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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见到逊克利尔把奖学金的事最后定了下来,但见面时的尴尬我事后还心虚了好久。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逊克利尔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我按照思文在门外交待的,说:“Nice to meet you。”又上去握了握手。他也不起身,指指沙发要我们坐,思文坦然坐了,我也在沙发的边沿坐了,欠着点身子,似乎这样就能表示一点谦卑,对自己的资格不足有点弥补。思文跟他说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我竭力想去听懂,又装作明白了似的不断微微点头。逊克利尔两个指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着,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进去的双眼象是在很远的地方审视我,我鼓了勇气坚持着迎了他的目光也不避开,仍然点头微笑。墙上那幅东方仕女图,是去年跟思文在王府井买的,不知思文什么时候送给了他。我装着去看那幅图避开逊克利尔的目光,怕点头点不到点子上。思文说话时很快地夹了一句中文:“别看着别的地方。”又把英文很快地说下去,眼睛并不望我一望。我又把目光移过来看着逊克利尔,点头微笑。有一次我得了机会以为听懂了,插问了一句,问原来那个得奖学金的人还会不会来?思文挨着我脚的那只脚用了点劲给我一个提醒,我再也不敢插话。逊克利尔拿出一封打印的信,飞快地签了名递给我,一边吩咐什么。我听不懂但知道是告诉我奖学金的事,站起来双手捧了,微笑着深深点头,一边说着Yes。
  出了门我问思文碰我一下是什么意思,她说:“我急得要跳!他刚说了那个人不会来了你又问。他说你听力还是有问题,要我快帮你提高。”我说:“读小学我也许差不多,读研究生!他以为英语几个月就可以过关的!”她说:“他又没欠你的,你还抱怨他。”我说:“怪只怪自己争不了这口气,还怪谁呢?拿了这份奖学金通知我心里铅球一样坠沉沉的。”她说:“怎么办你自己想好,该做的我都做了。路在你脚下你自己去走。注册就在这几天了。千辛万苦得来奖学金,你又犹豫了。”我说:“真的我宁肯去做工。”她说:“做工好啊,可谁要你呢,找工作你试也试过了。”我心里憋着气默默走着,走到公路边,在来来往往的小轿车喇叭声掩护下,我冲着天空喊着:“它妈的它妈的它妈的!”思文冷冷瞟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装作没有见,心里却是恨恨的。走了好久思文说:“反正就是这样,你自己决定,不想读书在家里学几个月英语也可以。到了北美英语反正要过关的,反正又不是没有饭吃。”我说:“是的是的,反正加拿大没有饿死人这一说。”心里想着:“吃你的饭,这口饭我能咽得下去吗?”
  思文不再提这件事,每天仍然是早出晚归,我决心在注册之前再挣扎一下。每天思文一去了学校,我就去买份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看了三天有几个稍微沾点边的,我鼓了勇气打电话过去,又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放下电话我就跟自己生气,对了镜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种种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镜子里的影子,手指一点一点的,在心里骂那影子是猪是狗,是豆腐渣,又撮了嘴唇作势要唾。骂了自己又伤心起来,几乎要落泪,闭了眼强忍住了。还有两次,通话后我说要找工作,对方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没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心里象做了贼似的跳得厉害。又想象那边的人拿了电话筒在发怔、生气,觉得自己还有点用,能够害人,又偷偷地笑。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还是找中国餐馆,就把电话簿上中国餐馆的地址抄了满满一张纸,标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骑车过去挨家去问。有时推门进去,应待小姐以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来引我入座,我连忙申明是来找工作的,马上就收了笑脸,淡淡地往里面一指。这时我心里象被钝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隐隐作痛。心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讨饭的,恨恨的想踏这些香港台湾来的小姐一脚,骂一声“狗”,又不漂亮,傲什么傲呢。那种神态一次次打击了我最后一点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来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绝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根本就不配来问什么工作,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什么命。
  有一家老板会说国语,问我会不会炒菜,我回答说会。他见我回答不坚决,很和气的一笑说:“跟家里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馆做过大厨没有?”我只好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厨师下个月去多伦多,想招一个新的。我厚了脸皮说:“让我试行吗,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说二话。”他说:“冒不起这个险呀,顾客一次没吃好就再不回头了,中国餐馆太多了。”我看他好说话,问他要不要豆芽。他说有人送了,要我留了电话号码,下次要了打电话给我。我说声谢谢准备走,他说:“不忙坐会嘛。”又问我在国内干什么,我说:“教书的。”他说:“同行,同行!”我以为他是台湾人,他告诉我是上海人,姓顾,都来有九年了。又说:“听说国内变化很大,九年没回去,也不知上海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么样子,这次在上海上飞机看了,很繁华的。”他眼睛向上翻着,似乎在想象着上海的繁华,自言自语说:“该回去一次了。”我想跟他拉拉关系留条后路,干脆多呆一会,说:“你当老板了,回去威风很大呢,现在国内摸着外字的边就吃香,什么时候你也回去把威风抖一抖。”他说:“有这么个理想,过几年吧。”我说:“你们回去还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他说:“走不开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着,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晚上十二点。No choice 。”我说:“要是我有这赚钱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有钱赚了还睡什么觉!”
  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了,六年了。”我说:“大陆第一个来纽芬兰留学的就是你?”他说:“是啊是啊。”我说:“你都读了博士还干这个?”他说:“干这个不好?有钱就好。”他告诉我他夫妻俩都是文革中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量子化学。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比他差,因为是白人,毕业就留校工作了。讲到这里他一笑说:“现在他们都当教授了,不过我赚的比他还多。当时我那个气啊,不公平!又挣扎着找了一年,放不下那个事业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业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活得好点吗?活得好不就是钱吗?”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是啊,钱,钱都把人逼死了。我太太在大学读书,也没奖学金,还靠我挣钱供她呢,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份工,心里那个急啊!”他也叹气说:“难啊难啊,刚来谁也是难,我刚来的时候还难呢。”我见他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心里急着再去找工作,便告辞出来。他送我门口说:“苦几年自己找份生意做,当自己的老板,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一动问:“你这餐馆多少钱开的张呢?”他伸出手张开五指张合几下说:“五万块。铺面租金每月三千五,我心里压力比你还大呢,生意不好就要了命了。”我说:“五万块我想着就是天文数字了。”他说:“刚来你这样想,明年你想法就两样了。”我念叨着:“五万块,五万块。”觉得这个数字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它在很远的地方向我遥遥呼唤。他又告诉我去年在城北富人区买了一幢房子二十多间,分期付款二十五年付清。他现在的理想就是提前十年付清。我说:“你前前后后二十多年辛苦,就是一幢房子啊!”他连连点头说:“加拿大就是这点理想。想着那房子,梦里醒来也笑一笑。在上海我们是挤怕了。我们一辈子这样了,为了孩子嘛。两个女儿都念中学了,成绩是这个。”说着伸了大拇指翘一翘。我怕他又要跟我谈自己的女儿,连忙赞道:“好幸福啊,好幸福啊。”跨上单车准备走。他给我一张名片说:“有什么生意带过来,凭名片就是特价。”我说:“等我有生意带,我就出头了,还早了点。”他说:“不要小看自己,什么事也是可能的,有朝一日,有朝一日嘛!”
  踩着单车我在心里问自己,就算走运,有朝一日我混到了这一步,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很充实呢?这条路太艰难也太可怕了。我没有这份勇气,只能赚一把就跑。这样想着心里更急起来,觉得那颗心在油锅里煎着,恨不得到什么地方去抢一份工来做。回到家里思文还没有回来,我把标了记号的报纸丢到楼下垃圾桶去,用废纸盖住,计算着明天该怎么行动。听见楼梯上思文的脚步在响,我马上拿起《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歪在床上看。晚上思文在桌子上写东西,我捧着英语书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哄哄一片,象是有很多小蜂子爬在蜂窝上嗡嗡的响。手中的书看不下成句的话,心里沮丧着悲哀着,脸上仍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我明白自己纸老虎的本相越来越难以掩饰,男人的最后一点自尊自信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第二天思文一走我又出了门。在门口我停了一下,心里有一种豁出去的慷慨,自己激动着似乎有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勇气。骑车到了一家大的中国餐馆门口,那勇气又荡然无存。我觉得自己不是去找工作而是去讨钱。自己一无所长,老板凭什么要你?还没有进门我就预想到了失败的结局,这几天的忙碌使我有了这样的经验。算一算我已经跑了二十几个地方了。我把单车停在马路对面,来来回回地走,想等到中午看看这餐馆生意怎么样,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没有用,昨天还敢问一问呢,今天这都怕了。可骂完了还是没有用,不敢还是不敢,真没有办法。我想着如果它生意好,马虎一点凑合着也许就要我了。我又恨自己戴付眼镜不象个能做事的样子。到了午餐的时间,进去的客人不多,我心里凉了半截,每一个过路的人我都盯着他,希望他进去。又把自己的目光想象成一双无形的爪子,每一个从那门边路过的人被这爪子那么轻轻一拎就进去了。餐期快过去了,我越过马路从餐馆的窗下走过,窗帘遮住了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我发现最边上的窗帘张开了一条缝,便凑在那里朝里面看。还没得太清楚,发现一个应待小姐端着盘子停在那里,以哑口的惊讶注视着我。我马上往旁边一躲,绕一个大圈子越过马路,跨上单车飞踩。回头看时,那小姐正站到了门口朝这边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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