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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不要加上“中华民国”这一简称 周恩来点题之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 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去掉，并无不可。” 接着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平生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这位前清进士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年届83岁，耳聪目明，但听不懂北方汉语，这次由司徒丙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今天的会上，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译给他听。 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 宴会厅里这时显得很安静，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发表意见。 司徒美堂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决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时，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集团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美堂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这时也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陈叔通也表示赞成。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译成普通话。 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人几乎都反对用这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1点30分。 接着，宴会开始。 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食。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这样，表情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食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政协代表们认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岁月里革命的历史意义全部抹煞。比如辛亥革命、两次国共合作等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开幕辞中就已经讲过了。同时，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已经叫顺口了，因此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用公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使用阴历。应该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统一的国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有这样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于是，当天通过的大会文件中，“中华民国”的简称就全部去掉了。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中华民国”如同岁月风尘，被人们抖落于逝去的时空之中。 4．国号之争的背后国号之争中有两位人物比较突出。 一位是主张国号中有“民主”二字的黄炎培，一位是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简称的何香凝。 他们两位都是重量级人物，都是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们提出的意见都有很重的分量。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黄炎培非常了解。他坚持国号中要有“民主”二字，实际上体现了他毕生的努力与追求。 黄炎培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听过黄炎培的演讲；25年后，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作彻夜长谈。短短的重庆谈判期间，他与毛泽东会晤、聚宴达10次以上；新中国诞生之际，向来拒绝做官的他终被周恩来说服，出任了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跟他书信往来，难以数计。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一个没落知识分子家庭。13岁丧母，17岁丧父，兄妹3人在外婆家长大。 黄炎培6岁起识字、写信，幼时母亲的教育对他日后有很大影响。9岁人私塾，受旧文化熏陶达十年之久。20岁时，他以府试第一名的资格考取秀才，三年后中举。 少年时期的黄炎培就为反对专制、创立民主奔走呼号。1990年，黄炎培考取南洋公学特班，开始接受新文化。不久学校解散，他就与几个朋友在川沙办起川沙小学堂，在教育中向学生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倡导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他因此被捕。后经上海基督教洋人总牧师保释后，流亡日本。 1904年回国后，黄炎培又在乡间办起了学校。1905年7月，在老师蔡元培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前夕，他到苏州规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反清。江苏宣布独立后，他便留在苏州工作。1912年起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及副会长、议会议员等，负责江苏教育行政工作约三年，此后又担任上海申报旅行记者。 1917年，黄炎培赴美考察，回国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最终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主张教育政策的大改革，翌年创设中华职业学校。职业教育很快受到各方重视，海外华侨及实业界人士纷纷捐资助学，使职业教育成为时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黄炎培专程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俩人就国内、国际大局和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为排除异己，以“学阀”罪名通缉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捣毁，他再次流亡。 “九·一八”事变前，黄炎培正在日本考察教育，发现日本侵华战争气氛很浓，回国后他带着“日本即将侵我预感”，多方奔告。“九·一八”东北沦陷，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黄炎培投身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抗御侵略，他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在以后的“一二·八”和“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积极宣传动员上海市民运送军需物资，筹募捐款，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被推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抗战募捐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了同共产党广泛的接触。 1941年10月，黄炎培代表职业教育派同梁漱溟、沈钧儒、张君励、章伯钧、左舜生、李璜、张澜、罗隆基等共同参与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章乃器等联合工商人士另外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主任委员。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濒于破裂。黄炎培与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张恢复国共谈判。毛泽东回电欢迎黄炎培等访问延安，共商国是，黄炎培与冷遇、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于7月1日飞抵延安，在机场黄炎培等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握着黄炎培的手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很奇怪，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发表演说，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就是我。黄炎培听后很高兴，盛赞毛泽东好记性。 在延安，黄炎培感到样样都很新鲜。这里自由的空气、井然的秩序、朴素的作风使他觉得既亲切又自然。访问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畅谈。 当毛泽东问他此次延安之行有何感想时，他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两人就此长谈，十分投机。 在延安短短的5天访问，黄炎培对共产党、解放区有了新的认识，从朦胧中看到了光明，这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为他日后同共产党长期携手打下基矗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到处作报告，讲述延安见闻，并很快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大后方引起很大震动，同时也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忌恨。 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民主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其中与黄炎培的会晤和聚宴达十次以上，从而使俩人的交往与友情日益加深。 内战爆发后，黄炎培拒绝蒋介石要他参加“国民大会”的要求。1949年2月，他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3月25日到达北平，开始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他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俩人重庆握别，虽只有三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炎培非常感慨。当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黄炎培等二十多位民主人士。第二日晚，毛泽东又单独邀请黄炎培，俩人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深夜。在第三天叶剑英市长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邀请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希望他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组织起来，迎接上海解放。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驳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就亲笔给他写信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 身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在旧中国向来拒绝做官。北洋政府曾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他坚决拒绝；1946年，国民党多次请他参加“国大”，然后到政府中做高官，被他“笑而谢之”。 1949年，黄炎培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后，仍表示无意于仕途。周恩来亲自多方面做他的工作，终于使他一改初衷，同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此外，他还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条消息见诸报端之后，连他的大儿子黄大能也感到十分意外。后来，黄大能出公差到京，见了父亲便问：“您一生不做官，恁地年过70反而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述说周恩来动员自己“做官”的经过之后，严肃地跟儿子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人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年逾古稀的黄炎培得到新生。为此他写下《永远纪念着的1949》一文。文中说：“我生已72岁，已过72个年节，何以独要纪念1949年呢？因自2月15日从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监视来到北京，筹备新政协、参加政府以来，无一不新颖，无一不感动。甚尤为突出的感受，‘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 “人”的地位得到应有的重视，“群众”的力量被充分认识，这是这位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所毕生追求的民主之果的核。 在中国，有民主才有希望，没有民主就没有希望，这是黄老先生的毕生感悟。 掌民主之旗，唱民主之歌，寄予了老革命家黄炎培先生的人生理想，体现了他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对“中华民国”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建立高扬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她苦苦求索，为之奉献了大半辈子，而他的丈夫廖仲恺先生，则为之献出了热血和生命。 因此，她在讨论决定国号时提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 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仰。早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即与毛泽东相识，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这位了不起的革命女性生于1878年。她与廖仲恺结婚后，随丈夫东渡扶桑，留学于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及本乡女子美术学校。1903年，他们得晤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矢志革命、追求进步的民主革命之路，并与孙中山及后来的孙夫人宋庆龄成莫逆之交，以至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大凡人们谈起“孙宋”，总要谈及“廖何”。 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为坚持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宋庆龄、何香凝这两位伟大革命先驱的遗孀，接过革命的战旗，以其清高盖世的伟大人格和奋发独立的不屈精神，成为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的战斗旗帜和精神领袖，她们以革命未亡人的资格，不懈地坚持并执行孙中山、廖仲悄所开拓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同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他们的这种模范言行，不仅为国民党内孙中山三民主义拥护者所称颂，也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敬仰。 还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就与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有了革命工作方面的交往和接触。1925年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曾经刊登过很多赞赏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文章。在武汉国民政府期间，毛泽东与何香凝也有着频繁而默契的工作交往。1926年，蒋介石制造反苏反共的“三二○事件”之际，何香凝当面斥责蒋介石：“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蒋介石整理党务案发后，何香凝再度明确表示，这个提案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而对工农不利的行为。她提出：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们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毅然辞去国民党反动派加给她的一切头衔和职位，与之彻底决裂，出走国外以示抗议。毛泽东对何香凝的这种革命立场和无畏精神，多次表示赞誉。 抗战期间，何香凝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早在1934年4月，她就与宋庆龄等1700多人签名公布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停止一切剿共内战、全国一致对日作战的积极主张，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发布后，她与宋庆龄、柳亚子、于右任、孙科等人立即响应，广为宣传。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她与宋庆龄等通电全国，斥责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香凝积极筹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内战。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她两次致电毛泽东，期望和平建国与民主合作早日完成，同时致电蒋介石，要求遵循总理遗嘱精神，必须与各民主党派、各界贤达共商国是，还民主自由给人民。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后，何香凝先于1946年底在穗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独裁，要求民主；1947年11月，她又在香港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奋斗目标是，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翌年1月，她为之殚精竭虑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终于成立，在16名常务委员中位列第二。5月，她与李济深等再度致函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愿意参加新政协会议，期成夙愿积久的中国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4月，毛泽东特地派人把何香凝由香港接至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何香疑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此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她的身体健康，并多次邀她前往中南海做客，垂询政教，问候起居。在她病重期间，毛泽东又设法延请名医，数次派工作人员前去探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先贤的深厚情谊。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钦仰何香凝的伟大人格。1937年，他对廖承志说：“你的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一个独子她并不溺爱。”其时，何香凝正好托人给毛泽东带去一份礼物：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笔、一册画集及一本《双清词草》，毛泽东如见至宝，睹物思人，立即挥毫复书，书称：“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中山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字里行间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先贤的一片由衷景仰。信中，毛泽东的那种谦逊自励与思贤若渴之情，也跃然纸上。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何香凝先生“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把自己最亲爱的人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她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是颇有感情的。但这位胸怀博大、公而忘私的伟大女性，在讨论确定国号之事时也不固执己见，“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将个人意志置于广大民众意志之下，这就是一代杰出革命家的风范。 5．新中国新政府的形象 下午2时58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终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播音员丁一岚立即开始实况播音，将“毛主席来啦”的消息，及时传达给广场上的群众，传达给全中国，传达给全世界。 广场上由工人、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组织的30万群众，顿时沸腾起来。 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各有一座高台：一座是开国大典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团观礼台。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行使他的职权：“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是首都全体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 开国大典主持人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正式开始。 接着，毛泽东主席来到麦克风跟前，运足一口气，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鸣放28响礼炮。接着，毛泽东昂首挺立在麦克风前，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责成“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提出的要求，也是亿万民众民心所系。 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协商和多方物色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了各机构负责人名单。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各机构及委任名单。各机构及委任名单如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任命齐燕铭为办公厅主任，余心清、周新民、乔冠华、罗叔章为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下，另设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任命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宏为政务委员。 政务院秘书长由李维汉担任；设副秘书长5人，委任齐燕铭、许广平、郭春涛、孙起孟、辛志超担任。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下，另委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担任副主席；委员22人，他们是：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同时，委任徐向前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下，另委吴溉之、张志让为副院长；委任陈绍禹、朱良才、冯文彬、许之桢、李培之、费青、贾潜、王怀安、陈瑾昆、吴昱恒、闵刚候、陆鸿仪、沙彦楷、俞钟骆等人为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以下，委李六如、蓝公武为副检察长；委任罗瑞卿、杨奇清、何香凝、李锡九、周新民、陈少敏、许建国、汪金祥、李士英、卜盛光、冯基平为委员。 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担任主任，彭真、张奚若、陈绍禹、彭泽民为副主任，委员有沈钧儒、罗荣桓、吴溉之、张志让、李六如、蓝公武、谢觉哉，武新宇、陈其瑷、罗瑞卿、杨奇清、史良、李木奄、张曙时、许德珩、陈瑾昆、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陶希晋、吴玉章、张文、王葆真、李任仁、周鲸文、刘王立明、叶笃义、郭冠杰、郭则沉、黄琪翔、陈铭枢、郭春涛、许宝驹、陈演生、谢雪红、易礼容、李秀真、邓颖超、廖承志、邓初民、吴耀宗、周善培、颜惠庆、林仲易、章士、，江庸，秘书长由陶希晋担任。 政务院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担任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委员有李富春、贾拓夫、邓子恢、曾山、叶季壮、陈郁、杨立三、黄炎培、滕代远、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李立三、南汉宸、孔原、戎子和、何长工、钱之光、宋裕和，薛暮桥、宋劭文、曹菊如、钱昌照、孙晓村、范子文、钟林、孟用潜、冀朝鼎、梅龚彬、章乃器、胡厥文、盛丕华、包达三、俞寰澄、冷逾、吴羹梅、李士豪、千家驹、李民欣、刘子久、罗叔章、陈叔通、简玉阶、侯德榜、胡子昂、周苍柏、周叔讨、宋裴卿等49人。 该委员会由薛暮桥任秘书长，胡子婴、周荣鑫任副秘书长。下设中央财经计划局，宋劭文任局长；设中央财经人事局，范子文任局长；设中央技术管理局，钟林任局长；设中央私营企业局，薛暮桥任局长；设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孟用潜任局长；设中央外资企业局，冀朝鼎任局长；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王寅生任主任。 政务院设文化教育委员会，委郭沫若任主任，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为副主任，委员有周扬、丁燮林、钱俊瑞、韦悫、李德全、贺诚、苏井观、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胡乔木、胡愈之、徐特立、柳亚子、张东荪、费孝通，吴晗、刘清扬、潘光旦，李达、符定一、沈志远、陈此生、蒋南翔、沈兹九、谢邦定、欧阳予倩、丁玲、田汉、阳翰笙、巴金、钱三强、陈鹤琴、江恒源、李步青、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钱端升、曾昭森、雷洁琼、沈体兰，由胡乔木任秘书长，阳翰笙、冯乃超任副秘书长。 政务院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委谭平山任主任，刘景范、潘震亚为副主任，委员有张秀岩、张慕尧、朱蕴山、韩兆鹗、董鲁安、张难先、何橘时、宁武、郭任之、安子文、许立群、刘达潮、丘金、帅孟奇、肖明，由李世璋任秘书长。 上述四个委员会之外，政务院下设以下各部、委、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家行政事宜。 设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副部长武新宇、陈其瑷。 设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副部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 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 设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部长戎子和、王绍鏊。 设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姚依林、沙千里。 设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副部长何长工、钟林、刘鼎。 设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副部长李范一、吴德。 设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副部长钱之光、陈维稷、张琴秋。 设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宋裕和。 设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副部长杨卫玉、龚饮冰、王新元。 设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石志仁。 设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副部长王净。 设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副部长李运昌、季方。 设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副部长罗玉川、吴觉农、杨显东。 设林垦部，部长梁希，副部长李范五、李相符。 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 设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副部长施复亮、毛齐华。 设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燮林。 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 设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苏井观。 设司法部，部长史良，副部长李木奄。 政务院又设法制委员会，任陈绍禹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曙时、许德珩、陈瑾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沈钧懦、张志让、李六如、谢觉哉、史良、李木奄、何世琨、李达、孟庆树、吴昱恒、王之相、戴修黎、吴传颐、李祖荫、李光灿。 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李维汉为主任委员，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张冲、吴鸿宾、奎璧、朱早观、天宝、巴迭尔汉、阿里木江、朱德海、王国兴、田富达、刘春、杨静仁、吕振羽、翁独舰马思义、鲜维峻、马玉槐、王悦丰、王再天、特木尔巴根、札喜、郭锐。这些委员分别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朝鲜族、彝族、苗族、哈萨克族、高山族、黎族等少数民族代表和政协委员。 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委何香凝为主任委员，李任仁、廖承志、李铁民、庄希泉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其瑷、戴子良、费振东、蚁美厚、黄长水、周铮、候寒江、庄明理、赵令德、林棠、张殊明、叶剑英、张运逸、张鼎丞、邓子恢、叶飞、李初梨、连贯、许敬诚、陈任一、王雨亭、蔡廷锴、彭泽民、官文森、王任叔、邵力子、萨镇冰等人。 政务院下设中国科学院、情报总署、海关总署、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人民银行等机构。委任：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 孔原、丁贵堂分别为海关总署署长、副署长。 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为副署长。 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 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法为副行长。 10月28日，政务院又发表了32名参事名单。他们是：吕集义、郑坤廉、罗子为、章无善、盛康年、张云川、严信民、王深林、曹孟君、许宝驹、吴茂苏、于振瀛、谭冬菁、林一元、严希纯、袁翰青、吴藻溪、周士观、李侠公、孙苏荃、庄明理、卢于道、李蒸、卢郁文、汪世铭、许闻天、邓昊明、程星龄、刘承烈、范朴斋、刘仲华、李俊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阵容强大、空前坚强的政府。 从各机构负责人员的数字看，到1949年10月底，就包括了以下人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 政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四个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170人；各部、委、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行长、副行长等共175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共30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委员17人。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14人。 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共5人，不包括政务院参事，整整500人。 如此阵容，负责人达到500名的中央政府，不但在当时中国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组成如此强大阵容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一战线。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结晶。 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的各种机构中，有大量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进北平后，毛泽东多次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 从党的长远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考虑，党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党外人士。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李济深是40年代国统区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张澜是民盟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27名，所占比例近50％。他们是：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政务院的人事安排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名：郭沫若、黄炎培。 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宏。 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达14人，其中郭沫若还兼任两个正职。他们担任的职务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物色政务院及下属委、部、委、院、署、行主要负责人时，为尽量安排民主人士，周恩来做了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委员中有傅作义。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有特殊贡献，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一个大功劳，便打算给他安排个部长职位。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傅作义时，特意问他建国后打算做些什么。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民办事。”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便决定由他担任水利部部长。 物色农业部部长人选时，周恩来想到了李书城。 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担任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过很大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是在他家里开的会。他的胞弟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为党的事业和人民解放斗争做过有益的工作。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李书城同张难先等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帮助下，将原来的和平促进会改组为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白崇禧撤出武汉前后，保护水电厂、张公堤等重要设施，阻止搬迁物资档案，维持市内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 武汉解放后，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不久，他赴北平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随即被任命为农业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主要领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几乎都安排进人民政府了。 这种广纳民主人士参政执政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高度赞扬，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的其他机构在此前后也分别建立，展开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建立后，立即着手进行新中国的各项内政外交事务，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正式运转起来。 于是，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东方睡狮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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