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按规定，少先队员年满十五岁的时候就该退队了。在我的学生生涯中，从来没有过当班干部的记录，只是到了高一，班上十来个即将退队的同学推选我当了几个月少先队的小队长。 在迈入青年时代的前夕，我们小队的老少先队员对胸前的红领巾格外留恋起来，每天，不但再也不会忘记佩戴红领巾，还在一九五九年的早春时节，特地去照了张合影作为告别少年时代的留念。那天，大家格外亲密，还有点伤感。 少年时代逝去了，我已经满了十六岁。一九六零年春末的一天，教导处的一位老师通知高中几个不同班级的同学去参观北京电视台，而且还指名我当了领队。在学校，我早已习惯了大头兵的生活，所以，对由我当领队的决定，真有点“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感觉。 “人造卫星翱翔空间，跳着轮舞飞向前”、“我们大家都有朋友，地球也需要好同伴”，当世界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我和同学们正因苏联宇宙飞行员加加林邀游太空而唱着《人造卫星之歌》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电视都还没有什么概念。 中国电视事业起步于一九五八年。那年初秋，我在北海公园第一次见到电视。那天，一台十三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架在前门入口不远的白石桥头，正在播放中央电视台的试播节目。中央电视台初创时，因为发射功率只能覆盖北京地区，被称为北京电视台。那次播出杂波很大，图像极不稳定，我看见了一个脸部不断错位的女播音员。她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首位播音员沈力。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未来的命运，将与面前这个发射着歪歪扭扭图像的电视台紧紧相连，屏幕上那位女播音员会成为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及多年的朋友。 广播大楼是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位于复兴门外二号，虽然它现在已经显得老旧，但在一九六零年，却是北京城的时髦建筑。 去参观电视台的那天是个星期日。教导处老师说，电视台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到了西单，广播大楼则近在眼前了，而电视台就在广播大楼里。教导处老师让我放心，他说，只要我们能按时到达广播大楼门口，就一定会有人在那里等着我们。 星期日下午，大约七、八个高二和高三的同学在学校集合后，就乘公共汽车向电视台进发了。 广播大楼果然非常醒目，车刚到西单，就看见它像只羊群里的骆驼似地矗立在一大片灰平房的远处。“到了！”我赶紧招呼大家在西单跳下了公共汽车。 我对西单一带不很熟悉。几年的中学生活，我的活动范围超越过天安门的时候不是很多。当然，每年“五·一”和“十·一”庆祝游行或联欢晚会的时候一定会去天安门，此外，就只是难得去一趟西单南面宣内大街的高大夫诊所了。高大夫诊所是那种前店后厂的两层小楼，楼下行医，楼上住家。在拍电影《祖国的花朵》外景的时候，我和高大夫的女儿高光是同宿舍的小伙伴，后来，我们曾有多年的来往，但西单往西面的远处，我从未单独出行过。 在西单下车之后，冒着北京春天特有的风沙，我们走了好一阵子，电视台还是在一大片灰平房的远处。这时我才知道“看山跑死马”，广播大楼高西单还足足差着三站路呢！ 上中学五年了，难得这次让我负点责任，当了领队，谁知第一次就出师不利，下早了车。好在同学们兴致很高，并没有埋怨我。我们去参观电视台，人家还得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假如再迟到，就更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心里很不安，同学们也都加紧了脚步。我们气喘吁吁地总算按时赶到了广播大楼。 四十年前，过了西单路口不久，就只是一片低矮的民居，几乎看不到什么商家了。复兴门外，更是一片荒凉。护城河畔拔地而起的广播大楼与周围的景致极不协凋。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在电视台作人小工作的郑薇，一位很有人情味的老大姐。 早年，为了保证高考的生员和质量，高教部规定不能在高中生参加高考前招工。但电视台初创，是周恩来总理以“特殊工种”为由，特批给了电视台两个名额，使电视台得以在北京的中学生里挑选电视播音员。郑薇和由电视台人事处及中央广播事业局干部处组成的小组，曾跑遍北京市近百所中学，挑选了一千多个高中生应试，历经四个月的甄选，才完成了寻找电视播音员的工作。 中央电视台是在广播大楼西翼四楼起家的。开播不久，又在大楼后面新建了一座二层楼的建筑，并在那里播出了近三十年。 女十二中七、八个同学去电视台的那天，演播和技术部门刚刚搬进新楼不久，埋着电缆、水管之类东西的大沟还没有封口。我们踩着一块木板架起的独木桥越过大沟，才从旁门走进了电视台。 我们七、八个同学被带进了小播音室。播音室的一张绿绒面桌子和一把椅子后面是块浅灰色的招幕。屋顶上安装了几个演播灯，桌子两旁还各有两台立地灯。桌子上安着两个话筒。面对桌子还有两台底下带着大园盘可以升降的摄像机。这里的装备跟电影厂的摄影棚有点相似。 一个带着耳机的胖姑娘，不知是在听着谁的指令让我们七八个同学轮流在镜头前面随便说几句话并且回答问题，还要朗诵一段，然后再向左转、向右转。 我站在镜头前被这么折腾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我想，不是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干上这个了？我是领队，我得问问他们。所以，当让我随便说几句话的时候，我就问了：“不是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干上这个了？”他们没有给我回答。接着该朗诵点什么了，我念了首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我们的课文，我喜欢它。 每人都这样来过一遍之后，他们就让我们回家了。临走时，我又问了一遍：“不是说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不参观就让我们走了？”他们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 还是在念初三的时候，学校曾让我去过位于新街口的大众电影社。那是一个晚上，摄制组正在为电影《革命家庭》挑选扮演小妹的演员。哥哥似乎已决定由张亮饰演了，那天张亮也在场。他们说我与张亮站在一起显得太高了。 回到学校，我就像从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继续读书。虽然我盼望入选，但我那时已经懂得，选演员的时候，参选的人都似商品，合则要，不合则不要。选演员和定演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从电视台回来后不久，教导处的老师让我再去一趟电视台。他虽然让我这么一趟趟地往电视台跑，可从未告诉过我，是去应试电视播音员。我只是听从老师的安排，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回学校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那时，我仍执著地梦想着报考电影学院，从没改过主意。 第二次去电视台的时间是个晚上，而且又只有我一个人，但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轻车熟路地就抵达电视台了。 和上次一样，我又在镜头前面说了、念了，再向左转、向右转了一番。我后来才明白，那是让局领导作最后定夺的举措。那天晚上，他们都坐在二楼总控制台通过导演间的监视器审看着我。直至梅益局长拍下了那决定我一生道路的一板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命运已经就此决定了的处境仍浑然不知。 后来，小播送室里进来了一些人，大概都是电视台和广播局的有关领导，但当时我不可能对得上号。我只记得其中一个瘦瘦小小的中年妇女，用看着自己的孩子似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了一些很亲切的话。她就是电视台的台长、新中国广播事业的第一位播音员孟启予。她有个女儿叫久久，和我一样大，后来进了中央音乐学院。久久的学名叫陈莲，我后来和她也很熟识了。 等那一大群人都离开后，小播送室里只剩下那位胖姑娘小张和我。小张是技术员，她问了我的年龄之后，说了一句令我莫名其妙的话：“你这么小就参加工作呀？”我很奇怪：“你说什么呢？谁说我要参加工作了？” 回学校以后，这一切被我立即忘到了脑后，紧张的总复习已经开始，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有一天，忘记了是哪位校领导找我谈了话，参观电视台的谜底终于揭晓。她先跟我讲了一大通青年人应该服从祖国需要的道理，接着告诉我电视台要调我去作电视播音员，希望我愉快地服从需要。 我非常意外，内心很不平静。如果去了电视台，就意味着我将永远放弃自十岁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学电影的理想。但是，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很纯洁地把“服从祖国的需要”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不去电视台，又觉得那不是个青年人应有的表现。 校领导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就让我回家和父母商量商量，过两天再给她答复。 念高一的时候，我们班上曾有一个同学因服从祖国需要而离开了学校。她叫王重华，一张十四岁清秀的娃娃脸，却长了个一米七四的大个子，细长细长的。她是班上的体育课代表，一个功课很好的学生。 北京排球队调她去当了专业排球运动员。班上的同学都为她感到无上光荣，还开了欢送会，并在教室前和她合影留念。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王重华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她在排球事业上究竟发展得如何？等到我面临着同样选择的一天，我又想起了她。我格外想知道，她在尚未成年时就对自己命运做出的一生的抉择，是否终古不悔？ 我究竟该何去何从？ “人生关键的脚步只有几处，愿你用结结实实的步伐一直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初二作文得了“二加”后抄录过的这段话终于派上了用场。是否去电视台，已是我“人生关键的脚步”了，我的步伐得“结结实实”，我也希望我的成年能“辉煌壮丽”。对人生如此重大的问题，我得好好想想，也该和父母好好谈谈了。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和父亲谈话。 其实，在没有谈话之前，我已经预感到结果了。 我对服从祖国需要的决定没有很大抵触。我对父亲说，好在电视看上去和电影还有些相同之处，虽然它才起步，但可能是个有发展的事业。 当我向校领导报告了我的决定之后，突然感觉到无比轻松：我不必再参加紧张的期末考试了！ 直到我快离开学校了，我仍不是个共青团员。 在中学，摘下了红领巾的学生都会积极申请争取加入共青团。非团员就像小时候的非队员一样，是落后学生的代名词。为了入团，申请人得找两个团员做入团介绍人，还得经常“靠拢组织”、“汇报思想”。 我的缺点是“不靠拢组织”、“不汇报思想”。我只会和好朋友谈心里话，而且，那些话都是从心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但是，为了一个目的去找人谈话，我常常无话可说。我始终没能达到团员的标准。 我高中时的同桌叫吴珉衡，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她还没有入团。我俩一样高，是好朋友。她的英文不错，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后来分配到苹果园中学作了英文教员。 高二那年冬天，吴珉衡的母亲给她用紫红色的毛线织了一条厚厚的围巾，那是条很暖和很柔软的围巾。一个大雪纷飞的中午，学校门口有人找我，吴珉衡就让我围着她暖和的围巾出去了。从此，在我“不靠拢组织”、“不汇报思想”的缺点外，又加上了一条缺点：“带别人的围巾，虚荣。” 我那时是愿意入团的。自从退队以后，填履历表时政治面目那一栏从少先队员变成了“群众”，看上去显得实在“落后”。但入团竞如此麻烦，我只好听之任之，不去理会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我已不热衷于入团的时候，我将服从祖国需要去当电视播音员的消息传开后，我们班的同学、团支部书记闻嘉谟以及我的入团介绍人陈宁芝和佟得勤立即开始了突击我入团的工作。 我在一九六零年六月四日被发展入了团，半个月后，就离开了学校，去电视台报到了。 虽然我已经进了电视台，但同学之间的友情仍然不能割舍。当全班同学即将高中毕业各奔前程的时候，我又被召回到同学之中，在全班的毕业留念合影时，也有着我的一个位置。 我进电视台那年是十六岁。报到那天是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日。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