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晚，奚大雄桌子上的电话铃急响。拿起话筒一听，是从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上海工总司要锡城市红总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协助他们把今晚将要流窜到锡城市的一批上海赤卫队员，拦截下来押回上海。奚大雄已经从其他渠道得到这一情况。而且知道有上万名革工联的骨干分子，打算同这批上海赤卫队员汇合，一起赴京告状。他本来就已经在调兵遣将作拦截安排，因此在电话里一口答应，并且进行了一通“革命造反派心连心”之类的感情交流，表示要同上海市工总司“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放下电话，为打破两支老保队伍的会合企图，他一边派建筑兵团和“石下草”兵团等去拦截革工联的队伍，一边亲率以公路野战兵团为首的大批人马，去锡沪路口阻截上海赤卫队的队伍……。事态发展证明：奚大雄对上海方面所作的积极配合，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这一政治价值在第二天一早，就见分晓。 这一天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赫然登载了以上海市工总司、红革会为首的十一家革命造反派组织所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主要内容，是要求出走的上海工人返回生产岗位。《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加了气势磅礴的“编者按”。“编者按”说：“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具有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一天，《文汇报》在弟三版上，又刊载了一篇同样由上海工总司、红革会打头的、跟上述文章精神相一致的《紧急通告》。 奚大雄并不知道那篇《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自毛主席的大手笔。但是他凭自己在几个月文化大革命中锻练出来的政治敏感，立即就派出一辆宣传车赶到现场，对着被团团包围住的上海市赤卫队人员，反复地播放这三篇文章。在这种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被包围的赤卫队人员纷纷缴械投降，同意听从党中央的声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而革工联的上告人员，除有一部分突破“主力军”的堵截单独北上外，大部分也被赶回到各自的单位里。 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日报》上，史无前例地发出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抟团体的贺电》，热情洋溢地赞扬：“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天，锡城市红总就收到了上海工总司派专人送来的一封感谢信和一面大红锦旗。锦旗上八个金黄色的大字：“并肩战斗，共同胜利。”特别地显目！ 跟这些最新发展情况紧锣密鼓相配合，１月１６日，《红旗杂志》第二期又发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社论。社论指出：“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生动地、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反动分子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一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产，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铁道部门某些负责人也在这样干，妄图用中断铁路运输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人自以为得计，其实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表演得愈充分，就愈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为自己的彻底垮台制造条件。” 《红旗杂志》同期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ＳＥ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上述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无疑是判处了革工联和大中红卫兵的死刑，宣告了上海工总司、红革会等在锡城市的“两红”同伴无可置疑的正统革命地位。曾经显赫一时、左右锡城大局的革工联和大中兵，全面崩溃，一朝覆灭。其基层骨干，在接受批判游斗、挂牌示众的狂潮中，几乎无一幸免。凡是支持他们的当权派，好多都成了资反路线的当然代表或货真价实的走资派，炮打火烧，油煎砸烂，成为六十年代“痞子运动”的攻击目标和牺牲品。市委常委中，除了陆波称病不起之外，其余的也都见风使舵，热情支持由武遥恭鹏志等出面，在“嘟嘟嘟”的柔和马达颤动声中，在太湖万顷碧波的轻轻摇晃下，和红总的头头们，连日围坐在有洁白台布覆盖的谈判桌前，紧张商讨锡城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旧市委的具体形式和方案。 然而，冲突仍然时有发生。而且发生的地点，不再在工厂，不再在学校，也不在机关或各类事业单位，却发生在驻军某部营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江南航运公司“石下草”兵团据内线的通风报信，得知公司党委把收集整理的有关“石下草”兵团头头的“黑材料”，转移到了驻军某团团部；就因为公司党委副书记的丈夫，为该团团长。于是就纠集上千人马，包围该驻军团部，勒令交出黑材料。岂不知这一团之长，正为自己的革命伴侣被造反派剃了一个僧不僧、道不道的“阴阳头”怒火中烧，立即调动部队鸣枪驱逐；趁没有听过枪炮声轰鸣的造反派英雄抱头鼠窜之机，顺手还拘捕了几个嚣张分子。 这一天，正好是《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日子。社论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集中力量，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满腔热情地、毫不含量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即使他们暂时是少数，也要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是不能不介入的。有些人假借、不介入＇之名，行压制群众之实。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们所谓、不介入＇，是假的。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当前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中间，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红联指和红总头头正在一起研究商量《解放军报》社论对锡城文革运动的涵义和影响；闻讯“石下草”兵团与解放军发生了冲突，急忙跟驻军军部联系；接头人物当然非史苏星黄军莫属。军政治部主任蔡国柱当日就欣然接见红总红联指的头面人物，一见面便满面春风地说道：“受上级指示，正要找你们联系。现在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主动出击，登门拜访，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然后听人介绍说，奚大雄原在驻军司令部过开小车，上过朝鲜战场，更是犹如故友重逢，倍感亲切。不仅设宴招待，身经百战、威震沙场的杜军长还亲自出席敬酒祝辞，祝愿军民携手合作，使发源于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吹遍锡城市，共同把锡城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让党中央放心，毛主席放心。奚大雄见气氛融洽，其乐也陶陶，就趁热打铁，提出驻军某团扣押造反派之事和帮走资派藏匿黑材料的问题。杜军长说这种事还不好商量？驻军马上要组建支左办公室；这件事交给支左办公室来办好了。 兵贵神速。跟地方上相比，解放军办事从来就显得雷厉风行。第一天刚碰头；碰头时提到要组建支左办公室。第三天清晨，支左办公室的油亮招牌，就已经风风光光地挂到了市委大院的大门口。那新崭崭的白底黑字，漆光油亮，把一旁久经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的市委和市政府招牌，衬托得老气横秋，萎靡不振。支左办公室主任，就是与造反派已经有过酒肉之交的蔡国柱。蔡国柱走马上任没几天，就把红联指的几个主要头头以及首都三司驻锡代表郭贤请到办公室。这办公室在市委办公楼的三楼，有面积很宽敞的柚木地板，地板靠左一侧有一排长沙发椅；有很明亮的朝南窗户，可以乌瞰市委大门口的情况动态。凭这两点，我们很容易就能回想起，这就是陆波原来使用的办公室。办公室大致维持原状；唯一的变化是：空调机给移走了，墙壁上多了两条醒目的毛主席语录。一条是“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群众”。一条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曲湘川、王小燕、史苏星、市一中“八·一八”的雷竞天，以及郭贤，一字排开坐在长沙发上。先是对红总没有代表到场觉得有些疑惑，后是对蔡主任开门见山提出的问题感到很惊讶。蔡主任问：“你们是锡城市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小将，跟毛主席最紧，路线斗争觉悟最高，对锡城市的文革情况，最有发言权。我们支左办公室建立短短几天来，接待了大量的革命群众来信来访，反映了红总的好多问题和情况。有些问题的性质还很严重。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看法。” …………（为防盗版侵权，此处作大篇幅删节。）蔡国柱对革命小将提供的宝贵见解，表示十分感谢。临别前还告诉大家：“石下草”兵团被驻军所扣押的对象中，其中一个因破坏军婚受过劳动教养；一个是“四类分子”子女；还有一个是内定右派分子。因此其他的人都放了。就这三个人，暂时还不能放；已经转到了市公安局，等查清了全部劣迹再作处理。至于“黑材料”的问题，现在有关材料已转到支左办，待清理复查后，属于黑材料的按黑材料处理；不属于黑材料的正常档案资料，会退给公司有关部门妥善保存，严禁随意冲击和销毁。还说支左办不是旧市委，放在解放军手里应该可以放心。最后问早就有过交往的史苏星，近来她父亲有没有来信？请捎笔代问一个好。希望她有空常去他家坐坐。 蔡国柱跟红联指代表的碰头会一结束，曲湘川就跟奚大雄打电话。奚大雄听完小曲的情况通报，苦笑着告诉他：“石下草”兵团早就得到消息；葛富林半个小时前刚来总部发脾气，大吼大叫地说：如果总部是银蛘蜡枪头，中看不中用，他就会带着队伍亲自去向市公安局要人！奚大雄还建议全市的造反派坐下来开个联席会议，好好研究商量一下最近出现的新情况。挂断电话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他总觉得好象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奚大雄有理由感到不安。听诸申、李辉康、冯有强他们讲，最近公司里的铁杆老保很活跃很嚣张。丁荣兴、叶子栋、童年财他们逢人就讲：市支左办蔡主任是时红霞的丈夫；这下奚大雄和主力军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许多基层的“主力军”组织也都来总部反映：他们单位原革工联的人都涌到市支左办去告状，回单位后神气活现得不得了！建新机械厂的铁杆老保们，更是在厂门口公然贴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矛头直指红总主力军。 葛富林的大发雷霆，亦是情有可原。那位被指称为“内定右派”的被关押者，不仅是“石下草”兵团勤务组成员，他的智囊军师，也是“７０５号游艇”秘密谈判会的内勤人员。他轰轰响地责问奚大雄：什么叫作“内定右派”？五七年向党提意见，是恶意的，就定右派；不是恶意的，就不是右派。够格的就宣布戴帽，不够格的就不戴帽！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条界线划得清清楚楚。现在突然抛出一顶“内定”的帽子来，这“内定”算是那一档？是不是在有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那种对着奚大雄大叫大嚷的样子，就好象他的军师不是给人民解放军逮走的，而是他奚大雄作的关押决定。葛富林接着又为“破坏军婚分子”叫屈。他说这名“石下草”兵团的骨干分子同对方从小就青梅竹马，暗中相好，就因为出身成分差异，对方父母不同意，硬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军官。后来两人就私下通了几封信，被军官丈夫拿住，就作控告，被定了“破坏军婚”的罪名送劳动教养。这事来龙去脉公司里好多人都知道，你说这屈不屈！然后又说：还有那个“四类分子”子女，原是同他一起回城的合同工。一向是个老老实实、处处受人欺负、事事委屈求全的青年。出生无法选择，革命的道路却在自己的脚下。这青年是受了他的亲口鼓励，才参加“石下草”的；被大石头成年累月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草，刚设法从石缝下探出头来透口气，享受一下其他公民都能享受的革命造反权利，就镣铐加身，投入大牢，这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不是仗着枪杆子的威力，又大摇大摆地卷土重来了吗？！总之，按葛富林的口吻，这三个被抓的患难兄弟，其中有两名均是他手下赫赫有名的“四大金刚”之成员，虽然同西施和王昭君没法比，但就总体而言，政治面目并不很丑恶。即使有一点瑕疵，也是白璧微瑕，无伤大雅；紧跟毛主席革命造反功不可没！革命大方向一贯正确！现在惨遭不幸，身陷囹圄，如果总部袖手不管，会使下面人人寒心，个个失望。 奚大雄觉得葛富林说的这些情况，跟凌漪、诸申、李辉康、冯有强的情况，包括葛富林本人在内，都大同小异。如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分析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乍一听都是黑乎乎的，活脱活现一副牛鬼蛇神的可憎嘴脸。但是仔细一推敲，就能发现在每个人的情况中，几乎都有令人同情的地方，都有情有可原的方面。而带有这一类情况的对象，在红总的造反派队伍中，可以说是大量地存在。连同他们的子女家属，亲朋好友，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阶层。而真正那些罪恶昭彰、本质恶劣的坏人，在任何地点、任何地方，都只可能是少数。正因为这一庞大阶层的人平时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老是受到单位领导压制和社会歧视，不平则鸣，他们才会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向过去受到的错误压迫进行反抗报复，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享受应有的个人尊严和社会尊重。从这样一种大背景出发，市支左办所作的决定，就并不是仅仅针对“石下草”兵团的几个人，而是对红总所代表的这一整个社会阶层挥过来的迎头一棒！如果解放军是冲着红总中的一小撮坏人来的，他奚大雄举双手欢迎。因为自从当了红总头头后，他所以不顾某些人的背后嘀咕，把自己公司的保卫科长老傅调入总部，目的就是要清理组织，整顿队伍。但是如果是以此为借口，要把上述一大批人重新打下去，那红总就会成为一个空壳，锡城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从去年七八月份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反路线，围绕着如何看待这批所谓的“老造反”，到底是文革的对象还是文革的动力，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较量；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现在要重新加以否定和清洗，那不是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吗？ 奚大雄按照上述思路所作的发言，在２月２日有上百名代表出席的全市造反派联席会议上，得到了热烈的喝采掌声和强烈共鸣。最后会议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强调要保卫六个多月来的文化大革命成果。锡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热烈欢迎、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加入锡城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人民解放军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决心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进一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努力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清除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争取夺权斗争的全面胜利。革命造反派将在进行上述思想整顿的同时，也将自觉认真地进行自身组织整顿，纯洁革命队伍。在整顿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允许保守派趁机进行反攻倒算，卷土重来。 整个声明，无疑是用转弯抹角的语调，向驻军提出了他们的担忧和警告。同时对驻军提出的造反派组织不纯的关切，作出回应。然而从文章中也能看出来：造反派希望和驻军继续谈恋爱、度蜜月的期望，还是很殷切的。因为有这种期望，态度激进的王小燕、葛富林等，提出把“释放被关押者、造反派同支左办共同审查黑材料，共同筹建夺权领导班子”这三大要求公开写进联合声明，没有被会议采纳；而是决定派代表与蔡国柱关起门来当面交涉。 ２月４日，奚大雄和育文庆、曲湘川、王小燕、史苏星、雷竞天、朱兆平等一起去见蔡国柱。其中曾经为朱坤兴向唐延言说项求情的朱兆平，在文革大形势、俞迁武遥廖胜平和育文庆等方面的影响下，也起而造反，带头成立了锡城市机关革命造反纵队，成为一支来自市委内部的造反派劲旅。 蔡主任正在研读《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见到众代表登门拜访，第一句话就问：“郭贤为什么没有来？”曲湘川回说：郭贤回北京向首都三司总部作汇报和请示去了。蔡主任连连点头道：这样好；勤请示，多汇报，可以避免出差错。接着拍拍手里的报纸问：２月３日发表的这篇《红旗杂志》社论，各位都学过了吗？ 各位不管学过不没学过，都随大流地回说：“学过了。” “好。还是造反派动作快，学习抓得紧！”蔡主任加以慷慨的赞扬。然后接着问：“你们觉得哪几条是重点呢？” 又是王小燕带头开炮：“各人所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理解的重点也就会有差别。蔡主任是怎么看的呢？给我们作作辅导怎么样？” 蔡主任对这位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的女大学生，已经领教过，就见怪不怪地笑了笑，谦虚地说：“辅导谈不上，共同学习，增强相互沟通，倒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吧，我把自己刚刚用红笔勾起来的地方念一念，看看是否算重点，大家一起作讨论。”说到这里，见大家有殷切期待的意思，就用很标准很柔和的普通话念起有关章节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总是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在他们权力被革命群众夺掉的时候，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夺权，妄图反攻倒算，把他们失去的权力在夺回去。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正在重新组织他们的反动队伍，聚集地富反坏右分子，搜罗社会渣滓，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妄图瓦解分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妄图篡夺革命造反团体的领导权，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唆使尚掌握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单位、一个生产大队领导权的同伙，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妄图扰乱国家的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夺权的政治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否则，就会走错道路，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他们现在已经在群众面前亮相，在群众面前公开表明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共同战斗。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要相信他们。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拥护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拥护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在夺权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运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要、抓革命，促生产＇，使生产系统照常工作，指挥原来的业务班子（必要时加以调整）执行任务，并组织革命群众对业务班子实行监督。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还要担负起统一指挥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任务。 “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它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巴黎公社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苏维埃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家伙，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毛主席指出：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一切革命的同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它们只能实行专政！ “有的地方，反革命组织暴露得很充分了。当地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的公安机关，对反革命组织实行了镇压，这是做得完全对的。哈尔滨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市公安接管委员会，对当地所谓、荣复军＇这个反动组织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们在包围了所谓、荣复军＇以后，首先发动政治攻势，使广大受蒙蔽的人觉悟过来，反革命肇事的现场，变成了控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受蒙蔽的人们交出了头头。所谓、荣复军＇很快就瓦解了。……一切革命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保持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混进来捣乱。要在统一指挥下，配合专政机关，担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在座的代表们，没有想到蔡主任会一口气地读出一大堆重点来；更没有想到：这些重点以谈论夺权斗争的形式和意义开始，却以强调必须镇压反革命作为终结。对社论已经作过研究的人，在寻找自己感觉理解上同蔡主任在重点理解上的差异；没有读过的或只是草草看过一遍而印象甚浅的，就开始琢磨蔡主任选择这几段章节的用意。 曲湘川想到来碰头的三个重点，要求放人和共同审查黑材料的两点，都同蔡国柱所强调的“镇压反革命”重点不和谐，惟有夺权的主题与他所列出的重点相吻合，就决定从吻合处先接上口，很热切地说：“山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已经联合起来夺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青岛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了走资派的权。贵州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通过实现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也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种种大权。这些成功的夺权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实现了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我们锡城市的革命造反派也已经联合起来，因此今天来的主题之一，就是想同解放军商量一下夺权的问题。” “好，”蔡国柱似乎每逢开口时总习惯用一个“好”字作引头：“全市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一起夺权，跟几个人同旧市委当权派躲在游艇上私下商量可不一样。我们坚决支持，坚决支持！还有什么主题呢？一起摆出来，我们可以来个一揽子方案，统包统销。” 奚大雄和育文庆一听蔡国柱提到“游艇”的事，脸色就显得有点不自然。跟旧市委秘密谈判造反派夺权问题和具体方案，红联指的曲湘川、王小燕、雷竞天，机关革总的朱兆平，还有市教师文化革命联合会、市文艺界“反到底”兵团，郊区农民革命造反军等市级群众组织，都预先打过招呼。按照郭贤和马进的意见，先有红总出面谈，把市委的整个意图搞清了，把造反派方面的意图也先初步摆一摆，但是不作最后拍板。其它几个主要组织先不出面，是为了留有回旋的余地；以便逐步出场，步步进逼，争取最好的谈判结果。现在经蔡国柱这么一说，就带有跟旧市委暗中勾搭、私下相授的味道在里面，想当场反驳；又觉得在座人多数知情，为这句话争论起来破坏气氛，会影响另外两个问题的协商解决，就忍住。 “全市十几家主要革命造反派组织发的联合声明，想必蔡主任已经看过了。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造反派群众的问题，和怎么处理黑材料的问题，为了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促进军民团结，我们没有在联合声明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了今天上门协商的方式，希望蔡主任能够理解我们造反派拥护解放军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决心。”王小燕接着放炮。 “好，还是王小燕快人快语。我一看你们发的联合声明，就知道下面还有具体问题要提出来。是要放人吗？我一猜就准。放，只要红总能按联合声明上所说得那样，主动整顿组织，纯洁队伍，言行一致，我可以马上通知公安局放人。” 奚大雄没有想到蔡主任会这么爽快，有些疑惑，就追问道：“蔡主任的意思是：等我们整顿完组织再放呢，还是马上就放？” 蔡国柱把手一挥：“可以整顿好组织后再放，也可以马上就放。但为了证明你们整顿组织的决心。言行一致，这三个人放出去之后，必须开除出红总组织，接受群众监督，不得再参加文革运动。” 在座的人都傻了眼。还是机关干部朱兆平第一个反应过来：“请问：公安局对这三个人作定性了吗？定性的依据是什么？” 蔡主任发现：这个首次见面的市计经委政工科长，一出口就显得很老辣，似乎没有在市委白当几年科长，扬了扬眉梢：“不需要作新的定性。他们的问题，档案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 “这就涉及我们要提的第二个要求了，”王小燕迫不及待地插入话题：“对于江南公司旧党委所整的个人材料，我们的联席会议一致认为，造反派必须派代表一起参加审查！比如说，刚才那三个主力军队员，档案上写明他们被剥夺参加任何政治运动的权利了吗？” 奚大雄为王小燕的思路敏捷和谈锋犀利暗暗叫好。 “这个吗，”蔡主任顿了一顿：“当然不能光看一字一句有没有罗，要总起来看。不过，既然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们尊重造反派的意见，可以派两个代表参与审查。但必须都是组织同志。” “联席会议已经定了，红总派一个，红联指派一个。红总的老傅本来就是市货运公司的保卫科长，中共党员。红联指虽然派不出党员来，但王小燕是烈士子女，团干部，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应该是完全够格的。”曲湘川不失时机地插上来。 蔡国柱眯缝起眼睛看了看王小燕，又看了看一直没有开口的史苏星，说道：“团员也可以嘛。但是我觉得小王的代表面似乎狭小了一点，你们工学院两千多名大学生，在整个红联指中毕竟是少数。还是代表性更广一点好。我倾向在中学里面选一个，代表几万名中学革命小将。” 王小燕立即明白蔡国柱的意图，马上开口接上去：“我同意蔡主任的意见，就选原市一中团委副书记雷竞天，大家看好不好？” 在场者都表同意，包括史苏星。尽管她知道蔡国柱说那段话的原意，是想让她取而代之。可是王小燕的反应很迅速，不给他意愿的实现留下任何机会。史苏星今天什么口都没有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已经敏感地感觉到：锡城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锡城市的革命造反派队伍，也许将面临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春江冷暖鱼先知。自从父亲调北京解放军总政工作后，母亲弟弟都去了北京。就她丢不开亲手创建的红旗团，一个人坚持不懈地留在锡城市搞文革。太湖边的别墅当然不可能仍然享用。她欣欣然地搬进了军部家属大院，同黄军做起邻居来。看到那些在革工联做基层头头的军部家属这几天都喜气洋洋的模样，她就知道一个巨大而威力无比的阴影，正在逐步向红总逼近。大家这几天所作的忙碌和努力，或许能多少延迟这阴影逼近的步子，却很难摆脱或打破那阴影所代表的凶险厄运！她被这种预感所困扰，就同黄军作商量。黄军却大大咧咧地说：“不要疑神疑鬼！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是毛主席发的号召！杜军长会连这点都搞不清吗？”她对黄军具有这样一个直线式的脑袋感到羡慕。因为他无须受疑惑、困扰和忧虑不安的折磨。而她就不行。 也许女孩子命定就应该更多愁善感。她直到今天，都把杨老师摘给她的那朵白纸花，放在自己的枕头边。每次睡觉前都要看它一眼；一看到它，眼前就会浮起袁世清那张清秀腼腆的脸。那张脸在活着的时候，常会借梦境来打搅她。想不到在这位同学的生命结束之后，这张脸反而变得更鲜明，更执拗地经常前来拜访她。如果他知道当初想整一整他的真实动机，是出于一种更隐秘、更深沉的感情，他会谅解她吗？不，不会的。她心里对自己直摇头。他只会觉得自己更残忍自私，更工于心计，更不择手段。每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史苏星就觉得痛悔不已！但是，她从来就没有在给父亲的信中提起这件事。因为她觉得这不仅是自己的羞辱，如果父亲知道了，也会觉得是他的羞耻。 自从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她一直在等父亲的信；希望北京解放军三总部的政治气氛和动态，可以给她把握下一阶段文革运动的发展趋向，提供一条宝贵的线索。可是父亲却迟迟不来信，使她送出一封信之后，不得不又追寄了一封；并决定，在收到父亲的回信之前，尽量保持低姿态。她对蔡主任老是问她父亲有没有给她写信是敏感的。对邀请她上他家作客，更持警觉态度。可是她已经打定主意，在没有得到北京的最新动态之前，她不应接受蔡主任的邀请。对同伴没有提名让她参加材料审查，她觉得一点都无所谓。她此刻所在意的，是红总跟市委进行秘密谈判的情况，她预先竟一点不知情，只是事后才在红联指的总部会议上了解到；会后才有郭贤正式征求她的意见；使她产生一种红旗团被排除出核心决策圈子的感觉。这种由于被冷撇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郭贤一下就意识到了，就拼命地往他自己身上拉责任，说这件事是由他负责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只是几次都没有跟她联系上，才耽搁下来。这么重大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把红旗团撇在一边的。锡城市的夺权斗争没有红旗团的参加，是不可想象的。以郭贤的为人，以及他讲这番话时的神情，史苏星不能不暗中承认自己有些反应过度。可是今天经蔡主任这么重新一提，不由地又使她产生了疑惑。听说“石下草”总部被扣人员之一，就是秘密谈判的知情者。公安局是否在审讯中发现了新的情况，她不敢断定。但是听蔡主任的口气，驻军对这一谈判本身，以及锡城造反派通过这一谈判同市委商定的“联合办公、造反派监管”方案，显然是抱否定态度的。因此，联席会议决定同解放军讨论夺权问题这一条，看来暂时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回应。当然这些都是具体问题。从大处着眼，史苏星时下最关心的，是在向资反路线发动总攻击的新一年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最后全胜的历史关头，红旗团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史苏星，将会在锡城的文革舞台上发挥什么样的历史作用？这是她所在意的。沉浸在这样一些念头里，她甚至对会见最后是怎么收场结束的，都没有注意。 奚大雄和其他谈判代表，当然不会特别去揣测注意史苏星此刻的心思。新年以来，他们也发现她在公开场合变得越来越沉默，揣摸是长大了一岁，象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大概会在每一个新一年的开始之际，对自己提出一些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的目标要求。而少开口，也许是好多年轻人想逼使自己变得更成熟、显得更深沉的一条捷径；如此而已。他们此刻更关心的，是造反派参加联合审查后，红总被抓的人什么时能候释放？最终将以什么方式放出来？几天来，锡城市已经被“造反派坐大牢”的消息，搞得风风雨雨。几家主要造反派的基层组织人员，都感到了原保守派组织人员兴高采烈、跃跃欲试的情形，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都把眼睛朝着上面看；看刚发的《联合声明》有什么用？发了声明以后又有什么新动作？奚大雄第一次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从不失眠，从“石下草”总部的人被抓起，他却开始变得常常睡不好觉了。 三天以后，老傅给奚大雄打电话，告知“石下草”兵团三个被捕对象的情况，比葛富林所说的复杂严重得多；建议红总或者接受蔡主任的释放条件，或者就暂时不要再管这件事情。奚大雄就打电话同葛富林商量。葛富林不服，直接找雷竞天了解内情。雷竞天又跟奚大雄打电话，告知他从材料审查中得到的印象，与“石下草”兵团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不明白老傅怎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奚大雄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势，召开勤务组会议商讨对策。以葛富林为首的多数派义愤填膺，主张给同走资派和老保穿连档裤的军队当权派一点颜色看看。以育文庆为首的少数派，则认为同解放军不能硬来，采用“革命造反”的老一套只会适得其反。小育有了以前几次轻举妄动的教训，如今俨然以稳健派自居。双方各执一词，都有难以忽视的理由作依据。 奚大雄一筹莫展，委疑不决，就只好再次向红联指的秀才们求助。对方约他去红联指总部面谈。所好总部就设在市中心附近的文物博物馆内，同时挂着“苏南工学院长征兵团城中办事处”的牌子。奚大雄带着育文庆五六分钟内就赶到。这文物博物馆虽然被革命者所征用，表面上革命气息显得炽烈，细细用鼻子一嗅，中国文人墨客的传统请调就扑鼻而来。一走进那紫红色的楠木大厅，抬头是雕檐画梁，触目是红木的茶几桌椅和苍翠的松石盆景，还有一块临摹范仲庵手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硕大横匾，似乎被革命小将认为符合其所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怀，经“破四旧”之狂飙，竟然劫后余生，堂而皇之地高挂中堂。在范老先生的手迹两旁，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小将，用又活泼又老辣的行书写下的一副对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使人觉得气势磅礴，意象万千。两位工人造反派巨头一进入这样一种氛围环境，顿觉才疏学浅，文革一心要扫荡的尊师重道之心，立时死灰复燃。 红联指参加商讨的不仅有曲湘川、王小燕，以及中途介入的史苏星，坚当革命小将智囊而不愿出头露面叱咤风云的马老师，也参与了讨论。 …………第二天，监狱外的示威队伍没有撤离，大街上近十万主力军队伍浩浩荡荡，高擎主席画像，高举革命红旗，高唱战斗歌曲，高呼拥军口号，穿过锡城市的主要大街，穿过市中心，穿过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观摩人群，直奔设立在市委大院的支左办公室。 蔡国柱倒背双手，站在三楼办公室的窗口，注视着市委大门前一队队行进而过的造反派队伍，一言不发，脸色严峻，那功架模样，会使人回想起四个多月前陆波在同一个地点所采取的同一姿势。然而两者的情况，毕竟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市委的大门口，昂首挺胸，严阵以待，站立着两名以前所没有的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他们目光炯炯，威然挺立，眼前使人眼花缭乱的旗帜袖章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是不会扰乱他们的心境的。其次是造反派的队伍，并没有围困市委大门、堵塞交通的图谋，而是秩序井然，鱼贯而过，使蔡国柱无须承受老陆波所承受的那种心理负担和压力。然而他的心情，仍然是翻腾起伏，在波峰浪谷中盘旋打转。作为一个军人，他照理是不应该这样沉不住气的。眼下所发生的一切，这市委门口的游行，那监狱旁边的示威，都是早在意料之中的，而且向杜军长作过请示和汇报。军长的回答很简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拿出你们的道道来！”他知道，军长不是代表自己在说话。他心中已经有了主张，但是不是端给军长，却需要决断和勇气。如果造成不利后果，他个人无疑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驻军中的好多中上层军官，早就憋着一肚子闷气，一三四团扣押造反派，不过是一个爆发点。蔡国柱虽然自己的妻子也受磨难，作为不是行伍出身的军中秀才，他不会象军中同僚那样简单地意气用事。支左办公室接待站前哭哭啼啼的诉苦申冤，虽然使他不无同情，却很难左右他的思想立场。军长了解这一点，才把支左重担交给他。他意识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急风暴雨般的大动荡时期。人民解放军作为国家和平时期的守护者，对维护国家政局和经济的稳定，负有神圣的使命和责任！而要成功地履行这种使命和责任，光靠军队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从踏上地方第一天起，部队就面临着依靠谁和打击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似乎很好解决；甚至可以说，在毛主席发出支左命令时就已经解决掉：“关键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支持革命左派还是支持保守派。”《解放军报》的社论对此讲得很明确。按照“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文章，这里所指的革命左派，很显然指的是红联指红总这一类造反派组织。然而，可惜亦可喜的是：他蔡国柱不是本本主义者。中国革命如果全照着字面上的东西办，可能直到今天还在漫漫黑夜中摸索爬行。接见造反派的代表是必要的，宴请红总红联指的头头也是必要的。但是向军中同僚保证：造反派中的坏人一定会被清除，穷凶极恶的阶级报复者必然会受到惩处，他们的家属会在单位里重新受到尊敬和尊重，这些不仅同样必要，甚至更为重要！这里面，不久涉及到他个人能不能继续受到军长的信用和同僚们的看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连军长本人的权威声望，都交托在他的手里了！试想：他能按照那些本本条条和造反派的吵吵嚷嚷，随随意意地把人放了吗？他如果这样做，那不是对那位团长，以及团长所代表的一大批中上级军官，盖面抡了一个大耳光吗？如果说，人民解放军是稳定国家的基石，倘若连基石都稳不住，都变得心中怨气冲天，那整个国家就会完蛋！因此造反派的那种要求，恐怕连军长都不敢轻易答应，他一个军政治部主任，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于是左思右想，他就向造反派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借此既不操之过急地同造反派的关系搞得抽张拔弩，也给军中同僚一个咽气的台阶和面子。可是，谁想到对方不领份。不仅不领份，还既然要以所谓的“革命两手”，来对付解放军的“两手”，一面搞拥军，一面到监狱前去闹事，公然向军队示威施压！这些造反派，以为在战火硝烟中跌打滚爬过来的人民军队，会象旧市委一样，被其乱哄哄地一闹腾，就“哗啦啦”地垮掉吗？该到下决断的时候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终于决定把经过深思熟虑的“道道”拿出来，并不仅仅是因为造反派不知好歹，欺人太甚；也是根据最近几次跟军长的接触，他发现军长的态度对造反派也变得越来越反感和不耐烦。军长的老伴并不在地方上干；因此他以前对造反派的态度，充其量不过是中间立场，不好不坏。他在那次同造反派一起进餐时所作的祝辞，也是真诚的。蔡国柱并不知道北京发生了几位将帅“大闹怀仁堂”的事，但是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却是下来了；也听说军区司令员刚刚下来看过军长。他从中很聪明机灵地猜测到：促使军长态度改变的力量，必定来自军队高层。在军队不比在地方，不仅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天职；上下级之间在出生入死中结下的血肉情义，更不可小看低估。蔡国柱既然已经把军长的立场态度及其来龙去脉摸清吃准了，就没有理由再犹豫。 锡城市惊醒了！锡城市的大地在摇晃震动！锡城市的市民一觉醒来，从窗口朝星期日的街面上一张望，只看到一辆一辆的草绿色军用大卡车，每辆车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首尾相接，不见尽头，在锡城市的大街上隆隆滚动。但是他们光凭眼前的景象，并不知道这隆隆滚动的车队，把十几公里长的围城马路，几乎团团绕了一圈！他们举目眺望，只见目之所及，军绿色的卡车，在缓缓地朝前滚动，白晃晃的刺刀，在寒风中闪闪发亮。战士们的脸孔都极严峻，严峻的脸孔配上车厢板上“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横幅标语，配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尖，配上宣传车高音啦叭里传出的《告锡城市人民书》，使那些昨天还兴高采烈上街举行拥军大游行的造反派们，个个目显惊惧之色，脸露惶恐之状！ “……最近一段时间来，一小撮混进造反派组织的坏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监狱，呼喊反动口号，公开为被关押的犯人鸣冤叫屈，鼓劲打气！公然地向无产阶级专政和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示威挑衅！我们要严正警告这一小撮坏蛋，赶快悬崖勒马，缴械投降！否则，你们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厉打击！ ……全市的革命人民，请你们紧紧地同人民的子弟兵站在一起，擦亮革命的眼睛，识破那些批着革命造反派外衣、干着反革命勾当的阶级敌人，跟他们进行大无畏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锡部队，永远做你们坚强的革命后盾！ ……”宣传车的广播喇吧里，还不时响起了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声音。这两大内容相混和的严厉声音，在锡城市的上空，伴着仍然充满萧杀之气的二月晨风，一遍一遍地震响回荡。它向全市人民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不要被昨天红总等所策划组织的“拥军游行”所迷惑欺骗，不要被十万人上街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不要以为人民解放军会对监狱前闹事的造反派勇士们袖手旁观，妥协退让！人民解放军驻锡部队奉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将对任何敢于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的人，给予致命性的打击！ 解放军的武装军车示威大游行，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时光，仍在持续进行。几百辆军用卡车，就这么沿着围城马路反复地转圈。除了那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增添了某种喧哗的情调，军车大游行的总格调，是威严的，肃穆的，平稳而有秩序。只有在经过“石下草”总部驻扎的市航运大楼前的时候，才出现了异常的情况。那灰白大楼顶上的广播喇叭里，对着行进中的解放军宣传车喇叭和军车游行队伍，毫不示弱地发出一个针锋相对的女高音：“……敬爱的人民解放军驻锡部队广大指战员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应该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能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如果任何人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威望，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违反毛主席的教导，不支持革命左派，而支持保守派和走资派，我们就绝对不能盲从，绝对不能实行奴隶主义！ ……锡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们，经历过半年多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搏斗的严峻考验，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那大楼下面一侧，是同样有着灰白颜色的工运桥。围城路从桥上通过，就算进入了闹市区。路两边的人行道上，站满了围观的人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是“石下草”兵团的成员或追随者。也许是受了楼顶上喇叭声的激励鼓动，也许这些人大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许他们中有好多人因为是合同工、临时工而特别具有斗争精神，他们并没有显出惊恐惧怕之色，而是对着卡车上的子弟兵指指戳戳，大喊大叫。有的还朝车子上掷传单。也有几个年轻的姑娘，默默地举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人民子弟兵必须为人民”的标语牌，满腔悲愤地注视着一辆辆一到这一地段车速就明显加快了的军车。 而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座百货大楼前，又是另一番情景：每一辆经过这一地段的军车，速度都放得很慢。大楼前一大堆热情洋溢的人群，守着几个罩着黑色棉套的大保暖桶，把一碗碗的红糖姜汤高举到头顶，递给那些被车上的冷风吹得脸孔红通通的战士，因为军车仍在开动，脚下就不停地追着车子小跑。那些被前面所碰上的敌视态度搞的疑惑纳闷的士兵们，喝进甜醇醇、暖洋洋的姜汤，心里终于释然。刚才受那些反宣传喇叭声音的诱惑，曾按毛主席的教导在心中问了几个“为什么”，此刻似乎有了答案。为什么那些人尽用敌视的目光看待人民子弟兵，就因为他们是受了阶级敌人蒙蔽；而此刻碰上的人群，才是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武装起来的亲人。亲人相见分外亲，扳得僵挺挺的脸孔，就露出了欢快的笑容。一笑就使原先那种庄严肃穆的形象一扫而空，使路边心存敬畏之意的观众们蓦然发现：这些威严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好多原不过是一些未脱娃娃气的毛头小伙子。 百货大楼的马路对面，就是市文物博物馆，红联指的总部。王小燕，曲湘川，史苏星，黄军，以及闻讯赶来的奚大雄，育文庆等一伙人，以及红联指的一大群工作人员，都愣愣地站在总部的门口，注视着大街上一辆辆慢慢移动的军车，也注视着大街对面喜气洋洋的姜汤供应者，个个脸色铁板，人人显得沉默。但我们不知道这种沉默，是代表镇定自若？代表沉闷气忿？还是代表迷茫困惑？突然之间，却听得王小燕一声猛喊：“扯旗！抬毛主席的像！”立时有人响应，把比二辆卡车车厢面积还要大好多的“锡城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的大旗，“哗啦啦”地插到了人行道与机动道之间的地带；大旗下面，还竖起了一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巨幅画像。还有一名业余书法家按王小燕的指令，针对一辆辆军车车厢板上“镇压反革命”的标语和宣传喇叭的叫喊，挥动巨毫，写下一条一张纸一个字的大幅标语：“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人，自有后来人！” 二十四个红卫兵小将，一人擎一张纸，对着游行军车一字长蛇排开，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标语阵。北风吹乱他们的头发，掀动他们草绿色的军棉大衣，扫刮着他们神色坚毅的脸庞。他们和车上的子弟兵年龄相仿，穿戴相似，都以为是毛主席的忠实战士；双方目光定定相对瞪视，彼此间的心灵距离，却好象隔着崇山峻岭，深洋大海。对那些子弟兵来说，他们大都来自穷乡僻壤的内地农村，部队里几年接近现代生活水准的经历，也许是他们中间不少人一生生活的顶峰。而这些手擎标语的同龄人，他们大都却是新中国的大学生。在那些农村战士出身成长的地方，或许要几千几万个同龄人中，才能侥幸摊上一个象他们这样的幸运儿！这些战士并不懂得革命造反是怎么回事，但是从这些貌似文质彬彬大学生的眼中射出的虎视眈眈的目光，从那跟军车上“镇压反革命”的标语针锋相对的大幅标语，从几乎要横插到马路中央而使军车不得不向另一边避让的旗帜画像，就知道是碰上了跟航运大楼前同一拨观点的对立派，遇见了同属于首长要以武力加以警告的对象。他们很纳闷：这些天之骄子为何不珍惜他们的幸运和灿烂如锦的人生前途？他们一毕业，就必定会得到五亿农民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户口和国家干部身份，却为何要面对钢枪，妄论“砍头不要紧”之类的狂言，把头颅当游戏玩？如果为了什么“主义”真把脑袋砍掉了，甭说这城市户口和国家干部身份都成了虚空，也甭说浪费了国家和人民所出的大笔经费教育，更对不起茹辛含苦将他们拉扯成人的亲人父母呀！唉，新中国的一代大学生，怎么多读了书反变得如此糊涂？不知好歹！他们看看毛主席画像中所接见那些红卫兵，个个欣喜若狂地挥动着红宝书；再看看眼前擎着大标语的这些红卫兵，却擎着标语对人民子弟兵个个怒目相向！而马路另一边的那些脸色眼神，却又是那样温暖如春，可亲可爱。面对此情此景，就不再象先前所开过去的那些战友，喝了姜汤就觉得心中恍然大悟似的，而是目迷心乱，心中觉得很困惑。那甜热的姜汤，似乎不再能发挥先前那种能使战士们明辨是非的神功，对到底怎么区分敌人和亲人，心中变得一团混乱！联想刚才在航运大楼前听到的那条反复播放的毛主席语录，什么“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之类，更是如坠迷雾之中！ 王小燕注意到了车上士兵们的迷茫脸神，觉得她所布下的革命阵势，已经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心中不免有些暗暗得意，沾沾自喜。可是很快就有人非议，觉得那样的标语不仅显得唐突，而且有些自动对号入座的味道。只要解放军不直指红联指红总是镇压对象，就没有必要摆出跟解放军公然作对的姿态。王小燕不知道是谁率先提出异议，怀疑史苏星刚才在几个人耳旁唧唧咕咕的样子，是导致其他红联指头头最终要求撤掉标语的主要原因。然后有人从门口跑出来报告，说是有重要电话，曲湘川随即进门，她亦紧随身后；满心以为是盼望已久的郭贤从北京打来的。然而不是，电话是雷竞天从支左办公室打来的，转告蔡主任的一个重要通知，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最后通谍。但是这个通谍，并不是发给红联指的；而是请红联指转告红总。对红联指的革命小将，蔡主任是满腔热情盛意邀请。 “如果红总拒绝支左办的责令，你们红旗团参加不参加行动？”听到电话内容的奚大雄脸色铁青，两眼盯着黄军。 “我们听总部的。”黄军回答得很干脆。 “你这话是否也代表小史的意见？”王小燕追问。 黄军语塞，转首找史苏星，却发觉她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总部。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