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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铁蹄下 横遭欺诈



  此行东北,文杏社只组织二十几人。次要角色均由当地剧场的演员配演。
  为了节约路费,避开山海关日军的严格搜查,听从哈尔滨剧场邀角人的建议,由北平乘火车到塘沽,换乘日本轮船到大连,再转火车至哈尔滨。
  一路上,我们谨言慎行,总算平安到达大连,大连宏济舞台老板(经理)李香阁将我们接出码头。大连,沦为日本特区的大连,完全被日化了。街市上,日本式的房屋鳞次栉比,举目所望尽是刺眼的日文招牌、日文商标、日本货,令人凄惶。
  李香阁热情地为我们接风。席间,他了解到我们的日程还有三天富裕,动员我们抢顶帽子戴,即抢时间加演几场。当时,虽正处年底,是上座率最低的木刀时期。(每年腊月下旬,人们忙于准备过年,无人看戏,剧团封箱停演,称此时为木刀时期)我们的三场演出居然都卖了七成座。宏济舞台是近两千人的大剧场,有七成座的收入,剧院、剧团三七分帐,双方赢利加倍。我们除应得戏份,每天还多分了些杂拌钱(杂拌是过年吃的一种混合蜜饯果脯,喻钱不多之意)。
  临行,李香阁嘱咐我们说:“哈尔滨不同大连,那里‘腿子’(指便衣特务)特别多,诸位多加小心,兄弟祝你们一路顺风!”
  听了他这几句临别“赠言”,几天来梢觉松弛的心情,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哈尔滨的冬季是一片冰雪世界,所有的建筑都披着皑皑素装。它们在哀悼,它们在忧伤。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群黑黢黢的乌鸦在低空盘旋,偶尔落在附近几棵高大的白杨树上,发出“哇,哇”的叫声……
  我们被带到一家旅馆安置下来。出于小心,大家都“安分守己”地坐在房间里闲谈。
  正说着,门开了,进来一个人,将我们每人打量了一下,又将每个床位扫视一遍:“你们从哪疙瘩(东北方言,哪里的意思)来呀?”
  我们见来人身穿羊皮袄、黑坎肩,头戴一顶黑皮帽、挺神气,听话音挺硬,眼睛还四处寻看,难道他就是便衣吗?大家不约而同地有些紧张,赶紧都站了起来。文杏社管事王慎之抢先一步,拱手作揖:“我叫王慎之,请您多关照:我们从北平来。”
  “你们在哪疙瘩唱戏呀?”
  “华乐舞台。您有何贵干了”
  “你们有衣服啥的,我求(取)走。”他要我们的衣服?这是什么规矩呀?
  “您的贵处是……?”王慎之胆怯地强笑着问他。
  “咱是洗衣局的,咱洗的衣服又便宜又好。”
  啊!这简直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们扑通一下都坐下了,笑哇,几乎笑背了气。唉!回想那时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终日将心提到嗓子眼,即便如此,也没少受欺侮。
  且喜我们的演出营业甚好。海报贴出,三天打泡戏的票很快售完。几天过去,我们的心情相对地松弛了一些。我和哥哥去道里游逛。哈尔滨这座城市分道里、道外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道里的街道,干净,整洁,绝大部分是俄式的高大建筑,饭店、地下咖啡馆、舞厅比比皆是,彻夜灯红酒绿。道外十六道街是中国百姓居住的地方,又简陋,又脏破。我们看后,不觉感慨万分。
  经人指点,我们走进一所公园,里面有个立等可取的照相摊。我想到远在北平的母亲正在思念千里之外的游子。就和哥哥每人花二角钱照了一张相片,连同平安家信,一并给母亲寄去。
  在这里,我也交了一位好朋友。
  那是在我们演第三天打泡戏《群英会、借东风》的时候。离开演的时间不多了,专管后台的徐盛昌师兄,发现没人化黄盖的装,连连大声地问了几句:“哪位演黄盖?”我们带的人员有限,当地戏院的演员与我们配合演出。
  “当然是从北平请的角儿来演!”坐在衣箱上养神的一位搭了碴。盛昌师兄见他那剃得光亮的头,准是位演花脸的,便向他走了过去:“您演——?”
  “曹操。”
  “不!误会了,您演黄盖吧!我们这位世海弟宗郝寿臣的路子,他演曹操。”
  “那好,那好!”他匆匆地勾起黄盖的脸谱。
  开戏后,黄盖上场了。盛昌师兄找到一位当地演员了解,才知此人名叫小鸿庆,姓赵,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年铜镜架子花脸。他不肯扮演黄盖,是因为东北演此戏,受南方影响较大,曹操的表演很少,均由一般底包演员饰演。所以才出现刚才的局面。
  及至我穿好服装,他见我从脸谱到服装都有很大的改变,不觉十分注意。我在场上表演,他始终扒开台帘看戏。“回书”一场结束,我刚回到后台,掭下头网,喝水休息,他就走了过来。
  “贤弟,佩服!佩服!演得真好!请问,你演的这出戏,完全是宗郝寿臣先生的路子吗?”
  “略微学点皮毛吧。”
  “您将剑眉、三角眼改成……这叫……?”他仔细地看着我勾的曹操脸谱。
  “这叫单眉、细眼。”
  “开氅、相巾改成红蟒、相纱,有气魄!曹操一出场就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统领八十三万人马的曹丞相气魄出来了,怎么想的呢?”……他看着我穿的服装,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问我。他肯于琢磨的劲头打动了我。我破例地话多起来。
  “曹操改穿红蟒、相纱,是郝老师改的。我们科班的肖长华先生教我演全本《三国志》时,《群英会》这一折的第一场原是曹操操练水兵,身穿红蟒,头戴相纱。‘口书’是第二次上场,所以换穿家常的便服——相巾、开氅。现在,头场删去,曹操还穿便服,气势不够,我想郝老师是为此而改的。”
  “有道理,有道理。唱和身段也加得好,观众多欢迎啊!年轻有为。贤弟,你前途不可限量!”说着,他索性搬来一把椅子准备坐下畅谈。我忙提醒他:“咱俩都得听场,千万别误了。”他点点头接着说:“我们东北演曹操的戏都比较粗糙,没有你这种演法。去年,言菊朋老板来这里演过《阳平关》,曹操也是你们富连成一位叫孙盛……盛……”
  “孙盛文吧?”
  “对,对对,是孙盛文,他演的曹操也是很细致,很讲究。”
  “当然啦,盛文哥是手把手教我的师兄,我演《阳平关》也是他教的。”
  “太好了,以后,你能给我说说吗?”
  “说戏,没问题,尽我所会的吧!”
  后来,他对我在艺术上向他倾囊而倒很是感谢,我对他的好学精神也觉佩服,互相结下了友谊。临别,他送我很多东北特产,我也将一顶备用的相纱留给他作为纪念。

  十八天演出顺利过去,我们受到观众和内外行的一致好评。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顺利。
  原定的最后三天演出,海报没按常规刊登“临别纪念”的广告,就已引起我们的纷纷议论。第二天后,海报公然复登我们曾演过的前三天打泡剧目。我们实难理解,寻问二位管事,了解到,经理见营业甚好,曾几次要求续演,王慎之等均未同意,此广告是经理单方作主刊登的。我们对经理强行续演的作法很是恼火,请管事会质问。
  经理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你们的演出观众欢迎,续演是观众的一再要求。跟你们商量,你们就是不同意。不续演吧,观众又不肯答应,我不敢把观众惹恼哇!只好如此喽!这也是事出无奈,多包涵!多包涵!”几句话,就将王慎之、盛荫打发回来。他们考虑,事已至此,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把关系搞僵,对付着演完三场,早日赴沈。于是回言劝我们:“出门在外,这种地方别惹是非,忍了吧!何况经理说是续演三天,不会让大家吃亏的……。”盛苗又挨个请求,婉言相劝,大家只好勉强应允。
  可是,万没料想,刚演完第二场戏,海报上又登出再续演三天的剧目广告。大家立即找二位管事质问:为什么经理又先斩后奏再次强行续演?为什么加演的两场,戏份钱拖着不付给?二位管事也是想不可遏,安慰我们先上场演出,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找经理评理。直到戏散场,我们吃过了夜宵,他们才回到旅馆。
  盛荫一句话没说,“唔唔”地先哭起来。
  “你别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焦急地追问着。
  “唉!”王慎之长叹一声,委委屈屈地说,“经理说啦,他们花了一万元,把咱们从北平接来,营业又不错,难道就这么谢字不答地走了吗?咱们在这个剧场演出,剧场原来的主要演员都停演了,他们‘当老板的,不忍心白白地看着这些演员们耽误了正月的好买卖’,把这三天的收入照顾给这些演员了。还有剧场里的人和底包、龙套上上下下百十来人,为咱们辛苦了半个多月,同行同伙也该照顾,所以,再演三天的钱就是为照顾这些苦呵呵的伴们的……”
  这个经理说得多么好听呀!我们完全知道这是些骗人的鬼话。不过是他们敲竹杠的借口罢了。我们等不及王慎之将话说完,就愤怒地嚷起来。有的人还比较沉得住气,劝我们静下来让王慎之把话说完。
  “是呀!经理的这种无理要求,我们俩一听就急啦!哪肯答应呢,说死了不同意再唱二场,一直和他讲理。从没开戏到这会儿,谈了几个钟头啦。最后,经理变成青红脸,说:‘广告是登出去了,票也卖了,如果你们执意不演,我不勉强,到时候观众看不上戏起来闹事,还甭说砸了戏园,就是碰坏一个茶碗,也朝你们说!’他说完就走,把我们俩给焊在那儿啦!怎么办呢?我们对不起大伙呀,盛荫越想越委屈,半路上就哭了……”
  “太欺侮人啦!这窝囊戏说什么也不能再唱!”
  “对!说死不唱,砸了这个戏院才出气呢!我看着砸:看他们能把咱们怎么着!”
  “越唱,他们越觉得咱们好欺侮!”
  大家群情激奋,拍桌子、跺脚地怒吼起来。世玉拍着口袋说:“说死我也不唱,车票钱我还有,我这就坐车回家!”他转身就去捆铺盖。这句话很有号召力,顿时,就有几个人响应,七手八脚地忙着要收拾行装。房间里乱成了一锅粥。
  扑通一声,盛荫双膝跪在地上,
  “我求求……求……听……我说、说……吧!”盛前已经泣不成声。
  屋里霎时安静下来,几个人过去将盛荫拉起来,按坐在床上。
  “有话慢慢说,犯不上跪下呀!”
  “我……我……说……”他哽咽得语不衔接,我给他递过手绢擦泪。他收住哭声,大喘一口气,才又接着往下说:
  “我们无缘无故为他们白喝六场戏是窝火,若是硬抗,再出点事就更难办了,大伙别忘了这儿是什么地方啊!咱们在这儿又是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摸黑,找谁说理去呀?谁,又能替咱们说话呀!兄弟们闹着回北平去,等于把漏子堆在我们两人的身上。这件事,是我给办砸了,我对不起兄弟们。事到如今,没别的路可走,我只求兄弟们帮帮哥哥,权当是给我唱几场搭桌戏,我给大伙跪……跪……”说着,他眼泪纵横,言语使塞,又要跪下,被大家急忙拦住。
  见此光景,我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搭桌戏,是演员遇到老、病、死的境遇时,同行们尽义务帮助唱戏,是演员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们此行的演员,大都是一师之徒的师兄弟,怎能到此刻撒手不管呢?
  王慎之也作揖哀求:“有补哥儿几个的那天,有补哥儿几个的那天:忍了吧:忍了吧:大家求个平安!”
  大家思前想后,异乡的孤客,别无他路,只得强压怒火,乖乖地自演六场戏。
  戏,总算演完了。盛藻哥、陈丽芳先行一天赴沈,给当地有权势的人物去送礼拜客。晚间,经理前来送行。他若无其事,满面春风地给我们道辛苦:“辛苦,辛苦,大家辛苦,我们剧场的弟兄们让我代向大家致谢,有劳各位的关照……”我们一肚子火气,哪里听得进他的这套,没人去搭理他,只有王慎之和盛荫与他搭讪。
  他们走后,我们无事早休息。睡梦正浓时,乓!乓!乓!“老三开门,老三!”我被敲门、喊叫声惊醒,迅速下床打开房门。盛藻哥用手绢捂着脸,扑进房门,趴在床上痛哭。陈丽芳趴坐在对面床上,浑身打颤,面无血色。盛荫双手抱头伏在桌上,一语不发。
  “你们这是怎么啦?为什么没上火车呀?”
  “出什么事啦?快说!”大家被搞得莫名其妙,预感到祸事的降临、急急地追问。
  原来,经理将他们送到车站,就先行告辞而去。他们自去车站入口处检票,迎面走来几个军警。
  “谁叫李盛藻!”
  盛藻哥见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势汹汹,连忙满脸陪笑应声:“我。”
  “啪!”“啪!”“啪!”军警一句话没说,走上前来,伸手就抽了盛藻哥几个嘴巴。盛藻哥被打懵了,王慎之、盛前忙过去将他扶住。质问军警:
  “你们为什么打人?”
  “为什么?问问你自己,你他妈的给脸不要脸!想走?没那么容易:我们哥们的钱也不是容易挣的!”
  “你们的行李、戏箱不能运走,都给我扣下!”说完扬长而去,盛藻哥三人受侮而回。
  盛藻还在痛哭不止。他在科班里,从小天赋条件好,禀性聪明,身体又瘦弱多病,叶春善师傅对他特别另眼相待,七年时间没碰过他一手指头。此回,无端地受到这样的欺打凌侮,他怎能不失声痛哭呵!
  其他几个房间的人也被惊动过来了,大家义愤填膺。我们几个年轻人拍桌、跺脚,大声疾呼,急着去找军警们评理算帐。年龄大些的先生们,摇首长叹,安慰盛藻,劝阻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以免事态扩大。
  正闹得不可开交,那位经理匆忙而入。
  “诸位受惊了!诸位受惊了!”他拱手在屋内转了一周。
  “事情我都听说了,怪兄弟我照顾不周,我给诸位赔礼道歉!”他又连作了三个揖。
  “他们无理打人,不能容忍,欺侮咱们官地面没人吗?哼!”说着,他满面怒气,又将胳膊,又挽袖子。见我们无人搭言,顺手摘下头上戴的皮帽子,搔了搔头皮,又换了另外的腔调:“不会呀?戏票早就送去了,关照过啦!”停了停,又接着说,“诸位若是信得过兄弟,兄弟就去找他们评理。诸位是我约来的,他们这样无理,以后,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北平过角儿呀!”他这番话,我们并未深信,但总算是句公正话。对于他肯出面与军警论理,我们颇有感激之意,企望着经理有更硬的门子,能压压地头蛇,出出这口恶气。
  经理走后,好容易才劝盛藻哥止住哭声,让他洗洗脸,大家各自休息。我的眼睛困涩得厉害,可又睡不着。唉,真是黑夜漫长盼黎明啊……
  上午十点,盛前、慎之二人去找经理听口话。中午已过,两人才象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地回来了。二人与大家相对愣神,沉默不语。大家很着急,一再催促,盛荫兄双眉紧锁,长叹一声说:“经理说,军警们嫌戏票送得少,上司看了戏,他们没看到。因此才怒打盛藻。军警们扬言,不看足戏,不给他们赔礼,不许我们离开哈尔滨!经理替我们与军警达成协议:要我们更换新剧目,加演七场,请车站的军警和家眷看足、看够。余下戏票卖出,用这笔钱筹办酒席、礼品作为赔礼道歉!”
  “你们答应了吗?”这样的屈辱“条约”,万万不能同意,我迫不及待地追问一句。
  “太欺侮人了,我们哪肯答应呢?好家伙!经理还是那出戏,马上又变了脸,他说,‘你们答应,我就帮到底,你们不认可,也不强迫。不过,再惹翻了他们事情就更不好管了。你们是直接找军警辩理,还是另请高明出面调解,你们哥几个自己商量吧!”
  大家的肺都要炸啦:经理哪是去找军警评理,分明是继强行续演之后,又施手腕与军警勾结、狼狈为奸,做好活局子(圈套)坑害我们。我气得“火冒三千丈”,两眼迸金星,大声疾呼;
  “豁出半斤八两,跟他们拚啦!”
  年轻些的也都愤愤不平地叫嚷着:
  “告他奶奶的,官司不打完。请爷爷离开哈尔滨,我都不走了!”
  “要命有一条!演戏绝不能!”
  大家虽是满腔愤恨,但是,也都清楚,现在矛盾的双方已经不是我们和剧场经理,而是与军警了。这些家伙倚仗日本人的势力,为非作歹,无所不为。他们打盛藻,就是强迫我们入他们的圈套。不服嘛,他们还可以任意给戴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我们意识到,在家中所顾虑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只得强压怒火,又演了七场戏。每天,他们只付给我们所需的饭钱。最后,又由我们出钱、经理出面,请军警们吃了“赔礼饭”,才将我们送上火车。大家忧心忡忡,深怕中途又出变故。
  火车开动啦!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出:“哎哟,老天爷!咱们可离开这儿啦!”

  沈阳共益舞台的半月演出,也很受欢迎。孙楼东(楼东是当地对戏院经理的称呼)点名要求我演《连环套》。我们一行人中没有武生,他特约了一名当地女武生陈麒麟。她扮相英俊,身高威武,嗓音也很洪亮。几次说戏,我将剧中节骨眼的细致表演给她讲清楚,演出较圆满。孙楼东要求续演,王慎之等婉言辞谢。我们星夜兼程地从沈阳赶到大连,本想多演几场,以补哈尔滨的亏损。然而,第一天打泡就是四成座。至第五天,天降大雨,剧场内寥无百人,被迫停演。盛荫垂头丧气地哀叹:“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我们听他话中有话,再三追问,才了解到,李香阁曾说:哈、沈演出结束,望早返大连,春暖花开日,上座率会更好,肯定有好钱赚。王慎之等考虑:在大连若能维持半月,七成座,就相当哈、沈一个月的盈利,而且是三七分帐,比定数包银更得利。所以,哈尔滨剧场经理提出续演,他们一口回绝,沈阳成绩虽好,但总想早去大连,结果招来灾祸,更没想到在大连两次演出间隔太近,观众对吃“回头饭”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使我们陷入更狼狈的困境。大家无不埋怨管事人贪心,错打了算盘。正在发愁之际,想不到风波又起,正所谓祸不单行啊!
  我们在大连居住的小旅馆,房间内比较洁净,但后窗户与对面房屋的窗户相对,中间只隔将近两米宽的一条狭窄胡同,互相可以看到对面房内的一切,稍高的说话声也都互能听到。我们的房间与一个便衣特务的外家相对,那个女人浓妆艳抹,妖里妖气。酸声酸语的讲话声刺激神经。晚上,她们一群不三不四的人聚在一起,抽、喝、赌,整夜吵闹不休。扰得四邻不安。李宝魁心中闷气,趁那“女妖”一人在家的时候,打开窗户,朝她说了几句不太中听的话。得!麻烦又来啦。这一下可捅了漏子啦!
  晚上,演出已停,大家无所事事,李宝魁、江世玉、高富全、管箱的童树泉四个人凑在一起打麻将牌。他们又说又笑,玩得正开心,听见有人用脚踢房门,误以为是自己人开玩笑,李宝魁叫嚷着。“再踢门,看我不责打你八十军棍!”话声没落,门“乓”地被踢开,闯进两个人:一个日本警察,一个便衣。四个人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就被带走了。
  事情发生在夜里十二点左右,熟睡中的我们,不知他们四人在房间里唱了如此一出“活捉”。第二天清晨,不见他们来吃早点,以为是夜里打牌,早上贪睡,到他们房间一看:桌上摆着麻将,被子整齐地叠在那里,帽子、大衣都挂在墙上,他们去哪儿啦?我们正纳闷不解,盛荫、王慎之慌慌张张跑进来,拍着大腿叫道:“糟了!糟了:越怕出事,事越多。他们几个昨天夜里打牌,让日本小衙门逮走了,正托李香阁去说人情,将他们保出来,需要给他们送去五十元钱!快,快,大家凑凑吧!”连五十元钱都需要凑吗?岂不知在哈尔滨分文不挣,干耗了半个月。哈、沈的包银在北平时就都付了。大连不仅没挣,住店等开支还要赔钱。此时人人手里都没什么钱了,真是“屋漏反遭连阴雨,行船又遇当头风。”凑齐五十元,我也随着去到小衙门接人。
  钱送去,人释放。
  “哎哟,我的三哥呀!”世玉见了我,捂脸大哭。
  “昨天夜里,把我们带进小衙门,无人审也没人问,就叫我们四个人在屋里跪着。我们心里非常害怕……不知日本人要使什么样的‘王法’,深怕明天把我们拉出去枪……毙!”他哭得更伤心了。
  这点小事,哪里能会枪毙呢?其实不然,日本军国主义将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屠杀数百万无辜的中国同胞,有如铡草,从不眨眼。卖国求荣的汉奸、洋奴仗势欺人,草营人命,无法无天。稍有不慎,无妄之灾就会从天外飞来。
  铁蹄下谋生,难哪!近两个月的演出,深深领教了“蜜饯石头子”的厉害。虎狼之地不可久留,我们急于返回关内,怎奈囊内一空如洗,盘缠皆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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