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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无意水流去。武遥终于随着的工作组，被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出了苏南工学院。或许是鉴于他的表现确实与众不同，或许是他跟王小燕的特殊关系救了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在全市各工作组的组长中，他第一个荣获检查合格的资格，正式班师回朝了。因为一到锡城市，席不暇暖就被派去苏南工学院，他那市常委的办公桌上和办公交椅上，如果没有办公室勤杂人员每天雷打不动地擦拭，一定会结满蛛网积满灰尘，使人以为这些形同虚设的桌椅，是那位故去老臣留下的遗物。“回去好，这下你该可以悠闲几天了。”杨玲为他的班师回朝唱颂歌。不料，这颂歌可以唱，歌词却需要作改变。能悠闲吗？革命干部能悠闲吗？当时虽然还不兴“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说法，而这精神，却是１９２１年党在南湖石船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就从娘肚子里一起带出来的。当然事在人为；武遥如果存心要偷懒躲闲，是完全能悠哉游哉上一段时间的。连陆波也合着武遥老婆的那种腔调对他说：“回来好，休整休整，准备下一个回合。”可是他不休整，马不停蹄，四下活动，成了市委常委楼里的大忙人；连身负重任的陆波书记，恐怕也要望尘莫及了！ 武遥的积极性，也许使陆波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威胁和压力。可是，不要以为陆波对这种威胁压力很介意，你们对陆书记还是缺乏了解和理解。如果从左右两个极端的词眼色彩中去选择，充其量，我们只能用“冷眼旁观”或“乐观其成”这两个形容词去描述他的心情。经过一段时间急风暴雨般的文革运动，陆波同志的世界观确确实实给改造了！你要坚持革命立场吗？你要维护党的原则吗？你忠心耿耿地忠实于党的事业吗？你就是脱离群众，就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就是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这种论调先是在报刊上面那样“哗哗”地吹，然后，连上级的讲话精神，不管是公开的还是内部的，也跟着这种调子吹，真不知道当初关起门私下宴请时，那“好自为之”四个字，现在该作何种理解？坐回到家里的沙发椅上时，老伴一边给他沏茶，一边劝慰他：“你也不要生老首长的闷气了，他也是没办法，中央文革的人都表态了：学生闹得对，工人按宪法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他能硬顶吗？我看，你还是趁早退吧，乘那个接班人刚回机关，正好是机会。”老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陆波在这段时期里，确实萌发了退意。但由于这是消极抵触情绪支配下的退意，无形中就缺乏果断利索的性质，老是在怎么退、何时正式提出来上面转圈子。结果什么决定性的步子都没有跨出去，唯一所作的改变，是会上会下地对常委一班人吹风说：“运动发展证明：武遥同志的好多观点和建议是正确的。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今后我们要注意多多听取少数人的意见。”他这样说的时候，自觉言不由衷的成分很高；但是也无可奈何。因为目前班子里不少人心里也是这样看的。你不这样言不由衷地说上几句，你这个“班长”也就显得太缺少气量风度了。如果我老陆波连这点都缺少的话，那也不会在这市委书记的位子上混到今天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箭双雕的含意在。这也是一种试探；试探“一班人”以及武遥本人，对此作何反应？不是老是在琢磨怎么退和何时退吗？他们的反应如何，在决定引退时间和方式上，至少占有百分之五十的分量。其余百分之五十，则取决于省委的态度。 省委的态度暂时不是很明确，省委领导近来好象有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味道，对锡城市有点漠不关心的样子。但是武遥的活跃劲儿，却似乎明显地受了他这番言论的激励和促进。“蹦吧，蹦得越高，摔得越惨！”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也只能在心里这样自说自话。自我告诫嘛，随便怎样过分的字眼都能用；这点人身自由，党内还是允许的。如果把这些心里话放到台面上去说，就会被人以为是在诅咒武遥同志了；那他陆波成了什么人？对革命同志抱什么用心？这就太不象话了！太不象话的言论或行为，从来就是排除在陆波同志的做人准则之外的。但是，他确实很想知道：武遥这段时间蹿来钻去的，到底是在忙乎一点啥？他首先想耐心等他主动来汇报；不，是交换看法。等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有点沉不住气，很想主动关心了解一下这个“班里人”的行踪动态。正这么想着，武遥却好象抱着“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心态，跟他主动来作看法交换了。陆波一听他那套用文革时髦语言作包装的民瘁主义大杂烩，心中气就不打一处来。可是，他有成套成套的报刊文章作依据，有常委内部那些没有政治主见的人作附和，陆波竟找不出象模象样的话来批驳他，只觉得他所提到的奚大雄这个名字很熟悉；仔细一回想，方才记起来：就是市货运公司的“人民来信”所涉及的那个司机，模模糊糊的印象中，好象以前还在市委给自己开过几趟车。于是他又回想起：曾让信访办的时红霞带着工作组，去弹压奚大雄一伙人的造反行动；也听说过不久前时红霞遭那伙人一顿毒打，被送进了医院。如果说，对这个个子高高、脸膛黑黑的小车司机，他以前是印象平平、记忆甚浅的话，如今听到这个名字时，却使他很反胃。而实际上，所有跟造反派有联系的东西，都会使他感到反胃。但是按目前中央的指示方针和精神，他知道这种反胃情绪，是违反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条原则的。左思右想，实在一时找不到否定的理由出来，就只能回答说：“好吧，看来还是你对形势发展跟得紧，理解得快，什么时候放到会上好好议一议吧。”那种有气无力的语调，听上去就好象他已经退了休似的。 半个多月前，小车司机许洪元开车接武遥回市委时，兴冲冲地对他说：以前跟他一起在市委大院开车的老战友奚大雄，当了市里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红总的新任司令。武遥一时闹不清：“谁？奚大雄，奚大雄是什么人？”他询问。 “就是你来锡城市第一天，我交给你那封上诉信的作者。”许洪元一点不避忌。他的消息很灵通，知道武遥是市委内对造反派并不抱强烈反感的一位领导。 武遥的记忆力本来就不弱，只是前一时期给苏南工学院和市里的文革运动，搅和得实在有些晕头转向、不知所以了。待他回过神来时，浓黑的卧蚕眉毛间，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星点旁人不易察觉的喜色来。中共党员，复员军人，先进工作者，在市委开过小车，同市委大院里的人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等等这一切，不能不使他向好的方面去想像，不能不使他产生出某种期待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已经明确指出中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反复复在强调各级领导要转屁股，及早站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问题是，许多领导和群众，都认为按中央要求应该加以支持的造反派，不过是一批社会渣滓，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不要说支持，就是同他们打交道，都觉得心里很别扭。武遥凭自己对苏南工学院那批造反派的了解，知道这种思想倾向里面夹杂着某些偏见和误解。但是就总体而言，造反派组织里，特别是工人造反派的队伍中，确实聚集了一大批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人员素质差、组织不纯的问题很突出。由于受这些情况的制约和影响，象红总这样的造反组织，一开始就对市委抱有敌视抵触的态度，也就毫不足奇。而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奚大雄，就使他觉得：这好象是在双方被阻隔的一条深沟上面，出现了可以沟通的一长条木板；虽然乍看上去象座不起眼的独木桥，经过努力，也许是能够扩展成为一座通衡大桥的。 武遥第一个通报对象，当然是陆波。但是陆波不感兴趣。于是他就找俞市长。俞市长对奚大雄记忆尚存，印象良好。可是他却一反以往爽朗健谈的常态，谈话时老是“哼哼哈哈”的，显得提不起兴致来。武遥觉得对老俞的情绪心境很理解，也很同情。他是抓工交的；现在全市工交企业中，百分之九十单位都有了革工联和红总两大冤家对头的下属组织，两派的冲突摩擦层出不穷；不少企业的组织领导已经陷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如此以往，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怎么能确保完成？然而，俞市长老是言不答语，缺乏深入探讨问题的热诚，一付心事重重的模样，终于使武遥意识到：他一定另有心事在烦他；否则，老俞决不至于因为担忧市里的生产情况，而不愿跟他作意见想法交换的。按常理，越是工作上的难题多，老俞同他的讨论兴致会越高。虽然近来由于意识到彼此在对造反派的看法上有分歧，这种分歧，可远未发展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程度呀。武遥默然，怅怅地告辞，怅怅地走回自己一边花园围墙的门，推门进屋，坐倒在书房办公桌前的圈椅上，却一点都没有看报或看书看文件的兴趣，只是一声不响歪着头，观看杨玲在辅导已经无学可上的女儿杨翼自学数学。 杨玲察觉他的情绪有些反常，开口问：“怎么，吃过晚饭出去兜了一圈，兜出什么不爽心的事来了？” 武遥顿了一顿，回答说：“我倒是没有什么。刚去老俞那里转了一转，发觉他连跟我讲话的心绪都没有，心里挺纳闷。” “哦，这个；他是为他的独养儿子犯愁么。”杨玲不以为意地回道。 “什么？你是说俞彦出了什么事？”武遥急问。 “前两天学校里来了一大批红总的人，协同红旗团把俞彦的＇大中兵＇砸掉了，把俞彦也关押了起来。” 武遥显得很吃惊：“怎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他的口气里带着明显的责备性。 杨玲却很沉得住气似的，仍是不紧不慢地说：“犯得着吗？你以为我还会象以前那样向着大中兵吗？如今在我眼里，他们跟红旗团就好象是半斤八量，都没有指靠和希望。” “他们怎么了？”武遥紧追问。 “报纸上一直在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前一两个月，他们打伤了一个人；这个人如今当上了造反派的什么头，就来作报复，这不是自食其果吗？” 武遥知道杨玲对暴力行为最憎恨，因此对自己一向喜欢器重的学生，也不会原谅，也就不再多言，闷头思索了一下，拨响了给恭鹏志的电话。 恭鹏志听说是市长的儿子出了事，又是武书记亲自打电话，要他通过跟奚大雄的关系，立即采取搭救措施，就一分钟都不敢怠慢。急忙通过值班人员找到许洪元，随即一起驾车直奔红总司令部。一路上，恭鹏志身子靠在车子的沙发椅背上，心里直庆幸：当初处理许洪元转交的上诉信时，自己似有先见之明地在奚大雄身上预做了人情。 恭鹏志进过革工联的无数次大门，连守门人都认识他，知道他是市委办公室的恭主任。如果说，红总的催生婆是郭贤，那革工联的催生婆就是他恭鹏志。前者是奉谁之命他不知道；而自己则是奉陆波书记的指示，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才把十几万产业大军组织在革工联的大旗之下！这十几万人，是锡城市工人阶级中的精华。他们是党团员，是先进生产者，是车间、工段、班组的骨干，其中有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也有好多受到培养信用的年轻人。他们就好象是大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工人赤卫队；他们是面临一浪一浪冲击的市委可以信赖的护卫屏障和钢铁堡垒。可是此时此刻，他却迈着极不确信的步子，首次走进了跟这一革命营垒虎虎对峙的另一个阵营中。如果不是身边有个许洪元，如果所要拜访的对象不是老熟人，他会扭头而回、扬长而去的！因为他至今对红总、对造反派感到很大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他不明白：在共产党的天下要造什么反？这极简单的一个问号，就使他产生本能的反感和敌视；无论用什么样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来解释，他恭鹏志都觉得思所匪夷，即使嘴上不得不加以接受，心头实难理解。只有今天在走进这幢带有哥特式尖顶的小洋楼之前，当碰撞上那些在他和那辆铮亮的“伏尔加”小轿车之间来回瞥视的轻蔑仇视目光时，他才首次感受到“造反”的某种确切性质和含义。小洋楼的门前，游荡着一些臂戴红总“主力军”袖章的青年人。那些目光，就是从他们的眼睛中喷射出来的。他们是在甜水里和红旗下长大的，为什么会对共产党的小轿车和小轿车乘客，产生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呢？他进了楼，想到这伙仇视共产党的人，却是有他所熟悉的一个共产党员在领导着，心里更觉得淆乱起来。许洪元似乎注意到了他此刻的心境；在引导他走上一架豪华转梯的时候，朝他露齿一笑。那种笑的含义是暧昧不清的；是在向他表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象奚大雄这样公认的好人，出了市委大院的门也要遭人欺、也要被迫上诉告状，怎么会没有人造反呢？抑或是说：他的老战友有出息，他为奚大雄感到自豪和骄傲？或纯粹是因为看到他恭鹏志进了屋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而他在这个造反窝里却是熟门熟路，如鱼得水，因此用露齿一笑来表露他的一种得意之情？ 在这种地方熟门熟路有什么可得意的呢？如果不是现在这个非常时期，要是早知道你许洪元是这里的常客的话，我会给你好果子吃吗？恭鹏志在跟着许洪元拾级而上的时候，思路转得比绕着转梯扶摇直上的脚步快得多。因此乍一眼看到奚大雄也戴着“主力军”的红袖套，满面带笑地迎上来，倒觉得很突然似的；好象原以为上了这幢西洋式建筑结构的楼，应该七弯八转地先兜上几个圈，或者在哪一个跟转梯同样豪华的什么候客室里呆上几分钟，才能碰上这位“士别三日、另当刮目相看”的奚大雄。更使他惊异的是：奚大雄走到办公室门口来见他的样子，右边那条腿，竟是一跷一跷的，“大雄，你这腿，这腿是怎么啦？”恭鹏志惊讶而关切地问。 “哦，大中兵革命小将给留的纪念。恭主任，你这可是贵客临门，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牛鬼蛇神聚集的黑窝里来了？”奚大雄的口气是讥嘲性的，但是脸上的笑容却明显地很友好，因此使得恭鹏志并不感到特别地窘迫。“哪里，哪里话，你这里现在是响铛铛的革命造反大本营！连武遥书记都说，他哪一天也想前来拜访呢！” “是吗？如果有市委领导干部的支持，我们跟毛主席革命造反的劲头就更足了！”奚大雄哈哈笑着，做出神情很欢快的样子，把恭鹏志和许洪元让进沙发里：“洪元常到我这里来。我本来就寻思着什么时候让他带个讯，请市里领导来谈谈。”说毕，那笑意仍然挂在黑黑的脸膛上，使人觉得他被欢畅伴随着。而实际上，他的内心此刻却很烦恼。傅古宝从公司里带来一封信，刚读了一个开头，就来了客人，只好打住，优先迎接客人。但是就看了那个开头，心里就发堵。而当着客人的面，却不得不强颜欢笑，给人以假象，而把真相隐蔽起来。 “武书记可是真的想来。可是，他刚听说你们红总下面的人，帮着延安中学红旗团把俞市长的儿子关了起来，他认为群众组织是无权抓人的，因此要我特地来一趟，跟你通通气。”恭鹏志接过一名“主力军”递上的茶，就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提出来。他已经注意到奚大雄的笑容是强装的，感到这拜访的时机也许选的不怎么理想。但是也无可奈何，他在时机上，其实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想不到的是：不等奚大雄和许洪元接上口，那位不起眼的递茶者却立即插起了嘴：“喔，你是为延安中学的＇大中兵＇说情来了！可你知道奚大雄的腿是给谁打折的吗？……”恭鹏志没有料到：一个端茶人，在这种场合既然也有插话的权利！这大概也就是造反派里的风气；谁都可以充老大，谁都有七张八嘴发表意见的资格！他更没有料到：市长儿子的被押，原来跟奚大雄的那条瘸腿有关系。“这，这是怎么回事？”他急切地问，非常想搞清其中的来龙去脉。这样即使今晚事情没有办成，回去也好有个交待。 听了奚大雄手下人的诉说，许洪元这时插了上来，他还在恭主任手下吃饭，当然还是帮上司说话：“可是，这也不一定是俞市长儿子的个人责任，大雄你说是吗？” 奚大雄看了看恭鹏志，又望了望许洪元，却用驳斥的口气回答说：“我们公司带路的干部揭发了，那天是他领的头。” 恭鹏志和许洪元听他这么一说，一时间都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说；但是就这样无功而返，似乎又有些不甘心，就捧着茶杯，“嘘嘘”地拼命吹气，仿佛都很口渴的样子，但那刚倒的茶水又太烫，就努力用嘴巴所创造的空气流动，来削减茶杯的热量。 奚大雄跟他俩似乎已没有交谈的兴趣，自管自拨座位前办公桌上的电话。拨了好几次，终于拨通了，就说要找史苏星或黄军。等了一片刻，就听他对着话筒说：“喂，是黄军吗？我是奚大雄。……我晚上也干革命？你不也在干吗，否则我现在怎么能跟你对得上话？……哎，我说小黄，你就把俞彦给放了吧。什么？……他承认他是叫他手下人带了体操棒，可是他没有亲自下令打？……对，这些我都清楚，他说的是实话。放了；马上就放！……谢谢你。”奚大雄说完，“咔嗒”一声挂断了电话。 恭鹏志没有想到，事情最终会如此顺利地得到解决，就不再对茶杯吹气了，把它撂在一边的茶几上，对奚大雄很诚恳地说：“俞市长看到他儿子安然无恙回家，一定会很高兴。你是知道的，俞市长为我市的工业建设和发展，可算是呕心沥血了！他对手下人也随和，是个好人。好人是应该受到好报的。” “我了解他的过去；但是不知道他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抱什么态度，对造反派抱什么态度。更不知道他的今后会怎么样。但不管怎么说，你跟洪元都亲自上门来求情，这点面子我总是要给的！” 奚大雄话刚落音，就听到门外楼梯口有“噔噔噔”的脚步登楼声。那声音很响，一听就有好几双脚在同时敲着楼梯板。然后声音到，人也到：“嗨，我们奚司令今晚有贵客登门哪！”发出这一轰轰响大嗓门的，是一个腰壮如牛、长着一张冬瓜脸的中年汉子；冬瓜脸的半边，象瀑布似的一直奔泻到脖颈上，有一片奇形怪状的疤痕，使他的形象在天花板顶灯的照视下，显得有些狰狞。跟他一起进门的，显然都认识许洪元，都同他打招呼。奚大雄站起身来，对着壮汉说：“你又乱叫，会上早就讲过了，不准称司令！红总没有司令，只有勤务员；再乱叫要处罚。”壮汉看着他一付一本正经的模样，转过头对身边的年轻人打趣地说：“这一来，你这副司令也不作数了。今后就永远只能叫你小育、育老弟了。你可不要为此对大哥产生不满喔。”那被称作小育的，顺手就对壮汉的腰肢上捅一拳，“去你妈的，别看你身胚扎墩；下次再胡说，我跟老奚一起摆平你！”“我愿意作帮手，”小育旁边穿黄色旧军装的中年人，也马上表示声援。“你说清了，你帮谁？”汉子立即把斗争目标转向声援者。“当然是站在正义立场上了！”小育代回答。“哟，竟敢怎么大胆地得罪我，就不怕下次上我的游览艇，被我扔进太湖喂鱼去？”壮汉对声援者瞪起了金鱼般的鼓泡眼。 “好了，好了，”奚大雄见大家只管说笑取乐，并不把他的客人特别放在眼里似的，就打断话头，指着壮汉对恭鹏志说：“来，我作一下介绍：这位是葛富林，江南航运公司“石下草”兵团的头。”又指着被葛富林称为育老弟的年轻人说：“这位是红总勤务组的副组长育文庆，建筑兵团的头，中共预备党员。”随后指着那位复员军人模样的人说：“我们货运公司保卫科的傅科长，中共党员。现在临时借到总部来抓组织整顿工作。上次来我们公司时，你俩见过面吗？” 奚大雄见双方都摇头，就转向他的同伴介绍说：“这位是市委办公室的恭主任，恭鹏志；我以前的老上司。难得来我们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意见，可以向他反映反映。” 恭鹏志面对那个开起玩笑来也咄咄逼人的大炮筒子，一上来心里就有些发怵。接着看到他们用旁若无人的谈笑，有意冷落自己，随即明显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思想隔阂和敌视心理。待到作介绍时，虽然他依着奚大雄的介绍顺序对每个人都友好地点点头，三个人中，却只有傅科长也说了一声：“我一看门口停着那辆车的车牌，就知道市里有客人来；”其余的两位，都只是爱理不理地朝他扫一眼。而那个“石下草”的葛富林，扫视他时动用的还不是正眼，而是斜睨的眼角。因此一听奚大雄最后的提议，心里就慌了神，唯恐这伙人真把内心的敌视情绪发泄起来，会使这种逢场作戏的意见听取，转化为一个小型斗批会。就一边说：“是，是，难得这个好机会。”一边把手表高高地举到眼睛前，好似很惊讶地喊道：“啊哟，已经过九点了！武书记还在等我的汇报。这样吧，我回去向武书记提一下，定个什么时间，双方正式开个会，好好交流沟通一下。” 奚大雄这时看到许洪元在朝他使眼色，知道此刻把恭鹏志勉强留住听意见反而不美，就顺水推舟地说：“这敢情好！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打倒市委领导，而是希望他们能尽快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 然后就送客，亲自陪下楼，送出门，目送着“伏尔加”车后的红灯，颠晃颠晃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中；然后返回身，觉得原先心头的懊丧之情，给恭鹏志的来访冲淡了不少。在奚大雄的生活中，这是他第一次品尝到了什么是权力的滋味。他以前只可能向恭鹏志这样的人求助，现在却倒过来了，恭鹏志向他求助。他不由不佩服起傅科长的神机妙算起来。去延安中学帮红旗团砸“大中兵”，拘俞彦，都是傅科长出的主意。开始时奚大雄还有些犹豫，既想为自己所落下的瘸腿和所受的耻辱报仇雪恨，又记着曲湘川批评唐延言报复心理重，忌讳自己也被人看成一个同类性质的狭隘报复者。 “如今在全市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中，你跟哪一方面关系最近？哪一方面关系最远？”傅科长循循善诱。 奚大雄一下就听明白，傅科长要他在同首都三司驻锡联络站和苏南工学院长征兵团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发展跟几乎毫无交往的红旗团的关系。接着，老傅又不慌不忙地说出第二条理由来，以证明这是一着一箭双雕的妙棋。奚大雄听得很动心；如果把要想出口气的念头也包括进老傅的建议中去的话，那可就是一箭三雕了！实践证明：这些目的几乎全都达到了。 据说红旗团的黄军对谁都傲气得很。奚大雄凭自己的军人经历，知道在军人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崇拜实力和暴力。那次派去葛富林手下“石下草”兵团四百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不仅把“大中兵”的那些娃娃镇住了，而且也使红旗团那些骄横的军人子弟服了眼！他们很清楚：如果不开来这样一支“主力军”，大中兵是决不会兵不血刃地屈服就范的。因此这几天来，无论电话里还是当面碰见，黄军总是开口一声奚师傅，闭口一声奚师傅。红总在他心目中的身价，一下高了不少。这当然是奚大雄所十分需要的。因为他心里明了：红总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在红联指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文化”两个字带头，那些掌握文化的造反派，就比不掌握文化的造反派，处在明显的优势地位上。他们所具有的呼风唤雨的造舆论本事，对政治风云变幻和权力结构的改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现在按傅科长的出谋划策，同有文化的造反派中三个主要方面都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由老傅所提醒的他在红总内部根基薄弱的弱点，就基本上通过外部关系上的优势被弥补了。而在砸大中兵时把俞市长的宝贝儿子顺手牵羊抓起来，同时逼他写检查，把组织指挥那天抓他打他的过程详详细细写出来，一是可以让他痛悔当初有眼不识泰山；二是在俞市长和社会舆论面前，也有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然后就可以静等市委方面作反应。情况的发展，果然不出傅古宝之所料！奚大雄觉得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些政治运筹机巧，经逐步运用锻练，也摸出了一些道道。今天恭鹏志的来访，更使他觉得自己在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想到红总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可能跟市委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对话渠道和协作关系，那比同造反派秀才们已经牢固确立的关系，意义一定会更重大。他开始感到老傅这人不简单；怪不得崔志中对他这么信用。 然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傅古宝也并不是事事神机妙算。在提议让凌漪来总部做内勤的问题上，他虽然就好象是钻到他奚大雄的肚子里做了蛔虫，摸透了他的心思，却显然没有摸透凌漪的心思。结果反而使他在出主意人的面前，显得是一厢情愿自讨没趣，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凌漪她为什么不愿来总部呢？好多人想来都来不了呢。 奚大雄送毕客人，匆匆走回楼上办公室，想把给客人打断的读信进程重新连接起来。可是事不如愿，那三位老兄并没有离开他的办公室，很显然，他们有重要问题亟待同他商量。 “老奚，革反军那里，到底什么时候去谈？考虑了这么长时间，终得给人家一个答复吧！”葛富林首先开炮，声音里明显带着抱怨性的不耐烦。他的工作单位江南航运公司，与货运公司，一水一陆，同属市交通局领导，同是锡城市的大中型交通企业。通过老傅和江南公司保卫科某造反科员的牵线搭桥，葛富林带着他有三四千人的“石下草”兵团，加入了红总的队伍，加上奚大雄的公路野战军，使交通系统的“主力军”人数，首次超过了建筑兵团，成为了红总首屈一指的主力部队。根据老傅背后所作的政治摸底，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奚大雄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反对意见，把颇有争议的葛富林增选为红总勤务组成员。 葛富林出身于城市贫民。六岁死了母亲，就被吸毒成瘾的父亲送人换了几块钱。领养人起先家境尚可，还供养他读了几年私塾。可是到了他十四岁那年，养父亡故，家道难以为计，他养母就只好带他回城找生父。可是那生父一看儿子已经可以派用场了，就把苦苦拉扯他长大的养母一脚踢回乡下去，而把葛富林送进一家米店当帮工。他在那家米店从搬运扫仓，到劈柴、烧饭、抱小孩，每天从鸡叫做到鬼叫。有一次实在悃得不得了，一打盹，把抱在手里的老板儿子摔落到了石板地上，摔破了头皮。那气急败坏的老板娘，就顺手把刚刚烧开的一锅水，恨恨地浇泼到他的脸孔上！于是就在他的脸孔和脖颈上，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疤痕；也在他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解放后“三反、五反”时，他挺身而出，揭发老板偷税漏税。老板因此要炒他鱿鱼，他趁“打虎队”下店查账之机，一把揪住老板向“打虎队”告状。老板吓得浑身抖簌，从此把他敬若上宾。葛富林成了运动积极分子。在一次定案大会上，领导上把发定案书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每个老板上台来接定案书时，都要对高高坐在主席台上的他，恭恭敬敬地鞠个躬；有戴帽子的，还得在鞠躬时识识相相地摘下帽子，以脱帽礼表示尊敬。这时轮上他原来的粮店老板上台领定案书。因为这老板是瘌痢头，在公众场合从来不脱帽子。哪怕在夏天，也必定戴上个凉帽作遮掩。他想自己的雇员应该了解和尊重他这一习惯，因此鞠躬之时，就把摘帽礼擅自免去。年龄尚不满二十岁的葛富林也不跟他计较，把手中的定案书往桌子旁边一撂，大声喊道：“下一个！”那粮店老板慌了神，急忙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无可奈何地在众目暌暌之下展览他那个藏如珍秘的瘌痢头。葛富林通过这一小小的恶作剧，扬眉吐气，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痛快！后来他进工厂，仍然是积极分子，培养对象。可惜好景不长。他那个毒瘾成性的父亲，解放后积习不改，为了应付继续吸毒的花费，在公家工作职位上贪污了大笔公款，落得了一个啷当入狱的下场。他受父亲判刑的牵累影响，随之在政治上也被打入了冷宫。于是就变得自暴自弃，吊儿郎当，经常跟领导磕磕碰碰。五八年精简下放工人时，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对象。六二年以后回城进江南航运当了一名合同工，吸取教训一改旧习，勤勤恳恳卖力工作，一心想转个正式工。不料失去容易求还难，始终未能如愿。悲观失望之际，昔日旧病正待复发，恰好来了文化大革命。他念过私塾，在那班合同工兄弟和船上水手之间，亦可算得上“人不可貌相”的一个秀才。且粗中有细，性格直爽，豪侠仗义，经过对《人民日报》几篇社论文章的一琢磨，就揭竿而起，带头造反，一呼百应，深得造反派群众的拥戴。 “象葛富林这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对翻身解放感受最深，富有革命斗争精神。就因为他爹犯了法，就受压制，遭精简，你们说，这合理吗？这样的同志我们不吸收，就象那些当权派一样把他关在革命的门外，那我们造反派同那些当权派，还有什么不同？社会上这样一类的所谓＇不纯分子＇很多，其实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错，可社会就是对他们不公正。我们就要把这类压制受得最多、革命造反精神最强的人，积极吸引到红总队伍中来，使他们觉得我们对他们很公正，引导他们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一起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现在市委搞的革工联势力这么大，人数几乎要比我们多一倍，我们难道应该为了计较一个勤务组成员的位子，把本来可以拉进来的一大帮子人马推出去？这样斤斤计较，坐失良机，就只好干等人家来把我们挤垮了！”奚大雄在勤务组会议上慷慨激昂。这边列席会议的傅科长，就不失时机地站起来，遥相呼应地念了好几段从江南公司保卫科偷抄来的早期档案鉴定，以证明贪污犯的儿子，在本质上具有很高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继而又从自身保卫科专业角度出发，论述葛富林可以作为革命依靠对象的种种理由。然后又由奚大雄特地搬来的援兵郭贤，滔滔雄辩地作了一个批判肃清反动血统论流毒的专题报告，终于使担心交通系统势力在红总坐大的反对派，在理屈词穷之下，不得不更弦易张，接受奚大雄的提议。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把“石下草”兵团拉入“主力军”，迫使恭鹏志到红总磕头求拜，可以算是奚大雄烧成功的两把火。可是，什么是第三把火呢？第三把火的成堆干柴就挨在手边，顺手扔个香烟屁股就能一点而着，烧个半天红。可是，奚大雄对是不是烧这把火，却前怕狼，后怕虎，心中犹豫得很。拖拖拉拉几乎要过去三个星期了，却还是没有能够作决断，终于使葛富林把不满情绪暴露到了面孔上。葛富林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恼火的。革命工人造反军是一支完全由所谓的“三工人员”（即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所组成的文革组织；浩浩荡荡有四五万人马。因为“石下草”兵团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是合同工，名气响，队伍硬，革工军总部就拼命拉葛富林，并许愿让他去当“副司令”。而葛富林却觉得革反军不上档次，两个头头也不三不四的，难以成气候；而红总好歹是全市第一个叫得响的工人造反组织，正副“司令”都是中共党员，背后又有首都三司驻锡联络站、长征兵团、红旗团等“名牌”革命小将作后援，就宁可不当“副司令”，毅然加入“主力军”。因此红总如果连个勤务组成员都不给当，是实在说不过去的。幸好红总的主要头头奚大雄对此看得很清楚，在他面前把胸脯拍得“嘣嘣”响。葛富林欲报奚大雄的知遇之恩，就反客为主，倒过来找革反军的头头说项，力劝他们一并归入“主力军”。对方给他说动了心，有意归顺之心与日俱增。他们有自知之明，慷慨表示进红总当不当头头都无所谓，唯一不让的是：红总必须为五万名革反军弟兄争个公道！否则即使归顺了，弟兄们也会散光的。就为了这一条，把奚大雄搞得好为难。红总的下属组织起来干什么？干革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正式工，凡是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有一条，享受一条，雷打不动，坤乾难摇，绝对不需要他们斤斤计较费心考虑的！这是革命的果实，工人阶级国家主人翁地位的体现象征！如果红总要把这些也作为问题来考虑，或是红色江山已经变白了；或是红总背离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红总“白总”已经分不清。然而革反军的工人兄弟们，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却大部分都享受不到，什么劳保福利退休金，如果他们也要照搬照抄，那共产主义也就不远了。可是这些革反军的兄弟们，却对此不理解；明明要经过几代人努力才能达到的事情，却想借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提前实现。否则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却不能同样享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就以为是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看待处理了，作为资产阶级来剥夺。而按他们的实际经济处境来衡量，他们自觉是整个无产阶级队伍中“最无产”的一部分，却按“最有产”的标准享受待遇，心里的不平与火气，自然就非常地大！革命造反的精神，也就特别地炽热旺盛！这就是为何他们一聚就能聚上四五万人，什么恭鹏志啦，郭贤啊，一个催生婆都不需要。 奚大雄的公路野战兵团里，也有少量的合同工和临时工。对他们在公司里处处低人一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奚大雄也早有耳闻，心里很同情。然而，如果把这类人的经济待遇问题，也作为红总的一个斗争目标，红总虽然因此可以把队伍扩大得跟革工联不相上下，却是否会使红总变得不成其为红总，而实际上成为一个扩大了的革反军？但是如果不答应这一条件，归顺之事不仅会告吹，红总还可能失去自己内部一部分合同工临时工的支持；刚刚拉进来的“石下草”兵团受到的冲击会尤其大，并直接影响他们今后的政治态度和走向。这就是奚大雄左右为难，迟迟下不了决断的原因。 而今晚看这葛富林的语气态度，却好象要向他逼宫摊牌似的。他敢这样做，莫非已经争取到了育文庆的支持赞同？奚大雄审视了一下葛富林的脸，又望了望育文庆的脸，开口问：“小育，你的意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的。”一向单纯的育文庆，这一次却耍了一个金蝉脱壳计。是革命实践锻练了他，还是他确实拿不准主意，而不得不仰仗勤务组正组长的智慧和远见？ 因为这个问题跟保卫科专业无关，奚大雄没有征询老傅的看法。老傅虽然是红总司令部里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中共党员，却因为他中途“起义”的性质、借用身份及其跟奚大雄出自同一个单位的缘故，并未增选为勤务组成员。因此，私下征询是可以的，当面征求意见却是不够资格的。奚大雄作为一个有多年党龄的组织同志，对这种分寸把握得很严格。于是，他坐下来，作沉思状。近处的援兵搬不动，就只好向远处讨救兵。他拨响了通苏南工学院的电话。接电话的人，正好是锡城市造反派的幕后军师和理论权威马进。奚大雄把同伴的建议和自己两方面的顾虑都向马老师恭恭敬敬地请教了。在他电话请教的过程中，连葛富林的神态，也显得恭敬起来。凭他这种旁听式的恭敬态度可以肯定：如果马老师在电话里不赞同，他也会心悦诚服地收回成命的。这种反应出现在他身上一点不奇怪。虽然毛主席老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中国的卑贱者们受传统的毒害太深重，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已经刮了大半年，人们的思想却似乎还一时扭不过弯来。因此即使革命态度坚决如葛富林，选择归顺哪一个组织时，考虑重点之一，却是哪一边有高等学府的秀才作后援。他可以对党员司令当面抱怨，对哲学讲师马进同志电话里的高见，却是随时准备接受的。 马老师在电话里说：他对革反军的组织性质和经济诉求早就注意到了，最近还为此专门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他劝红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太拘泥。因为马克思曾说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总是先从经济方面开始的。因此有些经济问题，看来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关键是要因势利导，先吸收进来，然后逐步引导，最终集中统一到更高更远大的革命目标上去。 奚大雄听到革命造反派的理论家把共产党的祖师爷都请出来了，混淆不清的思路一经点拨，不由豁然开朗，好象在黑夜迷路时突然见到了晶莹闪亮的北斗星，心中长长舒了一口气。“去，明天就去谈。”他把马老师的意见跟三个伙伴简单复述一遍，终于下决断。 目送着葛富林随着其他两位同伴心满意足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奚大雄把身子靠足椅背闭上眼，竭力想把整个思路整理一下。因为他一天下来办完了好多事情，作出了不少重要决定，总觉得自己好象还忘了一件什么要紧的事。努力作回想，终于想起口袋里只读了一个开头的那封信来。于是就站起身，关上办公室的门，不走回桌子前，却舒舒服服地坐进沙发里，重新掏出那封使人扫兴的信，从头读起来：奚大雄：你让傅科长转告要我到总部当内勤，我经过反复考虑，觉得实在不能接受；但我深谢你的好意。我现在自觉日子过得很快活。经邱书记的安排，把我调进修理厂厂部当内勤，这跟烧碱水缸比，就好比是天堂地狱之分。我把碱水缸比作地狱，主要是指它带给我的精神屈辱，而不是那里的活有多苦。我已经很满足，诸申、李辉康他们也需要我帮忙。我这个内勤，其实是一身兼两职：上班时在厂部做，下班后就去野战兵团团部。我这人过去见政治特别害怕，现在却把它当作了自己业余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好象是犯了傻。老百姓在盼望着有更好一点的世道时，大概总会变得有点傻。公司里有不少职工也跟我一样。他们下班后好象把家给忘了，又是帮着刷标语，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印传单，劲头十足的样子，好象有人会因此给他们长工资或发加班费似的。但你是知道的，只有＇促生产＇才有加班费，＇抓革命＇是一分钱的加班费都拿不到的；谁让你自愿来干呢？而这些普普通通的职工群众，不象诸申李辉康他们几个头，无论革命造反成功不成功，他们既不会升上几级，也不会降掉几级，这么兴高采烈地忙乎，他们图什么呢？无非就希望看到这世道变得更好一点。而最近一段时期，这世道还真好象在变，老百姓的声音还真有了一点作用。例子之一，我们宿舍楼上终于装了水箱，再也不担心断水了。听说这还是时红霞来了以后下得死命令。 大雄，我从来就称你为奚师傅，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你；因为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我琢磨：要使这个世道变得越来越好，大家都能过得更舒心一点，做人总是要有得有失的。你一下升得这么高，大家对你都有很高的期待。大多数人并不期待你把他们也拉扯上去，他们知道：你就是想这样做，也做不到。而是希望你能在上面站稳脚跟，能代表下面的人说话。碰上不公道的事情，受了冤屈，上头有人叫得应。而不要象有些共产党的干部一样，一掌权就忘本，就翻脸无情，就烂掉垮掉；到头来普通老百姓还是朝中无人。我希望你理解和尊重大家的这些期待，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做一个叫得应、喊得响的造反派头头；而不要丢人现眼，身败名裂。 我最近去医院探望时红霞了。我是偷偷地去的，没有让咱们一派的任何人知道；连辉康我都没有对他讲。因为我担心他们要是知道了，也许会说我想讨好市里来的大干部。可是我总觉得：同样是个女人，她被打成那个样子，这不公平！而且她压根就不知道你会遭到那样的毒打。在被斗批的时候，她死活都不肯承认指使红卫兵殴打你的罪状。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不相信这一点。我却相信。市里派下来的干部政策性强，是不会允许下面的人这么胡来的。所以我还是去了。可是她见了我却不愿答理，虎着脸不跟我说一句话。临走时，还硬要我把带去的一些营养品带走。倒是她那个当大军官的丈夫很通情达理地把我送出病房，还一再要我原谅他妻子近来心情不好。我能理解和原谅她。就是象你那样应该是心胸宽广的男子汉，还对整过你的人耿耿于怀；作为一个女人，她更有权利怨恨毒打过她的一派人。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我去看过她之后，车间里童年财那些人，看到我时脸上和悦多了。我不敢把这些告诉咱们这一派的人，担心他们会指责我是两面讨好。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不知道你是否也会这样认为？但是即使你这样看我，我也不会改变自己。说实在话，我总觉得：这运动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厂子里的人，见了面却要象冤家对头似的彼此不讲一句话，真叫人觉得别扭。 还有，那次出了医院，我同李辉康一起上餐馆吃了晚饭。他已经邀请过我好多次，我终于决定不再扫他的兴。他对我很好，我也喜欢他。我俩现在经常一起外出，上街贴大字报和逛商店相互结合，还一起看市歌舞团上演的《红色娘子军》，已经看了五六遍；都是他的提议邀请，就为能使我重新回味过去的生涯；没有人再可以说三道四，也没有人再可以把我抓去游街示众。相信这一切，你都是能够理解的。 最后，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情况多跟玉芳讲，不要什么事都把她蒙在鼓里。你既然看在孩子和老人的份上已经谅解了她，就应该让她能享受到一个妻子应该享受到的东西。 永远对你感激不尽的凌漪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不知怎么，读完凌漪的信，第一次读信时的那种懊丧，已经不再那么强烈。如果说，凌漪在医院向他所作的匆匆告辞，只是给他留下了重重疑窦的话，现在却似乎一切都已经变得很明朗。而在恭鹏志来之前那一刻，刚读到信的开头一段时，他只领会到一个女人在另有新欢后对他所作的彬彬有礼的拒绝，使他心里无法不感到阵阵刺痛。他甚至有些怪怨老傅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让他自讨没趣地碰一鼻子灰。第二次细细读完全信后，他才品味出一些更深的意思。他并不能完全捕捉住字里行间那种无所不在而又无法确切把握的涵义，只觉得似隐似现的，又深邃，又厚重。心中所受到的触动和感动，一点不比他以前看到她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时来得浅。她是在责令自己也责令他，必须把某种已经深深根植在他俩心中的东西深深掩埋掉吗？他吃不准。但是至少有一点，他分明可以感觉到：她希望看到他不负众望，有所作为！ 我会不负众望有所作为的，奚大雄面对信纸暗暗发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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