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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城市爱维医院原来是家教会医院，现改名为反帝医院。医院的小花园就在奚大雄所住的病员楼房的南侧，园里虽然栽着山茶、木棉、玫瑰、夹竹桃、棕榈树、芭蕉、桂花树等各种各样的花卉树木，可是时临深秋，此刻花园中引起人们注意的，却并不是这些已经过了它们全盛时期的花木，而是可能使诗人大发伤感的满地黄色落叶，而这种由萧刹秋风所造成的伤感氛围，对此刻奚大雄和曲湘川的心情思绪，却没有丝毫的影响和触动。奚大雄一心想搞清的，是曲湘川对突然告别的凌漪说了些什么话；曲湘川则想从奚大雄的第一句问话中，来判断他对凌漪匆匆告辞的情绪反应，然后决定自己的话怎么讲。奚大雄拄着拐杖，拐杖头抵着落叶，合着两人默默的脚步顺着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往前移，眼看就要移到小径的尽头，曲湘川终于站住，面对奚大雄执拗的沉默，决定还是首先开口：“你知道我明天就要出院，本来就有好多话要想跟你好好聊一聊。你一定很想晓得我对凌漪说了些啥；但是，我想先告诉你近来外面所发生的一些重要情况。这样的谈话顺序也许不符合你目前的心情，但却包含很重要的逻辑关系。你跟红总的唐延言见过一面，是不是？” 奚大雄点了点头。上次来病房商谈红色公路野战军参加红总的事，这位大名赫赫的红总首脑，给他留下了风度翩翩、能言善辨的深刻印象。他当然不知道，唐延言在建新机械厂曾有过“唐伯虎”的雅号。我们所以在此称、曾有过＇，是因为革命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跃进，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们的面貌，“唐伯虎”的雅号早已淘汰，而被“花花太岁”、“阿飞司令”等所取而代之。所以出现这类失去了风雅味的新称号，一大半要归功于“革工联”宣传工具所发挥的神效，唐延言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或多或少为此作出不可抹煞的配合呼应。 革工联的全称为“锡城市革命工人联合委员会”。你想知道革工联都由哪些人士所组成吗？只要想想我们所熟悉的朱坤兴，他也是其中的一员骨干分子，你就能七不离八九地猜到它的性质和概况。如果用苏南工学院马进老师的哲学语言来表述，有阳就有阴，有白就有黑，有压迫就有反抗；同样的道理反过来也能讲：有反抗也就必定有压迫。据说，革工联就是为压迫红总的反抗而成立起来，屹然挺立在中国东南偶的地平线上的。但是，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够压迫得了另一个群众组织呢？这当然不能从狭义上去作咬文嚼字的理解，而要瞻前顾后地作分析。想一想：在这个地球上不闹文化大革命、没有出现五花八门的所谓革命群众组织之前，朱坤兴是干什么的？唐延言又是干什么的？一个是科长，一个是科员，是不是？在那些从灵魂深处对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抱有敌意的眼睛中，必然会把这科长同科员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看作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于是后者就要反抗。前者只要不是马大哈，就不会对这种反抗听之任之，麻木不仁。就连笃实憨厚如朱坤兴，都知道参加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市性组织作自卫，锡城市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党员骨干和基本群众，当然也都会揭竿而起，纷纷投入旨在保卫革命成果的革命阵营中。这就是瞻前的意思。那什么叫顾后呢？很简单：如果不揭竿而起，望风而归，革命成果就会得而复失。革命的工人干部通过瞻前顾后的考虑，就想到必须作自卫。而这“自卫”两个字，被某些“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舌头一搅和，却被弯曲成“压迫”的意思了！试问：有这样一种“压迫”法吗？明知红总的阶级队伍严重不纯，明知红总的头头唐延言是个思想腐朽、生活放荡的坏分子，作为压迫者，会这样客客气气地跟你“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晓得到处发传单，贴大字报，装设高音喇叭网，唠唠叨叨地对着锡城市老百姓的耳朵，好象是向上级领导作汇报似地喋喋不休光鼓捣：“那红总的第一把手唐延言是个、花花太岁＇，阿飞司令，手下用一个班的女秘书，一个星期七天轮流换……”不！不会这样做的。压迫就是压迫！压迫是专政，是武力，是冷冰冰的手铐，是“昂昂”鸣叫、令人心中发怵的警车笛音。因此，说革工联依仗着人多势众和市委的幕后支持压迫红总，是阶级敌人的造谣和诬蔑！革工联义正词严的揭露批判，使红总的乌龟王八蛋们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是有的。但这是革命舆论的压力，是正义呼声的神威和功效，而不是压迫！既然这种所指控的“压迫”是莫须有的，那红总想要反抗什么呢？当然是反抗市委，反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往前走，那倒真的可能会有压迫前来拜访。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是吃素的！ 这些解释、警告和奉劝，红总和与红总狼狈为奸的红联指中的那伙核心分子，是听不进耳朵的。他们鬼迷心窍，得了听力抗拒症。眼下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唐延言的名声太臭了，象块烂皮膏药贴在红总的招牌上，使本来就怀疑红总纯属乌龟王八大杂侩的正经百姓们，更加觉得红总不正经。而他们却认为唐延言的不端行为，实际上是被对手大大夸张了的。他是用了女秘书，但仅不过是掉换的频率高了一点；每隔一两个星期换一个，交接班时因短暂重迭会有两个；但是全凑在一起，恐怕也不足一个班。既然革命的领导干部可以用女秘书，为什么造反派的革命领导用个把女秘书就要大惊小怪，就变得大逆不道了呢？这似乎很不公平，糟得很！ 但以笔者之见，这种大惊小怪其实好得很！造反派凭什么起来造反呢？理由就是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行，占了江山忘了本，同国民党的大官一样，脱离了人民，骄奢淫逸，贪利好色，一心要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面奔。现在好，有一心要往社会主义道路上奔的革命新秀出来造他们的反，人们必然期待革命造反派的新秀可以一扫旧习，使人耳目一新；如果还是老趟戏，新瓶装旧酒，或者新的比老的还变本加厉，那你出来造什么反？想想看，国民党认为大清政府很腐败，才起来革命，才起来造反；共产党认为民国政府很腐败，也就起来革命，也就造反，把几万万同胞都搭进去，腥风血雨，白骨成山；依据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大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所以最终要垮台，就是因为在刚刚出现几匹害群之马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大惊小怪；或者有一点批判攻击的声音，就围剿，笔杆子和枪杆子双管齐下一起上，缺乏真心实意的自我批判和更新精神。毛泽东认为：他的共产党跟历代前任统治者不一样。还没有把国民党的江山拿过来，就让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警告自己手下的农民造反者不要学清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有见多识广的国统区民主人士黄炎培去延安，忧心忡忡地问毛泽东：中国历史上一代一代先革命造反、后腐败变质的情况，见得实在太多了，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吗？“我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来。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回答得很自信。建国不久，他就看到类似的历史趋向又开始冒头了，就慌慌急急地搞“三反五反，搬掉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的脑袋；开门整风，发动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再搞”四清社教“，责令千千万万的中共干部”下水洗澡“；可是都觉得不带劲，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才似乎突然回悟起在延安时对黄炎培先生所作的有关靠民主的话。于是他就把苏联式的高度专制集权模式扔到一边，让老百姓肆无忌惮地发扬起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来！其初步结果，就是在中国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催生出成千上万类似红总这样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可是让以前无法享受到女秘书服务照顾的一个普通科员，也能象为革命立下功劳的老干部一样，受到同等的待遇和服务，而且走马灯般地人头翻新；难道，这就是”大民主“的本义和归宿吗？如果中国共产党跳不出的怪圈，到头来革命造反派也跳不出来，中国人民又应该朝何处去？全世界千千万万翘首以待的革命人民，如果看到这样一种结局，不是会变得伤心欲裂，茫茫世界一片黑暗，到处走投无路了吗？ 以上这些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听上去好象见解卓越深邃，饱蘸忧国忧民忧人类之情，其实是大谬不然，牛头不对马嘴，尽抓住一鳞半爪的表面现象做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唐司令走马灯似地换秘书，乃是革命大浪初起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所必然造就的一种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些昙花一现的女秘书，经不起革命的长期考验而被淘汰，是符合人体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规律的。什么”长期考验“？根本就谈不上；一两个星期都经不起，就使唐司令觉得用起来不得心应手，哪怕个个是长得花貌月容，哪怕唐司令风流倜谠、讲情重义，也不能不以革命为重，坚持原则，忍痛割爱。怎么能把一瓢污水就此泼到毛泽东的革命首创精神上去呢？这事不是坏在社会主义大民主上，而是坏在唐司令求美若渴的本性上。当然，夸唐延言人皆有之的爱美之心特别炽烈，乃是溢美之词；说白了，就是好色。如果他不好色，专招武大郎式的女秘书，或者只用武二郎式的男秘书，革工联也许就会狗咬刺猬没处下口。本书作者也就捞不到机会，大发带有招摇撞骗性质的历史空论和感慨！但不管怎么说，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有关唐司令的风流传闻到处飞扬，却又无真凭实据在手上，确使红联指和红总的其他头头感到很头痛。当然，唐延言使他们感到头痛的地方有好几条，这不过是其中之第一条。 第二条，是散漫，无可救药的散漫。人们闹不明白：延河水加伏尔加河水，怎么会养育出这样一个流氓无产者习气极重的”革命领袖“来？ １０月６日，北京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同时宣读了中共中央批示，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坚决贯彻执行”。大会还通过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大会通电》。 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在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作检查。 １１月１日，《红旗》发表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社论指出：“……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和当前形势大好的重要表现。这说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去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两条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１１月３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林彪还讲：”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 １１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请看看，请听听，革命的脚步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北京的重要决策和消息情况接二连三的传过来。真正有志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的群众领袖，是应该根据北京来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指令和精神，及时组织学习认真研究对策积极开展行动的。可是在红联指和红总联席开会研究相应计划行动时，这位所谓的唐司令却不见踪影。明明那开会通知还是经过他的秘书之手发出去的，他却可以公然缺席，连请假条都不留一个。他老是这样恣意妄为，或去逍遥西湖，或去黄山庐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到处游山玩水，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扔到九霄云外。这种情况屡屡发生，屡教屡犯；显得不仅对其他会议出席者是一种蔑视，而且竟好象是对发布新精神的北京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有蔑视之嫌。另外值得补充一提的是：尽管红总从来就没有正式任命过什么司令，大家起先不过是叫着玩玩，他就当真起来；开始时还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别人不称其唐司令而直呼其唐延言，他竟然变得老大不高兴，仿佛是别人有意对他进行侮辱和挑衅似的。 唐延言的第三条毛病，是小资产阶级狭隘复仇性太重。 他那次靠史苏星的搭救，跳下卡车夺路而走，他自喻为是虎口脱险。考虑到当时的情形，这种说法也许不算太夸张。可是，他却由此引申，从此把朱科长当作一只狰狞的老虎，平时不声不响，好象是戴着佛珠的阿弥陀佛，关键时刻却要露齿伤人！而把真正带人登台绑架他的贾部长，却只看成是老虎的爪牙。红总成立不满一个月，他就趁着一个星期天，风驰电掣乘着一辆卡车，闯进朱坤兴住的村子，一进门就把夫妻两个双双扭住，要想把他俩当作走资派和地主阶级相互勾结的活典型，押上卡车去城里大街游街示众。谁想这朱家村的农民，并不象政治教科书上所说的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而是笃信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来；凭着这村子里代代相传的宗氏血缘联系，一点不比无产阶级缺少革命的团结战斗精神。全村的青壮年闻讯而至，把红总司令及其随从人员团团包围住。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几个毛手毛脚的青年工人，和几个毛手毛脚的青年农民碰到一起，就难免发生一点磕碰摩擦。结果工人阶级寡不敌众，唐司令几乎成了农民兄弟的“阶下囚”。报复未成反而吃了亏，使报复者心中的复仇火焰，燃烧更旺！那个把这位素不相识的仇人估计想象得很良善的高虹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天黑以前，她丈夫昔日的部属，就调来了实力强大的红总建筑兵团，近千名年轻力壮的建筑工人，头戴藤条防护帽，手持铁棍钢条，把整个村子水泄不通地包围了起来，勒令在半个小时内，必须把打人凶手和朱坤兴夫妇交出来，否则血洗朱家村！一刹间，村子里的狗吠声音，“嗡嗡嗡”地也好象变得叫不响了；小孩吃奶时的哭闹声，也给喂奶的母亲用奶子死命按住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充满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怖气氛！朱坤兴的老母亲要儿子出面向同事低个头，认个错，求个饶；朱坤兴铁青着脸，死活不吭声。老爹老娘并不知道当初的前因后果，以及儿子在整个过程中所抱的矛盾心理和勉强态度，还真以为是儿子冒犯得罪了唐司令，想到要连累人，给全村乡亲造祸殃，不仅心里抖抖嗦嗦地乱成一团，连双手双腿也犯疟疾一般地颤抖起来。最后让村里一个在市委大院里当科长的朱兆平陪着，拉下老脸跪在唐司令的面前，乞求他高抬贵手，放过冒犯革命造反派的乡亲和他们不懂事的儿子儿媳。 “不懂事吗？不懂事还当科长？”唐司令讥嘲自己昔日顶头上司的令尊大人。 朱兆平是朱坤兴的远房堂兄，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又恰好跟红总建筑兵团的头头育文庆是熟人，对前因后果也从朱坤兴那里听了一点，就在旁边劝解说：“老唐，”他年龄看起来比唐延言大，称呼“老唐”带有很尊重的意思了：“这基层单位一个小科长，能算哪一个级别的走资派？他老婆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现在不是要批判反动血统论吗？而那天派车抓你的事，不要说朱坤兴作不了这个主，就是你们厂的夏书记，恐怕也拍不上板。据我所知，这是市里直接下的指示。都是相互认识的几个人，我看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得好。” 唐延言给这个在市委机关里混事的朱科长冷言冷语地诉落了几句，却也一时噎住了口。 旁边朱坤兴的娘急忙见缝插针，连呼“唐大哥”，“你行行好，我那媳妇已经有六七个月的身孕了。就看在肚中孩子的份上，你饶了她吧。” 唐延言”嘿嘿“一声冷笑：“六七个月？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结的婚？怎么这么快就会怀上孩子呢？”唐司令的冷笑，使两位可怜的老人听得毛骨悚然；他们真以为：这下是碰上毫无人心的人面禽兽了！可是他们搞错了。唐延言毕竟是吃延河水长大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这样吧，看在朱兆平同志的脸上，我饶了你儿子儿媳。可是，上午给你们村里人打伤的三个人，每个人要你儿子承担一百块钱的停工补贴费和营养费。叫你儿子现交吧！交了我们就撤走。” “你们看，造反派真是通情达理！”一旁的朱兆平立即又插上来，先奉承了一句，接着又说情：“这三百块钱要抵朱坤兴五六个月的工资。他老婆就要生产，等用钱；那几位同志受的伤又不是太重，又有公费医疗。所以是不是请老唐再考虑一下？” 唐延言在那一时期还没有被人“唐司令”、“唐司令”地叫顺耳，听着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开口一个“老唐”，闭口一声“唐大哥”，又是那样一副哀求讨饶、小心翼翼陪礼说情的模样，就动了造反派的恻隐之心：“这样吧，每个人减掉二十块，再少我们就不答应了！” 这件事情兴师动众出动了这么多人，再加上朱兆平的说法七拐八弯地被人一传扬，红总高层领导中有些抱负不凡之人，觉得这个唐延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架势比“走资派”还要“走资派”，对他并未正式授予的“司令”位置，就起了觊觎之心。这件事情七转八转地传到了红联指，其他头头一听也就过去了，那王小燕却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琢磨好象是跟下乡四清时的患难朋友联上了，就抽空赶到朱坤兴家中作调查。高虹时又象年初在石街村那个池塘边上一样，拉着她的手哭得泪汪汪的。而朱坤兴，因为已经听说过对立派的红联指里，有个大名鼎鼎的王小燕，就好象见都不愿看见她。跟她稍会敷衍了几句，就推说厂里还有事，把她撇给老婆管自扬长而去了。高虹时看出昔日的救命恩人对受到如此对待脸上不高兴，就拼命解释丈夫厂里真有事，说他是当上了厂里什么革工联头头的副手。她搞不清最近城里人所搞得那套政治名堂，也弄不懂各派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凭自己的一知半解，一个劲地宣传他丈夫是真忙，不是假忙；白天促生产，黑夜抓革命，没日没夜泡在厂里头。她说，她男人过去对文化革命并没有这股子热得邪乎的劲头；就因为交了两百四十块钱的学费，算把头脑交开窍了：知道要使自己不受气遭难，就要跟红总的那些龟孙子们斗！厂里被他们闹得乌烟瘴气，无法无天，关厂长被几个跟着唐延言跑的四清下台干部打得小便出血，就好象是国民党在专共产党的政！他只能豁出去，从来不喜欢搞政治，现在却必须把政治当饭吃；不仅是为了让她高虹时不再受人欺负，也是为了以后孩子钻出娘胎后不受人欺负……高虹时见到了恩人就好象见到了亲人，只管说呀说，直说得王小燕脸色发青，气不打一起出，猛然喝道：“你看我王小燕，还有马老师，曲湘川，都是龟孙子、国民党吗？我们都是站在红总一边的！”把个愣愣的高虹时，惊得心口“扑通扑通”地直打鼓，肚子里的娃娃也受了惊吓似的，伸拳踢腿地动弹起来……。 在文革初期，大学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的一大不同，是他们一般地对暴力行为还感到不习惯；对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诫令，颇有一点视若神旨的虔敬。再说，８月３１日，林副主席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不也是再次强调了吗？“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王小燕想：唐延言作为红总的主要负责人，竟纵容本单位的红总人员大搞“触及皮肉”的野蛮行动，他能带领引导全市的工人造反派在革命正路上前进吗？ 这件事情及其相关情况，由王小燕传到马进和曲湘川那里，因为有以前的人情因素起作用，自然就不会象其他那些以前跟朱坤兴没有干葛的人，对唐延言文革以来的所作所为，平心静气客观公正地作评介；而是对这位代表工人老大哥的文革战友，从思想上到感情上都变得很反感。然而，反感归反感，如果没有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他们还不至于同郭贤一起密谋策划，违反毛主席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战略意图，要以秀才和学生的身份干涉左右起领导阶级的事务来。他们终于决计要把唐延言撤换掉。 那是一个冷风飒飒的秋雨夜，…………（为防盗版，此处为大篇幅删节。）第二天，红极一时的唐司令，就被装在吉普车里，送进了坐落市区偏僻角落的精神病医院。已经发展到八九万之众的红总组织，一下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之中。 然而，红联指内苏南工学院长征兵团的秀才们却不这么看。一是他们信奉“坏事可以变好事”的辩证法，觉得可以借这件事，对红总领导班子成员作一次细致全面的政治复查。象唐延言这种情形，如果当初在政审一关查得认真仔细一点，他在锡城文革史上所留下的这段闹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如今直到闹出了大笑话，才把唐延言发疯的来龙去脉查清楚。原来在他的医院病历卡上，早就有精神臆想症的纪录。而这一记录所连结着的一段故事，如果不以“政治统帅一切”的目光去审视，还颇有一些催人泪下的成分在内。 唐延言虽然出自一个中共高层领导的家庭，却并不是仗着父母的权势，而是凭自己的留苏考试成绩，在五十年代中期进入了莫斯科大学。早年的留学生涯不仅令人失望和扫兴，甚至带有几分苦涩的滋味。吃不惯老是占据着餐桌的乳制品和生鱼还是小事，他第一次发觉：他在国内门门得五分的优等生地位，在这个新的国度和学习环境中却一落千丈，门门功课几乎都和三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变得疲惫，厌倦，经常脱课旷课。脑子里老盘算：是转学改变专业？还是留级补习？还是想办法中途回国？他开始不好好进食用餐，也不好好休息睡眠；而是沉溺于收听西欧的广播电台。对西方的电影、音乐、西方人写的小说和作的绘画等，因为接触起来比在国内容易得多，更是津津有味，如痴如迷。在他暗自打的小算盘中，如能以自我糟蹋坏身体的方式，取得提早回国的资格，乃是向国内亲人朋友的最佳交待。然而，一个突如其来击中他脸孔的雪球，却把他的心思和精神状态，扭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莫斯科的冬天是寒冷的，莫斯科的冬天却又是生气勃勃的。在冰天雪地里欢蹦乱跳地打雪仗，是大学生们的一大爱好和乐趣。唐延言抹去仍然攀附在他发红脸面和眉梢上的雪末水珠，一眼望到一个桔红色的身姿，很优美地弯曲着，杨柳枝般的柔腰，滚圆高耸的臀，金黄色的长发几乎要飘拂扫动在洁白耀眼的雪地上，而真正接触雪地的，却是一双通红的小手，很忙碌地攥起又一个大雪团，正准备向他发起第二轮进攻。这是他班上那位聪明美丽、活泼迷人的女同学叶莎娜！唐延言被这突然袭击激起的恼火立即融化了。他勇敢地朝着迎面掷来的第二个雪球冲上去，冰凉的雪在他开始发烫的脸上再次崩散开，银铃般的清脆笑声，把银灰色的白桦树梢的枝条，震颠得颤颤悠悠的，纷纷扬扬地飘落下许多银亮翻飞着的小蝴蝶。唐延言也弯下身，两手插进雪堆拼命地朝前拍击，似乎想扑打起更多更密的小蝴蝶，把那一团桔红色的火焰包围缠绕住。然而，雪是包围不住火的，他瞥见了高高鼻粱下面，那个使他终生难忘的高圆梁和凹陷的大眼眶……在叶莎娜火热爱情的激励冲击下，唐延言在学业成绩上急起直追，厌学回国的念头烟消云散。两颗相依相偎的心灵，终于作出了要结婚的神圣决定。然而，一切似乎为时太晚了！他俩爱情发展的脚步，没有能够追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速度。唐延言在１９６０年初接到了父亲要他暂缓考虑婚姻问题的信件。暑期未到，就接到了回国的通知。他和心上人在醉人的初夏和风中依依告别，两张年轻发亮的脸庞上，都带着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傻笑。一踏进北京的家门，唐延言才发觉父亲通过组织之手为他作出的安排，并不是短暂的回国度假。他从此再也不可能见到他心爱的叶莎娜了！他在家里摔椅砸镜，大吵大闹；对着慈威并重原则如山的革命父母，又是以绝食自杀相要挟，又是苦苦哀求长哭泣。换来的结果，不仅是再回苏联哪怕呆一两个月的请求都不允，连同叶莎娜的继续通信都受到了限制！他反反覆覆地向立场坚定的革命父亲哀求：“你不让我出去，让她来中国吧！我了解她，她并没有特别的政治背景！我俩的事与政治根本就毫无关系！”可是久经革命考验的父亲无动于衷。 第二年春天，他收到了叶莎娜寄给他的一个特殊包裹。包裹里装着一盒做工精美的点心，每一块点心的表面，都雕刻着一个拼音字母，合起来就是他的姓名。而在那个特制点心盒的下层，他发现了心上人刻意隐藏的信纸。从那字字句句充满焦灼滚烫渴念的信纸上，他听到了姑娘为爱情宁可抛弃祖国、亲人、家乡和舒适富裕生活的山盟海誓。知道她已经给苏维埃的最高领导人写信，恳求他为她入境中国的要求得到批准，为成全一对有情人的幸福与中国领导人协商。她也要唐延言作同样的努力。可是，唐延言直接寄给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求告信，却出现在研究所领导的办公桌上。他想通过父母之手向上呈报，却遭到了父亲的痛斥：“不以国先，何以家为！为一外国女子丧魂落魄，把国家民族大义和事业专业求进尽抛脑后！丧志辱父，真是奇耻大羞！”唐延言忍无可忍，终于对着父亲同样咆哮：“什么国家民族大义，事业专业！你这是为保全自身的功名利禄，全然不顾儿女的真情和幸福！这套冠冕堂皇的说教，怎么也无法遮盖你们这一代大革命家的冷酷自私！你们习惯翻云覆雨，一忽儿甜言蜜语，一忽儿翻脸无情，凭什么硬要拖着下一代人跟你们一起去作谩骂争吵，结冤造仇！……”唐延言父亲闻言暴跳如雷，连喝“止口！止口！我从此不认你这个不肖儿子！你给我滚出这个家门！滚出去！”那位心地软弱的母亲，眼看着父子两代人根本缺乏沟通理解，双方恶言相加，只能躲在一边泣不成声。然而母亲软弱的眼泪，并不能打动父亲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意志力，和对置一己私情于国家民族大义之上的深恶痛疾；也不能使误入迷途的儿子回心转意。唐延言的父亲直接向中央办公厅打了陈述报告和请求，坦荡无忌地指出：按我的日常观察和他本人的思想流露，我儿子不过是以个人问题作借口。他受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潜移默化，从根本上不满祖国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路线，向往修正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我恳请组织上对他进行全面严格审查，并采取必要措施。有关中央领导亲自批示：“此人在政治上已经滑向苏修一边。他对其父亲的抗拒反对，实质上也是对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因此不宜再在北京工作，请下放基层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对其个人问题和入党问题，暂时间一概不予考虑。并审查其以前是否有泄密情况。”当他的母亲在整理儿子人去楼空的居室时，在他与臭袜子抛掷在一起的日记本上，她看到了这样一些充满绝望怨恨的词句：“……我既然失去了她，所谓的祖国，民族，事业，成就，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个人最最重要也是最最基本的自由，我宁可去死，上绞刑台，或者赏我一粒冷酷无情的子弹！……他竟然这样对我，我还能相信他以前所灌输给我的那些理想、信念和责任吗？……我已成了一堆死灰。这样最称他的心意！从此我就最也不会给他添麻烦了。……我会算帐的，我渴望补偿。总有一天我要夺回我被剥夺掉的珍宝！……”叛逆儿子的母亲看着这些热昏的狂语，不由浑身象打虐子般地发抖，趁着老头子不防连忙把日记本赛进衣柜与墙壁的夹缝里。她有些多虑了－－－－三天以后这对位居京城要职的夫妻就收到了外地单位领导拍来的急电：唐延言疯了！已送医院治疗。政治不会追究一个疯子。 这名因为陷入爱情泥淖而不能自拔的可怜虫，不知是因为爱情上的受挫对党起了刻骨的仇恨，还是底层的生活使他看到了更多的气忿不平，或者，他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实行他所信价值观念的天赐良机，他造反了；却因为再次陷入爱情泥淖而再次神经失常。“看不出来，这个花花公子，原来却是贾宝玉式的一个情踵。”参加情况复查的郭贤对曲湘川慨叹。同时对自己当初审查红总领导人选时的马马虎虎粗枝大叶深感愧疚。尽管后来所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在唐延言的个人档案里一点都反映不出来，但是从他那段历史时期政治地位所发生的变迁看，很容易发现疑点和线索。一个出身优越、品学兼优、出国前就已经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的学生会主席，怎么留苏回国后，档案中什么不良纪录都看不到，却一下跌到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锡城工厂里当个小科员？当初他怎么会没有对此提出疑问呢？ 唐延言精神病复发，也使得锡城市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可以借此东风，名正言顺地进行一次内部改组整顿，物色更好的领导人选，推动红总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的改进和提高。在确立新的人选标准时，最关键的考虑点：第一是要有代表性；第二是要有中共党员的金字招牌。目前红总组织中，人数最众、实力最强大的基层队伍有两支；一支是育文庆率领的建筑兵团，另一支就是奚大雄所组建的红色公路野战军。育文庆年轻有为，有朝气，有闯劲，在年轻的建筑工人中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可是在某些方面，还显得稚嫩和毛躁。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就是随唐延言带领建筑兵团包围朱家村，和参与夜袭歌舞团，陪唐延言等候赫鲁晓夫“开谈判”。红总和红联指那些中心组的头头，有事没事常拿这两件事同他寻开心：“小育，赫鲁晓夫一定是给你那个建筑兵团吓跑了，呼啦一下子，就把包围朱家村的队伍全调过来。交不交姚美珠？不交就让你在这歌舞团的楼里过一辈子，看一世《红色娘子军》，不给看《天鹅湖》！”听者都“咯咯咯”地笑过不停，育文庆自然每次都被笑得满脸火烧云。他这人对敌斗争恨，对锡城市建筑系统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虽然还不能算满脑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却也算是该怀疑的都怀疑了，该火烧的都放火烧了，该打倒的呢，也正在想方设法地积聚力量将其打倒。可是对自己同志，造反派战友，他却很少怀疑之心；觉得如果在自己革命队伍内部都疑神疑鬼，就真的变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了！他是有政府的。既然唐延言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是司令，他这个副司令不听正司令的指挥，听谁的指挥？人人都可以做事后诸葛亮，充小聪明。其实只要“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机率会是非常地高。那天跟去了九个人，还是他第一个发现了问题，就是一个明证。可是，他不能逢上开玩笑者就作自我辩解。不管对方是有心的，还是随便说说玩玩的，越辩越黑，干脆随着“哈哈”傻笑一阵子，就过去了。岂不知他老是这样被人开心，陪人傻笑，就把他的威望给笑掉了。因此他尽管是预备期党员，也是红总实际上的副司令，要接替唐延言却显然难孚众望。而余下的那些中心组成员，却没有一个同中共党员的光荣称号沾上边的。 于是，苏南工学院与首都三司驻锡联络处的秀才们，就想到了奚大雄；就把他跟育文庆作比较。他们几乎一致断定：如果奚大雄站在小育的位置上，绝不会在唐延言一声号令之下，就出动上千名人马，不问青红皂白地把贫下中农包围起来；也不会没头没脑地跟着唐延言，突然闯进歌舞团去闹国际级的笑话。而更重要的是：郭贤和曲湘川通过跟奚大雄较长时间的接触交往，觉得这个人确实有头脑，有觉悟，也有能够感服群众的个人素质和品德。考虑一下这个最基本的情况吧：就是在他被人浇上满脸污水臭水的时候，每天却都有好多同事去医院看望他，包括原来在市委一起开小车的伙伴，包括货运公司的党委书记，这就非常地不简单！就是在这医院和病房里，医生护士都敬重他，同室的病友也都钦佩他。还有更重要的：市货运公司的工人在镇压学生运动的“九·一九事件”中，起了打头阵的坏作用。可是他奚大雄人在医院，也不知怎么搞的，呼啦一下，就能把一支上千人的工人造反派队伍拉起来了！也许这全靠他背后的遥控指挥，也许他人在病房什么力都没有出；可是怪，队伍拉起来了，还硬是推他做总负责！每次中心组会议，都搬到病房里来开。这货运公司本来是保守派营垒中的一大据点，转眼间，却成了红总下属的一个大山头。而最最重要的是，奚大雄不仅是具有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而且年年当先进工作者，而且曾当个“祖国最可爱的人”！不是说造反派都是乌龟王八所组成，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吗？红总如果能把一个响当当、硬梆梆、光采采的造反司令摆出去，不仅会对还在犹豫的革命群众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好多对造反派存有偏见和保留态度的领导干部，也会刮目相待，认真考虑转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然而，曲湘川他们也知道：奚大雄并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物。既然工作组会抓住奚大雄同凌漪的关系做文章，革工联更会故伎重演，抓住这点，极尽造谣诬蔑夸大渲染之能事。虽然，他们已经仔细研究过从李辉康那里弄来的见证书抄件，知道凌漪是反右运动中的牺牲品和受冤屈者，而且了解到公司党委书记也清楚他俩的关系，同情他俩的情况；可是两个都已婚配的人，凑到一起去看电影，总使人觉得其中有一种暧昧不清的味道在里面。当然，革命群众的眼睛雪亮亮。单把两个人在一起看一场电影，就作为搞腐化的靶子打，公众不服，人心难平，反而激起好多人对奚大雄的同情和支持。这也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奚大雄是清白无辜的。他跟凌漪之间，并没有超过仗义执言和感恩敬重的范围与边界线。问题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是绝对的。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他俩的关系会向什么方向起变化呢？ 这，就是曲湘川第一眼看到凌漪出现在反帝医院病房里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接着看到她毫不犹豫地做雷峰，又使其他病友不把她当作雷峰看，却把她误作来尽责任的奚大雄老婆，曲湘川马上敏感地觉得：这个女人对奚大雄，也许并不仅仅停留在感恩敬重的层次上。然后是听她向自己直言不韪地宣告已经办离婚。然后是看着他俩在阳台上眉来眼去，交谈的声音越来越低微，行迹越来越可疑。这一切，顿时使曲湘川的警觉，从迷迷糊糊的瞌睡状态中猛醒过来。奚大雄对凌漪的帮助，正是纯粹出于仗义执言吗？假设凌漪是个令人生厌的丑女人，他也会显示出这么一种非凡的热心来吗？当然，这并不是说，奚大雄的帮助一上来就具有心怀叵测的含意，而仅仅揭示了他以前所忽视的一个要点：奚大雄虽然是中共党员，却并不是舆论所宣传的那样，是由特殊材料作成的；他在公司职工中是有威望，但并不高尚得如圣人。相反，他有七情六欲，他也好女色，他跟唐延言，或者说跟绝大部分男人一样，都有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弱点和弊病。他曲湘川所以能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不就是因为百闻不如一见，今天在终于亲眼见到了凌漪之后，自己也为她那种美貌所震撼了吗？既然如此，它怎么会不对奚大雄产生极其强大的诱惑力呢？就是这种革命的警觉心，加上革命的责任心，加上通过以己度人的揣测推理所产生的无穷忧虑，使曲湘川当机立断，毅然中途插入阳台，棒打鸳鸯，挽救同志，挽救锡城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同凌漪下楼后，并没有走出医院，也就踩着满地落叶，步入花园，找了一张长条靠背椅子，消消停停地坐下来。 “可以冒昧地提个问题吗？”虽然按年龄算，曲湘川在凌漪面前不过是个小弟弟，他却竭力装出大哥哥的模样来。 凌漪脸神显得有些警觉地朝他望了一眼，似乎不情愿地微微点了点头。 “你很喜欢奚大雄吧？”曲湘川单刀直入地开口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凌漪的口气立刻变得很生硬。她没有想到：这个大学生会如此放肆地试图掀动遮掩她心头最隐私一角的帷幕。 曲湘川见对方勃然变色，立即说圆场话：“噢，你别误解。我看到你们公司来看他的人，都很喜欢他和敬重他。我想你大概也不会例外吧。” “你邀请我下来，就是要让我听你讲这些无聊的话吗？”凌漪仍然不客气。 “不，当然不！”曲湘川看她几乎有拂袖而去的模样，连忙接着说：“我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内部消息；不，可以说是一个内部决定。经过充分地协商和酝禳，奚大雄将出任红总的第二任主要负责人。我相信，你和你的同事们，都会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也一定会预计到：革工联的人，会捏造各种可能的把柄，想方设法把他搞臭！为了工人阶级和文化大革命的总体利益，我们必须全力维护他的声誉和威望。” 凌漪听曲湘川说完最后那句话，用很尖利的目光瞥了他一眼，也开门见山地回敬道：“你是说，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跟他多交往，会有损他的声誉和威望吗？你是太多虑了！我有自己中意的对象；我就是为要重新组织家庭，才跟原来的男人脱离关系的。” 曲湘川见凌漪讲得这么干脆利落，心中一块石头顿时落地，自嘲自己确实太过虑；捕风捉影，望文生意，知识分子的职业病。就很恳切地说：“这样好，这样不仅对革命有利，对当事者各方都有利！我衷心祝贺你能重新得到家庭幸福！也祝愿你的个人冤屈，能尽快得到纠正。” ……以上这些情况，曲湘川根据自己的考虑重点和意图，简洁扼要地对奚大雄作了通报。按常理，奚大雄听了，是应该感到振奋和高兴的。当一个全市最大工人造反组织的头，意味着今后，他将同以前为之开小车的市委领导平起平坐地讨论商量问题；能把过去难以上达的群众疾苦和群众意见，以八九万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言人的身份，传达给的市委领导，引起他们的关切与重视；也意味着象崔志中那样的单位一级领导，今后不仅不再能够随意给他穿小鞋，而且要战战兢兢地仰视他。他也相信：由他出面去跟原来就认识的恭主任、俞市长和陆书记等打交道，一定会更容易相互理解和沟通。他过去所认识的所有熟人，不管是一向对他尊重的或素来对他心存介蒂的，都会对他刮目相待！这一切，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觉得不振奋，不高兴，可是在这一刻，他对这一切的体味感觉，却显得很迟钝。是因为听说凌漪已经有了将要重组家庭的对象吗？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尽管曲湘川描述的语气很肯定，他对此实在很难相信。他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相信起午睡时所做的梦，确实是由心灵感应引起的。可是他知道：自己应该享有的振奋情绪，确实是被凌漪的不期而至和不期而别所破坏掉的。如果他今天是在她没有来的情况下，从曲湘川那里听说这个内部决定，想必会有会有极大的喜悦和兴奋。如果她没有向他匆匆告别，而是留下来一起共进晚餐，晚餐后再一起在这花园里散上一阵子步，交流一下站在人生道路转折点时的感想和体会，那又该会是一种何等使人陶醉的滋味啊。可是，她并不给他以陶醉的机会，而是冷冷地坚持说：她得走，有人在等她。对她的脸上临别前一刹那所显露的异样表情，他很难摸得透它的真实含义。他原本是可以跟面前的这个读书人作讨论的，可是凭这个读书人今天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谈，他明白：在与凌漪的关系问题上，他已不便与对方作任何交流。对方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干净利落地斩断他同凌漪之间的感情联系。凌漪不是妖怪。也不是恶魔；但是，出于一种冷酷的政治考虑，她却比妖魔鬼怪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与她多接近，就会葬送革命，葬送红总，葬送自己的辉煌前程！他什么时候想过：自己应该有一个辉煌前程呢？直到凌漪告辞时，他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回乡看老婆之前，他对贴大字报的事连想都没有想过，更没有想到要造反，要当大头头。可是，却好象有一股什么神秘的力量，在背后推着他身不由主地朝前走。就象现在这境况，因为要去红总当头头，对凌漪那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思，就必须扔到脑后去，再也不让它钻出来干扰革命的大目标和大方向。曲湘川今天所做的一切，所有的明示和暗示，都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一大群人的要求和期待，反映了锡城市革命造反派的整体利益，体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和原则！奚大雄斜倚在靠背长椅上，一口一口地猛抽烟。一个多月的病房生活，使昔日早已被驱赶得很淡薄的烟瘾，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他吸进去的烟，他吐出来的烟，象征着两军对垒拼战过程中的战火硝烟。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说：大胆地提出来嘛，作为一个条件。反正现在是他们有求于自己，他们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如果不答应我就不去，我本来就没有想要那个位置，丢了也不可惜。对，让凌漪到红总当自己的秘书，她合格，他中意；决不需要象唐延言那样，大浪淘沙，一个星期换一个。刚才曲湘川谈到唐延言的手下人在厂里大打出手，这无意中也正好应合了他跟凌漪的讨论话题之一。当时他还认为：她在时红霞挨打问题上所表示的温情主义是要不得的；可是按曲湘川的口气来推测，他如果知道了这一情况，一定会赞扬她而批评自己的。就凭这一条，他就觉得她够格，他的身边非常需要她。曲湘川常喜欢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末，在凌漪的问题上，为什么就不能也作一分为二呢？另一个声音却大声喝斥道：呸！无耻。你明明是对凌漪有了不可告人的想法，却用什么“两分法”来作借口！不承认吗，想抵赖吗？你难道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抓住她的手腕吗？在小亭子里你不是想把她抱起来吗？自己一边革命造反，一边暗藏着这些肮脏卑鄙的念头，对得起革命战友的信托期待吗？对得起毛主席对革命造反派的殷切指望吗？配得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吗？既然想开这个口，竟然想把它作为参加革命的一个筹码条件，脸红不脸红？害臊不害臊……！ 奚大雄心里所打的仗，曲湘川可以猜到一些轮廓，细节却是无从揣测的。如果他完全看破其心思，知道奚大雄竟然有把凌漪调到身边当秘书的念头，他一定会非常地惊讶和失望，并且断然向其他战友提议撤销原决定！幸好，奚大雄的理智毕竟比感情更坚强，党员称号的光荣和红总司令的荣耀，加上凌漪所作的临别宣告，使他最终醒悟到自己未曾出口的上任条件，有说不出的荒唐与可笑。对曲湘川的通告，沉默的时间够长了，他终于打开口问：“你知道，红总现在的确切人数是多少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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