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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方指定的交款地点是长乐路1210号——在汤恩伯将军官邸的隔壁。申新二、五厂厂长亲自布置，由协理顾鼎吉驾车至该处，却不见有人来接款。顾鼎吉只得在附近开着车子兜圈等候，不料被警备司令部稽查人员拦住，当场搜出50万元美钞，警方认为形迹可疑，就把顾鼎吉连人带车押到警备司令部。 顾鼎吉挨了打，只得如实招供。警方声色俱厉，指责荣家违法赎票，定要严究。法律有明文规定，出钱赎命属于违法犯罪。可是这起案子却例外，警备司令部第二天就态度大变，说是因绑匪未获，为“便利破案起见，遂权宜一时，当与荣氏次子荣尔仁说明，发还赎款。”（见1946年8月4日上海各报：淞沪警备司令部发表《荣德生绑案真相》） 从偶然截获到迅速发还50万元美元，处理得雷厉风行。当时的亲历者和今天的研究者，多数人认为这是“警备司令部导演的一场新戏”，而笔者在研读了各种文字材料后，却不同意这个判断。敢于违法迅速发还巨款，肯定是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决定。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亲信，蒋经国的密友，把宣铁吾看作荣德生绑票案的幕后策划者，这种假设无论在事实上或推理上都难以成立。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假如警备司令部依法办事，拒绝发还赎款，追究荣家的法律责任，荣家很难在短期内另筹50万美金，匪徒势必图穷匕见，荣德生活命的希望就很渺茫了。如此说来，宣铁吾的“权宜”倒是很有人情味的呢。 5月27日，也就是巨款发还的第二天，詹荣培关照会计部门职员宓勉群说：“今天有两皮箱东西送到厂长办公室，你先收下，不要让别人搭手。下午有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你交给他们好了。”宓勉群感到奇怪，赎款是警备司令部发还的，由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詹荣培说：“这些你不必研究，汽车来就交给他们。”果然，下午有辆警备司令部标记的汽车直驶到厂长办公室前停下，车里只有一个司机，宓勉群把两只皮箱装上车，汽车就立即驶走了。 以后的发展，《乐农1946年纪事》有一段记述：至二十八日傍晚，闻人声踯躅，谓去看影戏。晚饭后诸匪皆去。至十时后，陪余上三轮车转汽车送至姚主教路三角地，另雇人力车至麦尼尼路五婿宅门，入内，再通知家中诸人团聚，欢喜万分。 荣家破财消灾，如今荣德生脱险回家，这桩事情也就了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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