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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思文都感觉到,再这样拖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分手的问题。 不知是谁先说出“离婚”这两个字。两个人绕过来绕过去暗示着,还是绕不过这两个字,终于被谁先说了出来。以前在气头上很多次说到离婚,事后两人又回避着,现在竟心平气和说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这种冷静的讨论一旦开始,事情就再也无法挽回。 思文也不愿这样拖下去,她对我绝望了。她非常现实,既然分手无可避免,就要趁早,时间对她更加宝贵。我呢,这一年多来,离婚的念头萌发之后,就象一只怪兽,顺着不同的黑暗路径,在湿润的空气中寻着嗅着,沉重地喘息着,最终都回到那唯一的窝巢中来。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办理这件事。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事情也格外简单。在那个初夏的周末,我们坐在窗前从中午讲到傍晚,她的面孔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象隔了许多岁月的朦胧印象。我们象老朋友一样说了许多伤心动感情的话,说到认识的那一天,说到一起到黄山去玩,记忆中的细节都活生生描绘了出来。她提到结婚那天我被客人灌醉了摇摇晃晃,她还发了朋友的脾气。我提到那年考研究生她说两人都考起了她就要飞到屋顶上去。说着说着好几次似乎都要改变了话题。有一瞬间我几乎要动摇了,她再多说几句我就会哭出声来把她抱住。但两人都很清醒地及时刹车转向,把话题拉了回来。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试一试,已经试过很久也没有意义,感情用事的确很危险,对这一点思文比我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说好不要互相怨恨,她说:“我心里也不恨你,你是个好人。”我心里非常沉重,为她的前途担心,怕误了她这一生,那样我就永远不得安宁。这种想法我不敢说出来,这个好强的人是听不得这样的话的。她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 我们说好了星期一到领事馆去办手续,办了手续她就搬到多大的单身宿舍去,那里正好空出来一间房子,机会难得。这里我再住一个月也得搬走,别人已经来催要房子了。她要我借两千块钱给她,我同意了。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开了灯说:“思文,我现在来跟你做个实验,你把两只手交错这么叉起来。”她按照我比划的把手指交叉起来,问:“什么意思?”我说:“你看你哪只手的拇指在上面?”她说:“右手拇指。”我说:“你交换一下,叉起来把左手拇指放到上面。”她照我说的做了,说:“挺别扭的。”说着就松开了。我说:“别动,别动,这是做试验呢。”她又把手指交叉了说:“快点,不舒服呢。”我说:“打比一只手就是一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她说:“有点明白了。”我说:“你说。”她说:“你说。”我说:“不舒服吧?也不是左手有问题,也不是右手有问题。”我说着把左手和右手摊一下,“两只手要配合得好才好,不然那两只手都难受。手还是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就只好分开,也不要怪左手,也不要怪右手。”她这时把两只手分开,甩几下似乎想甩掉难受的感觉,指了我说:“也不要怪左手,”又指了自己说,“也不要怪右手。”我说:“是的。”她说:“我们的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事情到这一步怪你也怪我,只是怪来怪去怪谁也没用了。”我说:“你要怪我,怪也怪得不怪,不怪才怪呢。不过既然怪我怪谁也没用了,还是别怪的好。”她说:“你倒会为自己开脱!说到底你到底要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你的这种说法算了,求个心安理得,将来也不后悔,两人配合不好,劈开过有什么后悔呢?哪怕就自己过一辈子我也不后悔。”她说着带了哭声,我心中凄切,连忙岔开了说:“做饭吃去,你还不饿吗?” 星期天我一觉醒来,已经是十点钟了。思文还睡着动也不动。我想起要去唐人街买米买菜,轻手轻脚爬起来,怕惊醒她。到厨房烧水冲了一包方便面,端到门外,轻轻带上门,坐在楼道的地板上吃。那只花猫又从斜对面门缝中伸出头来,冲着我叫一声。我用筷子敲敲碗,把碗伸过去,那猫马上缩回去了。我笑一笑,吃完面把碗放在门口,下楼去了。 快到中午我提了米和菜回来,思文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她见我回来了,马上放下作业过来接了菜问:“碗是你放在外面的吧?”我说:“是呀,我还以为谁拿走了呢。”她很激动说:“你站在外面吃的?”我说:“我坐在那里吃的呢。”她望了我的眼说:“也难得你这样一个好人,离婚的事再商量商量,你愿意不愿意。”我没想到这一件小事还会使她激动,说:“商量商量是可以,要真正有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你要想好了别冲动,一时的冲动也没有什么用。”她讪讪地笑笑说:“那就算了,我跟你说着好玩的呢。” 按原来的约定,星期一思文下了课就到领事馆去,我在那里等她。我骑车去了,等了一会,她穿着那件小碎花连衣裙从马路那边斜插过来。她走到跟前,我从草坪上站起来,朝里面走。她轻轻拖一下我的衣服说:“急什么呢,我是懂道理的人,会让你为难吗?”我跟她站在铁栏杆外面,她沉默着。我说:“想法又改变了?”她说:“没有。”我说:“没有你想说什么就说。”她沉吟说:“我说一句,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高力伟你最后最后想一想!”我说:“到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已经晚了点。”其实她如果作出明显的表示,我也并不是不能改变主意,我的抗拒并不那么坚定,但我需要她作出明白表示。我正想着她真表示了我该怎么办,她说:“现在进去吧,我也是信口开河问一句。”两人都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又签了委托书,委托她的一个朋友在国内办手续。出来时我冷眼观察她,似乎也很平静。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起走,她说:“就这么完了,做梦样的好难想象,可心里又知道这梦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陪着叹一口气,不做声。她说:“你倒没有事,你回国去一群姑娘都包围上来了,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可能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我说:“别说那么悲观。讲句二意话放在这里,你先找着试试,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再来找我,我这一年半年又不会回国去。”她说:“把这句话先放在这里。你如果回国去了,找谁也可以,我还希望你找个好的呢,就是不要找那个舒明明,我心里恨她。”我说:“那不是主要原因,你又不信,我跟她都快一年没联系了,我想她已经有人了。”她说:“那我心里还是恨她。”我沉默不语,她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心里恨她。”我说:“回去吃饭吧,你在后面坐了。”我骑了车,她跳到后面坐了说:“最后一次搭你的车了。想起那年你第一次搭了我到你家去,被警察抓了还罚了五角钱,我们说自己是大学生,不敢说是大学老师。”说起过去的事我鼻子一酸一酸的,不敢接口,于是说:“我们也没有就成了仇人是不是?只是个熟人呢,他的车也搭得。”她说:“我想很多人如果能重新选择,都不会选原来那个人,看透了。”我说:“又选了别人无非是重新看透一次。”她说:“那我们今天这样做了毫无意义,只有不想那么好才有意义。”我说:“天下总还有几个例外,说不定就被谁幸运撞上了。”到了家她说:“明天你帮我搬家好不?”我说:“那当然。”她说:“下午我就把东西清好。”我说:“要什么你都拿去,反正我饭在餐馆吃。你东西也不多,叫部出租车也装下了。”她说:“我已经跟赵文斌说好了,他开车来。”我说:“才几块钱的事呢,麻烦别人干什么。”她说:“已经叫了就算了。”我说:“想不到赵文斌还买了部车,几个月不见,他派头就不同了。”她一笑说:“像你这样抠死了钱不松手的,那也没几个。到北美来一趟车也没开过,也可惜了来这一趟。”我说:“再过一年,我就回去了,车也不学了。留在这里我怕看别人的脸色。老板脸色不好看,你要赚他的钱也只好看了。白人心里也有点那个,他笑眯眯的他心里对你有点那个。在这地方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怎么想自己也不能算个东西。她说:“绿卡呢,绿卡也不等了?一张绿卡抵得五万块钱呢。”我说:“绿卡说起来真是个好东西,可惜我又没福气消受。” 晚上我下班回家,她还没有睡。我说:“今天你早点睡呀!”她说:“睡晚的睡惯了,每天你都回得晚。反正这是最后一晚了,最后一晚。”我脱了衣服钻到毯子里,她也躺下来。黑暗中两人似乎有什么话说,又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沉默着却等着对方先开口。我想等她先说点什么,又怕她说什么,过了一会她还不说话,我似乎又放了心,似乎又有点遗憾。我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到话头,犹豫着终于下决心不再开口,倒了身子去睡。过一会她“嗯”了一声,我不做声。她悄声问:“你睡着了?”我说:“睡着了。”她的手在自己的毯子里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轻轻触我一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说:“知道。”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晚了。”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又怕领会错了,说:“真的不好意思,不过──”不好意思。她马上说:“你别胡思乱想。你想着我是什么人吧。”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搬了过去,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反正就这么了。”把东西搬到楼上去,赵文斌说还有事,匆匆告辞走了,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我心里想:“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思文说:“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那我这就去了。”她头也不抬说:“谢谢你了,有空来玩。我的电话明天接通,通了打电话告诉你。”我下楼去,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楼,推门进去,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还没看真切呢,她转过身对着窗子,伸手去拉窗帘,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我放下桶说:“忘在楼下了。”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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