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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绑和军绑可恨，而官绑就更可恶，因为它用的是“法律”的名义。 1948年9月4日，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被上海警察局拘捕，随即移送特种刑事法庭，罪名是“私套外汇，囤积居奇”。又是一桩轰动上海滩的大事件。荣宗敬的大少爷哪里经得起这种打击，进了警察局就呼天号地，放声大哭……“奸商”是人人痛恨皆日可杀的败类，荣鸿元还有面孔在上海做人吗？ 不仅是个面子问题。 1948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法”，蒋介石当上了“总统”。这“总统”并不好当，前方军事节节失利，整个经济已处于总崩溃的边缘。物价飞涨，法币流通量已达640万亿元，为1936年的45倍。病急乱投医，蒋介石接受财政部长王云五的建议，于8月19日发行金圆券，并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的目的，是以政治手段强制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规定：黄金每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3元，银币一元兑2元，美钞每元兑4元。限令9月30日为截止日，到期未兑换者一律没收加严惩。这是对中国工商者和持有金银外币的老百姓的公开劫掠，没有哪个傻瓜肯用手中的财物去换废纸。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曾对吴铁城诉苦：“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银行所存黄金也只得送往中央银行。”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吴铁城回答说：“黄金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不肯把黄金白银美钞交出去，就要杀头受徒刑，不是公开的绑票吗？类似的事情，荣家也不是头一遭了。1947年，茂新面粉公司经理荣毅仁就曾被政府当局指控“侵占、玩忽、盗卖公有财物”，被移送上海法院处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军粉霉烂案”。有国民党监察委员控诉说：东北兵败，是国军吃了茂新霉烂面粉所致（果真如此，倒是茂新公司为人民解放战争立下大功了）。1946年，茂新代政府购贮小麦30多万担，原是遵照行政院长宋子文和粮食部长谷正伦的指令办的，磨成的面粉早经上海粮食总仓库检收清讫，后任粮食部长俞飞鹏也已批示“准予结报”。宋子文由于“黄金风潮案”被劾下台，有人就在这批面粉上横生枝节了，目的当然是为了钞票。幸好荣毅仁对一切细节知之甚详并都有手续。当即写成《代办购麦制粉经过》一文以明真相。法官检察官没大文章可做。但还是勒索去黄金大条，美金5000元。 这一次情况却有很大不同。法币在老百姓心目中早已名誉扫地，上海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劫。”劫掠金银外币，上海是重点，蒋介石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大公子经国为副督导，对不“自动”据实陈报者将严厉制裁。俞鸿钧是个聪明的官僚，他识相得很，当然是不会到职视事的，于是蒋经国就坐镇上海雷厉风行地干起来了。 蒋经国血气方刚，眼看贪官遍地，奸商猖獗，大约是真想做一番“清正廉明”业绩的。上位伊始，就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给工商界以颜色：华侨王春哲因把存款汇往纽约，被“依法”判处死刑；大通纱厂经理胡国梁、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翔等相继被捕；连“香虎王”胡文虎的儿子胡好、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给抓起来了！ 指控荣鸿元的根据是很可笑的。是年5月间，申六因缺乏原料，向上海盛亨洋行定购印棉1500包，因定银限期紧迫又借贷无着，荣鸿元便向香港道亨银行购得6月1日期申汇港币折合法币计110亿元，以支付定银。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而且是初夏间事，与“紧急处分令”无关，当局意在“杀鸡吓猴”。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工商界人人自危，荣氏家属的惶恐焦急就不难想象了。 荣家立即由胡明德（荣鸿元妻）、荣鸿三、过守一（申新法律顾问）和顾品三等组成了营救组。明知开庭只是掩人耳目的官样文章，还是聘请章士钊、杨鹏、李谟三位名律师进行辩护。所谓“营救”，实际无非是奔走门路，疏通关节，用黄金美钞棉纱和珠宝铺平开释之路。 一个极端腐败的政府，一个被霉菌渗透到每个细胞的官僚机构，怎么会有“清正廉明”！荣鸿元被捕案中特刑庭幕前幕后的种种表演，把蒋经国的“打虎运动”变成了一出滑稽戏。这恐怕是经国先生也没有预想到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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