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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有两幢宿舍在央街上，专门提供给那些带了家属的研究生。那里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请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轮到。历史系有个天津来的博士轮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个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让机会轮空了，就把租住权偷偷转给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层楼上，一室一厅，比我们现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租金却也差不多。这样的机会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认她的能干。 那时我和思文的关系正处于冰点。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来，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说几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见我也不收拾东西，也不说走，问我：“我的东西收好了，下午有人开车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犹豫中，希望她来求我，又怕她来求我，听她这样一说，我随口说：“你先搬走，我再说吧。”她说：“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说：“这些话就多余了点，又没谁叫你负什么责任。”我在心里猜测着她这些话是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许她并不想要我搬去，这样她就在心里对自己推卸了责任。又想，也许她还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说。还没想清楚我说：“电视机录象机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着还是个负担，电话机你也拿走，我没有人要打电话。” 深夜我干活回来，她已经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间，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的感觉，自己已经被世界彻底遗忘，没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着隔壁那对男女会怎样在心里窃笑，关了门乐得在床上打滚，在楼道里碰了面把那种幸灾乐祸的微笑传递过来。熄了灯我靠在床上默然凝神，一个家就散掉了，这样轻易这样平静，使人根本体会不到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重大意义。我有点怅然，却并不悲伤，也没有那种曾在心中期盼过的解脱的兴奋。苦涩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开，我必须咬紧了牙坚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万块钱的目标，这一瞬间这个目标成为了神圣的召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沮丧，退一步我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力量以父母的慈爱关注着你，悲哀和眼泪都毫无意义。 这样想着，眼眶中就有泪水涌了出来。我在黑暗中睁圆了眼睛，竭力控制着不让流下来。僵持了几秒钟，一行泪从面颊上流过，接着又是一行。我大声对自己说：“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几十岁了。”说着抽出枕头，双手抓着从额头往下一抹，“嘿嘿”地干笑两声，骂一句“不争气的东西”，似乎想也没想，举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的响声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来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这种寂静，感到寂静中有一种力量从四方沉沉地压下来。我对着黑暗吹了一声极长的口哨，“嘘”的声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气，尽可能更长地不停顿地吹着，那一丝声音带着悦耳的尖锐。莫名其妙地，顺着口哨的声调，我在一口气就快吹完的时候，吹起了那首歌，“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问自己………”后面的词记不起来，把曲调一直吹下去。声音在夜里特别响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听见，明天会到房东那里去诉苦，于是用毯子蒙了头，在毯子里使劲地吹，终于，吹得口干了，嘎然而止，头颓然地一偏。 在要睡着的那一瞬突然惊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看着腕上的表，已凌晨两点。计算着明天上午十点出去工作，还有时间，就爬了起来，摸了衣服穿上，到厨房冰箱里提了壶喝几口冷牛奶，摸黑下楼开了门，朝唐人街走去。 路上积水的地方刚刚结了冰，踩上去发出断裂的轻响。上弦月象被冻住了一样弯在无云的天幕，星星隐隐约约地闪闪烁烁。一阵寒风吹来，几片落叶擦着我的脸掉下去，带来一点微痛的感觉。唐人街上霓虹灯的招牌和广告还亮着。街上没有几个人，有一两家小酒家还在营业，里面的人映在窗帘上影影绰绰的。又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几声粤语的骂人声。永远游荡的印第安人在黑暗的街角晃动着身影，他们无家可归也不想归家。我从士巴丹拿街拐到登打士街，在街角停了，看道明银行橱窗里的利率表。又漠然向前走。这座巨大的城市离我非常遥远，对它我感到疏远，我无法摆脱那种漂泊旅人的感觉。我深深感到哪怕在这里再呆更长的时间，也仍然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发了财，我不会感到幸福。所有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路人，我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看得起也好，看不起也好，与我也没有关系。我内心没有向社会证明什么的冲动，钱是我与这个社会的唯一联系。这个社会并不需要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人需要我，连思文也不需要我，我被遗弃了。 一直走到央街，我看见一些妓女穿着短裙，在等公共汽车的玻璃亭中避风，又有几个穿着长袜毛大衣在冷风中徘徊，向偶尔驶过的小车招手。我忽然觉得对她们不能骂一句“卑鄙”就总结了一切，她们也挺可怜的。我怕惹麻烦不敢走过去，就往回走。看见银行区一幢幢一百多层高的大楼在黑夜中通明透亮，想象着自己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忽然成了某幢大楼的老板，每天进出大楼时，白人小姐毕恭毕敬地拉开大门，我也不望她们一眼，在内心高傲地一笑。到了办公室不断有人进来请示，我以一种优雅的从容一个个打发走了。又掏出烟来，秘书小姐马上给我点着了。我吐着烟雾，靠在安乐椅上，思考着怎么到中国去投资，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一种感觉。正想着眼前一个人影一晃，我吓了一跳，倒退了一步，原来是个露宿街头的讨乞者，是个印第安人。我摸出一块钱硬币塞给他，匆匆走开，在心里抱怨他打断了自己的好梦，再往下想也没有情绪了。又想起自己在这么冷的天还舍不得花一块钱坐地铁去上班，骑车跑那么远，于是在冷风中给了自己一个嘲笑。从明天起我不能省这点钱了，我自己也是个人，对人我不能那么刻薄。在深夜里我游荡了一个多小时，冻得受不了，一路小跑回到那空寂的小屋里。 第二天去一号店上班，总厨说：“调你去五号店，今天就去。”我说：“是做炒锅吧？”他说：“去就知道了。到那里找阿来，他是头厨，看他怎么安排你。”我又转了地铁到五号店去，找了阿来，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问我：“你会炒菜？”我说：“我都做了好几年了，王先生说调我到这里当炒锅。”他问：“过来几年了？”我说：“三年，在纽芬兰我当了两年多厨师。”他说：“Yo u are lucky，来三年就当了两年厨师，当年我从香港过这边来，餐馆里做了三年还没摸到锅边呢。”又说：“今天我看你做大厨，楼下换衣服。”我在计时器上打了工卡，到地下室换了衣服，又掏出菜单飞快地溜了一遍，幸而这几天每天看了几眼，也差不多背熟了。又想象着炒菜的动作，手动了几下。两个多月没做，手明显有点生了。到了五点钟，订单从传真机中不断出来，生意比一号店要繁忙得多。阿来在后面配菜，我和叫阿长的厨师在前面炒。头几份菜阿来看了一下，下面就让我去了。 这一站就是五个小时不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以下略去1000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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