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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净行勾脸所用的彩匣子总放在后台的穿堂或地下窒，那里不是风口，就是有泔水桶或堆放垃圾的地方。为什么呢？人家嫌脏。使用者也常不注意，往往顺手就将颜色甩到各处，一些闲人还用这颜色在墙上、桌上、甚至椅子上题诗画画。使彩匣所在处都被勾抹成“大花脸”，又脏又乱，让人讨厌，称花脸为“臭花脸”。落得如此待遇，还算不错的了。若到王府和公馆演堂会，环境就更低劣。“戏子”是他们所蔑视的。 这年腊月，在某王府演堂会，大轴子是梅先生的《游园惊梦》。我们富连成的学生陪演“惊梦”一场的十二个花神，我演五月花神，勾钟馗脸，穿红官衣，手提红纱灯。 王府里层层院落，雕梁画栋，回廊花径，曲折幽雅，不能到处走动。但这已足使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大开眼界。这一天是阴天，狂啸的西北风，夹杂着冰凌雪花吼叫着。我们的“化装室”呢，仍旧在院里垃圾堆附近，用四根木柱支个席顶，四周没有任何东西以挡风寒。我扮戏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天更冷了，冻得我拿不出手，摘不下帽子，咬着牙，用最大决心露出被剃的光头，用冻得僵硬的手拿笔蘸好颜色画到脸上。脸上的温度巳顶不过外边的寒冷，颜色很快在脸上结成一层冰，脸又冷又疼。我勾几笔，就得背着风用嘴哈哈笔，哈哈手，再跺跺脚，否则笔也会冻上，无法再勾画。“腊七、腊八冻死寒鸦”，真是话不虚传。 演完戏，卸脸就更苦了。我和往常一样，尽量将草纸揉软些，沾上豆油，去擦脸上的颜色，往脸上一抹，就象无数把小刀从头顶往下拉，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忍不住将草纸扔在地上，用手按着脸，不敢抬起来。好一会疼才减轻，脸洗干净后，用镜子一照，看见脸上被划了无数个小细口子。 这件事给我刺激很大。过后，我和盛戎感慨地诉说一遍。盛戎也深有同感。我接着说：“咱们长大了，要将彩匣子都放在屋里，让大家注意干净。咱们也象老前辈那样置一份干净的彩匣子，自己专用，都得在屋子里勾脸，不能哪儿脏，哪儿臭，让咱们去哪儿，更不许管咱们叫‘臭花脸’。” “就是呀！咱们的彩匣子总是干干净净，谁还能管咱们叫‘臭花脸’。” 话一投机，积极性就来了。说做就做，为了适应将来用自己的彩匣子勾脸，必须练会不用手拿着镜子。于是我们将镜子挂到墙上挂笔用的钉子上。镜子高，我俩都个子矮，踮着脚往上够着看，勾不好再重勾，也决不用手拿镜子。很快我们都适应了这种勾脸方法，为以后的“翻身”铺好了路。 我俩在少年时代要改变“臭花脸”命运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后来，我们都置办了自己的彩匣子，改变了扮戏的环境。但是“臭花脸”的衔却没能扔掉。一九四八年，我抗拒保甲长对我的敲诈勒索。他张嘴就骂我“臭花脸”，这比打我还伤我的自尊心。盛怒之下，我打了他一个嘴巴，被判了刑事罪，坐了监狱（在西交民巷里）。解放后，我才懂得，只有社会制度变了，我们才能摘掉这顶“臭”帽子，当家做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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