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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文说得不错，那些故事都在我心里。 跟舒明明认识，是我自己也没料到的。那时思文刚刚出国，我们欠下了一些钱，我心里很不安。朋友介绍了一个晚上教自考学生的机会，我就答应了。授课的时候，我发现坐在靠窗位置的一个姑娘总注视着我，我敏感地觉得这种注视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意味。那姑娘一停止笔记，目光就停在我身上。有一次我把目光转向别处，然后突然朝那边望过去，她就很羞涩地低了头去记笔记。这种羞涩使我觉得很有意思，讲着课不时将目光扫过去并停留一下，她竟不敢再抬起头来。她的长相并没有激起我心里的某种特殊体验，我只是觉得这样有点好玩。下课的时候她站起来，我甚至有点失望，她身材矮小。另外两个漂亮的姑娘带着含蓄的媚人微笑对我点头，从讲台边经过，她们神态沉着，举止从容大方而有分寸，显然相当老练，对自己的风采有着深刻的理解。 我收拾了教案准备走，一个男学生拦了我问一些问题，那姑娘也站在几个人中间听着，闪避的目光中含着几分稚气的崇拜。不久好象是突然发现讲台边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而我正用询问的目光望了她，便羞红了脸悄然离去。讲了几次课以后，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叫舒明明的女孩写来的。她将自己描绘了一番，我就知道是她了。她的信中流露着自卑，希望得到我的特别帮助，并请求我借几本书给她。我猜想着这中间也许有着别的意味，一种好奇心顿然产生。把信收了起来也没有再去多想。 谁知有一天中午，我刚准备睡午觉，有人敲门。开了门一看是舒明明，吃了一惊，她见我有些惊讶，马上申明说自己是来借书的，又问我肯不肯。我总觉得借书是一个借口，但还是借给了她，心里笑着：“小姑娘你还是太嫩了一点。”她拿了书停了一停，见我不说什么，就说要走。等她站起来准备走，我忍不住好奇心，问她现在做什么，家住在哪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好奇心中也潜藏着不自觉的动机。她告诉我，她前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痛哭一场之后决心用三年时间通过自学考试。已经考过了几门，我教的这门课她感到最没有把握。她现在在一个公司当出纳。她说着这些的时候，语调平静又略带着点羞怯和哀愁。我想着她的胆子真是很大，居然敢找上门来。但她的神态又是这样淳朴，毫无矫饰，也不掺揉半点媚惑。我说话时望着她，她又微微红了脸，低了头不敢迎了我的目光。这种神态大大地激发了我心中的某种情绪，深心不由地一动。我问她对我讲课的意见，她用了尽可能好却不太精当的评语，其中包含着掩饰不住的热情。我笑了笑，出乎自己意料地大胆说了一句：“我哪讲得这么好，你的评价带了点感情色彩吧。”这种大胆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她马上绯红了脸，低了头瞧着地上，鞋尖在地上前后摩擦。我沉默着，使气氛变得沉闷而让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这种温和的窘境中，我感到了一种快乐。她终于抬起头来说：“高老师，我走了。”我觉得有必要消除了那种压力，又把话题转向她的生活种种。原来她是工程师的女儿，两个姐姐都考上了大学，她自从高考失败以后，就生活在一种无形的阴影之中。她的话激起了我的爱怜，却没意识到这种爱怜已经悄然地和不自觉的情欲纠缠到了一起。她出门的时候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我说：“是的，现在是一个人。”一种诚实的愿望促使我想告诉她，我妻子出国去了。但一种专横的内心力量阻挡了自己说出这句话来。 下一次去讲课的时候，我一进教室就看见舒明明坐在中间第一排，我猜想她是早早到来占了那个位置。讲课中我偶然望她一眼，她就会意地微笑。她不再低了头回避我的目光，显然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下了课我擦干净黑板，转身看时学生都走光了，舒明明也不见了。我若有所失地停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失望的感觉在心中弥漫开来。这样的姑娘我不知接触过多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她们都不能和思文相比。但今天是怎么了？我明显地感到了今天的情绪有些异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寂寞中的幻觉罢了，过几个月就要去加拿大了。这样想了，那若有所失的感觉仍没有消除。我推着单车出了那所中学的校门，正准备骑上去，黑暗中一个拘谨的声音在叫：“高老师。”随着声音，舒明明从黑暗中闪了出来。我说：“你躲在这里！”她说：“高老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又怕别人笑我，这等在这里了。”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边走。我说：“舒明明，你的胆子很大。”她吃惊说：“大家都说我胆子小。”我说：“这么晚了你不怕我？”她说：“你是老师，我怎么会怕你？”我说：“你别以为你老师前老师后，我们就只是学生和老师了。”她说：“反正你我是不怕的。你我就是不怕。”她问我几个问题，也没怎么问到点子上，我回答了她。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她说：“我要从这边去了。”却站着不动。我说：“你走回去，不搭车？”她说：“都走有一半了，走回去算了。”我说：“送送你吧。”我上了车要她跳到后座上去，她说不敢跳。我又停下来让她扶了我的肩在后面坐稳，骑了起来。我提醒她坐稳，她两只手怯生生地抓住我的衣服。到了她家楼下，她说：“高老师，到我家去吗？”我说：“那怎么行？”她说：“怎么不行，我爸爸妈妈都很好的。”我想告诉她思文的事，又觉得太突兀，说：“今天晚了，下次去吧。”她指了楼上的阳台给我看，告诉我她家在四楼，又说：“没事来玩吧。”我说：“星期六请你跳舞去，去不去？”她不做声。我说：“不想去就算了。想去就说去。”她说：“去。”我说：“我怎么叫你？”她说：“我在家等你。”我说：“我怕你爸爸妈妈。”她吃惊说：“那怕什么，他们真的很和气的。”我说：“你爸爸知道你跟别人去跳舞，会打你的。”她说：“那你在楼下叫我。”我说：“叫你你妈妈还不跑到阳台上来看。我叫范娟娟，你就下来，好不？”她答应了。化名所具有的神秘色彩显然使她感到兴奋，她默默地念了几遍“范娟娟”，说：“那就这样，你自己别忘记了。”她口中轻轻念叨着那个名字上楼去了。 这种带有秘密性的约会使我有着特殊的感受，我想舒明明更会有这样的感觉。星期六傍晚，我在楼下叫一声“范娟娟”，她马上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向下面挥一挥手，两分钟后就下来了。我注意到她今天化了妆，比平时漂亮一些，走过来时也显得特别轻捷。她走过来要搭我的车，我用手势阻止了她，要她跟在我后面走。到了没人的地方，我扶着她坐上去。她问：“怎么要到这里才搭我？”我说：“那边有你的熟人，看见了不好，天还亮着。”她说：“那怕什么，又没做坏事。”我说：“别人要说闲话的，明天又会告诉你妈妈。”她说：“想告诉我让他告诉去，又没做坏事。” 她不太会跳舞，但身子轻盈，很容易带起来。跳了几曲，在闪闪烁烁的灯光的刺激下，那些歪七歪八的念头在我心中闪闪烁烁。跳完一曲，我拉着她的手回到座位上去，她顺从地跟着我。她坐下来，我说：“舒明明，给你说一件事，听不听？”她说：“是不是好事，好事我就听。”我说：“不是好事呢？”她说：“那我也听。”她把脸转向我，神色紧张又充满期待。我说：“我们算不算朋友？”她说：“你是老师。”我说：“这里谁跟你说老师学生那一套，问你算不算朋友？”她说：“当然。”我说：“算什么朋友呢？”她说：“好朋友。”我被她逗笑了，想说的话说不出来。又跳了一曲回来，我把心一狠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走远了才让你搭车，这中间有个原因。”她疑惑着望了我。我说：“你是小孩子，很多事不明白。对不明白的小孩子说不明白的话呢，那就太心狠了点。”我把思文的事简单地跟她说了。还没说完，她就“哇”地一声哭了。这时一曲完了，对面几个人回到座位上来，我捏捏她的手说：“别哭，他们过来了。”她止了哭，脸转过去对了墙壁抽泣。我想，怎么回事，至于吗？想分散她的注意力，又拉她去跳舞，她转过脸来，可怜地望着我说：“等会再跳好吗？”我说：“别跳了，我们走吧。”她轻轻抓住我的衣袖跟我出去。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说：“明明，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对不对？”她不做声点点头。我说：“你上去吧。”她说：“你先走。”我说：“我看了你上去。”她说：“我看你先去。”我说：“那我走了。”骑了车头也不回走了。骑了很远看见她站到了路中间，在幽微的路灯下看着这边。我在心里叹一口气，又往前骑，心里觉得失去了什么，又觉得一种轻松。 我再去上课，舒明明坐到后面去了，下了课也就走了。每次出门我在校门口停几秒钟，似乎等待什么，又希望那个声音出现，又怕那个声音出现。过了几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想这件事也就这么完了。谁知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了，一进门就说：“高老师，还书给你。”我想，怪了，还书怎么不带到上课那里去呢？我接了书说：“还有一本。”她说还要看看，下次再还。她还了书并不走，坐在那里不做声。我说：“最近还好？”她点点头。我说：“上班忙不？”她摇摇头。我说：“不说话，舌子被猫叼走了。”她一笑说：“没有叼走。”她说着站起来，悄悄向我靠近一点，委委屈屈地低了头，一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我的衣角。我心里冲动着，手抖了几抖想把她拉拢过来。我终于忍不住抓了她的手说：“我看看你几个斗几个箕。”看完我说：“再看看那只手。”她又把另一只手伸给我。我说：“你是两个斗八个箕。”她说：“那又怎么样？”我说：“算命的人有个说法，我也不清楚。”说着在她手背上抚摸了一下。她双手紧紧抓住我一只胳膊，我搂了她的肩，又在她额头上抚摸了一下。她突然一把抱住我的腰说：“高老师，我来晚了是不是，我是迟到的第三者是不是？你为什么结婚结那么早？”说着哭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偷偷摸摸的交往。她来得太频繁，简直一点也克制不住。我怕邻居说闲话，要她在窗外喊“宋志”，开了门她一闪就进来了。我进一步，她就退一步，从来不反抗。这种信任反而使我觉得不能做得太过分，那太对不起她了。她什么都不懂，把我当作能够解答一切完成一切的人物。渐渐的我对这种柔顺着了迷，几天不见她，心里就悬悬着怪想的。我告诫自己不要越陷越深，不久以后就要去加拿大了。我也告诉了她，自己不久之后就会出国，暗示她对这件事的前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她说：“高力伟，能不能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愿意等。我还不老，是不是？”我不敢给她任何肯定的回答，一个含糊其辞的应允也会被她当作郑重其事的承诺，那样就把她害了。而且，我在心中暗暗将她与思文比较时，感情更多地还是倾向于思文那一方面。我说：“明明，我可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好，你还以为我真是个什么人物呢！我也没那么大的勇气去离婚，那伤害她太多了点是不是？出国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她说：“那你不爱我？你从来没说过你爱我。”我对她从不敢说爱，我觉得这个字份量太重了，那不只是一种感情的趋向，而且是一种承诺一份责任。我说：“我喜欢你，我心里喜欢你我又怕，这对你不公平。”她没察觉我的回避，说：“真的不公平，但我也没有办法，是我自己来晚了。”又说：“我还有点希望没有？那我就没一点希望了是不是？”我含糊地说：“慢慢看吧。” 那天她走的时候有点不高兴，以后好几个星期没有来。这时课上完了，我也没去找她，心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理智毕竟在她心中占了上风。几次想去找她，我内心也有一个声音警告自己：“慎勿造因！这样完了也好，再往下就真会有一场伤心了。”可我心里又总是期待她来，每次出去都觉得她在窗外叫我，匆匆赶回去，怕错过了。到了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又惘然若失。有天晚上，她在门外叫“宋志”，我开了门，看她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怪可怜的。我见上下没人，示意她进来，她一闪就进来了，说：“我还是想来看看你，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这天晚上她在我屋子里呆了很久，我们和平时一样用很低的声音说话，笑了两个人就都捂了嘴。我床头有一张画，是个执网球拍的少女，她指了那张画羞羞怯怯地说：“拿下来好不？”我说：“怎么呢？”她不好意思地笑，又指指那张画说：“换一张。”我明白了，笑得喘气说：“画片上的人又不是人，怎么就碍着你！”她说：“就是！”外面有人敲门叫：“高力伟，高力伟！”我和她坐着不动，不做声。外面的人说：“有灯怎么没人。”又敲几下去了。我和她相视一笑。快十一点钟我说：“你该回去了，再晚妈妈会骂你。”她说：“好，你送我。”我打开门又关上说：“今晚不回去了好不？”她点点头。我说：“开你的玩笑呢！那你爸爸妈妈还不会骂死你！”（以下略去130字……）我站在门边犹豫一会，说：“还是走吧。”探头看看上下无人，示意她出去，骑了车送她回家。 以后舒明明几乎每次见了我都说：“给我一点希望。”我理解她心中那种没归宿的漂泊感，不安全感，但又哪敢承诺什么？躲躲闪闪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再提这个问题。在一次分手之后，她没有任何暗示就突然不来了。我开始还想着，再有半年就出国了，不来也就算了。渐渐的心中变得焦躁不安，不能静下心来做一点事。终于我忍不住，骑了车到她家楼下去叫“范娟娟”，也没人应，去了十几次也是这样。我作了种种猜测，又都推翻了。有几次我在楼下徘徊很久，希望能够偶然遇见她，但总是失望。我变得越来越焦躁，想见她一见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我这时知道自己是动了真感情了。忽然有一天，我在屋子里枯坐，一个声音在门外叫“宋志”，我激动着去开门，却不见人影，脚下放着几本书，是我借给她的。我用脚把书往屋子里一扫，关了门就追下楼去。只见舒明明在前面走得飞快。她没回头就察觉我在后面，就小跑起来，跑到汽车站那里站住了。很多人在那里等车，我不敢走上去，跑回去骑了车赶来，人已经不见了。我一直追下去，快到她家了，看见她在前面走。我骑上去把龙头一拐，拦住了她，喘气说：“怎么就不理我？”她不吭声，绕过我一直往前走。我又拦了她问：“天天在楼下喊你，听见没有？”她说：“都听见了。”我说：“好狠心啊，你！”她说：“是谁狠心？”我怔了说：“你这样对我！”她说：“你已经够了吧！”说着瞪我一眼。我惊呆了，发怔之间，她已经走了。 我也只好算了。春节那几天我心里很压抑，骑了车到江边去迎着北风吼几声。初四晚上，我鬼使神差又骑车去了。黑暗中我在楼下徘徊，也没有叫她，叫她也没有用，我只觉得这样离她近一点。我在冷风中瑟缩着，看见她家阳台上几个人出来放焰火。看不见人影，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范娟娟”，有人伸了头出来看一下，等一会仍不见人下来。一会放焰火的人都进去了，我失望着昂了头呆望着上面，用口哨哆嗦地吹出费翔的“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我看见又有人在阳台上探了一下头，我把那首歌反复地吹下去。最后我失望了，推了单车想走，浓黑中一条人影闪过来叫道：“高力伟。”我说：“明明，你到底还是下来了。”她说：“看你挺可怜的。”我说：“你倒是来可怜我了。”她不做声。我说：“我也不怪你，只想看看你就够了。你知道跟我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是不？”她说：“嗯。”我说：“你是对的，谁再痴心也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不是？”她说：“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你上去吧，我看看你就够了，我走了。”冷不防她一把抱了我的腰说：“你别走。”哭了起来。我摸她脸上湿湿的一片。我扶她站好说：“明明，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不理我，我又想你，你理我，我又好怕，我怕自己会害了你。我不想骗你，要跟林思文分手，我也没有勇气。”她说：“我知道，这我早就知道了。”我说：“那我们还是做个朋友吧，真正的朋友。”她笑了说：“不可能！”我说：“以后叫我高老师，别叫高力伟。”她说：“让我试一试吧。” 以后她就叫我“高老师”，我心里觉得可笑，太可笑了。但我又不敢笑出来，一笑就失去了必要的距离感。她眼中总是游动着一丝幽怨，使我不敢正视。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从北京签证回来，她晚上来看我，进了门问：“签到了没有？”我点点头。她说：“要到西方去了？”我说：“是。”她说：“好幸福啊，你，就要看到你的那个了，祝贺你啊，高力伟。”说话声音也变了，一手捂了眼睛，开了门就往外面跑。我在一条小路的树丛下追上她，抓住她的肩膀，她就蹲下来呜呜的哭。我蹲在她前面，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反复说：“明明，别哭好吗，咱们别哭好吗？”她呜咽着：“我还想着你会签不到呢。”我说：“别哭，怎么就哭了呢，我们不是说好是朋友吗？”她说；“那是骗自己的。”（以下略去50字……）我们在树影下蹲下好久，最后她站起来一擦眼晴说：“高老师，我去了。”我说：“今天别叫我高老师。”她说：“就是，你就是。高老师，我这就说最后一声再见了。”我说：“我送你。”她说：“不要，我还是认得路的。”突然用力把我一推，朝大路上跑去。我看着她的身影在黑暗中晃动，渐渐消失，一拍脑袋想，这一次可真的完了。谁知在我离家的前夜，她又来了，进门说：“作为一个朋友，我想我还是该来送送你。”可说着就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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