机器的老孙头谈谈自己的事迹，他怎么也不肯，却尽说别人干得如何好、如何多。这种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她。她出生在手工业的小镇，又在城市长期生活，所以喜欢工业。离延安以来，曾先后同宣化和哈尔滨的炼铁工人、邮电工人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在又到镜泊湖发电厂，她更爱上了工厂，爱上了它的主人——工人。把自己的笔奉献给他们，这是她的夙愿。 半年后，她带着搜集到的很多素材，回到哈尔滨，但没有马上动手写作。她看到刘白羽从前方回来写的《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和周立波参加土改后创作的《暴风骤雨》，觉得别人的作品里都有敌人，有敌我矛盾，自己在工厂里没有发现敌人，这怎么成？她踌躇了。这时，正好东北局妇委调她去工作，就暂时搁下了写作。 1948年，她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着手写作以镜泊湖发电厂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时，适逢哈尔滨正筹备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筹委会宣传出版部的同志，听说她写了一部关于工人的小说，便督促东北书店把书赶印出来，赠予代表们人手一册。 《原动力》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为题材的重要作品。小说描写玉带湖水电厂在日本投降时，搞了一次破坏，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逃跑时，又想炸掉电厂，老工人孙怀德巧妙地哄骗了“大员”，保住了机器。但“八路国家”新派来的王经理，只信任自己带来的积极分子陈祖庭。陈又看中“三朝元老”、“能说会道，溜须拍马”的佟金贵，把老工人孙怀德等人撇在一边，结果第一次修机失败。在严重的教训面前，王经理终于醒悟，改进了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并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日夜抢修，又粉碎了土匪企图利用庆功会破坏电厂、杀害干部的阴谋。电厂终于发出强大的电力，城市、工厂、农村大放光明。水电站的原动力是水，而作者所歌颂的原动力是工人阶级。 《原动力》的问世，是她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硕果。从《原动力》开始，她的创作活动进入了最高峰。各界对这部作品颇有好评。有人把它称作中国的《士敏土》。有的评论说：“我们看到以显示中国无产阶级建立新世界的无可比拟的强力主题的顺动力》出现时，我们不能不热烈的欢呼！”（1950年1月16日《光明日报》）老一辈的作家亦交口称赞。郭沫若给她的信说：“以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茅盾认为：“《原动力》写出了典型环境的典型故事和典型人物。” 高度的思想性，典型人物的塑造成功和表现手法上的自然朴实，尤其在工业落后的解放初的中国，文学家对工人远不及对农民和其他阶级熟悉，真正生动地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还不多，《原动力》使草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工业题材的拓荒者，从而也确立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她有一个信念，写工人的书要让工人看懂，所以尽量写得通俗、明白、浅近、生动，竭力避免寓意的、暗示的、要人揣测的描写，用大众化的语言代替早期作品中艰深、隐晦的知识分子腔。可以说，从《原动力》开始，她的这种创作风格就形成和确立了。初稿脱手后，她急忙拿给就近发电厂的工人们看。小学程度的工人都看懂了。她真高兴啊：“好像走了许多路的人，一旦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门牌一样。” 她同时期的作品还有《延安人》、《女区长》、《今天》、《婚事》、《新夫妇》、《沙漠之夜》等短篇小说和散文。 八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的第三天，她随妇委进入冷枪横飞的沈阳市内。她不去毛纺厂、自行车厂，而选定了直接为大军南下服务的皇姑屯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 皇姑屯工厂的先进工人，以高涨的热情，为运送大军进关解放全中国，苦干了十三个昼夜，修复了废弃的火车头，路局命名为《北平号》。《东北日报》记者来采访几个先进人物时，他们却说：“你们不要提我们的名字，一提，别人会说我们想出风头，要提中间的，使落后的人容易转变思想，能跟上来。”工人阶级这种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优秀品质，再次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利用到大连住疗养院养病的机会，她背着大夫和护士进行写作。经过五个月的时间，1950年3月，长篇小说《火车头》脱稿了。 《火车头》以修复火车头为主线，歌颂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搞科学试验和高涨忘我的劳动热情。重在表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思想主题。 在沈阳的六年，她还写了散文《开到南京去》、《死车复活赛新车》等及短篇小说《在祖国的土地上》、《爱情》、《咱们生活里的一件事》 她还参加慰问援朝志愿军及伤病员、反对美帝细菌战的调查工作，写下不少有关的报道。从1952年到1953年，并曾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的工作。 九 鞍山是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草明对它早已心向往之。她不安于机关工作，更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有的朋友劝她，选一个更适合女同志的轻工业工厂体验生活，她却偏偏看中了硬邦邦的重工业。1954年，她索性在鞍钢安家落户了。她在鞍钢第一炼钢厂当了三年党委副书记。 解放初，鞍钢已被敌人破坏成一片废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焕发了青春。 亲临生产第一线的干部、战高温斗严寒的工人、金光闪闪的钢流、狂飞乱舞的火焰、汹涌咆哮的钢水、宏伟的事业、沸腾的生活、诗样的创造性的劳动，促使她酝酿和创作了《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是继《火车头》之后，她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反映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以对人物、工厂的熟悉和写作技巧的娴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比起《原动力》里那个小水电站，和《火车头》里那个破旧不堪的铁道工厂，在《乘风破浪》里，我国的工业、工厂，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巨大的钢铁企业代替了解放初期陈旧破落的小工厂。这三部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正好构成一部我国五十年代的工业发展史。她着力塑造的三个先进工人的典型形象——孙怀德、李学文、李少祥——概括了老、中、青三代工人的精神面貌，恰似一部建国初期的工人阶级成长史。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新社会残存的旧意识、旧习惯一天天减少，而新道德、新风俗一天天发展。三部作品还如实地揭示出，共产党对工业的领导，由不熟悉到熟悉，外行变成内行，这样一条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较来看，她写工厂写工人的作品，一部比一部规模大、气魄大。这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她本人对生活的深入体察，熟悉和努力分不开。 对于《乘风破浪》这部作品，在经历了沧桑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构成它的主要矛盾的冲突——领导的保守、官僚主义与工人创造性、积极性的矛盾，还是站得住的。而对于政治与业务，党委领导与企业行政管理等关系问题，在认识上还值得探讨——这些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摸索，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鞍钢十年，是她一生中极可宝贵的岁月。除了《乘风破浪》，她还创作了中篇小说《小加的经历》，短篇小说《诞生》、《迎春曲》、《姑娘的心事》、《姑奶奶》和报告文学、散文、杂文数十篇。此外，在鞍山市文联的协助下，她组织了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在整整九年中，她热情、无私地辅导了一百多名业余工人作者。其中五六位早已出了诗集，短篇集，或中、长篇小说。当年的学员李云德、王世阁，早已成为全国作家协会有影响的作会员，成为有影响的作家。有一次，周扬去鞍钢访问，当地的宣传部长说：“草明同志在这儿写了《乘风破浪》，还辅导了不少业余作者。’周扬风趣地说：“哦！写了东西，还下蛋啦。”（指培养了业余作者）这一工作，在她1964年调进北京，到第一机床厂深入生活时还坚持着。 文化大革命中，倍受迫害，使她本来就弱的身体又受到摧残。在她年逾七旬之时，以其赤诚，出版了反映工人阶级与四人帮斗争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 一个纤弱的女作家，笔下倾吐的却是阳刚之气，一生表现工人的生活，这是很值得赞赏的。她的文学属于“遵命”文学，是现实主义花园的奇葩。自1932年起，六十余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1934年，自费出版）、《绝地》（1947年，东北光华书店）、《原动力》（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小加的经历》（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短篇小说集《女人的故事》（1935年，天马书店）、《遗失的笑》（194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新夫妇》（1950年，北京天下图书公司）、《孩子的控诉》（1952年，沈阳通俗文艺出版社）、《爱情》（1956年，工人出版社）、《延安人》（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草明短篇小说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草明选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散文集《解放区散记》（1949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在和平的国家里》（1952年，东北青年出版社）、《南游记》（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探索细胞奥秘的人》（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长篇小说《火车头》（1950年，工人出版社）、《乘风破浪》（1959年，作家出版社）。神州儿女》（1984年，工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草明小说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绝地》（1983年，花城出版社）及小说散文集《倾跌》（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二十多部。这是她一生耕耘后的收获，是心血的结晶。 一个南方人，一个瘦弱的女同志，在严寒的东北度过了十八个春秋。除三四年生病，两年做行政领导工作，其余时间她都在工厂里，泡在工人当中，战斗在火热的生产建设第一线。 她爱东北，因为东北是重要工业基地，它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爱东北，因为它曾沦陷在侵略者之手，而她在学生时代就有为东北人民眼务的夙愿，这倒也算满足了这个心愿。她爱东北，因为在东北的十八年，是她一生创作的最旺盛时期。 她现在早已是古稀之年，体弱多病，却仍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希望再写出几部作品，塑造出更理想的工人形象。 八十年代，是属于人民的，也是属于作家。1987年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九十年代属于腾飞的中国，也属于人民的作家草明…… 1995年3月27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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