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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锡部队举行的武装大游行，已经告一段落，而红总必须对蔡国柱提出的“最后通谍”，在下午三时前作出答复。奚大雄急忙赶回红总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工学院长征兵团的曲湘川和王小燕，红旗团的黄军，都列席了会议。勤务组十几个人员中，就葛富林没有到场。不是他因故缺席，而是有意没有通知他参加；因为会议讨论的主题就跟他直接有关，不得不临时实行“回避”政策。他如果在场，每个人就无法畅所欲言地发表看法，因此回避是必要的，尽管红总并没有正式的会议回避制度。而且在不让其本人知情的前提下，就剥夺其开会的权利，严格地讲，也不可以算是一种公正的回避制度。驻锡部队对造反派采取的“革命两手”，所作出的反应极其激烈而强硬。这种激烈强硬的程度，超出了任何一位与会者的猜测和估计。由几百辆军车组成的武装大游行，已经使人很吃惊；谁想到游行尚未结束，蔡国柱就通过雷竞天告诉红联指，并要红联指转告红总：在以葛富林为首的一小撮坏头头的把持操纵下，“石下草”兵团的所作所为，已经滑到了反革命的边缘。红总必须在下午三点以前，撤销葛富林在“石下草”兵团的领导职位，改组“石下草”的领导班子，否则驻锡部队将采取必要行动，把江南航运公司重新置于无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并声称：这对红总本身，也是一个考验。并要红总对照“石下草”兵团的情况，向支左办报出一个全面整顿组织的计划和名单出来。通谍没有提葛富林在红总的职务，但这是不言而喻的。与会者所要讨论决定的事情，既复杂，又不复杂。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接受还是拒绝？投降还是对抗？生存还是毁灭？前两点都极简单；第三点所包含的涵义，却并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很清楚。接受与投降，是否就意味着红总能够生存？如果葛富林和“石下草”兵团不过是第一个接受开刀者和牺牲品，那么谁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如果红总的人，下至基层组织的头头，上至总部勤务组的成员，凭一些牵强附会的罪名，可以任人宰割，任意改组，即使红总因此经受住了所谓的“考验”，红总还是原来意义上的红总吗？如果它的各级头头，都换上了驻军所喜欢的那些原革工联的所谓“党团骨干”，如果它的生存，是以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大换班”作条件，这跟毁灭又有什么区别呢？红总的与会者中，除了奚大雄和育文庆，心事沉沉默默无声地暂时不开口，其他人都很激愤，都觉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都觉得如果造反派真要表现自己是硬骨头，就应该泰山压顶不弯腰！ 红联指的三位学生领袖作为会议列席者，虽然没有表决权，但是他们的立场观点，可以直接影响表决结果。但是他们却好象已经在路上商量好似的，都执意不开口，似乎存心要把革命小将风风火火的本性收一收，做一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旁听者。直到有人走进会议室，通知红联指总部找曲湘川接电话，三个人一起接完电话走回会议室，才把革命小将的本色重新抖露起来。王小燕和曲湘川转告大家：郭贤刚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北京高层的一些军头，以军人出身的农林部长谭震林为典型代表，掀起了一股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攻击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的“二月逆流”！据说，谭震林对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拍台子，把手指都拍断了；气焰嚣张得很！因此锡城市所出现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二月复辟逆流在本地的一种反应。我们所面对的，是一条新的带枪的刘邓路线。他们要使江水倒流，地球翻转，革命人民的容忍退让，是不能使镇压者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他们既然已经磨刀霍霍，造反派在这场斗争中，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面对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张牙舞爪，我们红联指当场就已经叫出了这样的革命口号。革命可以被浸入血泊中，但是正如鲁讯先生所说的那样，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极少发生的！北京的革命造反派已经奋起反击。我们一刻也不能停留，必须立即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两个小将此刻轮流发言，滔滔不绝，慷慨激昂。曲湘川讲的时候，王小燕在一张纸上“唰唰”地写；王小燕讲的时候，曲湘川也在那张纸上接着“唰唰”地写。黄军从来就不是一个雄辩家和宣传鼓动家，与会者们大都了解这一点，因此对他没有发表类似的一通演讲，并不意外。他只是很简短地说：革命面临危机，革命成果可能会得而复失。造反派必须加强内部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坚决打退“二月逆流”的猖狂反扑！黄军的这段话，与前两个小将的发言加在一起，代表了锡城市两个最有名望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明确立场，自然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发完言，接过曲湘川递给他的纸看了一下，点头说了声“很好”，接着扬头对大家说：刚才曲湘川和王小燕拟了十几条战斗口号，我读一下，看看大家是否还有修改补充意见：“紧急动员起来，迎头痛击二月复辟逆流的猖狂进攻！” ……“提着脑袋干革命！”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人，自有后来人！”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与会者听了都说好，就奚大雄沉思了一下，建议增加一条“警惕保守派死灰复燃，决不允许资反路线反攻倒算！”大家认为他不愧为红总的第一把手，道出了千千万万主力军战士心里的担忧。奚大雄见没有反对意见，就要求与会者马上回去发动，务求在天黑之前，把这些战斗口号贴满锡城市的大街小巷！ “老奚，我们是否再跟蔡国柱碰头协商一下？看能否取得某种相互理解。”散会后，在会上一直没有明确表态的育文庆，忧心忡忡地向奚大雄建议道。 “我也是这么想。你们觉得怎么样？”奚大雄转首追求三位学生领袖的意见，他在会下并不如在会上显得那么豪壮。 “可以联系一下，谈判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曲湘川也不豪壮。 奚大雄拨通了市支左办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说，蔡主任不在办公室里。如果有急事要找他，可以跟红联指总部联系一下，他十几分钟前乘车离开去那里了。奚大雄刚搁下电话筒，电话铃就又急促地响起来。这电话，恰好是蔡国柱从红联指总部打来的。首先问奚大雄红总是否接受支左办的意见。 奚大雄受了刚刚结束的会议的气氛影响，口气硬梆梆地反问道：凭什么定葛富林为坏头头？就因为他有一个贪污犯的老爹？难道他革命造反，是想为其老爹翻案吗？他爹从小出卖了他，抛弃了他，后来又利用他作挣钱的工具。在政治上，他同他爹可以说完全是两码事！他的养母和他脸上留下的疤痕，才能作为衡量评判他政治本质的依据！ 可是不，蔡主任在电话里回答说：正因为葛富林觉得党对他不公正，所以他才对党有仇恨。而这种仇恨，在“石下草”兵团所搞的一系列打、砸、抢活动中，在冲击部队驻地、到监狱前示威、对解放军武装游行诋毁诽谤等方面的出色表演中，甚至在“石下草”兵团本身的名字上，都已经作出了雄辩的说明。解放军不搞“血统论”，我们是看成份，但是不唯成份。葛富林如果没有上述种种丑恶表演，我们当然不会把他当作打击对象。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食其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蔡国柱没有料到奚大雄的口气会这么冲，好象几百辆军车的武装大示威，并没有对他起到作用似的，就用很严厉的口气警告说：“离限定的三点种，只有半个小时了。我代表驻锡部队，要求红总立即接受支左办的决定。” 奚大雄说：“很遗憾，我们红总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我们刚才开会集体讨论过支左办的要求，红联指的三位同志也参加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一要求代表了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逆流，我们无法接受。锡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胜利成果！我个人无权改变集体的决定。” “解放军给红总以机会，给“石下草”兵团以机会。如果你们既不领会、也不接受我们对造反派的一片苦心，就只能咎由自取！请你把电话转给小曲小王他们。”蔡国柱显然认为同奚大雄已经无话可说。 曲湘川接过电话筒。 “……驻锡部队支持革命小将、支持革命造反派的立场没有变！”蔡国柱在电话里向小将重申：“我为何亲自上红联指总部找你们？就是为了表明解放军跟革命左派心连心！我们也希望红总和“石下草”兵团能够自己把坏人端出来，使革命造反派的旗帜变得更红更干净。可是他们拒绝这样做，我们就只能采取断然行动，并希望革命小将一起参加这一革命行动。” “你们打算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曲湘川急问。 蔡主任在电话里停了一会，好象是在跟身边的人说话，然后才回道：“按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精神，解放军已经出动部队包围航运大楼。到三点钟，如果红总不改变决定，我们将逮捕葛富林及有关人员，解散“石下草”兵团。我们敬请长征兵团立即派人来现场，一起参加执行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的革命行动！” “我想，中央军委并没有指示你们砸“石下草”兵团，抓葛富林。长征兵团对中央精神的理解，同你们采取的行动，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尽管如此，我同王小燕会立即赶到现场去，再见。”曲湘川搁断了电话。王小燕很会心地看了曲湘川一眼，转首问奚大雄、育文庆和黄军：“你们去不去？” 三个被问者都有些疑惑。他们在会议上对形势发展的严重性，已经有了充分地估计，真到面临实际关头，心中还是有些慌乱。对曲湘川一口答应奔赴现场，也觉得有点金刚丈二摸不着头脑，然而他们还是点了头。奚大雄却对育文庆说：“你就不要去了，留在家里跟各方面联系一下，看看能否组织到一些队伍，立即赶到“石下草”总部去声援。人越多越好。” 接着是奚大雄给葛富林打电话，也给诸申打电话。王小燕、曲湘川给马进打电话。黄军也给自己学校里打电话。 奚大雄同三位革命小将赶到离航运大楼有一百多米远的地方，就给解放军设立的警戒线挡住。警戒线前还拦着挤成人墙般的围观群众。他们就向岗哨自我介绍身份，说明要找蔡主任。岗哨就向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汇报。那军官同他们一照面，就立即认出彼此来。他是军部的包裕民包参谋；杜军长宴请时是陪坐，现在在支左办工作。双方就招呼问候。五分钟以后，他们就在大楼前见到了蔡国柱。蔡国柱并不同奚大雄说话，却劈头就问三位小将：“你们的队伍呢？”王小燕说“马上就到”；黄军说小史正召集红旗团在开会研究讨论，估计很快就会带人赶来。 蔡国柱心里有些烦躁，但是不得不稍作等待。他知道：在锡城市市民的心目中，工学院长征兵团和延安中学红旗团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地位，是无容置喙的。解放军需要这两面大旗，在自己的刺刀尖上方舞动飘扬，以粉碎“别有用心的造谣诬蔑”，证明驻锡部队响应毛主席支持革命左派的不争立场。航运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吧，此刻叫嚣得愈加起劲。叫嚣的主题，就是驻锡部队违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镇压革命造反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他不清楚这些叫嚣，对那些匍伏在用沙袋筑成的简易工事后的战士们，会产生多大的思想和心理影响。这些沙袋工事沿着人行道一字铺开，并一直伸展包抄到大楼的侧后，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工运桥下的大运河里，武装汽艇在“哒哒哒”地巡梭着，八字叉开枪腿的机关枪，蓝幽幽的枪口随着河中的水波，一起一伏，遥遥对准大楼显得黑咕隆咚的窗口。战士们知道对方并没有武器可以构成对抗性的火力威胁，那些如临大敌的沙袋工事，更带有虚张声势和炯吓的性质。黑洞洞的枪口架在工事上，一个个地瞄准大楼的窗口，窗口后面的人，只要一想到那些扣着板机的指头一动弹，会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一定会不寒而粟。然而，这些举枪瞄准的士兵，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之间，也不乏有文化、喜欢翻书看报的城市兵。听了那些淆乱人心的反宣传，他们或许会变得心神不定，疑疑惑惑；并把这些情绪传染给别人。他们需要有臂戴红袖章的革命小将作陪伴，一起蹲在身边作精神上的鼓励安慰。而这些，在蔡国柱头脑中还仅不过是次要的考虑。不管怎么说，蔡国柱并不需要这些士兵真的冲锋陷阵，士气因素并不据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键还是警戒线之后的那些人民群众，他们中好多人，会根据按照长征兵团和红旗团的政治态度，来确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并按小将们评论，对人民子弟兵的行为，来形成和发表他们的评论；这才是最关键的。蔡国柱打量小将们的脸神，明显是一副一时思想还转不过弯的样子。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想小将们一看这场面，该不至于给脸面不受，有俊杰不当吧？这时候，蔡国柱看到有一大群人上了航运大楼的楼顶。看那刚刚竖起的“石下草”兵团的大旗，“哗啦啦”地展示出很齐整的平面；还有一顶帽子，猝不及防地从哪个“石下草”勇士的头上跑走，“滴溜溜”地转动翻滚着飘下楼顶，就知道那六层高楼顶上的风，一定刮得很劲狂。那些人好象在摆弄什么布卷。高音喇叭里的女高音，据说已经叫嚷了大半天时间，却一点不显得有精疲力竭的迹象，反而叫声越加清脆响亮；使得楼下解放军宣传车里传出的男高音，相形见绌。蔡国柱知道这不能怪军车里的男高音长敌人威风，灭人民志气；双方喇叭的功率相差甚远，尽管我们坚信“人的因素第一。”装备因素在某些场合下，好象比“第一”还强。 蔡国柱正这么想，忽然只听得楼下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一片喝采似的的呐喊；那声音不算惊天动地，却也在那一瞬间盖过了双方的宣传喇叭。接着又是一片喝采声。又是一片……。蔡国柱同站立在他身边的红卫兵小将和奚大雄一起循声望去，发觉原来是楼顶上的人每抛下一个布卷，原来就是一条大幅标语；每展示出一条大标语，楼下就有一片起哄声。那大标语上端从楼顶牵着，下端似用铁条包裹着，作为抵御横风吹掀的坠重，直直地泻下来，一共有六条，标语用词见所未见，除了最后一条，语气之激烈强硬，使人触目惊心：“击退二月逆流，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 “提着脑袋干革命，誓与锡老谭血战到底！”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人民子弟兵，必须为人民！革命造反派，热爱子弟兵！” 这些标语内容，原是王小燕、曲湘川在会议上所拟定的一部分；奚大雄在向葛富林打电话传达会议情况时，一并作了传达，此刻就以这种别具一格的风格，在大庭广众前抛头露面了。葛富林在电话里很激动。当听到总部全力支持他，并不惜为此同驻锡部队摊牌时，话筒里传来了他的哽咽声。“……我葛富林是铁了心。我不后悔当初跟了红总，跟了你老奚。就是他们把我抓起来，关进大牢，我葛富林生为造反派的人，死为造反派的鬼！”奚大雄叫他坚持住，他会组织人马声援他。现在看到这解放军拉开的阵势，就吃不准需要有多少造反派队伍赶赴现场，采取什么方式，才能挽救葛富林。 蔡国柱见到围观者中有好多人既然跟楼顶上的人遥相呼应地起哄，就愈加烦躁起来。看看手表，三点钟已经过了十分。望望那刚挂出来的标语，什么“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啦，“誓与锡老谭血战到底”啦，一看就好象很有政治来头和煽动力；甚至觉得有点象革命小将的思维式样，看着王小燕和曲湘川的脸神，也越来越觉得长征兵团即使来队伍，亦不象是来助阵而更象是来唱对台戏的，就觉得不能再守株待兔，而应该速战速决。正在犹豫间，但见大街南北两头都有旌旗翻卷。有军官跑来报告：南边来的是长征兵团，北边来的是公路野战兵团，打得标语口号，跟大楼上挂的是一个口径。蔡国柱脸色陡变，命令部队两头堵住，决不允许其在航运大楼前汇合。然后转头对曲湘川、王小燕和奚大雄冷冷地问：“你们以为：解放军可以象刘邓路线一样打倒吗？”然后撇下他们，管自走到他的“嘎斯”军用吉普车前，向等待已久的下属，毅然决然地下达进攻命令。 于是，有一队队的军人，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以小跑步的速度，冲入大楼。解放军的宣传喇叭里，开始声色俱厉地警告大楼中的人不得抵抗解放军的行动，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石下草”兵团的广播里，女高音用悲壮的声调呼喊：“披着军装的刘邓路线，带枪的刘邓路线，终于撕下了他们的伪装，对革命造反派举起了屠刀！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侩子受，最终将逃不脱历史的审批！……”“哒哒哒……”，随着一阵声音清脆而准确机枪扫射，大楼顶上的喇叭被打哑了。然而，这最高功率的喇叭一停，远处长征兵团的宣传喇叭声音却遥遥飘传过来：“……紧急动员起来，迎头痛击二月复辟逆流的猖狂进攻！” “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 “……誓与锡老谭血战到底！”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人，自有后来人！”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这些发自警戒线之外的喇叭声音，因为距离遥远，传到大楼底下解放军战士的耳朵里，是飘飘忽忽的，听不很真切。站在蔡国柱身边的警卫战士，听得很真切的，是刚刚从大楼里奔出来的指挥员向蔡主任所作的报告：“报告首长，战士们上不去！楼梯口被他们用铁床椅桌等堵上了！” 蔡主任望了望身边的参谋人员。“让公安局派消防车，用云梯从窗口上。”参谋人员建议。 五分钟不到，就有几辆消防车开到大楼底下。“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从宣传车的喇叭里响起。因为没有了楼顶上喇叭的竞争，显得分外激越嘹亮。在这听众所熟悉的歌声中，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市民，眼前浮起了解放大军昔日进城时老百姓隔道欢呼、箪壶以迎王师的热烈场面……。在这人们所熟悉的歌声中，五六架云梯竖起来了；云梯上，不可战胜的解放军战士，间杂着消防队员，一起向上勇猛攀登。他们身姿矫健，动作敏捷，越级而上，很快地向三楼四楼的窗口逼近。只见那些背荫的窗口，人影憧憧，慌乱地晃动。这时候，攀登战士们耳旁的旋律显得更加激越昂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要把反动派消灭干净！让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战马奔腾军号响，革命歌声多么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走向祖国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走向祖国的战场，……”就在第二个“战场”这一音节后，这激昂的进行曲却嘎然而止，一个同样激昂的女高音，取而代之：“锡城市的革命群众们，同志们，解放军指战员们，今天我们苏南工学院长征兵团收到驻锡部队的邀请，要我们参加一个镇压反革命的联合行动。我们来了！可是，我们的队伍，却被拦截在警戒线之外！因为他们所要镇压的，并不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仇视的真正的反动保守组织，而是站在文化大革命前列的革命造反派，是在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石下草”战友！我们工学院长征兵团，对驻锡部队少数人蒙蔽广大官兵所采取的这种倒行逆施，提出强烈的抗议和严正的警告！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民的罪人！你们紧跟北京谭老板＇二月复辟逆流＇的罪行，迟早将受到人民的清算！驻锡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们，刚刚发表不久的《红旗杂志》第二期社论说得很明确：一个革命战士，当某个指挥员叛变投敌的时候，是决不能服从他的指挥，相反的，要把枪口对准他。所以请你们调转枪口，对准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也在此号召全市革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迎头痛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听到这广播声音，那些被拦赶到大楼对面人行道旁边几个小街口和弄堂口的群众，心里很混淆，他们以为这是大楼顶上刚刚给打哑了的那个女高音，突然在解放军的高音喇叭里借尸还魂；但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不能相信这种推理和猜测。然而，两个女高音不仅一鼻孔出气，连嗓门音调都一样！这类奇迹，恐怕也只能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才会发生。然后，他们看到远处的解放军宣传车里，起了一阵很大的骚乱，好象有推搡扭拉的现象出现。然后，那女高音也嘎然而止了。 “哇－－－啊！”人们一片惊呼。这惊呼，并不跟女高音的突然停止有关。人们看到了大楼窗口前另一个惊心动魄的镜头：也许是解放军进行曲和女高音广播之间的突然转换，使正在奋力攀登的战士们，情绪和注意力受到了突然的干扰影响，一个三楼的窗口，突然间冒出几个彪形大汉，用木条铁棍顶着消防云梯，猛然一声吆喝，那云梯就摇摇晃晃，变向窗口倾斜的斜线为垂直线；然后又由垂直线变成向大街方向倾倒的斜线。云梯上的七八个解放军战士和消防队员，随着云梯的向后倾倒，一个接一个地从倾倒的梯子上摔落下来。那最顶端的两位，身子重重地跟坚硬的路面一碰击，立即昏厥过去。 “哒哒哒，哒哒，”响起一阵清脆的半自动步枪点射。围观的人们又是一片惊呼！只见两具魁伟的身体，象麻袋一样从窗口翻落下来，同样沉重地拍击着坚硬的人行道。殷红的鲜血，从他们头上和身上中枪的部位慢慢冒出来，淌到地面上，象在寒风中缓缓蠕动爬行着的血红色蚯蚓，咀嚼着冰冷的尘灰，沿着人行道的方块水泥砖缝艰难地爬动。那短促的射击枪声，是匍匐在简易工事前的战士，为战友报仇的呼喊；也是一种为时太晚的火力掩护。也许，这些突然发生的惨象，跟喇叭声音的转换并没有关系。因为对正在攀登而上的士兵来说，即使没有喇叭声音的分心干扰，即使他们在全神贯注中发现窗口有人推梯子，除非他们有开枪射击的许可，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云梯掀离窗口。担任火力掩护的战士，尽管也可能被自己一方宣传车上要求他们掉转枪口的呼吁，一时间闹得手足无措，莫名其妙。可是，即使他们没有被广播喇叭所分心，他们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看得有人掀梯子就开枪的指令。他们后来补发的射击，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事实上，大楼底下的所有指挥员，没有任何人发布过开枪的命令。包括蔡国柱在内，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有人会推梯子！ 工运桥堍的北边，好象是连串的鞭炮受了大楼这边枪声的引爆似的，一时间枪声大作。但那全是朝天放的空枪。公路野战兵团的主力军们，大部分由运输一场、二场、三场的搬运工人所组成，个个身强力壮。其中有一部分是草鞋浜的家庭户主或成员，在１９７５年的罢工风潮中就是骨干分子；凭着其原来就有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其造反斗争精神显得特别旺盛。他们在金阿二、李辉康、冯有强的带领下，眼看着远处高楼上云梯矗立，“石下草”兵团的战友危在旦夕，左冲右突，赴援心切，无奈增援的去路被解放军密集封锁，就奋不顾身地朝警戒线，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冲击。解放军战士们虽然荷枪实弹，但是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全没有上午在大卡车上示威游行时的纠纠雄气，而是处在狂怒人群的冲撞挤迫之下，有军帽被扔跑的，有领章被撕掉的，也有脸皮被抓破的。人民的子弟兵弟一次经受这种“盛况空前”的人群冲击，不仅外表变得狼狈不堪，内心也是狼狈不堪。行动前上级告诉他们要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还觉得首长饶舌；阶级敌人总是“一小撮”嘛，百分之九十五之外的一伙，这种常识，谁个不知？哪个不晓？而且这也是毛主席的光辉教导，早已烂熟于心的字眼，还需要喋喋不休地重复吗？可是此刻，这千余名打着“锡城市红总公路野战兵团”旗号的人群，把子弟兵当作阶级敌人一样发狂地冲击厮打；他们在那个单位的全体职工人数中，占了多大的比例？是百分之五以下吗？也能算是“一小撮”吗？……现场的指挥员以己度人，察觉到战士们内心的混乱状况，比队伍的外表混乱状况还要严重，就不失时机地告诉提醒战士们，这大批群众，是受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蒙蔽利用，大家争取“火线立功”、入党入团的大好时机到了！公路野战兵团并没有自己的宣传车；因此也就无法运用毛主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条，来针锋相对地驳斥广大群众“被蒙蔽利用”的反人民观点，就只好化愤慨为力量，更加疯狂地向步步退让的人民子弟兵轮番冲击。就在这时，大楼那边传来了枪声，提醒和鼓励了负责坚守这边阵地的指挥员，就断然拔出手枪，对空“砰砰砰”地开火。其他指战员在束手无策之中，如获至宝地受到启示，都扣动板机向天空中竞相射击。这势如急风暴雨般的稠密枪声，果然使从未经过战火场面的造反派，象潮水一般仓惶万分地急泻而退。好多冲在前面而又色厉内茬的老兄，跑出百步之外，还一个劲地搔头摸首，搞不清自己的头颅，是否还在自己的肩膀上？ 蔡国柱作为这场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攥得咯咯发响的拳头，几乎要迸出火星来，心里又震惊，又恼火，又沉痛。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精心策划的行动，竟会在他的眼皮底下酿成伤亡流血！因此听到工运桥堍那边又枪声大作时，几乎气急败坏。急忙派人前去查询。而当包参谋向他请示：对闯上宣传车的四名红联指红总头目怎么处置时，他很烦躁地挥了挥手，只说了极简短的两个字：“驱逐！”他此刻对锡城市革命小将的两面旗帜，真是失望至致！史苏星明明曾向他表示过：红旗团在关键时刻一定会站在解放军的一边，却迄无踪影。长征兵团到是召之即来，却是跟解放军来唱对台戏的！这一情况加上流血伤亡，同他向杜军长呈交的总体方案，构成了直接的矛盾和偏离。更使他十分恼火的是：当战士们冒着危险在向“石下草”的阵地发动进攻的时候，自己的宣传阵地，却被偷袭了！他知道：如果军长此刻在现场见到这情形，以他的脾气，暴怒之中，弄不好是会掏出枪来毙掉守卫宣传车的警卫的。但是他蔡国柱不会这么意气用事。他理解：警卫战士肯定是只看到这几个臂戴红袖章的人，前几分钟还同他站在一起说话，那举止模样，分明象是首长的客人。他们怎么会料到：这些客人，原来竟是图谋不轨的歹徒！而具体的详情，蔡国柱一时间还来不及了解清楚。 情况实际发生的过程是：王小燕等四个人趁蔡国柱忙于发号施令指挥总攻时，泰然自若地走到了车前。守卫的战士，只听到面前长有一头秀发的女红卫兵小将对旁边的男红卫兵说道：“蔡主任说这车上的扩音设备是最新型的，功率特大。如果我们看中的话，可以支援我们一台。” 男红卫兵回道：“咱们不等他陪了，自己上去看吧；他正忙着呢。” 然后那女红卫兵对两名守卫的战士嫣然一笑。成天关在兵营里的年轻战士，实在极少有机会接触年轻姑娘的笑容，而且是那样气质高雅的一种微笑，就差没有“啪”地一个立正敬礼以示欢迎；朝着车厢后伸出的一个上车短梯子，极有礼貌地扬了一下手。在轮到王小燕踏梯的时候，靠近梯子的那位战士，还忍禁不住地伸手扶了她一把。上了车后，那广播员和另一个工作人员，不仅注意到不久前这些不速之客曾经和首长在一起交谈过，而且他们的登车显然已经过警卫的同意，就一点没有戒备之意，见王小燕走近广播设备，广播员还想自告奋勇地上前作性能介绍。却听王小燕对他笑容可掬地说道：“蔡主任让我们广播一个讲话，敦促大楼里的人马上投降。”广播员毫不迟疑地把《解放军进行曲》停了下来，转动一下有关旋钮，还作了一个请的手势。于是，原苏南工学院学生会的女高音广播员，威名赫赫的“小喇叭”，就用解放军的广播设备，胡说八道地发出了那一通反对解放军的声讨檄文。解放军的男高音广播员听了开首几句，脸色随即发白；急忙想上前关机，去路却已经被奚大雄高大的身子阻隔。另一位工作人员见势不妙，也想采取行动，却被两位男革命小将挡住。那车下的警卫战士，既不习惯、也不善于从广播内容上去分辨意外事变的发生，更没有注意到车上所发生的异动。只见得不远处有个首长朝他们死命地挥手，一时还回不过神来。直到首长带着一队人马朝车前扑过来，才如梦初醒，急忙翻身登车，奋勇发挥镇压异变的先锋作用。 被推下云梯而急救入医院的战士，虽然生死未卜，面临让非死即残的残酷命运；两名实现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言的“石下草”勇士，流淌在人行道上的鲜血，已经成为凝结的紫黑色浆块。然而，他们所作出的牺牲，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由于他们所作的悲惨示范，而后大楼里，最也没人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来推掀云梯，其它几张云梯上的战士，也就很顺利很安全地翻进了窗口。几分钟以后，在没有任何新的流血伤亡事故发生的情况下，就看到有穿着草绿色军装的英雄人民子弟兵，象天兵天将般地出现在大楼顶上。原先那些在楼顶叫嚷呐喊的造反派的好汉们，都把双手高高举过了头顶，一副缴械投降的狼狈相，跟电影里看惯的国民党俘虏兵毫无两样。尽管他们并没有械可缴，两手垂在腰际下的话，也不会对解放军同志构成任何威胁，然而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却责令他们模仿国民党，他们也就恭敬不如从命，把“誓与锡老谭血战到底”的豪言壮语，扔到九霄云外。 然后，“呜呜”响地开来警车。但是这警车却并不装人，而只是鸣笛开道，制造恐怖气氛。后面跟着的几辆大卡车上，才是解放军按预先所定名单逮捕的人犯。顶头一辆大卡车上，只见葛富林倒背着双手，被押在车厢的顶端。冰凉的手铐，毫不留情地勒进他手腕部位的皮肉里，使他双臂要想挣扎，却根本无法动弹。唯一能够表现他“生为造反派人杰、死为造反派鬼雄”气概的活动余地，就是拼命地想把头颈挺起来；而押解他的解放军战士和公安战士，窥破他的心机，觉得昂首挺胸是革命烈士奔赴刑场时的专利，决不能给坏人窃取，就狠命地把他的头往下揿。这种按地球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所作的拉锯战，自然是对抗拒地球强大引力的一方十分不利。其直接结果，就是使葛富林脸部和头颈一侧的疤痕，憋的通红鲜亮，引得观众中对造反派一向就鄙视不堪的评论家们，扬眉吐气地高喊：“看啊！看那副嘴脸，多凶恶！活脱就是一副牛鬼蛇神的模样！”人群中有同情造反派的，或是混迹其中刚刚把主力军袖章掖到裤兜中去的主力军战士，闻言心中气得直打战，却认识到在警车一片“呜呜”的鸣叫声中，对着一片片寒光闪闪树立着的刺刀尖，断定此刻不是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最佳时机。翘首眺望南北两头，勉强能看到使悲伤心情得到稍许缓解的造反派旗帜仍在舞动翻卷。公路野战兵团和长征兵团的人马还在；但是结束了围楼任务的部队此刻挥师南下北上，配合刚刚开到的解放军增援部队，把他们也围堵了起来。奚大雄盼望的育文庆组织的救兵，迟迟不见踪影；心如刀绞地看着押解葛富林的军车，从野战兵团被围困的队伍前缓缓经过。他同葛富林刚刚四目遥遥相对，葛富林的头颅就被旁边的一个公安战士朝下一个猛按。奚大雄蓦然间记起了自己以前相似的体验遭遇，现在却又重新回来落到了他的造反战友身上，不由悲愤交集，扯开喉咙振臂高呼：“向“石下草”兵团的革命战友学习！向“石下草”兵团的革命战友致敬！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可是，跟随他一同呼喊的声音，在警车的鸣叫声和解放军宣传车喇叭的压制下，此刻是显得多么软弱无力！所谓的野战兵团，毕竟是徒有其名，象他那样听过枪弹呼啸、上过实际战场的人，乃是凤毛麟角。因此刚才一阵对天鸣枪，已经把队伍吓散了一大半。随着又是一个合围，在合围尚未完成之际，又逃散了一部分，此刻野战兵团只乘下近两百名骨干分子，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在离工运桥堍不远处的丁字路口一侧。 奚大雄被驱逐出警戒圈之后，王小燕、曲湘川本来要他一同加入长征兵团的队伍。这支两千余人的大学生队伍，也许由于宣传车的喧闹助威，也许是仗着人多势众在不断地呼喊口号，因此他们对北边的枪声，好多人根本就不曾听到，或者听到了也不当回事。其它几个红联指的下属组织，闻讯后也不断有队伍赶来助威，使队伍象滚雪球般地逐步扩大，形成了有六七千人的浩大阵容。因此解放军对南边的红卫兵造反派队伍，一是囿于兵力有限，而是对革命小将在政策对待上也有区别，只是采取了以堵为主的做法，不让他们同北边的公路野战兵团会合。王小燕和曲湘川都觉得奚大雄目前处境危险，劝他和红联指呆在一起较为安全。黄军则不以为然，认为驻锡部队并未宣布整个红总为反动组织，因此也不至于对老奚马上采取什么行动。奚大雄觉得目前自己的队伍，一定受到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和冲击，他必须返回到他们中间去做稳定军心的工作。因此他坚执地拒绝了王小燕、曲湘川的挽留，跟急着赶回学校的黄军同行了一小段路，就握手告别，折入公路野战兵团的队伍。那李辉康和冯有强，耳闻目睹解放军朝天一齐猛烈开火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看着自己的队伍在枪声下分崩离析地作鸟兽散，老奚交给的解围任务不仅没有完成，留下来的骨干队伍又被解放军四面围困。他们一看到老奚，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面对架在沙袋草包上的机关枪枪口，黑洞洞地瞄着自己的伙伴，他们不由自主地寻思：难道，解决掉“石下草”兵团之后，下一个对象，就是公路野战兵团吗？他们周围的同伴，刚才还凶猛无比，此刻却个个显得神情凄惶，面露惊疑恐惧之色。当看到奚大雄指着自己臂上的袖章，同警戒线上的解放军大声争辩着，终于在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的许可下，右腿一跷一跷地，自投罗网地向他们走来，好多本来席地而坐的人，本来望着逐步灰暗下来的天色在作听天由命的等待，此刻都“嚯啦啦”地站起来，同他起劲地打着招呼；那种热烈欢快的样子，就好象是在大年初一外出拜亲访友时，在路上或酒桌前不意撞见了一般。 “诸申呢？”奚大雄一看不见诸申，以为出了意外，心头一沉，一开口就问诸申何在。知道他是留在公司里布置标语口号方面的行动，才松了口气。然后他找刚才把他放进包围圈的那名军官，申明要找蔡主任。蔡主任没露面，却见到了包参谋。他责问包参谋：解放军把公路野战兵团的队伍包围起来意欲何为？难道他们也成了反动组织吗？包参谋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有关方面正在向上作请示，在上级没有作出明确指示以前，他无可奉告。“什么时候才会下指示？天在黑下来，气温在一度一度地降下来。这些工人同志家里的妻儿老少，正等着他们回家团聚吃晚饭，作为人民子弟兵，难道连人民的这点基本要求都不懂吗？”包参谋了解奚大雄的背景情况，耸了耸肩，意思好象是说：部队里那一套你还不懂吗？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懂得人民的基本要求有什么用？然后他低头想了想，说道：“这样吧，你可以派人回公司，通知送些棉大衣和棉被来，还让食堂准备一日三餐的伙食，每天送到现场来。”奚大雄一听，明白对方是在暗示他：问题不会即时解决，要作好耐心等待的准备。同时按包参谋的口吻，猜想这可能也是他体谅到被围人群的处境而作的个人决定，就改变了原先的生硬态度，很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说：“谢谢你对造反派的关照。我马上就派人去办。” 奚大雄安排好派人回公司的事，又就北京来的消息和红总紧急会议的情况，以及航运大楼前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向战友们作了简要的传达介绍，指明天空暂时出现了乌云、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的道理。看到大家的情绪基本上趋向稳定，奚大雄觉得急需赶回红总，了解一下为何育文庆组织不起支援队伍的原因；同时也需要跟红联指及其它主要造反组织联系商量下一步的联合行动。然而，他在警戒线前被挡住了。他再次要求见包参谋。一个军衣上有四个口袋的军人冷然拒绝：“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最高首长的命令。”从六十年代初起，解放军就取消了军衔制和肩章、大盖帽。文革前夕，更把领章上的条杠星星都去掉了。辨别军官还是士兵，主要就凭是仅有胸前两个口袋，还是腰带以下还有两个大口袋。奚大雄愤怒地责问那个军官：“我是锡城市十几万人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你们有什么权利，剥夺我的行动自由。”那军官斜眼朝他睨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就管自走开了。进来容易出去难！奚大雄终于发现：长征兵团战友的顾虑和警告是有道理的。没有办法，只有等诸申领着送大衣饭餐的人来了，设法让他们跟红总总部和其它方面取得联系。 天完全黑下来了。解放军拓宽了警戒隔离带，使围观群众与被围人群最近处也有百米之遥。不要说那些闻讯赶来的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同被围亲人的呼叫对话已变得不可能，在夜幕和距离的阻隔下，现在连双方照面都办不成了。风，倒是息了；不知是因为自觉疲倦，还是对饥寒交加的被围人群起了怜悯之心？细碎而又稀疏的雪花，却懒洋洋地飘洒起来，不时给造反派战士的脸上，毫不吝啬地送上一个又一个凉冰冰的亲吻。这亲吻，使已成家业的人，愈加思念起老婆孩子和家中暖洋洋的气氛；未成家业的小伙子，回想和渴念起恋人的亲吻来：那滚烫的嘴唇，又湿热又柔软又拗挺又灵巧的舌尖，那才是真正的亲吻！相比之下，他们对雪花的自作多情和缠绵，就起了憎厌之心。解放军的宣传车，此刻也不见了。它也需要休息？加油？车上的成员此刻是否正热气腾腾地吃饭喝汤，热气腾腾地洗脸洗脚？还是纯粹对一天所施行的政治轰炸，也感到疲惫？或者，就觉得这孤零零不成气候的近两百名散兵游勇，已经不值得他们的宣传攻击和无私陪伴？稀疏的雪花，飘了几下就跑走了，仿佛很懊悔自己的自轻自贱似的，决计收拾起自己的脉脉温情，不再跟不识抬举者有任何来往。在寒气逼人的黑暗中，造反派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失落感。他们本来是可以拿起文革以来惯用的法宝，每逢困难或心情沮丧的时刻，就轰轰烈烈地唱上一通毛主席的语录歌曲，使悲观沮丧一扫而空。可是经过半天精神亢奋的苦斗，一浪又一浪的轮番冲锋，所消耗掉的卡路里没有能得到相应的补充，此刻又要集中残存的卡路里抵御寒冷，就本着“节约闹革命”的原则，不再愿意用唱歌来浪费所剩无几的热量。他们第一次体验到：享受精神食粮，有时会因为物质食粮方面的匮乏，而受到严酷的制约。 就在这样一种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喇叭“嘀嘀”地来了两辆大卡车，缓缓滑进解放军网开一面的警戒圈之内。充饥解渴的米饭热汤，有了！挡风御寒的棉衣棉被，有了！同事战友的亲切问候致意，有了！使他们喜出望外的是，诸申他们还带来了五个经过加工的柴油桶，半车厢废木料，一大桶废机油。熊熊的篝火升腾起来了，金红色的火焰，映亮了重新有了生气活力的一张张脸孔。那些看过《列宁在１９１８年》又富有想象力的年轻造反派战士，看着那围在人群四周的篝火，就觉得自己好象是回到了列宁时代，走进了被篝火团团围绕下的那个什么大学的布尔什维克大本营，革命的热狂和豪情，又死灰复燃，象柴油桶里的废油碎木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而这些六十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们，此刻在篝火前还看到了使他们更为欢腾雀跃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一面挥动的大旗。大旗上飘扬着一排“公路野战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字！他们本来不会对这个刚组建不久的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水准，抱有多大的兴趣。但是后来却听说：宣传队里有原市歌舞团的舞蹈尖子，正在排练《红色娘子军》中高难度的片断，就显得兴趣盎然。解放军拓宽了的警戒圈，恰好为宣传队的演出，腾出了足够的地盘。篝火是背景，街灯是照明，半个大街路面就是舞台，他们听到了悠扬声起的乐曲歌声，看到了舞姿翩迁的凌漪。作为一名领舞者，凌漪没有象另外六名女宣传队员那样身穿军装，腰束皮带，而是只穿着深红色的紧身毛衣，使她侧身转向篝火的时候，火的亮光，在她的胸脯腰肢和臀部的连接处，勾勒出优美的曲线。她不停旋转摆动的腰肢，显得柔软而富有弹性。那黑色长筒裤所包裹的欣长双腿，在歌声旋律的陪伴下，仍然显得灵活而轻快。“……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情，一家情……”这歌声，这舞姿，不仅使造反派的观众沉迷，也深深地打动了那些警戒线上的士兵。造反派宣传队的舞蹈水准，那个领舞队员的美貌和十分投入的演出表情，都使他们感到有些意外；要不是那伴奏音乐的单薄，没有舞台的“舞台”，光线昏暗的路灯照明和篝火映衬，他们会觉得是在看哪个剧团的正式慰问演出。他们甚至有点忘怀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观看这种不同寻常的演出，忘记了被他们围着的这一堆人中，有人在几个小时前曾抛掷他们的军帽，撕掉他们的领章，恶狠狠地对他们诅骂……。可是他们也清楚：如果上级发出象处理“石下草”兵团那样的号令，这些人将立即成为自己进攻的目标！“……红旗放光彩，军民鱼水亲！……”歌声旋律变得更加昂扬，造反派的队伍里，好多人都在跟着伴唱。战士中的有些城市兵，几乎忍禁不住地也想加入和唱。可是他们没有忘乎所以。他们明了，如果就在此时此刻，上级一道进攻命令下来，他们会同样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把上面规定要惩处的对象，一个一个地扭获。如果这个领舞者也在逮捕名单上，他们也会照抓不误。这种自我意识，使他们的观赏变得有些走味。那歌声旋律，好象带有了某种嘲讽的意味。毛主席说过，阶级敌人有露出牙齿的毒蛇，也有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眼前翩迁起舞的一群，也许就是化成美女的毒蛇吧……奚大雄此刻，却是另外一种心情。他同凌漪，可以算是久别重逢；自从那次在医院分手之后，他收到过她的一封信，也同她通过两次电话，却从未再碰过面。那次电话就同那封信一样，也是不同寻常的。 在奚大雄的心里，凌漪在市交通局那段“腐蚀引诱”革命干部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谜。现在他有了搞清这个谜的条件和机会。他秘密约见了建新机械厂的“主力军”头头，要他们搞清夏思云当市交通局长时的“腐化问题”。建新机械厂的造反派，本来的仇视之心主要集中在关厂长的身上，因为他在厂里当政时间长，掌实权，各种得罪人的事，也必然大都同他联在一起。而对来厂时间不长的党委书记，不仅不怎么在意，而且因为他深入群众，平易近人，颇得人心，因此曾设想要把他作为革命“结合对象”。在唐延言大字报所提出的重用朱坤兴所涉及的干部路线问题上，也是关厂长首当其冲，夏思云只是被认为是秉厂长之意作迎合。这种估计，大致也符合实情。而既然是唐司令的接班人，对夏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有特殊兴趣，造反派们也就按奚大雄面授的机宜，闻风而动地设立了一个专案组，对夏思云展开政策攻心，逼令其交待历史上所犯的“生活问题”。试想夏思云是何等重形象、要面子之人！开始时就必然是死命抗拒，坚称这件事组织上早有结论，主要责任不在自身。造反派摸准他的性格特征和心理，威胁如果不主动交待，就要发动舆论攻势，让他的问题在全厂职工面前曝光。如果如实交待，则保证不予扩散。夏思云老成持重，不肯轻易就范。造反派就另辟蹊径，暗度陈仓，对夏书记的夫人采取突然袭击方式。袭击过程中，向她出示了她为凌漪所作的见证签字材料。“老实交待吧，我们什么都掌握。抗拒到底只会加重罪名！”有白纸黑字为证，造反派的威胁显得沉重而紧迫。夏夫人听说凌漪参加了造反派，以为是她作了告发，就全线崩溃，如实招供内情。造反派拿到了口供，立即向总部报功。奚大雄得知内幕，名义上是为维护革命道德风尚，必须开展必要的消毒批判，内心却是嫉火中烧，为凌漪代人受过遭受不公待遇深感不平忿怒，因此要讨回公道，同时希望扩散开来的影响，能在客观上为凌漪起到某种正名的作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收到了凌漪的电话。凌漪告诉他，她对“老大姐”突然向她哭求十分震惊。老局长目前在建新机械厂处境艰难，希望奚大雄运用他的影响力阻止该厂造反派的胡斗乱批。奚大雄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回说道：“我跟该厂的造反派不熟，只能试试。老大姐丈夫受一些冲击，同你前一段时间所受到的磨难相比，也算不了什么。”“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不喜欢那些芝麻旧帐在大字报上到处传扬！”凌漪的口气显得有些恼火：“早知道会有这种后果，当初真不该搞那份见证材料！”凌漪虽然气势汹汹，却显然并未怀疑到是他在背后作了手脚。奚大雄没有想到凌漪会对这种“正名”如此生气，不由心中发虚，深怕弄巧成拙，连忙答应将尽力按她的意思去办。挂断电话后，随即给建新机械厂打电话，却没有找到有关负责人。就留言，等回音。回音终于来了，却使他大吃一惊！把自己名节声誉看得极重大的夏思云，也许是不堪忍受大字报中所横加的那些添油加醋的恶言秽语，或许是对凌漪在关键时刻的“背信弃义”深感悲痛失望，就在奚大雄去电话前的几分钟，关起房门在厂党委办公室里悬梁自尽了！留下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但这决不是腐化堕落；我妻子可以为此作证！”奚大雄立即给凌漪打电话，告诉她最新的发展情况，但是并没有提那遗书的内容。凌漪听了，在电话里愣了半晌，喃喃地说道：“这么好的领导，说死就死了，真可惜。”就挂了电话。奚大雄放下了话筒，心里觉得很难受。这并不是他和凌漪一样，为党损失了一笔宝贵财富而深感痛惜；也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对夏思云的自杀，负有某种责任。他是为凌漪在那死者心目中所遭受的不白之冤，鸣苦叫屈！这么好的女人，却老是代人受过！他对此心里颇难受。 此刻，他跟这个对其心存愧疚的好女人，终于又重新见面了，他好象甚至都没有料到：她会再次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在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时刻和场合，她不来，才是不同寻常和不合情理的。不管怎么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李辉康也在被围人群之中；她不能在危难之际，不来见她的男朋友。当他俩四目相遇，彼此就淡淡地点头致意，当着李辉康的面，好象都有点犹豫似的，但还是相互握了握对方的手；然后很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交谈的是什么，奚大雄竟然一下就忘记了。唯一深刻印在记忆中的，是她帮助李辉康拉平了脑后翻卷的大衣领子，用亲昵的口气怪嗔道：“你这人总是马马虎虎的；连穿件衣服都不象样子。”他分辨不清自己那一刻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经过这么长时间，终于再次见到常常会在梦中遇见的人，好象是对他一天惊心动魄经历的一种酬劳；但是他又觉得这种酬劳是苦涩多于喜悦。她那因舞蹈动作而显得分外婀娜多姿的身肢，曾经同他挨靠得那么近，此刻却是隔得那么远。自从收到她那封信之后，他终于明白：他俩本来是可能相互走得更近的；党员的称号和自觉性如果能卓有有效地阻挡这种走近，这世上所有违法乱纪的人众中，就不会有一个共产党员了。他对那天看电影后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至今耿耿于怀。他即使想忘怀，那条一拐一拐的瘸腿，也会执拗地提醒他。可是他从来没有自我检视，如果没有那一次红卫兵的过火行动，他同凌漪之间，真会严守界线永不越雷池一步吗？他能确保自己不加入违法乱纪党员的行列吗？而后，曲湘川以革命的名义，在他与凌漪之间蛮横地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这道藩篱之所以难以逾越，是因为凌漪自己，也自觉加入了制作者的队伍。而凌漪的这种转变，是同她对奚大雄在文革中的期待紧密联系的。如果没有文革，或者锡城市的文革运动没有赋予奚大雄以重任，以凌漪的多情善感和对奚大雄的倾慕之心，她所采取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压制，是不可想象的。奚大雄并没有认识到：正是文革所赋予的那种几乎不可抗御的政治使命，挽回了一个潜在的乱搞男女关系的蜕化变质分子，造就了一个形象高大不负众望的群众领袖。文革带给他的第二个恩德是：它使他摆脱了家庭问题方面的烦恼，给他一种全新的精神寄托和追求。对于这一点，他也并不是有很明确的自我意识。然而，有一点他知道的很清楚：锡城的文革正面临紧要关头，因此与凌漪重逢所激起的胡思乱想，必须从头脑中驱逐出境。他不再留恋地注视凌漪的身影，而是把公路野战兵团的几个头头拉到一起，商讨局势发展前景和对策。首先，他赞扬诸申想得很周到，在被围人员最需要精神激励的时候，带来了新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这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作出了很成功的演出。可是诸申却摇头否定对他的赞扬：“这可不是我的功劳；我连想都没想到。是凌漪主动提出来的，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把那些队员一个一个地从家里叫出来。”奚大雄听诸申这么说，心里很感慨。一是觉得自己老是估计不到凌漪身上那种潜在的素质和美德。二是再次觉得：象诸申这样的人实在难得！有些人只要一有评功摆好的机会，就拼命地削尖脑袋往里钻。甚至不惜手段，贪天功为己有。无论是过去在机关里，还是在如今造反派的队伍中，都是司空见惯。而他不，人家推给他的功劳，他觉得不属于自己的，随即奉回；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不含糊！他想，在下一次的红总领导会议上，一定要把这个事例专门提一下，以扶持正气。然后，他们集中分析军队的动向。有一条他们在讨论中一致断定：蔡国柱所以不露面，是因为他正在向上级详细汇报一天的“镇反”战果，等候下一步的行动指令。 他们错了！天黑前蔡国柱只是很简要地给杜军长打了个电话，告诉军长最早也得在明天上午才能向他汇报详情。他正在市总工会主持召开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其中几名最关键的与会者，是他在天气傍黑的时分，乘着吉普车，亲自上门去一个一个地请到场的。在这上门亲自邀请的过程中，虽然不能同刘备的“三顾茅庐”相提并论，却也算是苦口婆心，软硬兼施，才终算比较稳固地把两张王牌攥到了手中。而他认为：无论是明天去见军长，还是驻军确定下一步行动，这两张王牌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他本来以为应该是四张，中途却跑掉了两张，只得到斩获一半的战绩，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想到他所精心设计的方案，仍然可以在不作大调整的情况下粉墨登场，心中还是觉得无限地宽慰。当然战局千变万化，小调整还是免不了的。比如解决了“石下草”兵团，随后把奚大雄手下的公路野战兵团包围起来，就是临时作出的决定。野战兵团本来并不在镇压行动的目标范围之内；但是它自己跳出来了，对驻军行动所作的公然对抗示范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加惩处，他的下一步方案就无法顺利执行。然后是在路上从步话机里听到：奚大雄自动加入了被包围的人群，并要找他办交涉。他就让包参谋出面应付，并灵机一动地突然决定：既然自投罗网地进去了，就不要再让他跑出来。然后转首对坐在身边的育文庆说道：“我这是为你创造了最好的工作条件。红总群龙无首，你就可以尽可能地多争取到一些支持者。” 育文庆沉默以对。他的内心，折腾翻滚得厉害。一边要执行党性原则，另一边却不得不因此而背叛战友情谊；他被这种残酷选择折磨得痛苦不堪。“……两条人命，两条人命啊！”蔡主任一进门就对他反复叫唤的几个字，仍在他的耳边轰响。“如果红总采取配合的态度，如果奚大雄他们到了现场，能站在解放军的立场上在喇叭中说上两句，那些人就不会采取那种自取灭亡的对抗行动，伤亡流血也就完全可以避免！”蔡主任的这番话是有说服力的。而其它的那些说法，都使育文庆觉得有点牵强附会，无论在亲人面前，还是在造反派战友的面前，都不足以给他同红总的原班领导人马的分道扬镳，提供理直气壮的理由。只有这一条：人血不是水做的，生命不是面团捏的；最实实在在的一条硬道理，就是造反派既不能也无法跟枪杆子对抗。支持首都三司的中央文革，就能跟枪杆子对抗吗？如果能，为什么连报纸上都在讲：是不是拥护人民解放军，是衡量真左派和假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吗？当然，随着吉普车在弹石路面上的跳动，还不时有其它一些刺耳的反驳话冒出来：“……育文庆，你不要用生命不生命的话来作辩解！事实上，早在驻锡部队决计采取行动之前，你就在老傅的穿针引线下跟蔡国柱作了私下会晤。你的叛变，你的卖身求荣，是处心积虑的！因为你觉得你在红总内部老被人瞧不起；好多人都认为你当第二把手全凭有一块预备党员的牌子，而不是凭水平！所以你就对蔡国柱的引诱一拍即合……”这些指责唾骂，他知道一定会从他过去好多伙伴的嘴里吐出来。而此刻从他自己的心里先迸发出来，也许是因为它们是从体内一面发射过来的声波冲击，他那习惯于对外接收的耳膜，对其好象抱着不理不睬的态度。而蔡主任从耳朵外边传进来的“两条人命！两条人命啊！”的叫喊，才把他的耳膜敲得“咚咚”作响，还在他的头脑里形成经久不息的回响。 而同样的叫唤，当蔡国柱嚷给史苏星听的时候，史苏星只是歉意地回道：“你这时间要求也实在太紧了！我一下子要召集齐全体勤务组成员开会都不容易，要召集队伍按时赶到现场难度就更大。好不容易凑了几百人，黄军打电话来说，“石下草”兵团已经解决掉了。我们也就暂时不动了。”她这样对蔡主任作辩解，心里面却嘀咕：“红总和长征兵团都不采你，单凭红旗团的旗帜在楼下一挥，“石下草”兵团就会俯首听命吗？”因此她一点都不觉得，那两条人命同红旗团的按兵不动有关系。事实上，读了父亲最近的北京来信后，经过心里矛盾斗争了一阵子以后，她已经决定站到驻军一边。但是当她接到支左办的通知，要她带领红旗团参加具体的镇压行动，却担心连黄军都不一定一下转得过弯，更不要说勤务组里那几个新增选的非革军子弟！因此当黄军第一次在红总跟她打电话时，她就含糊其词地怂恿他随奚大雄他们一起去现场，而不是要他立即赶回学校参加会议，以减少会议上的反对意见。即便如此，会上还是争论得热火朝天。因为红联指总部的人一接到郭贤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在跟曲湘川、王小燕通了电话之后，就马上给各校下属组织打了电话。有了总部的吹风，不仅那几个工农子女反对“叛变”，连革军子弟中，也有人在两种立场之间游移不定。史苏星当然不会把她统一同伴意见的艰难程度，如实向蔡国柱作诉苦；因为这样做无疑是在自我否定她史苏星在红旗团内的无可置疑的领导权威。因而我们可以说，史苏星这张牌，蔡国柱其实是一开始就操在手里了；问题是史苏星能否把红旗团全部执掌在手，那又另当别论。按实际情形看，如果她当时不略施小计，滞延黄军回校参加反对派的大合唱，还真有阴沟里翻船的可能！而一旦已经形成集体决议，造成既成事实，黄军凭他那浑身奔流的纯正军人血统，就不大可能要执意推倒从来；这一点算是给她拿准了。黄军在半路上碰到红旗团的队伍，看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标语牌，就立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他只是满脸不高兴地嚷了一句：“早结束了，还去凑什么热闹？” 蔡国柱不记前嫌，邀请黄军一起参加晚上的会议，却被他以头痛推辞掉了。蔡主任不勉强，把具体的开会时间和地点写在一张纸上，递给他说：“你先休息一下。如果晚上觉得头疼好一点，希望你还是赶来参加。”然后就把史苏星载进车里，驱车开出校门去红总找育文庆。他心想：有了红旗团的革命小将作陪衬，他俘虏后一张牌的把握就十拿九稳了；何况，他已经通过姓傅的预先做了工作。可是吉普车一出门，史苏星就叫嚷“停车”。她对蔡国柱说，学校里还有重要的事情险些忘了安排。她不能跟他走了。晚上八时准在市总工会小会议厅碰头。蔡国柱相信没有史苏星的陪伴，他照样能说服育文庆。果然马到成功，他的“两条人命”之说，似乎对育文庆特别有效用。随后，他当然不会再去找长征兵团。这张最重要的牌是泡汤了，他不再对曲湘川、王小燕抱幻想，而把最后一个目标瞄准市一中“八·一八”兵团。可是对他的“两条人命”之说，市一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同样颇不以为然。蔡主任本以为：雷竞天既然已经在支左办的屋顶下呆了这么多天，相互间又作过多次思想和感情交流，加上“前途无量”之类的种种暗示，他带着自己的人马转向解放军，应该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他也是最早被告知驻军行动的造反派人士之一。可是时隔半天，雷竞天却猝不及防地对他说：经过集体讨论，“八·一八”认为驻锡部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他们同红总、长征兵团的造反派战友心连心，决不当叛徒！“强扭的瓜不甜”，蔡国柱宽大为怀地笑了笑：“好吧，应该允许有个观察考虑的过程。解放军坚信毛主席的话：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说完就退出“八·一八”总部，看看手表，离开会时间还有四五十分钟，就对开车司机说：“去医院看望一下摔下来的战士吧。”一边心里想：但愿他们中间不要出烈士，进一步增添死亡人数。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不幸产生了烈士，对减轻那名战士擅自开枪的罪名，会有很大帮助；据说那是一位全军闻名的神枪手，应该加以珍惜爱护。同时对动员舆论，推进下一步行动计划，也有正面的意义。“坏事可以引出好事来”；他想起了毛主席的这句名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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