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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电视台不久，领导就送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学习了。 我的启蒙老师林如是老“贝满”的学生，我的校友。她是播音部第二代播音员中的饺伎者。林如的声音深沉圆润，播音风格自然流畅。她在电影录音剪辑中的解说是我最喜欢的。 当年，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播音员大多是从中央台播音部派去的。我去播音部学习的时候，林如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她总爱穿一身浅色“布拉吉”，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朝气。 去过苏联的播音员还有刘炜和费寄平等人。自小，我就爱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每当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响起的时候，就会听见费寄平那在中国播音界颇具特色的女中音播报的台号：“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广播。”我喜欢她那浑厚松弛的声音。不久前，当我得知“胖阿姨”费寄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怅然。悠悠天地，人们竟真像潮起潮落的过客一般，来去都匆匆！ 在播音部学习期间，我曾听林如谈起过苏联女播音员柳芭。柳芭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播音员，五十年代末曾到电台播音部工作过。如今，林如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常常应邀为一些电视片作解说，并不清闲。九十年代中，她两度去俄罗斯访问，曾与老朋友柳芭重逢。”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她们都“鬓发各已苍”，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可能有机会去一趟莫斯科。我希望去拜访从没见过面的柳芭，希望她能带领我去寻找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民歌，就是我年轻时喜欢的那种。那么美好的旋律中，我听到的却总是一种淡淡的忧伤。美好又忧伤，这就是人生？亘古以来，一代又一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在中央台播音部两个月的学习中，虽然我只播报过极简单的文艺节目的串联词，而且大多还是录音播出，但学到的却是在话筒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早年，中央台播音部有着一批极为杰出的播音员。夏青。齐越、林田都是具有严谨学术态度的老前辈。老一代的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高水准的播音队伍。 播音风格“准确、鲜明、生动”，播音语言“字正腔圆”自然是对一个中央台播音员最起码的要求。同时，鉴于电台的读音在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中央台播音员的读音对全国普通话的规范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普通话的读音标准依据的是《新华字典》，而《新华字典》又源于《康熙字典》。在播音部，读错别字的错误绝不允许发生。就连四声和多音字的读音有悻了新华字典，也都属于播音差错。业务秘书每天都把播音差错记录在案，并公开在“播音差错专栏”那块黑板各人的名下。这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约束了播音读音的随意性。 当然，属于技术差错范畴的读音错误公诸于众已经足以让人颜面无光、三生牢记的了，若在直播新闻中再发生政治差错，则是近乎于“恐怖”的事情。我在播音部学习期间，一位男播音员发生差错后所遭受的严厉处分，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的功效。 当年，送交到播音员手中的新闻稿，不仅有着众多编辑的不同笔体，再加上各级领导涂涂抹抹的审查修改，经常龙飞凤舞、难以辨认。有的字句甚至像一个气球，被一根长线牵着飘到了稿纸的边缘。播音员经常面对话筒直播的就是这种“天书”。 有一天，一位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播音部的男播音员在直播简明新闻的时候，把一句“美国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错播成了“苏联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在播音室外机房监听的值班编辑发现后，匆匆写了张纸条，轻轻地推开播音室的隔音门，把纸条交给了他，请他把那条新闻再重播一遍。为了免除紧张，编辑并没有在纸条上写明请他重播的原因。那位男播音员只以为这条新闻十分重要而需再播一遍。不料，待重播时，他仍把“美国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错播成“苏联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为此，他写检查、做检讨不算，甚至还受到了记过和降级的处分。 在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论在食堂中或大院里碰到那位男播音员时，我都会想起那个严厉的处分。 播音部对这次差错的处理，使我像个刚刚出道的小猴子，眼睁睁看着一只嗓音高亢的大公鸡被活活宰割，确实惊吓不已。日后，对稿件中每个字的读音，我只要稍有疑惑，则马上仰仗《新华字典》，绝不敢在镜头和话筒前掉以轻心、信口开河。 虽然，话筒前是个紧张严肃的岗位，但是，在生活中，中央台的播音员们都是些很有幽默感的人。 离开学校以后，虽然我每天上班、下班，日程并不空闲，但整天都置身于一群年长于我一大截的同事当中，我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时时怀念着过去的同学和朋友。 有一天，一位叫张力的男播音员对我说：“昨天有你同学的一个电话。我接的。没找到你。”我喜出望外，忙问是哪一位。他说：“叫窦尔墩。”想来想去，不记得我有个叫窦尔墩的同学。他又说：“是个男的，你好好想想。”说着，就一脸正经地走开了。 女十二中是个女校，我不会有男同学；而且，我是到播音部去学习的，从没把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过任何人。为了这位竞知道中央台播音部电话号码的“窦尔墩男同学”，我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仍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回到电视台正式工作，在介绍京剧节目时，才知道我那位“窦尔墩男同学”竟是取材于小说《施公案》的戏曲传统剧目中的一个人物：清代连环套的寨主。 荣获黄袍马褂的官府“刑警队长”黄三泰镖伤了窦尔墩。窦尔墩因此愤而前往连环套结义。十数年后，他偷窃了清帝赏赐给大尉梁九公的坐骑并企图加害于黄三泰，成了一个“刑事犯”。后来，他又中了黄三泰之子黄天霸的计谋。再往后，窦尔墩竟落得个投案自首、充军发配的下场。到头来，窦尔墩被赦，出家当了和尚。 京剧名优、杨派鼻祖杨小楼把窦尔墩誉为绿林好汉，还编演了京剧《连环套》和《盗御马》来纪念他。这两出京剧都是杨小楼的代表作。 说实话，我很感谢张力，是他的玩笑，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时时提醒自己这个并非知识广博的人而兢兢业业地工作。我明白，尽管播音员是个“出风头”的职业，特别是电视播音员，好比一本杂志的封面，更多了一层非抛头露面不可的特点。但是，如果不注意充实自己，在那虚幻的光环下又不自知之明，一旦失去了外部赐予的特殊工作手段，则将一无所有。 北京广播学院首届播音班开学时，我离开了中央台播音部，被电视台送到广播学院学习去了。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专业的前身，是一九六零年初秋开办的播音员训练班。播音业务老师徐衡对汉语发音理论颇有造诣。班主任马尔芳，也和徐街老师一样，都在中央台播音部工作过。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由广播局干部处和电视台人事处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工作班子，携带着周总理的批示，跑遍北京市各中学寻找电视播音员人选时，曾挑选出一千多名应试者。广播学院播音班的首届学员有些则来源于那一千多人中有播音培养前途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声音条件和语言表现能力都相当出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第三代播音员的业务骨干铁成。红云、钟瑞、雅坤、金锋、赵培、徐曼等都是那个播音班的学员。结业后分到各地方台去的同学，也都成了当地电台的业务主力。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开播后，因人手紧张而从电台播音部调到电视台的李娟也是首届播音班的学员。 我与那班学员中年龄较小的红云同岁，入学时还不到十七岁。因为我是来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每月可以拿到二十七元五角的工资，为调干生。除我以外，班上还有两位从地方广播站来的调干生，一位叫王冰洁的女生已经有二十多岁了，还有一位男生比她稍小一些。其他同学则是从北京各中学直接入校的高中毕业生。 广播学院最早的校址在广播大楼西面真武庙的一幢灰楼里。短训班中，除播音班外，还有专为开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培养摄影师的摄影班。摄影班的学生中，有些是已经分配到电视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又被送来进修的。现在已不再扛摄影机的马靖华、高长龄、刘瑞琴、刘元桢、金元成等都是那个班的学生。 此外，广播学院还有新闻系、外语系以及与广播工程有关科系的本科生。 虽然，播音班的学生生活，是在“困难时期”最饥馑的年代度过的，但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仍然十分高涨。结业后，大家都将像老播音员那样，得每天面对话筒正式播音了，未来的重担是那样严峻地摆在面前，少有学生不认真学习的。 广播学院为播音班安排了十门课程。有文学、历史、语法修辞、语言技巧、播音业务、国际知识、新闻学、广播史等。 许多在语言艺术方面有造诣的老前辈常常应邀前来学院上课。除了夏青、林田、齐越这些老播音员外，还有侯宝林、白凤鸣、马增芬等老艺术家，都把他们在语言艺术上艰辛探索的体会传授给了我们。 每天早上，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念绕口令、唱京韵大鼓，练气息，练嘴皮子的功夫。白凤鸣教过我们一首京韵大鼓：“春至河开，绿柳时来，梨花放蕊，桃杏花开，遍地萌芽土内埋。”虽然我唱京韵大鼓就像唱歌一样，一点曲艺的“法儿”都没有，但我还是喜欢唱那个段子。 我最花功夫的课程是语法修辞、语言技巧和播音业务。如果说，在中央台播音部我学到的是对播音工作的严肃性和紧张性的认识，在广播学院我则学到了走进播音室之前要做的功课：备稿的手段。 我当时很明白：首届播音班是培养电台播音员的，而我未来的事业是电视播音，中国的电视事业又刚刚起步，还没有成熟的电视工作者，所以，电视与广播在播音中的不同之处，只能靠自己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去摸索了。 广播学院的学生生活，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最饥馑的年代度过的。就在人们毫无怨言、同心同德地与国家共度难关的时候，也仍有趁火打劫的人和事发生。 我家从上海去天津到北京的几次大迁移，母亲都没有舍得把一些质地很好的餐具丢弃。我在广播学院食堂吃饭的时候，用的一个直径约有八寸长的普通搪瓷饭盆及家中早年一把美国军用不锈钢大汤匙，平时就存放在学生食堂各个班级的碗格子里。 北京那时经常停电。有一天快开晚饭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我又和同学们早早就来到食堂，站在我们班的饭桌前等候着开饭的铃声。突然又停电了，一团漆黑。仅一、二分钟的功夫，电虽然来了，可我饭盆里写着USA的大汤匙就像变戏法似的不翼而飞。虽然我惊讶得难以置信，但一声没吭。我懂得“捉贼捉赃”的道理。 在广播学院，我基本按照早餐二两、午餐三两、晚餐三两的标准使用二十七斤的月粮食定量。这样，既不会到月底挨饿，而且，经过一个月没有油水的半饥饿的日子，月末那天，我可以把节余的斤把粮票一顿吃光。那时，我多么渴望那每月一顿“撑着了”的感觉啊！ 但是，每个月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顿，食堂却只给学生提供没有几个米粒的菜粥。我玩命似的猛喝，也顶多灌上三大饭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理智克制欲望而节省下来的一点粮票白白浪费掉，实在心疼不已。响应号召“计划用粮”的同学们对食堂变相克扣口粮的做法也都十分不满。 我们班的女生都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我睡在佟雅坤的上铺，她后来的播音名字是雅坤。 一顿水饱换来的是整夜缺觉。月末最后那三大碗稀汤寡水的菜粥下了肚，害得我一晚上得爬上爬下折腾五、六趟跑厕所。本来就吃不饱，再加上睡不好，我虚弱极了。 不久，来了一个我已记不清名字的运动。当年作为广播局下属的广播学院，也在食堂里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几乎清一色揭发的是一位副局长和一位局办公室主任。他们管辖的食堂和广播局农场似乎成了自己私家的副食基地。大字报都是揭发他们“困难时期”在食堂侵害职工利益，大吃大喝的内容。他们甚至连幼儿园孩子们的利益都不放过。 那位副局长和局办室主任的所为，与如今有些人一再被通令却禁而不止的贪污受贿、公费旅游及公款吃喝等人性的贪婪一脉相承。人之初，性本恶。人类社会中还是得有点理想信仰，有点精神境界，有点道德约束，就像我在美国见到过的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才好。 三年“困难时期”在我的身上，我甚至相信在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我在美国《国际日报》做记者的时候，有一次，同《世界日报》及《华府邮报》的两位台湾女记者同桌参加一个演说餐会。她们与我私交不错。最后上的一道甜食是凤梨酥，她俩都只咬了一口就不屑地扔下了，并说：“这么难吃的凤梨酥！”我突然冒出了一句：“要是把你们放在‘困难时期’饿三年，你们就不会说这种话了。”她俩同时问我：“你在说什么呀？”我连忙否认：“没说什么。” 对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台湾同胞，我怎么才能解释得清楚在我生长的那块土地上，三十年多前曾发生过的一切呢？ 来美国后，在我家的饭桌上，每当孩子们吃意大利比萨剩下面饼边的时候，每当他们把饭碗一放，轻轻松松地说声“吃不下了”的时候，我就会说：“要是在‘困难时期’饿你们三年……”他们总是不耐烦地止住我的话头：“又来了，又来了。”直到有一天，已经成年的女儿秧秧一脸严肃地向我宣告：“那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终于沉默了，沉默了许久。 是的，每个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人口众多。我的女儿说得对，人为的三年大饥荒是不应该发生在中国这样一块富饶的土地上、这样一个勤劳的民族中的事情，但是，它不但发生了，而且，继而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更为严重、也同样不应该发生的浩劫。 虽然我已告诫自己不要再像祥林嫂“是的，我真傻，我单知道冬天有狼”一样，总去重复“要是在‘困难时期’饿你们三年……”一类的话了，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深深期盼着在烈火中死而后生的中华民族，记住过去，珍惜今天，再也不要重蹈覆辙了。 在广播学院，我最要好的朋友是钟瑞。钟瑞的本名叫钟瑞华。她家那时住在平安里一条胡同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里，父亲是一所医院的院长，母亲是位极会理家的主妇。她家小院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摆放着“活儿案子”的屋子。“活儿案子”足有一个乒乓球台那么大，钟瑞的母亲用她那灵巧的双手把一家大小打扮得整整齐齐。 钟瑞自小学过京剧，声音很有功底。老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像许许多多早年的老知识分子一样，钟瑞的父母并不赞成她从事播音工作，吃“开口饭”。直至钟瑞服从了国家需要，进了广播学院，仍为父母的意见所困扰。当年，她对我谈得最多的就是父母反对她做播音员，乃至后来反对她与同样吃“开口饭”的体育解说员宋世雄恋爱所带给她的不安。播音班结业以后，钟瑞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工作。近四十年来，她不但深深爱上了播音事业，并且做得有声有色。 我和钟瑞的友情始终建立在困难之中相互的帮助上，我们的交往维持得长长久久。特别在我人生的低潮阶段，我从她那里得到过很多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 钟瑞有个很幸福的家庭。我和她的丈夫宋世雄、她的女儿晓梅，特别是至今仍被我戏谑为“领领”的钟瑞的儿子晓辉也都成了朋友。 幼年的晓辉总得握着一根亲人的手指头才得以安睡。这用一根手指头领着他的动作，就是所谓的“领领”。在电台播音组工作的钟瑞，每当上大夜班而丈夫小宋又出差的时候，我在电视台值完晚班便经常直奔她家，代理“领领”之职。我的孩子那时在幼儿园全托，并无后顾之忧。寒冬，用我一根手指头便可以免去在六七级北风刮着的时候，单程四五十分钟蹬车回家的辛劳，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晓辉虽然乖乖地任我“领领”着，一声不响，但一声接一声的叹息让我知道他睡不着。就像《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只盼着深山出太阳”似的终于等到了开门锁的声音，我准会跳起来大喊：“哎呀，钟瑞你可回来啦！我可知道没妈的孩子有多难受啦！”我抱着被子就立即转移到晓梅的房间，让位给晓辉的钟瑞亲妈。如今，“领领”晓辉已经长大，在清华大学毕业了，只是我们已远隔重洋，难得再有一见的机会。 广播学院播音班结业前，一些同学在广播学院大门前照了一张合影。天气尚冷，周围的景致和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样，显得那么萧条。 不久，在广播大楼东翼一楼的大录音间，举行了一次结业录音。我那天非常紧张，对自己的录音效果极不满意，当场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班主任马尔芳老师一个劲地开导我。对马老师我一直有着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的小学同学马尔华告诉过我，马尔芳是她的堂姐。 其实，那次录音效果的好坏，对其他同学可能更为重要，因为那将作为他们毕业分配的重要依据。而我，只不过是电视台的代培生，跟着走过场而已。 那天，走出大楼东翼，就意味着广播学院学习生活的结束，我该回到电视台正式工作，真正地走入社会了。等待在我前面的究竟是些什么，我有些茫然。 那年，我已经十七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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