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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傅、余专案组”的打算，是把杨成武一家拆散，把孩子们全部“隔离”，进行劳动改造，施加精神折磨，从孩子们嘴里掏出所谓杨成武的“反革命”材料，进而迫害杨成武，加速了结一直没有进展的“杨、傅、余事件”。 这种劳改，又被冠以“学习班”的称呼。杨俊生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牢舍里写“揭发杨成武”的材料。白天所谓下地“劳动”，实际上把她关在一个跑都跑不出去的“天然大监狱”里——放眼无边的荒野里只有她一个人！远处再放上两个看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有荒野、风声、雨雪与她做伴。在整整“劳改”了两年的这个荒野上，除了看守，她竟从未见过一个人影！ 杨俊生住的地方，是三间屋的简易小平房，孤零零地卧在荒野里。外二间归看守，关她的这一间有七八平方米。两张床(其中一张“看守”用)、一个小马扎是全部家当。床是几块木板、两排砖架起的。地面潮湿，房顶漏雨，惟一的窗户被砖垒死。夏日蝇蚊丛生，冬天冷如冰窟。每天晚上，独守昏黄的灯光，有时一坐一夜。这荒野、小屋，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几乎与世界隔绝。时间一长，语言功能衰退、精神麻木、反应迟缓……从这个角度上讲，还不如香山寺的“牢狱”！但是，从大灾大难中走过来的杨俊生，已有一颗永不死的心！有一种难以摧垮的意志！对于眼前的任何艰难困苦，她已经“麻木”，没有了惊奇，没有了叹息，甚至没有了“反应”……淡然、深沉、平静。然而，她没有表情的外表，却包容着对父母、姐姐、弟妹等全家人的深深怀念，对生活的热情和渴望，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以及为父母昭雪沉冤、还我清白的坚定意志！更有为党和人民荡涤污泥浊水的无畏精神…… 其实，她并不知道，姐姐、弟弟、妹妹也散落在这个农场的各个角落，被隔离进行“劳动改造”，写所谓的“揭发材料”。姐姐毅生离她的牢舍只有几百米，都归同一个“专案组”管辖，由于隔着山丘，消息断绝，彼此不知道而已。 俊生他们还不知道——在他们被押离香山寺后不久(2月3日)的一天晚上，阴谋家们按照预定计划，把父亲、母亲从香山寺秘密押送到开封，囚禁在一个更隐蔽、更严密的地方——开封市革委会一号楼“小天井院”内的一间屋子里。 15个月以前的一天夜晚，重病在身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秘密押送到这间屋子里，其代号被称为“暗犯”，二十多天后，就在这间屋子里被迫害含冤逝世。杨成武夫妇当时并不知道此屋有如此一个“典故”。这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巧合吗？ 专案组从八个孩子写的一摞“揭发材料”中一无所获，恼羞成怒，觉得无“油”可榨，专案组头目崔登龙便向北京打报告出主意：把杨成武的孩子们押赴大别山偏远地区当农民，继续实行“死不了，活不成”的方针，防止“反革命复辟”。并且，口头通知了杨俊生等。杨俊生深悉其用意，开始着手于各种准备。对她来讲，去大别山无异于又一次“旅行”而已，是争得自由的一次机会——一次难得的为父母伸冤、为全家解放的机会！为此，她曾向专案组多次要求：派人到北京的家中取些衣服，度过大别山的冬夏春秋。 负责杨俊生个人这个组的组长缪锡跃，是个有头脑、有正义感的同志。他从掌握的大量事实看出，杨成武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是冤案，尤其是杨成武全家受到的迫害更是所有“专案”中没有的……“得想个办法，找个机会帮这一家伸冤翻案……”缪锡跃一直在琢磨着……他向上反映了“取衣服”这件事，后来有关人员把衣服先送到俊生处。杨俊生说：“全送给我弟弟妹妹，我一件也不用。” 缪锡跃打量着眼前这位浑身上下补丁摞补丁已不见原色的姑娘，明白其心意。杨俊生一如既往地下地劳动、写“材料”，平平静静。等待着某一伙人又突然出现在面前……然而，她没有等到“大别山之旅”，却遇到了失去自由后惟一的一次争取自由的机会。 1971年9月13日，蒙古温都尔汗戈壁荒野，轰然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林彪集团就此宣告灭亡。 当时，像杨俊生这类“案子里的人”，尚无权获得这个消息，享受此等“政治待遇”。然而，滑县这块荒野也不例外地被“九·一三事件”震颤了。杨俊生从专案组不寻常的紧张、窃窃私语的气氛中，从偶尔顺风送进耳朵的隐约的广播喇叭声里，所得信息集中一点：“林彪出事了！”杨俊生精神为之一振，眼前一道闪光。可很快，理智的冷静代替了兴奋的急躁。从香山寺的不眠黑夜开始，她深知“杨、傅、余事件”是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联袂合作排斥异己的“杰作”之一，是他们对这场大革命所有“伟大成就和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志。父亲的冤案，且不谈能否彻底雪洗，即使能做到浮光掠影地“既往不咎”，也极为困难，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何况，还不清楚林彪出了哪类事，其他各方面情况怎么样……“长期准备、静观变化、以静制动。”杨俊生不断地告诫自己。果然，“专案组”一阵忙乱后，很快安下心来。总负责人崔登龙除了不再提“押赴大别山”这事外，甚至对俊生的监押更严了，再也看不出什么其他新变化。 俊生不免有些怅然。凭着对雪洗冤案的坚定信心和不为邪恶屈服的勇气，杨俊生终于拿起战斗的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央重新调查父亲的案子。落款：杨俊生。收信人：中央军委、毛主席。请叶剑英转呈。 次日上午，在劳动工地上，杨俊生悄悄把信交给了可以信赖的缪锡跃。 这一刹那间，俊生长呼一口气……她觉得，好像交出了全部希望！好像还有点别的，她忐忑不安地开始等待…… 缪锡跃不仅寄出了杨俊生的信，而且，他看到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自己也偷偷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恳请总理尽快想办法解救杨成武一家。杨俊生的信先秘密转到了叶剑英元帅手里。元帅一看，立即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信，沉思良久，说：“杨成武是冤案。”并在信上批示，杨成武的案子要“重新复查”。 周总理接到了缪锡跃的信，领悟出杨成武一家人艰难而危险的现状，立即召见公安部有关领导，果断细致地进行了安排。1972年2月，根据周总理指示，公安部迅速调集精干可靠人员，组成两支小分队，一支奔赴开封，把杨成武夫妇和俊生的姑姑秘密转移到山西侯马解放军某部驻地，严密保护起来。另一支小分队直奔河南滑县第五十四军农场，把杨俊生的弟弟、妹妹分别转移到石家庄获鹿县和邢台等地。 只有杨俊生，被单独送到北京丰台的解放军总后勤部某仓库驻地，保护起来。看到这种处理方式，俊生心里明白：彻底完成沉冤昭雪还将费些周折，可是，父母和全家获得人身自由、获得“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全家团圆也指日可待。 落脚丰台，禁锢在她身上4年整的各种“镣铐”被卸掉，杨俊生顿感轻松许多，觉得去掉“犯人”帽子的生活真幸福。这时，她却被病魔击倒。 而且，病情来势凶猛，高烧不退，冷热失常，打针吃药无济于事。卫生所医护人员感到情况不对，赶紧把她转送北京军区医院。当时，对杨俊生在丰台的监护工作，由公安部的姚伦同志具体负责。姚伦是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党员，党性政策性很强，工作经验丰富，为人正直真诚，很得俊生的尊敬。 俊生入院后，姚伦干脆“泡”在医院里，忙前忙后，连拿药、打饭的小事都亲自下手。因为，出于共产党人的正义感，他深为杨成武将军冤案不平，为其一家的苦难遭遇痛心。 姚伦曾暗自思忖：杨成武冤案，大错已铸，党已遭受重大损失，现在纠错已有了些眉目，倘若连无辜子女的生命都保不住，那该如何向人民交代？又如何向杨成武将军交代？ 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在医院里连续高烧六七天，时而缓醒，时而昏迷，烧到半夜，时而胡话，时而高叫，医院已用上了最好的药，病情依然如故。主治医生告诉姚伦：此种病很少见，查不出病因，病人的身体状况太糟，抵抗力差……医生皱着眉头，显出有些无奈。一天上午，昏睡了三十多个小时的杨俊生醒了过来，显得特别清醒。忽然张开口，对姚伦说：“局长，别再忙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狱里有好几次了。这回恐怕撑到头了，我有数。”话里包含的平静和成熟，令姚伦惊讶。 她继续说：“只是父亲的案子，不平我心不死……在农场荒野变得对一切都麻木、没感觉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还活着，就为了看到这场浩劫的结束，看到所有像我们全家人这样受到无辜迫害的人的平反昭雪。” “现在，我的命，已交给这个案子了……一辈子！”姚伦觉得鼻子酸酸的，眼睛模糊了。 “局长，如果我出不了这个门，不要告诉我父母。在这个世界上，多给他们留点希望……什么时候彻底平反昭雪了，那天再告诉他们，我死也瞑目……”俊生合上了眼，局长低下了头。 在院长办公室，姚伦瞪着血红的眼睛，冲着还不知何故的院长咆哮：“算我求你了！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治好她的病！你知道她是谁……”深知杨成武冤案的院长惊住了！二话不说，径直奔向那间病房……杨俊生与死神擦肩而过。“九九八十一难”，俊生还没有走到头。俊生身体康复后，根据她的要求并经上级批准，姚伦陪护俊生秘密赴石家庄获鹿县。在那里，俊生以“丁一”的名字，与大妹东荣、小妹杨杨共同生活在一起，精神也好了许多。一天，俊生有点不好意思地向姚伦提了个要求：“局长，你给组织上说说，批准我去看看姐姐，好不好？我很想她。”老革命被难住了。当晚，两个妹妹已入梦乡，俊生被叫到隔壁房间，坐在姚伦的对面。局长今晚特别严肃。杨俊生预感不祥。“杨俊生同志，我受组织委托，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杨毅生同志，你的姐姐，于去年9月在滑县农场劳动时就去世了。”俊生瞪大了眼，还没反应过来。姚伦重复了一遍：“我是受组织委托来告诉你。杨毅生同志的遗体埋在滑县农场旁边。”俊生呆了，坐如木雕。“组织上嘱咐我在合适的时候告诉你。其他亲属以后安排。”俊生一动不动。“俊生，你是全体弟妹的老大。你必须挺得住。而且，要正确看待这件事。”俊生还是没动，两眼无泪，空如洞穴。姚伦走出房门，不想再多说了……这场大革命所造成的桩桩悲剧，能说透吗？他丝毫不担心杨俊生的坚强，她需要的是独自一人，对这一打击，慢慢咀嚼……第三天下午，俊生又坐到姚伦面前，略带倦容，两眼红肿却炯炯有神：“局长，我必须知道一个情况：我姐姐杨毅生是怎么死的？”今天我找你，有两层意思：“一是，我姐姐杨毅生不可能自杀！以后若形势允许，希望组织上对这一问题一查到底，据实作出结论。若形势不允许，我自己查！一直到水落石出。第二层意思，我代表父母和全家，向党组织和您，对我们的关心和及时转告，致以衷心感谢。”说完，她站起来，向姚伦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她真想抱住这位老革命，大哭一场……她已经哭不出来了——泪，已流干。 1973年的春节即将来临，处处喜气洋洋。“呜——”一列火车正往山西飞驰。一节软卧车厢，被五六个高大的保卫人员严密保护着，保护着杨成武的七个孩子。他们赴山西侯马，与久别的父母重逢。车上的杨俊生，既激动又难受，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亲人相聚，而是两年来生死离别的结束，是五年多来全家九死一生后的大团圆。杨俊生看着车上生气勃勃的弟弟妹妹在欢笑歌唱，心中一阵酸楚：少了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一个。这次临行前，姚伦向俊生交代：此去重逢，你姐姐的事暂不告诉你父母。组织上已决定，由组织出面，择机相告。俊生很高兴，预感父亲被平反昭雪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了。在父母居住的房门口，七个孩子同时扑向爸爸妈妈……杨成武夫妇老泪纵横，张开了颤栗的双臂，不知抱哪一个才好，没等说话，早已泣不成声…… 关于“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历史进程没出杨俊生和父亲的预料。全家在山西侯马重逢不到一年半，即1974年5月22日——又是22日，中央派人把杨成武夫妇接回北京，直接送进北京医院疗养。 当天，中央办公厅负责人专程传达毛主席指示：“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不到一个月，杨俊生和弟妹被接回北京，住进总参招待所，与父母团聚。 1974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不久前召开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主席说：“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事后不久的“八一”建军节，在中央军委举行的庆祝建军节大会上，销声匿迹近7年的杨成武将军公开露面…… 随后，他重返总参，担任常务副总长、党委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并为毛主席逝世后彻底粉碎“四人帮”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成武返京后不久，周总理来电话要杨成武去见他。杨成武兴奋不已。当杨成武走进总理明亮宽敞的会客厅时，周总理迎上去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能回来不容易呀，成武！如果不是毛主席，可能就没有你了！”周总理和杨成武两人坐了一会儿，周总理又说：“成武啊！有件事本不该现在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够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杨毅生，在河南滑县不幸被迫害致死。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把你大女儿的事调查清楚，处理好。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又有三位亲人被迫害致死。我一定把你女儿的事落实好，还你一个公道。” 杨成武从周总理那儿回来了。俊生看到父亲迈下汽车时的神色，就明白了一切，她赶快跑上去，扶住父亲的手臂，慢慢地走进客厅。母亲慌忙走过来问：“成武，你怎么啦？说话呀！”父亲颤抖着嘴唇，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出一句：“毅生被害死了！”夜晚，母亲一人躲在房间里，找出丈夫、毅生和她三人的合影，一边抚摸着，一边抹着眼泪。周总理所说的“三位亲人”，还包括杨俊生的亲舅舅，即赵志珍的六弟赵晶溪。 赵晶溪是北京军区二六二医院的医生，工作一贯任劳任怨，为人忠厚诚实。“杨、余、傅事件”受到株连。林彪、“四人帮”的爪牙硬逼他揭发杨成武的所谓“问题”，被他拒绝。那些人把他装进麻袋毒打，打得他死去活来，在地上打滚。随后，不准他上厕所，逼得他以绝食抗争。令人发指的是，那些爪牙以强迫他进食为名，丧尽天良地把赵晶溪自己的粪便，再从他的口中灌回去，直至迫害致死。 这是林彪、“四人帮”对杨成武一家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父母失去了7年时间之后，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母亲在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工作。7年的关押，遗留下成堆的复杂问题亟待解决。杨俊生责无旁贷地把这些问题背在身上，逐一“落实政策”。 首先是弟弟妹妹今后去向的安排问题。 俊生与母亲商量：尽管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皆以“政治挂帅”为中心，可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必然向掌握知识技能、拥有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经济靠近，这是早早晚晚的事。弟妹们打知识基础的这段时光，全被关在囚室的黑暗中，所以，安排他们的去向，应以“学业补课”为重。 经过多方奔走、协商，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充分理解和帮助下，这一问题基本解决：俊生和大弟东胜，重新回到二炮工作；二弟东明到北京航空学院学习；东荣、杨杨两个妹妹进医学院学习；小弟东成赴洛阳外语学院学习。孩子们进校全以军人身份，军龄从1968年被囚禁开始计算。 至此，杨俊生长出一口气，呼出了自“狼牙山革命小学”以来憋在心里的忧郁。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姐姐杨毅生遗留问题的解决，也是涉及范围最广、最复杂、难度最大的问题。 “杨毅生是怎么死的”，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引人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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