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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师患病 矛盾四起



  山东省韩复榘的部下程希贤喜爱京剧,一九三三年将富连成约至济南演出。
  演出在“进德会”的剧场里。“进德会”与北京的“城南游艺园”相似。里面种有花草树木,还喂养了一些动物供游人欣赏。天气虽寒冷,游人始终络绎不绝。我们每天都提前去剧场,顺便在里面游玩一番。比较吸引我们的是喂养老虎的地方,那里出售“非同寻常”的“长命锁”。看守老虎的人,手拿竹竿夹着这“长命锁”放在老虎嘴前,老虎听话地冲着锁吼叫一声,于是,锁就有了特殊“功能”,可与小儿镇惊压邪。价钱也不贵,一毛钱一个。看虎人不停地往老虎嘴前放锁,老虎一次又一次地吼叫,挺有意思。围观的人很多,买锁的人也很多,我和师兄弟们都买了一、两个“长命锁”,准备携带回京馈送亲友的小孩,这也算是此地的土特产吧!
  那一年济南冬季奇寒。我们每天早晨在外边漱口,喷出的漱口水落地成冰;放在窗台上的磁铁牙缸转身就冻在窗台上了。我们住在一家本已关闭的货栈里,宋起山先生(宋富亭师兄的父亲,现任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将我和一些所谓“能吃草的”——即能演主角的,安排在楼上住。其实和在楼下的居住条件是一样的,都是睡在地上。屋里不生火,据说怕被煤气熏着。房间里到处都是冰冷冰冷的,师兄弟们相挨而睡,以取得一点热气。我的脚冻得很厉害。
  提起冻脚来,话又长了。
  当年的广和楼设备非常简陋。夏天,我们为了图凉快,将后台的窗户纸全撕掉。入冬后,西北风一刮,整个后山墙都透风,冷气逼人,我们都称广和楼为“五风楼”。直熬到数九,窗户才糊上纸,虽添了煤球火炉放在先生帐房,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整个冬天的后台都是寒冷的。我每天在后台的活动量不大,除化装外,不是在戏箱上静坐,就是站在那里“扒台帘”。天一冷,我的双脚就冻了。先红后肿,最厉害时,脚肿得很难蹬进厚底靴里去,我咬着牙,一闭眼,用手紧紧揪住长靴口,用力往里蹬,随着一阵钻心的疼痛,才算穿上厚底靴。过一会儿,两脚发木就不疼了,也不妨碍演出时在舞台上的蹦跳。可是演出后卸装脱靴这一关却使我发怵,忍痛将靴子脱下,那贴脚穿的大布袜早已被渗出的血水粘在脚上。再脱下大袜,脚后跟和脚小拇指也就露出了鲜肉。脚再伸到自己的那双冰冷的布袜、棉鞋里,疼痛的滋味真是难以形容。冻脚的病根一经留下,就年年如此。
  这次到济南,脚冻得比往年更厉害。每天难熬的疼痛真使我心烦。
  令人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喝粥,就听宋起山先生在楼下喊:“裘子电报!”盛戎放下碗,跑下楼去。我一碗粥没喝完,就传来他的哭声,我赶忙跑去看。原来是裘桂仙老先生病逝,要盛戎速回京。盛戎哭得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先生和师兄们围在他身旁劝慰,我不知应该如何宽慰他,跑去将粥端来给盛戎喝,他哪里还有心思喝粥呢!连我也喝不下剩下的那半碗粥了。我似乎看到了裘老先生那宽宽的前额,清癯的脸颊,老人家仿佛在慈祥地向我们微笑。似乎还听到了他那似沙菲沙,苍劲、敦厚的嗓音,老人家又在给我们说戏呢……
  小时候,母亲曾领着我去裘家的邻居串门,从此,结识了这位一代名净——裘老先生。入科前后我看了他不少戏,一直钦佩他的艺术。裘老先生也曾多次来科班义务教戏,我和他学了《铡美案》、《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锁五龙》、《洪洋洞》、《双包案》等戏。老先生回家后,还经常向母亲谈起我的学习情况,夸奖我聪明、肯用功。他对我母亲说:“在学《二进宫》中徐延昭‘怎比得’的唱腔(是裘老在当时创的最时髦的花脸腔)和《双包案》包公唱‘老夫的威名谁人不晓’的‘晓’字等较难学的唱腔时,他都是很快就学会了。”井说:“这孩子挺有出息,您熬着吧,将来有福享!”母亲也拜托他老人家多多费心。所以裘老对我还是很负责的。后来我之所以能将郝老师“架子花脸必须铜锤唱”的教导付诸实践,并收到成效,多亏了当年裘老先生的教导!
  看着盛戎悲痛万分的情景,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伤感,眼泪夺眶而出。
  盛戎没能马上回家。他在上演的主要剧目《大破铜网阵》中饰襄阳王,戏的分量很重,大家都扮演着角色,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法替演,科班只得给他家复电,待演出结束后返京。
  十几天后,即将离开济南的时候,我们为省政府演堂会,又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场堂会对科班来讲,不是一般性质的演出。从师傅到各位先生都格外提神。戏定为晚八点开演,师傅和肖先生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簇新的长袍马褂,早早来到后台督阵,唯恐出什么差错。这时,突然有人传达,要将演出提前一小时,改为七点开演,师傅当即应诺,低头看表已六点多,所剩时间不多了。“快去看看都准备得怎么样了?”先生们应声而去。一会儿,向师傅汇报:“六立(盛藻)还没来!”压轴子是盛藻哥的《打渔杀家》,他没来怎么成?师傅很沉得住气:“六立没来,就把《雁翎甲》和《杀家》换换,让《杀家》大轴子。”可巧,主演《雁翎甲》的叶盛章师兄也没来。当师傅听说他们几个人去逛大街时,脸一下子就沉下来,怒骂“混蛋!”后台的气氛骤然急变,先生们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看着,师傅不停地来回走蹓,一言不发。我们都在暗暗猜测将要发生的事情,下意识地觉得有些自危。
  十几分钟后,“他们来了!”这一声高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大家齐朝后台门口望去,盛藻、盛章、盛兰兴高采烈地走进后台。原来省政府在比较繁华的市中心,他们三人的剧目都靠后,迟来些再化装也误不了场,便相约去浏览市容。估计时间差不多,才跚跚而来。他们满面春风地叫了声师傅,转身要去化装。
  “过来!哪儿去了?”师傅怒拍桌案,厉声斥问,使他们莫名其妙。
  盛藻哥懵懂地回答:“我们去大街转了转。”
  师傅又高声大喊:“我不到六点就来到后台,你们竟敢去蹓大街!”说着抡起胳膊怒不可遏地照着盛章师兄的脸打去,啪的一记耳光,使盛章师兄红了半边脸。
  肖先生、宋先生赶忙过来拉住劝阻:“他们没误场就算了……”
  “咱们从来就没这个规矩,这么要紧的堂会,敢去蹓大街!”师傅满面通红,浑身发抖地骂个不休。
  过了一会儿,渐渐平静下来,大家无精打采地分头准备演出。
  戏没演多一会儿,就听肖先生说,师傅心里不好受、头昏,送回了住所。这更加重了大家的沉闷心情。这天的戏就这样应付过去了。
  第二天,请医生给师傅看病。经检查师傅患的是脑溢血症,立即送回北京治疗。
  大家心里都压上了一块石头。师兄弟们攒三聚五地悄悄议论:“《打渔杀家》在前边,要说误场首先是盛藻先误了,为什么师傅打盛章?……”
  接连发生两件不愉快的事情,我的心情很压抑。
  济南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返京后,在广和楼上演夜戏,营业依旧极好。《除三害》、《白马坡》、《北侠传》等戏一直受到观众的欢迎。我和盛藻哥酝酿着要排《温酒斩华雄》一剧。戏从曹操献刀、刺董卓、捉曹、放曹演到关公温酒斩华雄止。安排好由盛藻饰演前陈宫、后刘备,杨盛春饰演华雄,还是由我饰演曹操,贯盛习饰演关羽。演员搭配齐整。我将本子归总改好,到盛藻哥家中将剧本和设想方案说给他听,他听后非常高兴。我胸有成竹地预想着演出结果定会获得全胜。就在我跃跃欲试着手排练的当口,盛藻经蔡荣贵先生介绍,离开富连成,应了上海之约,同行的还有连平师兄以及杨盛春、刘盛莲、陈盛苏、贯盛习等已出科的师兄共约三十多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故呢?虽然师兄们毕业后在科内演出一个阶段,就走向社会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象这样大批的人离去,主要还是师傅不能躬亲其事所致。
  自从师傅在济南患了脑溢血症后,回京几经名医针灸调治,逐渐好转,但却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身心大受亏损,行动迟缓,不能经常来社。即便勉强支持来社,也只是看看,坐一会儿,再不能象以前那样对科班进行精心管理。群龙无首,师兄弟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地暴露,逐渐激化,以致出现这种分裂的局面。我们要排的《温酒斩华雄》一剧夭折了,我很不甘心,恨不能随他们前去,同样此剧。怎奈我还差一年多才满科,赴上海是不可能的。只好留下,将剧本给了盛藻哥。他们有意排此剧,剧中曹操无人演怎么办呢?(盛戎也还有一年才出科。)恰好王泉奎初上舞台,嗓子也很好,经人推荐,便让其将名字改为王盛奎(上海约的是富连成科班出科的学生),同去上海饰演曹操。他们在上海排演此剧,果然效果甚佳,并红了“关羽”——贯盛习师兄。
  过了没多久,马连良先生又将叶盛兰、叶盛章两兄弟约到上海演出。肖先生也与梅先生在上海演出。这样一来,科班中有影响、能叫座的师兄们基本上都走了,余下一部分没出科的小“盛”字科师兄盛戎、盛利、胡盛岩等人和“世”字科的师弟们。这些人中,有的正在倒仓,有的年龄太小,生、旦、净、丑各行人员搭配不齐,能挑梁唱的老生尤缺。沙世鑫在倒仓,一度培养的曹世嘉,刚演了一出《法门寺》,也倒了仓。余下的迟世恭、余世龙、刘世勋还小,科班中很多戏无法再演。
  我除几出单头戏外,也无什么可演,甚有孤掌难鸣之感,只能和毛世来演演《浣花溪》的杨子林、《破洪州》的白天佐等角色。为了弥补不足,我利用演《取金陵》的基础,丰富了白天佐这个人物的开打,什么“大刀下场”、“三低面”都用上了。在穆桂英要临产退入城内,白天佐围城时,我选用蹉步亮相,还编了骂城的一段“流水”板,舞台效果不错。当时的鼓师白登云大哥(他除在程砚秋先生班打鼓外,为了多实践,戏路的面宽些,也兼在富连成打鼓,既为练功,又帮助富社鼓师提高水平)对我说:“兄弟!我可没见过你这种演法的白天佐!真是好样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和盛戎合演了《闹江州》。他饰李逵,我饰李鬼,但在科班里单靠花脸这一行当,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我和盛戎也无能为力。眼看富社上演剧目的艺术水平比以前下降了,上座率一落千丈。能坐一千来人的广和楼,每天只卖得二、三百个座,最差时几乎才百八十个。广和楼前台大总管张广英进了后台就向苏先生一摊手,示意卖座不好。由此可见,在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和不讲自觉性的旧时代,师傅在科班中严格管理,对犯错误的师兄责罚不贷,一声咳嗽就能使整个富连成鸦雀无声,具有那样的威信,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必要的。在济南,师傅盛怒之下,责打己子,宽待他人,不仅体现了他的美德,也体现了他维护他所创办的事业的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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