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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绥津行 错得浑名



  一九三○年前后,我十三岁时,傅作义组织的汉蒙联合会举行会议。富连成科班赴绥远、天津为其演出。
  赴绥远省的归绥(现在改名呼和浩特)演出,生活很艰苦。我们所乘的火车是拉军用物资的铁闷子车,车厢里只有两个小窗户。我们每人将所发的一件光板羊皮袄铺在地上,大家躺在上面玩闹说笑。车厢中间放着一把大茶汤壶,几只黑皮饭碗,渴了可以喝水。在点火烧茶汤壶时,车厢里烟熏火燎,呛得我们眼泪横流,此起彼落的咳嗽声响成一片。
  师傅和出科的师兄们所坐的车厢比较“高级”,不受烟熏之苦,车厢四周、中间都有座位,车厢上还挂着一盏随车左右摇摆的煤油灯。别看条件不好,这可还是官方给我们派的“专列”!这辆“专列”走走停停,经常给正点火车让路,原只需二十多小时到达,结果坐了两天之久才到。
  驻地是一所倒闭的下层妓院,每间小屋住十人。
  这次演出,我的戏不多,只演《钱冠图》(《请清兵》)。当初,科班排这出戏时,为了能在台上用满文读圣旨,特意请来满清耆宿来教满语,李盛泉师兄饰演翻译,他下了不小的功夫呢!我在剧中饰演李自成。这位农民英雄当年被诬蔑为“流寇”,所勾的脸谱是一眼大、一眼小的白歪脸,在舞台上被歪曲、丑化得十分难看。
  几天后,盛戎耐不住一路劳乏,嗓子又突然哑了,不能再演《白良关》中的尉迟公,只好临时抓人替演,我便又一次“毛遂自荐”。盛文哥一旁帮腔说我能成。先生和师兄弟们心里都清楚,这可不比演《珠帘寨。和《盗御马》,那虽也是临时替演,但我自己是有充分准备的。《白良关》这出铜锤戏,唱功吃重,我虽然跟着裘老先生学过,可是长时间以来没见我练过,也没排过,眼下时间很紧,过一遍以后,全凭台上见。再者,这种官戏若演砸了,得上倒好,其后果非同小可呀!人人都在为我捏着一把汗。戏又是圆满地演下来了,按我们的行话可说成“不撒汤,不漏水”。
  回到住所,专打台帘的一位老先生,拉着我的手,爱惜地说:“好小子,你真没白扒坏我的台帘呀!”这位老先生性格比较古怪,不爱说话,很少见他的笑脸。他一反常态地称赞我,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原来,我每天演过戏后,除了练习自己的戏外,余下时间就是扒台帘看戏。花脸戏注意看,老生戏注意看,旦角戏也注意看,以至文戏武戏各个行当的主演戏,都同样对待。只要有时间,下场门台帘的角落就是我的专座。这无形中给他的工作添了麻烦。他不高兴了,几次对我说:“你就不能找地方玩会儿去,怎么老站在这儿扒台帘(看戏),你看着这里(指我用手摸台帘的地方),又黑又薄,快破了,都是你天天摸的!”我对他勉强一笑,仍硬着头皮接看下面的戏。;如此这般,我看会了不少戏,并从各行表演中学到了不少知识。《白良关》也是用这种方法不断观察、不断练习巩固的。
  此后,我再扒台帘,老先生向我微笑点头,再不加阻拦了。
  回京后已是年底,稍事休息,在春节期间,又为汉蒙联合会赴天津演出。剧目和绥远所演的相同。一个剧场只演两场,然后再换另一个剧场,共演七场。戏虽不多,倒也颇受欢迎。
  最后一天,小份钱发下来了。时间太短钱不多,又想给家中买些年货。在街上看到有小块冻豆腐,很便宜,妈妈是很喜欢吃的,趁着过年,将冻豆腐放在肉里一炖,多香啊!我买了二十块,高兴地用旧报纸包好,又用绳子捆结实,回来后挂在后台角落自认为比较凉的地方。可巧这里的后台不太冷,冻豆腐放的时间又长达五、六个小时,渐渐地都化了,报纸被浸湿。止戏后我们马上就要奔火车站,忙乱中也未及细看,提着就走,天黑路长,又困又累,提着豆腐边走边睡。迷迷糊糊走到火车站,醒过盹儿来觉得手里发轻,低头一看,纸包底部浸湿的部分都破了,冻豆腐“逃之夭夭”,只剩下手中的纸绳和一部分报纸。师兄弟们见状大笑不止,搞得我也啼笑皆非。

  天津春和戏院闻富社在津演出较有影响,不久便又约我们赴津演出。
  我们住在离春和戏院很近的中和栈,十五个人住一间不大的房间。
  这次演出的剧目较多:《群英会》、《七侠五义》、《铁冠图》、《打严嵩》、《独占花魁》等。参加演出的以“盛”字辈师兄为主,还有沈富贵、苏富恩、骆连翔、肖连芳、殷连瑞等大师兄们。当时“盛”字辈师兄的技艺已达到一定水平,演出受到天津观众的热烈欢迎。预定半个月的演出结束,又续演半个月。
  一天,科班上演《七侠五义》,我饰演卢芳,刚刚勾好脸,听说后台门口有人找我,心里好生诧异。我在天津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谁能来找我呢?我慌慌张张地跑到后台门口,哟!怎么哥哥追到天津来啦!莫非家里出了事?哥哥说:“我考上日本人开设的橡胶洋行当学徒工了。他们到北京招收华工,要生活无着落,身体结实没病的。妈嫌路远不让我来,可我找不到别的事,心里很着急,还是来了。事情来得急,妈让我抓空看看你,我得三年以后才能回家。”原来是这样,哥哥十五岁了,一直在为找工作发愁,现在有了安身之处,真替他高兴。我留他在此看戏,他说洋行管得太紧,只请了一小时假,一会儿就急急地走了。临别我将衣袋里所有的钱都塞给了哥哥。
  大家分了小份钱后,很想吃天津的风味小吃,恰好离春和戏院不远就是有名的包子铺——狗不理。那时,这个包子铺很简陋,是在一条窄小的街道上安放几张长桌,一边放着长凳。包子的价钱也很便宜,一大枚一个,可称物美价廉。每天,师兄弟们都去买着吃。不想由此我得了一个不雅的浑号。
  前边曾提过,学生们到了后台,如同获得“解放”一般。这是我们一天之中可以自由活动的唯一时间。开戏前,只要不误化装,可以任意说笑。先生、大师兄们基本不加限制。快开戏了,师傅来到后台,有意识地咳一声,大家会立即肃静下来,各就各位,准备开演。
  这天在后台,离开戏还有段时间,师兄弟们仍是各择所好地“忙碌”着。有的三、五成堆凑在一起说笑;有的接到新戏剧本,抓紧时间抄写自己的单头(单词);侧重武打的师兄们在舞台上练翻“跟头”;初登舞台的小师弟们,化装技术不高,早早地坐在那里扮戏;盛麟等爱画脸谱的伏在桌上画兴正浓;杨盛春将脚放在窗台上压腿;爱摔跤的贯盛习师兄,穿着灯笼裤、双脸(革及)鞋和高富全师兄、矮个子旺魁、章树全等几个人跳“黄瓜架”(摔跤的架式),前两出戏没事儿的大部分师兄都到外面逛大街,见世面去了(春和剧场离劝业场很近,是比较热闹的地带),也有极少数“睡不够”,躲在犄角旮旯打着呼噜。我和盛利在下“老虎棋”。我们这种棋,制作方便,只需临时找些碎纸或卸脸的草纸,沾些水,搓成纸团,一个大些的是“虎”,二十四个小的是“羊”。再在地上或桌上用勾脸的大白画个“棋盘”。我和盛利下过棋后,照例去做些演出前的准备。这时,有几个师兄弟买了“狗不理”包子带回后台,边说笑边吃。见我又在那里通髯口(胡子),就喊我一起去凑个热闹。我按老习惯,笑着一摇头,继续干我的“工作”。一位师兄无意中打趣地说:“到后台你就不说话,你快和这个包子铺的名字一样——‘狗不理’了。”一句话逗得大家笑个不停。于是,“后台的狗不理”这个不雅之称就落到了我头上。
  为什么我在后台,好似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呢?虽然通胡子、洗水袖、缝水袖、往厚底上刷大白等,是我演出前经常要做的准备工作,也费去不少时间,但我之所以不说话,却并非为此,而是另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亲眼见到有的师哥在候场时贪玩耍,分散了精力,到了台上忘词、错词或是闹出大笑话,对我教育较深。
  一次,饰演《审头刺汤》中下旨官的师哥候场时说闲话,顺手将胡子摘下来,挂在玉带上,轮到又该上场了,忙乱中发觉脸上没带胡子,急匆匆地又去抄了一口带上,刚刚迈出台帘,观众见他脸上挂着胡子,腰上还挂着胡子,顿时哗然大笑,他发觉闹了笑话,圣旨没读完就退回后台。
  再一位是《鱼肠剑》中演专诸的师兄,打完牛二被“母亲”唤下场去,本应很快又被伍子胥唤出,但他思想开了小差,忘了紧接着就要上场,下意识地抬手将盔头掭了(即将盔头、水纱、彩条子全摘掉了)。等到伍子胥上场叫:“专兄开门来!”这位光头的专兄才明白过来,但已无法上场,亏他急中生智,硬着头皮扒开台帘露出光头说:“请进内答话!”伍子胥见专兄如此狼狈,被迫应声下场,惹得观众倒好连天,久久平静不下来。
  还有一位是饰演《长坂坡》中张飞的师哥,在后台东拉西扯地谈一些其它戏的念白,上场后,精神集中不起来。本来他念白时观众发出笑声,应是正常效果,并不为奇,可他的脑子一下乱套了,本该接念“三军的!”,四下手应声“啊!”“速将桥梁拆断……”他却口不由己,将刚才在后台念的台词搬出来念道:“八吐噜!”这“八吐噜”是异族唤兵士的叫法,出自张飞之口就太不相宜了,偏巧两旁的四下手也是人在神不在,同声顺口答了番兵的架子“呜!”科班里有个习惯,凡是需要“噎、啊、呜”等应声搭架子时,不管是在候场的,还是在化装、穿服装的,只要人在后台,都要应声高喊,这次当然毫不例外地用最大声音附和着喊了“呜!”引得台下哄堂大笑,倒彩满堂。
  这几位师哥每人挨了“十板”,四下手挨了十五板。师傅是讲道理的:“张飞晕场,你们四下手站在那里想些什么?要重罚,以戒下次。”
  这些不该出的差错,都是由于不能安静候场进入角色引起的。戏演得越熟,临上场越是要背,否则,就容易出问题。前车之鉴不得不重视。我经常告诫自己:到后台可不能贪玩说笑,千万别出类似的问题。
  再一个原因,是嗓子对我的作难。我的嗓子“不听话”,多年来,为了保养嗓子,我从不敢吃荤。即使这样,嗓子还是不断地给我来个“痰堵门”或者哑不出声。为了从多方面保护,我有意识地减少对它的“使用率”
  为此,只要整队出发,我就开始肃静,到后台化好装就往衣箱上盘腿一坐,头靠在墙上,双目闭起,一声不吱,心中默背场上的台词和动作。谁若来找我玩,或者跟我开玩笑,我只以“摇头不算、点头算”的方式来对待。师兄弟们对此也奈何不得,久而久之,都知道我的“习惯”,也就不来“打扰”我了。
  所以说,这个诨号虽听之不雅,倒也还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回顾几十年来的舞台生活,我基本上没出现过类似的笑话。
  在津的演出即将结束,春和戏院放出了预演剧目广告牌,一个牌上写着:“下期特约马连良、麟麟童艺员合作演出”,另一块牌上写着“下期特的麒麟童、马连良艺员合作演出”。这种不分一、二排名次的写法,因没见过,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牌上写着四天的打泡戏更不寻常,第一天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马先生饰诸葛亮,周先生饰前鲁肃、后关羽;第二天,是《宫门带》。马先生饰唐高祖李渊,周先生饰褚遂良;第三天,是全本《六出歧山》,马先生饰诸葛亮,周先生饰花脸角色郑文,第四天,是全本《火牛阵》,马先生饰田单,周先生饰小生角色田法章。周先生既能演老生,又能演小生、花脸的角色,可谓博学。那时,我和师兄弟们天真地就戏牌上的剧目来“研究”二位前辈谁应居首位,争论了很长时间也未能排出名次。
  在京剧艺术中,须生行当一向以“南麒北马”著称。现“南麒北马”同台演出,烘云托月,会有多么精彩呀!我们眼睁睁地看不上,急得坐立不安,只好怏怏地离开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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