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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零



  出了门我冷得一哆嗦,雪又下起来了。站在台阶上透过雪花看见思文站在前面,穿着那件熟悉的粉红雨绒外套,邻居家门口的彩灯在她脸上一明一暗地闪。一阵风卷起雪花,遮没了她的身影,风落了她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推了单车,把铃摇得“叮叮”的响。走过去她说:“这样的天也骑车来。”我说:“开始没下雪。又不太远。”她说:“花几十块钱买张月票也不会就穷死了你,人总要对自己好些,你不对自己好谁还会跑来对你好!”我说:“总想着过几天就回去了,过几天就回去了,就拖下来了。”我说着忽然意识到可以趁机给她一个不伤自尊的提醒,又说:“真的过几天我就回去了,在这里再没有什么可等待的。看了三年多,我看透了,好地方,却不是我呆的地方。”她说:“你是应该回去。别人不了解你,总是要你留在这里,不要听他们的。”两人都沉默了,踩着雪地沙沙的响。到了路口她说:“还早,去不去我那里坐一下?”我说:“好。”她说:“看见雪我又想起了纽芬兰。”声音中带着一种凄切。我心里发冷,说:“多伦多的风没那么猛。”她说:“纽芬兰的一幕幕都就像昨天,那时候你刚来,现在又要走了。一晃三年多了,这么多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说:“今年多伦多的雪比去年下得晚些。”她说:“什么事都是一去不复返,人一辈子也是的。纽芬兰你这一辈子也不会去了,我大概也不会去了。”我说:“多伦多到底还有不少富人,徐先生这幢房子恐怕要五十万。今天晚上他恐怕用了几百块钱,啤酒都是十箱。”她忽然一笑说:“多伦多的风没有那么猛。雪比去年下得晚些。啤酒都是十箱。”我尴尬地笑几声,说:“我骑车你敢不敢搭?”不料她说:“下大雪搭你的车,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说:“我是怕别人看见了又嚼舌头呢,以为我们还怎么样。我反正过几天就走了。”她说:“你不愿意去就算了。”我说:“你不怕我怕什么!”抖落身上的雪花,骑了车,她跳上来,迎着雪向前骑去。

  到了她房里,我问:“到底有什么事?”她说:“你想走了是吧,这里有鬼要吃了你!”我不好意思,坐下来说:“烧点水泡杯茶来吃,口渴死了。”她去烧了水来说:“其实你可以再等两年拿了公民权再走,绿卡别浪费掉了。有了护照来去就自由了,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我说:“还等两年?两个月对我的意志都是一个考验。闭了眼睛哪条街是什么样子也在心里画出来,还来干什么?来打工差不多,可钱我也不想赚了。”她笑了说:“赚饱了。”我说:“肚子吃什么山珍海味也会有个饱的时候,钱是赚不饱的,越多越饥渴。我只是不想去赚了。”她说:“绿卡废了到底可惜,香港人想移民还得投资十五万呢。护照到了手,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门就像自己家的菜园子门一样。”我说:“中国又不承认双重国籍,回去了我一个加拿大人在单位走来走去,别人还不看我是怪物。”她说:“那也是,有人心里会恨你,不惹他他也会恨你,人就是这种东西。”我说:“拿个加拿大护照回去了,我觉得心里对不起谁似的,其实我又明白也没有就背叛了谁这回事,何况我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人一起笑了。

  我又问:“你家里又来信了没有?”她说:“来了。”我说:“你妈妈又骂我了吧?”她说:“她恨得你哭!我哥哥说等你回去了找人打你一顿。我赶快写信回去了,要他们别。”笑笑又说:“你也别怪他们,他们没文化的人就是这样想的。”我说:“要是不痛,打我一顿也是应该的。”她说:“不说这些,讲好了你回去帮我带几样东西。”我说:“已经有几个人要我带了。”她说:“别人的东西你不要都搂在身上带了,他们利用你。”我说:“帮你带就不是利用。”她直笑。我又说:“带几件东西倒没什么,只是我怎么敢往你家里去送?那不是舍身饲虎?骂一顿倒算便宜的!”她说:“你写信叫我哥去你家拿。”我说:“也只好这样,东西别太多,会超重的。”她说:“别人的我不管,反正我的东西差不多也就是十斤。”

  我突然记起来,问:“什么时候你跟袁小圆又好成了那样,两个人头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老半天,你出去她还送你。”她说:“她脸上这几个月长了一些小疙瘩,她自己倒不在意,以为反正小孩也有了。我劝她找医生看看,不要就让它去。我跟她讲,男人都是有个坏心的,做妻子的要把自己装点好了。”我笑了说:“你比男人自己还了解男人!怪不得跳舞的时候你还不想跟孙则虎跳。”她惊奇地望着我,“你注意到了?我还是跟他跳了,总不好让人家难堪。”迟疑了又说:“告诉你你千万别出去讲,讲了你就不是个人。孙则虎有几个星期总到我这里来,含含糊糊说些擦边的话,我总不应他的茬。有天忽然他抓了我的手想拉过去,我用力推开了。他说,我太不应该了,我犯错误了!退到椅子上坐了,垂头丧气的两手抱着头。我以为他怎么了,又过去安慰他。他又一次拉我的手,我还是很温和地拒绝了。后来两人又没事一样,说些七七八八的话。他去了,再没来过。”我说:“说起来这一点也不奇怪,‘都有个坏心’一句话全解释完了。”她冷笑一声说:“什么你看了都不奇怪。”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太豁达了点,想做出惊讶气愤的样子也来不及了,说:“天下怪事太多,太多了,见怪不怪了。”又扯开去说:“最近还好吧?”她说:“还可以,不好又怎么样,还不是要往下活。”我说:“什么事也不要拖拖拉拉的,拖在那里总是件要做的事。”她说:“什么事急也急不好,拖在那里不是好事,也没坏到哪里去,急成了坏事就完了。我这一辈子还能禁得几次?”我说:“什么事还是要不动声色地主动点。”她说:“什么事我也没太去在意。前不久我病了两个多月,胃有了毛病,人都瘦掉了十磅。看了医生也检查不出什么。医生说是心情不好引发的。我一急,干脆就想通了,什么事退一大步去想就想通了。反正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上也没有完全幸福的人,关键是自己怎么去看,还有太多的人还排在我的后面。”我说:“知足常乐这句话倒救了很多人,中国传统真有了不起的一面。可惜那些真正足的人他总是不知足,也总是不乐。”她说:“那不然还怎么想?三十出头还是单身,钱也只剩一千多块了,身体又垮了,快毕业了工作也无影无踪,自己想起来好凄凉。再不乐观点,就没有命了。我这些事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知道我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不幸的一面。你看我还乐观是不是?我的乐观是真乐观,不是做给人看的。要痛也痛过了,要悲观也悲观过了。”听了她的话我心中悲戚,心里“咚咚”地冲得厉害,她见我的神色不对,说:“你也不必心里有什么,我自己都想通了,你心里还那个干什么?说到底一切都是命运,命运是对人生无法解释的一切的最终解释。想不通的时候想到是命中注定就想通了,痛苦也就不是痛苦,烦恼也就不是烦恼了。”

  我最怕她一个人这样拖下去,问:“打算怎么办呢?”她说:“赚钱!毕业了我不想去找工作,不说找不到,就算找到了,赚钱也太慢了。赚钱,赚钱,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理想了。活到了今天可不敢再小看了钱。我要经商去,从零开始。我知道太难太难,但我不会放弃,你知道我做什么事是最有耐性的。”我说:“总不能这样下去。”她说:“那些我都不急,什么孩子,什么家,都排到后面去,别误了我的正事。这几年是最紧张的时候,别的也顾不上了。我一个人过着也挺好,要寂寞也寂寞惯了,要痛也痛过去了。一个女人,她最大的愿望吧,就是嫁给她自己愿意嫁的那个人,不然怎么说她是一个女人?可再怎么有色彩的女人,她成为妻子了,也就没有色彩了。色彩来自想象的余地。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就轻松了,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只是为天下女人悲哀。”我说:“你的话我听了怕,还是个女强人派头。”她笑了说:“要这么说也可以。我和别的女人不同,是在油锅里滚过几滚的。别的女人精明能干,冲锋陷阵,心里还挂念着男人的温情。只有连这个也不想了,女性才是真正的解放了自己。”她说得很轻松,我听去竟觉得彻骨的冷,打了个寒颤,一身冷疙瘩都起来了。我说:“思文想不到你这几个月变了这么多,我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她一笑说:“人也是逼出来的。从凌志的事以后,我就想开了。现在去想那些十八二十岁的少女,觉得很可笑。”我说:“到底世界上还是有值得投入的。我当然不是,但总还是有。”她说:“也许就有那么几个吧。但你想都不能想就能被自己撞到了,真的你想都不能这样去想,这样想的人一定要倒大霉的,那是一定的。”

  又说了一会话,我说:“快十二点了,我回去。”她说:“咦,事情还没说呢,你这就走?”我说:“不是说了吗,十斤东西。”她说:“还有,你借点钱给我。”我说:“你真的要借钱!”她说:“不早跟你说了吗?你不要担心,我立字据,付利息给你。我毕业了有段时间要作经商的准备,到处跑,又没收入,生活总要过得去才行。”我说:“你还是去找工作好。”她说:“你实在不愿借也没办法,你的钱我知道也是血汗换来的。”我说:“借多少呢?”她说:“一万块可以吧?”我从沙发上跳起来说:“一万块!你还不如一刀把我宰了的好!”她笑了说:“要了你的命吧,那就五千块,五千块再也不能少了,连原来的两千块,一共七千。我总要作半年到一年的打算。”我说:“我这就回去了,你还不如找别人借。”她说:“你还犹豫呢,别人更犹豫,在这里借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放心你的钱总会在这里,还生着崽呢。除非我被汽车撞死了,你就吃了这个亏算了,不要跑到我家里去要,他们剥皮卖了也还不起。只要我这口气还在,你的钱等于还存在银行里。”我叹气说:“不借给你呢,你也真的周转不过来,借给你呢,我心里又不是滋味。好不容易凑起了五万的整数,一下去了五千,心里就有个缺口。”她说:“你这心情我太理解了。这就是你!但是你要想到你的钱还是在那里,心里算帐的时候算进去,那个缺口就补上了。”我又叹气说:“那就冒一回险了,以后上街你小心点,别给车撞了。”我从口袋摸出一张空白支票说:“准备开了交房租的,先给了你吧。五千块!我到加拿大还没开出过这么大的支票呢。”她说:“慢点。”她拿出纸笔,写了借据,利息多少,借期多久都写了,签了名给我。我填了支票签了名给她,说:“马上就去把这笔钱取了,让我心里一刀两断,不要又拖几天,搞得我心里悬悬的,好难受。”

  有人敲门,是一群邻居来祝圣诞。白人、黑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有,只没有华人。他们擎着蜡烛依呀依呀地唱,思文也跟着唱,像那么回事。我低头看见门口那双大拖鞋还在那里,就趁他们唱着,轻轻地踢到门外,又踢到人群后面去,弯腰一只手提了,踮了脚和思文打个招呼,她唱着微微点头,我就去了。下了楼,我把拖鞋用力甩到对面的房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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