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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祖籍是苏州，但我把北京视为故乡。自一九五二年全家移居北京，到一九八七年我离开中国，北京三十五年的生活，甜酸苦辣，大起大落，留下了我从少年时代到不惑之年的生活轨迹。 出身寒门，靠个人奋斗而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学识不错，英文极佳。但“两航”起义归来，在天津民航局，他只是个工会副主席，管管联欢会之类的一个闲差。后来，他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工作，先后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一走数年。 因为小叔叔和三叔叔已经定居北京，小叔叔还买下了北新桥仁德里一号的四合院，三叔叔也搬到了交道口东大街，住在小叔叔家的大斜对过。为了有个照应，父亲走后，母亲辞去了天津培新幼儿园主任一职，一九五二年暑假，带着孩子们搬到北京。她后来在府学胡同幼儿园和东四五条幼儿园任教。 到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八岁半了。 刚到北京，母亲带着从两岁到十五岁的六个孩子暂时挤在小叔叔家的东房。 当小叔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在青岛的父母曾把他和也尚未成年的三叔叔和姑姑接到青岛念书。他们三个人的食宿和学杂费不是个小数目，但自幼失估的母亲推己及人，不但毫无怨言，每到周末，还总是做了好饭菜，等着他们从学校回来“打牙祭”。特别对最小的小叔叔，母亲更是关心和照顾。多少年来，小叔叔对此没齿不忘，始终敬重如母的长嫂。 九月一日新学年开始时，因为还没有安排好住所，母亲只好让我和二哥跟着小叔叔家在汇文小学住校的堂哥嘎嘎一起，也去汇文住校了。我在汇文只上了四年级，二哥上了高小两年。 父亲曾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了《奥勃洛摩夫》等文学作品，他用的笔名是齐蜀夫。《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同察洛夫的名著。 我和二哥去汇文住校不久，母亲便用父亲的稿费积蓄，买下了交道口南大街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的小院，从此定居下来。 十三年后，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变成了东旺胡同四十三号。“文革”刚开始，就像很多原名“有财”、“富贵”的人改叫了“卫东”、“永红”似的，马将军也给破了“四旧”，取名东旺。那时，曾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成了“反帝路”，苏联大使馆前的那条路则是“反修路”了。 汇文是北京早年的名校。中学是男校，为北京二十六中的前身，原来在崇文门城根儿下。小学原来在东单盔甲厂。 一九五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北京兴建了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广播大搂、电报大楼、工人体育场和北京火车站。因为汇文的地皮全部被北京火车站占用，中学便拆迁至龙潭湖附近，小学就此不复存在了。 当年的汇文小学由南、北两个院子组成。男生宿舍在北院，女生宿舍在南院。 我的宿舍紧贴南院的北墙，坐北朝南，在大门的东边。宿舍的房门靠西，迎面靠北墙是一排木板大通铺，并排约安置了十份铺盖，门边有手靠南墙横放了个木制的上下铺，东南角惟一的南窗下紧挨着上下铺横放着一副铺板。我去了之后，在那块铺板旁边又拼上的两块木板便成了我睡觉的地方。南北铺位之间本来就只有一米左右的通道，在东南角加上了我的铺位以后，更窄了。 我在班上住校的同学中年龄算是小的，最大的女生已有十三、四岁了，因为她们已经有了“倒霉”。“倒霉”是她们对月经的称呼。 大女生都住在“新北京”。长大了我才知道，她们说的“新北京”，就是从长安街往西伸展，远远的公主坟、玉泉路、五棵松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总部和军区大院都新建在那里，工作区和生活区占了很大的地方。当年，距繁华的西单仅公共汽车三站之遥的复兴门外就已经很荒凉了，与古老的北京城相比，那里确实是“新北京”。 从气质上看，大女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来北京随军的军队干部子女。其中之一是我们的班长。 大同学并不欺负我，在宿舍里，有时我们还玩得很快乐。有一次吹熄灯号前，我在大通铺上追跑打闹，玩得忘乎所以。为了不被逮到，我从大通铺往上下铺的下床猛跳过去，头部狠狠地碰到了上铺的床帮子，脑袋撞了个大口子，顿时流血不止。乐极生悲，大家都傻了眼。班长找了个平板三轮，同学们前呼后拥，像护送《沙家浜》里的新四军伤病员似的，把没能“轻伤不下火线”的我，送到了同仁医院，剪秃了一块头发，缝了好几针。 第一次离开母亲住校，每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我之所以没有像有些初进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杀猪般地哭闹，还能玩得差点“流血牺牲”，只因为我觉得二哥和嘎嘎就近在身边，心理上颇有安全感。其实，我不见得天天都能碰到他们。 离家住校，虽然我在情绪上没有太大的波动，但对“睡觉”则视为畏途，并大吃苦头。 小孩睡觉尿床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我直到十岁左右还偶尔为之。母亲带我去过医院，还让我到马将军胡同斜对过的后圆恩寺庄大夫家针灸了一段时间。后来荣获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就是庄大夫的儿子。庄则栋长得很像他的父亲。 中国民间讲究哪个器官不健康就以动物的相应器官来食补，诸如肝不好就吃猪肝，胃不好就吃猪肚之类的。推而广之，后来，母亲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个吃猪尿脖可以治尿床的偏方，为此，让我硬着头皮吃了好几个猪尿脖。这一切，均不见成效。再长大一点，我便不治自愈了。 尿床的孩子去住校，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汇文的女生宿舍和女厕所之间，隔着一个大操场。大同学告诉我，汇文南院的南围墙外是德国坟地，而南院的女厕所与德国坟地仅一墙之隔。每到晚上就寝前，全宿舍的女生都成群结伙地去上厕所。在那漆黑的夜晚，在那紧邻德国坟地的厕所，我从大同学们那里，听到了一个个关于坟地里闹鬼的民间传说，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还越想听。另外，班上谁开始有了“倒霉”，也是大女生在厕所的话题，但那时，我还不懂她们说的“倒霉”是什么，问她们，她们就像没听见似的，根本不理我。 在家的时候，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叫我起夜好几次，住校后，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跟我并排横睡在南窗下的同学，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跟我年纪差不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叫梁兢宜，她的姐姐梁兢存也在汇文。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又只在汇文读了一年书，那时的一切人和事几乎都淡忘了，但这姐妹俩却令我至今不忘，只因梁兢宜是我在汇文时“患难与共”的好伙伴。 我刚到汇文当插班生，一切都是怯怯的，这时，梁兢宜悄悄地跟我商量，晚上不管我们俩谁上厕所，都要叫醒对方一起去。她还告诉我，她晚上有时会尿床。不仅因为同病相怜，更因为她一下子就把秘密告诉了我，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在总担心晚上尿床的共同心理压力下，在害怕深夜单独一人穿越大操场去德国坟地上厕所的恐惧中，我们的友情令人珍惜。特别在冬夜，两个孩子，再困，彼此也肯为朋友毫无怨言地从热被窝里爬出来，迷迷糊糊、哆哩哆嗦地到刺骨寒风中去“潇洒走一回”的义气更加可贵。 在汇文念完四年级，我便转了学。放暑假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梁兢宜，还有另一个要好的女生，把被子搬到大操场滑梯的平台上，嘀嘀咕咕地话别，几乎一夜没睡。凌晨的露水把被子打得潮乎乎的，很不舒服。我们相约，要永远记住那个露宿的夜晚，更要永远记住彼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梁兢宜。 汇文一年的住校生活，我虽然没有像如今的独生子女那样，处处受到呵护，甚至还受了点“苦”，但对我独立能力的形成和对集体生活的适应却功不可没。 我在汇文戴上了红领巾。 小学校里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在那个年代是叫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来才改了名。胸前佩戴的红领巾就是队员的标志。入队年龄为九岁。入队条件说是“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其实，辅导员执行时“功课好、守纪律”，往往是最主要的。这比较便于管理，当然也扼杀了创造力。胸前的红领巾，把孩子分成了队员和非队员两类，非队员无疑是坏孩子的代名词。 在汇文，为了让班主任翟老师满意，为了争取入队，我很辛苦了一阵子，并非功课不行，而是上课的时候，我挺直腰板，把手放在背后，不说话，不作小动作，整整半年。就像二十年后我的儿女在游戏时说的那首儿歌一样：“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的立场最坚定。” 入队那年，我九岁了。 汇文时期，二哥掌管经济，我身无分文。为了领取买红领巾的“经费”，我从汇文南院到北院去找非队员二哥要钱。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门口，他得知了我入队的消息，突然发起了犟脾气：“去，去，去，我没钱！”然后又含着眼泪把钱给了我。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劣行，每个孩子最终都是会入队的。二哥从来不淘气，后来也入了队，但究竟是什么时候，谁都没留意。 在汇文，每到我最盼望的星期六，总是早早地站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门口去等二哥。我们一起离开学校，穿出胡同，在东单和崇文门之间的盔甲厂那一站登上有轨电车，二哥掏钱买上两张七分钱的车票，一路上，我们欢快地听着站着开车的司机踩着“当当”的脚铃，在东四十二条跳下车，从细管胡同东口走进去不久，就会路过右手边大哥读书的北京五中。再往前走，宽宽的胡同变成细细的一条，这大约就是“细管胡同”名字的由来。细管与北剪子巷相交后，就接上马将军胡同东口了。南北方向的北剪子巷里有很多小铺。二哥常常会买上两根三分钱的红果冰棍，我们比着谁吃得慢，转眼就到家了。我家住在马将军胡同西口路北第一家，口外就是交道口南大街。 汇文规定住校生星期天晚上必须返校上晚自习，但我经常赖在家里不肯走。在学校，半夜总是掉到地上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地冻醒了，漆黑、冰凉，半天才能明白自己是掉到泥地上了，就是和许多北京老百姓家一样，用夯把土砸得很瓷实的那种泥地。 那年冬天，我的脚后跟长了冻疮，化脓烂得好像都见到了骨头，只好穿着母亲的大棉鞋去汇文。 我不愿意住校。每当我耍赖的时候，二哥光看着我孤军奋战，从来不助阵，他只是“下山摘桃子”。我猜，他一定也是愿意星期一早上再返校的。 母亲经常迁就我，星期一早上到校后，我总能交出母亲为我写的“病假条”。不过，老师从来没问过，为什么我一到星期天晚上就生病？ 我家在北京定居后，母亲便去了紧临马将军胡同的府学胡同幼儿园工作。幼儿园的西墙毗邻的东四第一中心小学，就是府学胡同小学的前身。关押文天祥的小楼和文天祥的墓碑就在那里。一中心原来是东四区的重点学校，东四区和东单区合并成东城区后，就改名为府学胡同小学，成为东城区的重点学校了。 那个年代，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初级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是高级小学。初小到高小还要经历一次升学考试，升入本校高小的享有优先录取权。 该上六年级的二哥得在汇文念完高小。我结束了汇文四年级初小的学业，便不再继续住校。考取了东四一中心小学五年级后，我又开始了走读生活。 八十年代初，“文革”过去了，人生青春的年华也过去了。有一天，一群汇文的校友聚会在一起。如今已去世的孙敬修老师，当时也到了场。 孙老师在电台里讲的故事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他为孩子们讲了一辈子的故事。在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孙敬修老师的。人们喜爱他，人们尊敬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的职业是汇文小学的美术老师。 一九五三年，中苏正友好，“苏修”还没被“九评”，学校里唱的是：“苏联是老大哥呀，咱们是小弟弟。”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汇文的全校师生站在南、北两个院子之间不窄的胡同里，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为斯大林默哀。那时我不明白，学校两个院子都有操场，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胡同里？我更不明白，斯大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苏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老大哥”。 在孙敬修老师的美术课上，他让每个同学给斯大林画一个花圈。孙老师在黑板上画的花圈最好看。他用彩色粉笔画的花，圆圆的，很柔和，而且可以一笔就画下来，像小人书店里《白雪公主》的花一样可爱。 后来，我到了电视台，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大院里，偶尔也会碰到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录音的孙敬修老师。每次见到他，总让我想起他画的那个圆圆的好看的小花圈。 在那次校友的聚会上，人们回忆着汇文的往事，、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唱着小时候唱过的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夏令营旅行歌》……一首接着一首，开始还笑着，后来便不笑了，再后来有些人就忍着眼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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