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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逊克利尔把奖学金的事最后定了下来，但见面时的尴尬我事后还心虚了好久。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逊克利尔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我按照思文在门外交待的，说：“Nice to meet you。”又上去握了握手。他也不起身，指指沙发要我们坐，思文坦然坐了，我也在沙发的边沿坐了，欠着点身子，似乎这样就能表示一点谦卑，对自己的资格不足有点弥补。思文跟他说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我竭力想去听懂，又装作明白了似的不断微微点头。逊克利尔两个指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着，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进去的双眼象是在很远的地方审视我，我鼓了勇气坚持着迎了他的目光也不避开，仍然点头微笑。墙上那幅东方仕女图，是去年跟思文在王府井买的，不知思文什么时候送给了他。我装着去看那幅图避开逊克利尔的目光，怕点头点不到点子上。思文说话时很快地夹了一句中文：“别看着别的地方。”又把英文很快地说下去，眼睛并不望我一望。我又把目光移过来看着逊克利尔，点头微笑。有一次我得了机会以为听懂了，插问了一句，问原来那个得奖学金的人还会不会来？思文挨着我脚的那只脚用了点劲给我一个提醒，我再也不敢插话。逊克利尔拿出一封打印的信，飞快地签了名递给我，一边吩咐什么。我听不懂但知道是告诉我奖学金的事，站起来双手捧了，微笑着深深点头，一边说着Yes。 出了门我问思文碰我一下是什么意思，她说：“我急得要跳！他刚说了那个人不会来了你又问。他说你听力还是有问题，要我快帮你提高。”我说：“读小学我也许差不多，读研究生！他以为英语几个月就可以过关的！”她说：“他又没欠你的，你还抱怨他。”我说：“怪只怪自己争不了这口气，还怪谁呢？拿了这份奖学金通知我心里铅球一样坠沉沉的。”她说：“怎么办你自己想好，该做的我都做了。路在你脚下你自己去走。注册就在这几天了。千辛万苦得来奖学金，你又犹豫了。”我说：“真的我宁肯去做工。”她说：“做工好啊，可谁要你呢，找工作你试也试过了。”我心里憋着气默默走着，走到公路边，在来来往往的小轿车喇叭声掩护下，我冲着天空喊着：“它妈的它妈的它妈的！”思文冷冷瞟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装作没有见，心里却是恨恨的。走了好久思文说：“反正就是这样，你自己决定，不想读书在家里学几个月英语也可以。到了北美英语反正要过关的，反正又不是没有饭吃。”我说：“是的是的，反正加拿大没有饿死人这一说。”心里想着：“吃你的饭，这口饭我能咽得下去吗？” 思文不再提这件事，每天仍然是早出晚归，我决心在注册之前再挣扎一下。每天思文一去了学校，我就去买份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看了三天有几个稍微沾点边的，我鼓了勇气打电话过去，又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放下电话我就跟自己生气，对了镜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种种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镜子里的影子，手指一点一点的，在心里骂那影子是猪是狗，是豆腐渣，又撮了嘴唇作势要唾。骂了自己又伤心起来，几乎要落泪，闭了眼强忍住了。还有两次，通话后我说要找工作，对方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没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心里象做了贼似的跳得厉害。又想象那边的人拿了电话筒在发怔、生气，觉得自己还有点用，能够害人，又偷偷地笑。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还是找中国餐馆，就把电话簿上中国餐馆的地址抄了满满一张纸，标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骑车过去挨家去问。有时推门进去，应待小姐以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来引我入座，我连忙申明是来找工作的，马上就收了笑脸，淡淡地往里面一指。这时我心里象被钝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隐隐作痛。心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讨饭的，恨恨的想踏这些香港台湾来的小姐一脚，骂一声“狗”，又不漂亮，傲什么傲呢。那种神态一次次打击了我最后一点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来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绝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根本就不配来问什么工作，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什么命。 有一家老板会说国语，问我会不会炒菜，我回答说会。他见我回答不坚决，很和气的一笑说：“跟家里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馆做过大厨没有？”我只好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厨师下个月去多伦多，想招一个新的。我厚了脸皮说：“让我试行吗，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说二话。”他说：“冒不起这个险呀，顾客一次没吃好就再不回头了，中国餐馆太多了。”我看他好说话，问他要不要豆芽。他说有人送了，要我留了电话号码，下次要了打电话给我。我说声谢谢准备走，他说：“不忙坐会嘛。”又问我在国内干什么，我说：“教书的。”他说：“同行，同行！”我以为他是台湾人，他告诉我是上海人，姓顾，都来有九年了。又说：“听说国内变化很大，九年没回去，也不知上海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么样子，这次在上海上飞机看了，很繁华的。”他眼睛向上翻着，似乎在想象着上海的繁华，自言自语说：“该回去一次了。”我想跟他拉拉关系留条后路，干脆多呆一会，说：“你当老板了，回去威风很大呢，现在国内摸着外字的边就吃香，什么时候你也回去把威风抖一抖。”他说：“有这么个理想，过几年吧。”我说：“你们回去还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他说：“走不开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着，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晚上十二点。No choice 。”我说：“要是我有这赚钱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有钱赚了还睡什么觉！” 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了，六年了。”我说：“大陆第一个来纽芬兰留学的就是你？”他说：“是啊是啊。”我说：“你都读了博士还干这个？”他说：“干这个不好？有钱就好。”他告诉我他夫妻俩都是文革中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量子化学。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比他差，因为是白人，毕业就留校工作了。讲到这里他一笑说：“现在他们都当教授了，不过我赚的比他还多。当时我那个气啊，不公平！又挣扎着找了一年，放不下那个事业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业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活得好点吗？活得好不就是钱吗？”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是啊，钱，钱都把人逼死了。我太太在大学读书，也没奖学金，还靠我挣钱供她呢，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份工，心里那个急啊！”他也叹气说：“难啊难啊，刚来谁也是难，我刚来的时候还难呢。”我见他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心里急着再去找工作，便告辞出来。他送我门口说：“苦几年自己找份生意做，当自己的老板，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一动问：“你这餐馆多少钱开的张呢？”他伸出手张开五指张合几下说：“五万块。铺面租金每月三千五，我心里压力比你还大呢，生意不好就要了命了。”我说：“五万块我想着就是天文数字了。”他说：“刚来你这样想，明年你想法就两样了。”我念叨着：“五万块，五万块。”觉得这个数字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它在很远的地方向我遥遥呼唤。他又告诉我去年在城北富人区买了一幢房子二十多间，分期付款二十五年付清。他现在的理想就是提前十年付清。我说：“你前前后后二十多年辛苦，就是一幢房子啊！”他连连点头说：“加拿大就是这点理想。想着那房子，梦里醒来也笑一笑。在上海我们是挤怕了。我们一辈子这样了，为了孩子嘛。两个女儿都念中学了，成绩是这个。”说着伸了大拇指翘一翘。我怕他又要跟我谈自己的女儿，连忙赞道：“好幸福啊，好幸福啊。”跨上单车准备走。他给我一张名片说：“有什么生意带过来，凭名片就是特价。”我说：“等我有生意带，我就出头了，还早了点。”他说：“不要小看自己，什么事也是可能的，有朝一日，有朝一日嘛！” 踩着单车我在心里问自己，就算走运，有朝一日我混到了这一步，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很充实呢？这条路太艰难也太可怕了。我没有这份勇气，只能赚一把就跑。这样想着心里更急起来，觉得那颗心在油锅里煎着，恨不得到什么地方去抢一份工来做。回到家里思文还没有回来，我把标了记号的报纸丢到楼下垃圾桶去，用废纸盖住，计算着明天该怎么行动。听见楼梯上思文的脚步在响，我马上拿起《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歪在床上看。晚上思文在桌子上写东西，我捧着英语书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哄哄一片，象是有很多小蜂子爬在蜂窝上嗡嗡的响。手中的书看不下成句的话，心里沮丧着悲哀着，脸上仍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我明白自己纸老虎的本相越来越难以掩饰，男人的最后一点自尊自信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第二天思文一走我又出了门。在门口我停了一下，心里有一种豁出去的慷慨，自己激动着似乎有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勇气。骑车到了一家大的中国餐馆门口，那勇气又荡然无存。我觉得自己不是去找工作而是去讨钱。自己一无所长，老板凭什么要你？还没有进门我就预想到了失败的结局，这几天的忙碌使我有了这样的经验。算一算我已经跑了二十几个地方了。我把单车停在马路对面，来来回回地走，想等到中午看看这餐馆生意怎么样，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没有用，昨天还敢问一问呢，今天这都怕了。可骂完了还是没有用，不敢还是不敢，真没有办法。我想着如果它生意好，马虎一点凑合着也许就要我了。我又恨自己戴付眼镜不象个能做事的样子。到了午餐的时间，进去的客人不多，我心里凉了半截，每一个过路的人我都盯着他，希望他进去。又把自己的目光想象成一双无形的爪子，每一个从那门边路过的人被这爪子那么轻轻一拎就进去了。餐期快过去了，我越过马路从餐馆的窗下走过，窗帘遮住了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我发现最边上的窗帘张开了一条缝，便凑在那里朝里面看。还没得太清楚，发现一个应待小姐端着盘子停在那里，以哑口的惊讶注视着我。我马上往旁边一躲，绕一个大圈子越过马路，跨上单车飞踩。回头看时，那小姐正站到了门口朝这边张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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