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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46年的荣德生绑票案，是轰动全国的大案。其所以轰动，所以是大案，因为被绑人是中国实业界的巨星，也因为案情的扑朔迷离极具新闻价值，还因为此案曾使“最高”震怒，严令军、警、宪、特限时破案。 先摘录《乐农1946年纪事》记述的被绑经过： 二十四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即阳历4月25日)上午十时许，乘车 至总公司，甫出家门，在弄口高恩路转角，突来匪徒绑架，将余劫上另 一汽车，直驶至中山路，转入小路，经数里，停一小舟，将余送入，卷 卧舱内。至二十五日晚八时后，始有两匪挟余登陆，在申新一厂前半里 许之小浜上岸，转入马路，驶来一车，开约刻许钟，至南车站货栈旁下 车，改乘三轮车，至一石库门，入内，上楼，藏余于一小室，时约九时 许矣。室内漆黑，有一人与余同卧，盖看守者也。此室四无窗户，因此 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 原先，荣德生是准备在农历二十六日回无锡的。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黄飞虎生辰，无锡向来有“八庙朝圣帝”的迎神赛会，那一年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沦陷八载，一旦胜利，人心大快，迎神赛会的盛况空前，荣德生兴致极好，决定回乡与民同乐一番。不料身陷匪窟，盛会是看不成了。 荣德生在《乐农纪事》中有意无意地讳避了几个重要细节一、被绑时荣德生并不是单独乘车，还有三儿荣一心和五女婿唐熊源同在，绑匪命荣一心、唐熊源下车，只带走荣德生一人；二、绑匪所用汽车，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三、“逮捕”荣德生时曾出示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逮捕证。这几点对破案是极重要的线索，但荣家从开始就不打算与军警合作，所以当时不说，事后都没有记录下来。 从拦路绑架、行车路线、舟中暂匿、黑夜转移直至暗室藏票，组织得十分严密。绑匪们对荣德生相当客气，没有高声呵斥，没有威胁恫吓，更没有动手殴打，甚至没有蒙上眼睛，所以荣德生能把经过之处记得一清二楚。在卷卧船舱的两天里，荣德生还发现这伙匪徒的知识程度相当高，那个撑篙的青年在一天里看完了《宪法草案》和《政治协商会议记录》；而那个眉目清秀的看守，不仅两天读完了一部《青城十九侠》，而且写得一手好书法。他们连荣德生牙齿不好不便咀嚼都晓得，事先还准备了蛋糕和软饼干。荣德生就在心里想：这一伙人不像电影里的强盗，也不像传说中的土匪，他们是什么人呢? 光天化日在上海市区绑架实业巨子，这件事太骇人听闻啦！ 上海各报纷纷以显著版面发表消息，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十分震怒，亲自下令限时破案，淞沪警备司令李及兰引咎辞职，由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接任淞沪警备司令。 军、警、宪、特全都动员起来了，不仅是由于上峰严命，他们确实也非常起劲，十分卖力。哪一方能率先破获这桩全国最大的绑票案，是很出风头的事；荣家是一块大肥肉，若破案有功，油水还会少吗?于是开展了一场侦破大竞赛，各交通路口军警密布，出动暗探六百余人，进行严密搜索；与荣家有关系的六十余部电话，受到24小时监听控制；甚至连与嵊县帮匪徒及本市惯匪素有联络的伪军头目丁锡三、许嘉才等也被动员起来协同侦破。他们在上海城市及郊区布下了天罗地网，看来绑匪是插翅难飞了。 荣家自然人人焦急，但仍不肯提供任何线索，类似的绑票案荣家已遭遇过两次，有处理经验了。 第一起绑票案发生在1940年夏天。荣尔仁吃过早餐乘自备汽车去中新二厂，途中被一伙匪徒拦住，荣尔仁与司机阿喜被挟持登上匪方准备的汽车，驶至闵行，摆渡到浦东某地“藏票”。绑票是伪军头目丁锡三(此人在抗战胜利后不仅未受到惩处，还当上了交警第十四大队的大队长!)，赎票的交涉是由原福新包工头荣炳根办理的，花去法币50万元，荣尔仁在匪窟受难58天，“脱险归来，见渠面色已憔悴不堪。”(乐农1940年纪事) 一年后，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和儿子吴中一又出事了。吴昆生的家在法租界潘恩路，宵禁期间，夜间应该是比较安全的。7月27日夜半l时45分，全家酣睡，万籁无声中，忽有日本宪兵队便衣四人，会同法租界卢家湾捕房捕探，叩门而入，将吴氏父子带走。这算“逮捕”，指控的罪名很滑稽，说吴家父子“指使暗杀捕房高级负责人日本人赤木”。最初关在卢家湾捕房办公室里，吴中一用英语同法国捕头交谈，要求不引渡给日本宪兵，被拒绝，两星期后引渡到了北四川路日本宪兵队。这是日本宪兵与法国浦房勾结公开进行的“军绑”，说是“指使暗杀”，很吓人，其实是敲点竹杠。经荣家多方设法，最后是通过丽都花园大流氓高兴保走了“76号魔窟”吴巨保的门路，花了3000多件棉纱才赎出来的。 此外，还有王禹卿被绑案，陆辅臣之子陆文和被绑案，都是花钱消灾。只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光棍才会去报警，荣氏家族不属于这种人家。绑匪开着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手持第三战区的逮捕证，提供线索等于指控军事机关为嫌疑犯，那不是找死吗！ “要钱还是要命，荣先生好好想想吧” 荣德生在那间漆黑的小屋里，除了不见阳光，不准说话，绝对不许咳嗽外，在生活上是相当优待的。早上两只鸡蛋，中午和晚上有米饭和粥，菜蔬有豆腐、炒蛋、咸菜、鲫鱼，有时竟有新鲜的鲥鱼。周围静极了，只偶尔远处有一声喊：“卖小鸡呵!”近处就有声应和：“修洋伞啊！”起初荣德生并未在意，这声音因而复始，终于使他意识到了，这是绑匪们互通消息的联络暗号。 那个眉目清秀的看守态度还和气，但从不说话，似乎是个哑巴。 荣德生进了匪窟就串明耳朵不灵，重听。绑匪们居住的地方与黑屋仅一板之隔，他们的交谈荣德生听得一清二楚。绑架时出示逮捕证的那个30多岁的高个子，操浦东口音，匪徒们称他“总司令”，想必是个头目。到第三天，“总司令”找他来问话了。看守点了支洋烛，“总司令”把从荣德生身上搜去的五枚印章和一个手折放在桌上，问道： “荣先生，你随身带五个印章，都有什么用处?” 荣德生解释道“这第一个印章是一般应酬文字用的；第二个‘往生是寿’，是喜庆文书用的；这一个是写家信专用；第四个刚镌刻不久，有年月可凭，尚未确定用处；最小的一个很重要，厂里要向银行支钱，必须有我这章才生效。” “总司令”拿起小章细细端详，很有兴趣地问：“这是荣先生的财务专用章，凭它就能去银行领钱?” “不能。”荣德生不得不费点唇舌了：“这印章重要，但不能单独领钱用。凡属我的厂家，先要有经理、协理盖了章，再盖上我这章，银行钱臣才能付钱。” “噢！”“总司令”又拿起那个手折，说“荣先生的个人收入是400万元，家庭支出却有600万元。先生富可敌国，却入不敷出，岂不是在装穷吗?” “我是一个实业家，不是大富翁。大富翁把金钱放在家里，绝不想做事业，据我所知，有些人家中藏有金条数千根。而我所有的钱，全部投入工厂，变成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了，你若不信，可以去调查……” “总司令”听得不耐烦了，他打断了荣德生的话：“荣先生!你不愿意死了出去吧?” 荣德生楞了一下，但随即就说：“是的。先生你也不想让我死在这里，对吗?” “是的，不想。要活着出去，荣先生就得小小破费一点了。” “我是做生意的人，先生开价吧。” “100万美金。少一个也不行!” 荣德生头脑里轰地声；身子在硬板床上瘫了。当时的100万美元，约折合黄金20，000两，或折合法币32亿元，这是个天文数字。荣德生正色道： “如此巨款，绝对天此财力。” “要钱还是要命，荣先生好好想想吧I” 第一次交谈至此结束了。 绑案发生后一星期，申新九厂忽然接到个电话，要与厂经理吴昆生洽谈“生意”。吴昆生曾在日本宪兵队关过一个月的，已能猜到来意，就叫陈品三代接。 “你是什么人?” “九厂协理陈品三。” “陈先生，今后就认定你同我接洽，不准换他人。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你先生尊姓?” “我姓骆，以后就称我骆司令好了。你转告荣尔仁，准备好100万美钞。” “我怎么跟你联系?” “我会找你的。”对方把电话挂了。 “骆司令”名叫骆文庆，浦东人，是上海帮盗匪头目，也是绑架荣德生的现场指挥。匪方终于开价联系了，这使荣家人心稍安。当晚，吴昆生、陈品三等人在荣尔仁住宅进行密商。 荣尔仁说：“陈先生，你要同他们保持联系，对方的要求不要拒绝，但也要说明困难。” 吴昆生说：“100万美金，一时是无法筹措的。” 陈品三说：“‘赎票’也是交易，对方勒索高价，我方也可以讨价还价的。” “必须设法同总经理直接接头，或听到我爹爹的电话，或看到爹爹的亲笔信。”荣尔仁对父亲的安全仍然不放心、。 从5月2日至13日，陈品三与“骆司令”在电话上论价接洽十余次。匪方开始态度很强硬，申言不达100万美元便不得生还。荣家对所勒巨款不知所措，交易就一直没有进展。13日，“骆司令”突然在电话上说：“明天晚上，到祥生饭店底层厕所内洗面盆下去取一封信，必须你自己去。”陈品三如约按时到了祥生饭店，底层厕所洗面盆下却没有找到什么信件。他不敢久留，走出厕所时，有个高个子向他迎上来说：“陈先生，早上好”随手给了他一封信，低声说：“告诉你们老板，有关细节，可以和詹荣培商量。” 据荣德生事后说，他在匪窟里共写了五封信，但荣家只收到两封。这是第一信，是写给申九经理吴昆生的： 昆生兄大签：五日信已收到，惟对筹款未成办法，司令现吾方无诚 意。今再明白详示数目，美金100万元。余请求折减，彼云：应合力速 筹，稿为减少两成，信到速即办理，即刻自行筹款。电话到，切实答复。 余离家十七日，心急万分，万一不妥，吃苦不起，即公司全局也不能了。 此信即与二儿看后守秘密。顺请 台安 五月十三日 信中语气不似平日荣德生，显然是口授笔录，但荣德生的字迹是确定无疑的。荣德生还活着，匪方索价也已有了松动，这对荣家是痛苦中的安慰。另一个口头信息似乎比信件更重要，那便是“可以和詹荣培商量”！ 詹荣培是何许人呢？抗战前曾在申一、申八做过技师，荣尔仁是申一、申八厂长，当时就认识。抗战期间詹荣培去了大后方，胜利后从重庆回上海，身穿美式军服，腰佩左轮手枪，很是威风，但却没见他带过军阶，估计是已经退役了。军方的“劫收”人员乘飞机抵沪时，詹曾多次向申新借车去迎接，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来头吧？以后詹向荣尔仁要求回申新，恰好申新二厂发生工潮，荣尔仁应付不了，詹说他有办法，因此就请詹荣培出任申二厂长。詹上任后，靠着他在军方警方的关系、果然把申二的工潮压下去了。接着，申五又发生工潮，荣尔仁又要詹兼任申五厂长，申五工潮又平息了。现在“骆司令”提出由詹荣培作为周旋谈判代表，倒使荣尔仁清醒地看出詹是什么人，他与此次绑票是什么关系了。想招个钟馗，却请来个魔鬼，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从这时起，陈品生的电话铃再也不响了，一切联系已转到詹荣培身上。不知他究竟是代表荣方，还是代表匪方？ “50万美金，再不答应立即撕票。” 荣德生已逐渐适应了环境，整天静思默想，身在匪窟，寂静中听觉特别灵，隔壁的说话声他听得清清楚楚，所闻种种都是骇人之事，实在同身处地狱没有什么两样。于是他想，倘能活着回家，要镌刻两方闲章，一方是“曾入地狱”，另一方是“再生之德”。 使他苦不堪言的是痔疮又犯了，每天睡在硬板床上，又不能换布，十分受罪。夜里常失眠，屡见白光绕室，荣德生感到这是神仙在保佑他，于是心中又比较安定了。 眉目清秀的看守不是哑巴，只是司令不准交谈。时间一久，熟了，看守就点起蜡烛，同荣德生笔谈起来。荣德生问：“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看守答：“八年抗战，流血流汗，胜利复员，失业饿饭。”看来他是个退役军人，荣德生又写：“广里正缺技术工人，进入工界是最好出路。”看守又问：“用什么方式能找到工作？”荣德生答：“看到招工广告，立刻去应征。”那看守写得一笔好字，以后对荣德生还十分巴结，有了消息都向他“报告”。荣德生也对他产生了好感，有几次他几乎要写“你要找工作有我”，最后还是忍住没有写。 但是，司令的脾气却愈来愈坏，对荣德生也不那么客气了。外面风声日紧，军警严密搜查，赎票交易又无进展，他们怕夜长梦多。匪徒们商量过转移的事，但恐四处有军警暗探，不敢轻动。有一天，警察和宪兵终于查到荣德生的藏身处来了，他听得警宪已敲开大门，正在楼下搜查，楼上的绑匪十分紧张，纷纷将枪弹上膛，如果警察上楼，免不了有一场血战，荣德生也很难有生还希望了。亏得这家的女人急中生智，用力在小孩腿上拧了一把，小孩立即“哇哇哇”哭了起来，女人高声叫骂，男人装得很坦然地对警察说：“老总，我们是老百姓家，哪里会做犯法的事，不信楼上楼下尽管查看。”竟将警宪哄回去了。 经此一闹，虽已化险为夷，“骆司令”却更加焦躁不安了。他怒气冲冲地对荣德生说：“荣老先生，你究竟想不想活着出去？” 荣德生说：“我要是不想活，方才只要喊一声就成了。” “想活，就再给你儿子写信，叫他切实筹款，一天也不准拖延！” “可是，我这条老命不值80万美金。” 荣德生这么说，是因为从与看守的笔谈中了解到，绑匪已对荣家企业的现金周转情况进行过调查，荣家确实筹划不出这笔巨款。 “你写吧！50万美金，再不答应立即撕票。大不了一起死！” 荣德生的第二封信（致荣尔仁）是由詹荣培转来的，信中开头就说：“十三日去信，汝等未能照办，此间长官颇为震怒。”这正是荣德生的语气了，接下来还对筹款办法作了布置：“下开各数向各厂分担，在余股分名下支付，计申一出美金5万元，申二出美金10万元，申三出美金10万元，申六出美金5万元，申九出美金20万元，共计美金50万元，切切实实，不可缺少。尚不足之数，请申九帮忙，以股票作抵可也，或请昆生兄想办法，勉力筹足。”写信时间是5月16日。 詹荣培曾向人表功说：他不与骆文庆搭腔，是同吴志刚直接谈判。吴志刚曾当过第三战区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华大企业公司总经理，系军统中人物。在转来荣德生手书的同时，詹荣培还带来了一封匿名恐吓信： 尔仁先生台鉴：敬启者，前致一函，不蒙采纳，甚觉遗憾。昨日贵 友竟陈荒谬意见，诚属可恶之极，似此令尊兹已沦于极危险之境矣。阁 下等既视同儿戏，乃将令尊签提审问，判处死刑。奈令尊风烛残年，老 泪纵横，苦求再三，声言稍假时日，准予躬亲修函，请速为筹措，以解 倒悬之危，以全其残年等情。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义，且所提实 际分筹办法，亦尚近情理，故不揣厌烦，再度致书阁下，并附令尊亲笔 函一件，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刑 以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之不预也。 绑匪的匿名恐吓信，却是一篇公文，而且文理通顺，笔墨酣畅，好像真是在办理一桩申张正义、解民倒悬的公事。中国的匪文化也已经官化了！ 荣家决定接受条件。但说明大笔美钞筹集困难，要求赎金的一部分以黄金支付。詹荣培再度谈判，匪方不允。荣家再要求宽限时日，以便收购美钞，最后约定于5月25日送至指定地点交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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