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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小禾之间只剩下一层透明的薄纸没有捅破。我相信她也在考虑着捅破这层纸的意义和后果。我觉得自己随时都可以把她抓过来，她也不会反抗，说不定她还在等着我走出这一步呢。这个念头诱惑着我，心中不得安宁。我把她的种种神态和话语在头脑中搜拢来仔细分析，还是不能得出她在心里已经允诺了我这样一个结论。好多次我想象着在说话说得投机的时候，我一直把话往那个方向拉，她也并不回避，甚至还作了一点含蓄的推动。这种推动鼓舞着我，我把她的手拉过来，看看有几个斗几个箕，然后，情不自禁似的，在她的手背亲了一下，又问她怕不怕。她只是轻轻的笑，并不回答。我就暗暗用点劲把她拉向自己。她撒娇似地反抗着，然后，没有力量抗拒似的，倒在我的怀中。我抱了她的身体转一个圈，说一声“我要把你丢到河里去”，她夸张似地表示着害怕，搂紧了我的脖子，沉重的呼吸薰得我脖子痒痒。我坐下来轻轻吻她，她柔顺地应合着我，唇舌之间给我以热切的回报。然后……我想起了那天在门口草地上那一幕，心怦怦跳起来。 也许这一切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预设实现。可再往下呢？我不再血气方刚不能不预先设想后果。然后，……我就有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不再是一个自由人，说一声回国去抬腿就走。也许我不得不陪着她在这里长久地坚持下去。想到这一点我害怕起来。我现在盼望回国比两年多前盼望出国更加热切，两年多来我没有找到生活的基点，这种无根的漂迫我已经忍无可忍，各种各样的脸色我也已经看够。这两年多的经历使我越来越固执地相信，在这片土地上我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不能说“从零开始”。在精神上我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为了那点钱，两年多来我什么都忍受了，我不能无胡地忍受下去。我很欣慰地看到那目标越来越近了。回到国内我一生不会再有生活的困扰，可以去做自己愿做的事情，而不必为谋生忙碌终日。那样的前景我已经想象过无数遍了。可是现在，为了张小禾，我又重新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吗？过去的日子我想起来都后怕，实在没有勇气把那样的日子无胡地拖延下去。也许可以等她毕业了带她回国去，但从她平时说话的口气听来，我实在没有信心。我又想到了“临时内阁”这几个字，其诱惑难以抗拒。可我又不是那么潇洒的人，我喜欢的人，怕伤害了她，不喜欢又没有情绪。投入感情呢，明知是一场悲剧，不投入感情，又何必多此一举。既然跨出那一步，就不能装作对感情上的责任毫无考虑，到时候说一声“没有缘分”，就挥手而去。经过这两年的磨砺，我以为自己的心也粗糙起来，在道德上已经彻底完蛋了，竟没料到仍然是这样惴惴的怕伤了别人。 晚上我躺下去缩在毯子里面，睁了眼地望着那一片毫无意义的黑暗。我想象着有两个自己在争斗，一个把另一个打翻在地上乱滚，打耳光，一脚一脚很痛快地踢过去，吐着唾沫骂着：“呸，你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也不看清自己是什么东西！谁会对你有意思呢，谁？”被打的自己抱了头在地上滚着，发出“噢噢”的惨叫，叫声中似乎又有着一种受虐的快意。打了一会，打的那个自己想：“自己打自己干什么呢，还不够可怜吗？”便住了手。被打的自己从地上爬起来，眼神可怜巴巴的。这样想着，我冲着黑暗喊出一声：“打得好！”顺着声音身子猛地抬起来一下，又躺下去。几乎已经确认了自己不会有勇气去捅穿那一层纸。 张小禾也不捅穿这一层纸。她跟我说说笑笑，可就是不作出实质性的暗示。有时候我言语之间情不自禁地顺势说几句风话，她不推回来却也不接过去。我期待着她表现出某种突破性的主动，我顺水推舟接受了，心里就不会有那么沉重的压力。我有时大着胆子铺了台阶，可她不往下迈。我猜想她在内心也犹豫着。她不再生活在梦幻的年代，不能跟着一时的感觉走，而必须在开始就想清楚了这一辈子的生活。她有的是机会，跟了我她就把别的机会都绝了，这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容易下的决心。如果不是偶然地有了接触的机会，象我这样的人她想也不会去认真想一下。我既不能使她感到骄傲，使她在朋友亲人面前提起来的时候兴致勃勃，又不能给她生活上的安全感，让她轻松舒畅的生活。她既然来到了北美，就会有她的想法，而不会因为一时的好感和小小的崇拜，就放弃了自己的那些想法。 但有一点地是肯定的，我们都不愿就此撂开了手。我舍不得她也舍不得。在心里迟疑着，我们还是好朋友似的来往。我经常很滑稽地感到两人都戴着面具在说话。张小禾不傻，说起来也是过来人了，她不会不明白这种缓慢的前行终有一天会要到达那个爆发的临界点。有一次她说：“孟浪，你应该去读书，你这样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你太浪费自己了。你读了书将来可以找份正式的工作，什么事都好办了。”我说：“那是，读了书找份工作，也正式算个人物，什么事都好办了。”她红了脸说：“为了你自己的发展。”我说：“为了我自己的发展这件事，不为别的事。”她低了头不做声。我不说赚够了钱就回去的话，只说：“可惜我五音不全，永远分不清什么前齿音后齿音，我没有信心了，要不我在纽芬兰也拿个学位呢。不过拿到了也没有用。”我指了自己说：“你是黄种人，还是外来的，谁也没规定，可好机会就是轮不到你。”她说：“说起来那也是真的。” 有一次她说：“要是你是学理工的就好了，那就不同了。”我说：“学错了一辈子就走上了不归路。真的我是学理工的就好了，那有些事就不同了。”她说：“那你自己就好些，有个位置。”我说：“其它方面也好些。”说着瞟她一眼。她羞羞地轻笑一下说：“那也别把自己看死了。其实你可以考虑改学一个专业，还来得及。”又说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学心理学的，前几年到了美国，哭一场痛下决心改学计算机，从本科学起，现在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我说：“人有这样的精神我佩服透了，八体投地！可是我怎么做得到？我这个人！我没有力量走完那么遥远的路程，我怕到白人老板手下做事精神上一辈子萎靡不振，我还舍不得把自己以前学的都丢掉了。”她不高兴说：“那你怎么办，就在Ho─Lee─Chow 一辈子做下去？是个人总要为点难，总要忍受点什么！”我说：“那你给我指条路，当年洪常青给吴琼华指一条路，改变了她一生。”她说：“给你指了你又不走。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路在哪里，明年就毕业了，心里慌抓抓的。那些和我一起上课的白人一个个都从容着，他们找得到工作，不公平。”我说：“天下哪里又有公平的事。要是你变白了皮肤，又一头金头发就好了。其实你有这么白，好多白人比你还黑些。”她轻声说：“别讽刺人，我也不要变个白人，变了就没有我了。”她说着忽然想起什么，一拍腿说：“想起来了！你可以到中文报纸去找份工作，当个编辑、记者，绝对可以！你写东西此谁差些呢？”我说：“发现新大陆了呢。我现在十二块钱一个钟点，吃老板的，到报社去才七块钱一个钟点，你以为中文报纸的记者是什么大人物吧。拉得动广告呢，有佣金，拉不动就干瘪瘪几个钱了。”她说：“那你也应该去，别只看钱！”我说：“好听些是吧，记者！”她说：“那也是的。”我说：“先赚点钱再说，记者的事慢慢说吧。真的去当记者呢，还不如到哪个角落里自己开个小餐馆。”她说：“那也是条路，道路就在你脚下。”我笑了把脚跺得“咚咚”响说：“在我脚下我就真的一步步走过来了啊，可别又怪我是个猛子！有时候猛起来我就不记得什么前因后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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