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洪亮声音 在天安门上空久久回荡。开天辟 地的湖南口音刚落，军乐队立即 奏响了庄严激越的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 1．徐悲鸿的重要建议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近200名军乐队员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向天安门，站成两队，各以10行横队和10列纵队的宏伟气势，演奏了庄严激越。威武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此时，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为之洒下了激动的热泪。 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会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呢？这首歌曲又是怎样被确定为国歌的呢？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 众所周知，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 国歌是象征国家的歌曲，为其政府所制定或采用。通常在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等场合演奏或演唱。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要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确实不易。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国歌。 我国最早的国歌，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有人编过一首《颂龙旗》，有词无曲。 19世纪80年代，出使英、法、俄的大臣曾纪泽第一次向朝廷上呈了“国乐”的草案，但没有得到允准。1895年，新建陆军制定了国歌，需要演奏时就权作替代。 我国由国家颁布的国歌，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1896年，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访问。在那些欢迎会上，按照国际惯例，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但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哪有什么国歌！为了应付门面，只好临时编制一首，不过逢场作戏而已，也叫不出什么名称。但因它是李鸿章最早使用的，后来人们称它为《李中堂乐》。这首歌的歌词是一首陈腐不堪的七绝诗：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天日， 五色云丰驾大龙。 从此以后十多年内，清政府在与他国交往以及国内大典中，都袭用这首歌。因此，实际上它在某些场合起了国歌的作用。 20世纪初，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欺骗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竟然几次下诏宣称要“立宪”了。1911年，清政府还煞有介事地颁布了一支国歌，名为《巩金瓯》，歌词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这首国歌是曲礼院选派镇国将军薄侗和当时在海军部任职的严复负责编制的。纯粹是为清政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就在此国歌出笼后一个月，辛亥革命爆发了。这首所谓的国歌，也就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设立临时大总统府，立即征集国歌。1912年2月，临时政府的公报上登载了沈恩浮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国歌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民国初年也曾写过一首国歌，歌词是：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22省为一家，物产腴，甲天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堂我中华！结成团体，振我精神，20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兴伦？可爱哉，我国民！ 这些美丽的幻想，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无法使之变为现实。结果，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以政事堂礼制馆名义，将一首名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的歌曲定为国歌，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制造舆论。歌词是：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霆，华胄以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袁世凯擅自下令，把歌词中的“共和五旗”改为“勋华揖让”，暗示民国政府将采用唐尧、虞舜的禅让制，暴露出他复辟帝制的尾巴。次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千夫所指，不义自毙。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命归黄泉了。 可是，这首国歌，在袁世凯垮台后，仍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袭用。1920年，段祺瑞政府命教育部出面，专设了一个“国歌研究会”，征集曲谱。最后采用著名作曲家肖友梅的用亡调长旋法与中国姑冼宫调井用的曲调，所填歌词为中国古诗，相传是虞舜所作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纪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20年10月，这首歌曲由当时的教育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定为国歌，并下令于1921年7月在全国施行。但是，这首文词古奥的东西，大众是决然接受不了的。可以说，它诞生之时，就是死亡之日。因此，很少有人知道有过这首国歌。 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把国民党党歌改为国歌。有识之士对这一做法早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国民党当局却置若罔闻。 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启事。启事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 （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截止8月20日，共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歌谱694首。 应征稿件中国歌歌词较多，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年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呀！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大画家徐悲鸿，是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 新政协筹备常委会接到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应该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气氛和人们的情绪受到影响。 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委们着急了。 毛泽东亲自来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和第六小组成员以及有关专家顾问、各界人士座谈，专门研究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没人发言。 沉默。大家都在思考。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这时，一位个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 他说：“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此人就是徐悲鸿。 毛泽东欣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徐悲鸿比毛泽东小两岁，毛泽东却称他“徐老先生”；他担任中央美院第一任院长后，毛泽东即为美院书写了第一块校匾。 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1895年生于江苏宜兴。少时随父学画，17岁开始当中学图画教员。1914年人复旦大学。四年后赴法国巴黎，先后在法国朱利安艺术学院、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及德国柏林美术学校学习素描和油画。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曾携带中国近代名家作品600余件赴欧洲各城市巡回联展，引起轰动。抗战时期，随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创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出任校长。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北平展开包围，徐悲鸿的挚友田汉，从解放区秘密抵达北平徐悲鸿家里，他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徐悲鸿的嘱托。田汉欣喜地告诉徐悲鸿：“我来北平前，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听到正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戎马倥偬之际还惦念着北平的文化界人士，惦念着徐悲鸿，这令徐悲鸿夫妇感动不已。 1949年，古都北平终于迎来了解放，徐悲鸿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俩人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虽比徐悲鸿大两岁，但他还是尊称徐悲鸿为“徐老先生”。他关怀地询问了徐悲鸿的工作和健康情况。 1949年7月，徐悲鸿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7月6日晚7时20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望与会代表，发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讲话。在谈到文艺“中西”结合问题时，毛泽东特别以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为范例，认为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优秀的艺术营养，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翌年4月1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门口装饰一新，正式挂出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中央美术学院”的牌子。学院入口处正面墙上是徐悲鸿的手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句名言：“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徐悲鸿常对学生说：“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艺术家，首要的任务是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愿望和时代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这些已是后话了。 当时，站在勤政殿上发言的徐悲鸿，其身份不仅是大画家，而且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专家。 这位身为画家而非音乐家的中年汉子，对国歌的建议堪称不朽的大手笔。 实际上，徐悲鸿来勤政殿参加座谈会之前，当天在家里与夫人一起，已就选国歌之事展开了一次家庭讨论。 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把一首得到民众认可、合乎国情民意的歌曲当作国歌。苏联在建国之初，就曾将著名的《国际歌》作为国歌。 徐悲鸿是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对此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这个建议的。 廖静文听后便说：“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好吧？” 徐悲鸿说：“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莱茵军进行曲》。1792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支歌曲挺进巴黎。后来，便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当即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 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不也是很悲壮的吗？”徐悲鸿笑着对妻说：“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抗战时期这首歌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信服地点点头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太缺乏知识了。” 艺术是相通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灵魂。 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非凡的歌曲。 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这首庄严的乐曲奏响。 从那时起，这首昂扬的歌曲响彻神州大地。《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全中国人民奋进的号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喷涌与呐喊！ 2．珠联璧合成绝唱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将片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后，建议将结尾镜头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边行进边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在开国大典上正式推出成为国歌的。周恩来的建议寓意深刻。 由大画家徐悲鸿首先建议代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多灾多难的30年代。它原是剧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在1935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风云儿女》时所创作的主题歌。 这首非同寻常的主题曲，记录了音乐天才聂耳和杰出戏剧家田汉珠联璧合的动人故事。 30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国民党当局大搞反共白色恐怖的时代。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节节退让，而对中国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宣传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剧作家田汉当时在“左联”参加了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的领导工作。 1931年，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那年，他才19岁，已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音乐天才。 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长溪。原名聂守信，曾用过黑天使、王达平等笔名。出身清寒医家。自幼受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会多种乐器。1927年，聂耳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初步显露出他的才华。1930年，在昆明读中学的聂耳，因参加革命活动遭当局通缉，被迫流亡上海。 1931年4月，聂耳经刻苦自学，以优异成绩和多方面才能，考入“明月歌舞剧社”，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每天坚持练琴6小时以上，不到3个月，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他又学习作曲，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翌年，他又考入“明星歌舞团”任小提琴师。因他姓聂，又富有音乐天赋，同行们便称他为“耳朵先生”。于是，他干脆改名叫聂耳。由于当时团里演出节目多半是靡靡之音，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与抗日救亡的形势格格不入，他对团里的演出方向颇为不满。 聂耳很苦闷。 他想寻找中国共产党。 正在这时，田汉出现在他的面前。 田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当时，他已名闻遐迩。他生于1898年，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贫寒，激发了他奋发学习的热情。1912年，他考入省城长沙师范学校公费学习。当时，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徐特立。少年田汉曾得到徐特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17年，田汉随舅父到日本求学。经宗白华介绍，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他们之间信来函往，真挚、坦率地畅谈文艺、爱情、生活，探索人生，彼此以歌德、席勒相期许，成为知己。后来，田汉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公开发表，题名为《三叶集》。 1925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他编剧的第一部电影《到民间去》。两年后，“南国电影剧社”改组，简称“南国社”，定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力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追求的步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马列主义和苏联普罗文学的影响，他逐渐摆脱了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和色彩，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前进。1930年3月，田汉在“南国社”遭反动军警查抄的情况下，率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他的活动转入地下。1932年，田汉在沪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他写下了大量剧作和电影剧，话剧《乱钟》，电影《母性之光》、《民族生存》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和组织革命音乐活动，创作了大量歌词。 田汉慧眼识人，乐于助人。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有志青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社”的影响很大，遍及东南各地，京沪杭一带涌现了许多剧团，都根据“南国社”的剧本、风格来演出，其艺术之花不仅开遍江南，而且远播南洋各地。当时熊佛西先生搞农村戏剧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人们有“南田北熊”之说。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条件困难、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培养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廖沫沙、张谔、左明、保罗、陈白尘、金焰、吴作人、万籁天、顾梦鹤、赵铭彝、陈明中等一大批骨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战时期，田汉注意训练骨干、造就队伍，像抗敌演出队、歌剧训练班等等。 一如既往，田汉无私地向苦闷彷徨中的聂耳伸出了热情的手。 他与聂耳详细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文艺战线任务。他们一见如故。此后，田汉又介绍他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由于聂耳的积极要求，1933年初，由田汉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聂耳的生命迸发出更加辉煌的光彩。 聂耳一生的创作，绝大部分是在1933年至1935年之间完成的。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一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两年多，他创作了三十余首体现劳动人民感情的优秀歌曲。 1934年7月，田汉创作的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公演。聂耳不但作曲，还担任导演和主演码头工人老王。在这个歌剧演出时，当码头工人发现搬运的货物是日军用来打中国人的军火坚决不搬时，日本兵凶残地开枪镇压，田汉的儿子田申扮演的老王的小孙子被打死了，老王悲痛万分将小孙子抱在怀中，带领码头工人把军火箱抛人黄浦江中，井愤怒地向日本兵冲去，向敌人怒吼道：“我们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全剧高潮骤起，观众群情激昂，纷纷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雷鸣般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田申躺在聂耳的怀里，感到聂耳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自己的脸上。聂耳哪里是在演戏啊！他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抗日的特殊战场上！聂耳并未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由于他聪明、勤奋，天赋的音乐才华，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短短的两年中，创作了许多为人民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且绝大部分是和田汉合作的。《开矿歌》、《毕业歌》《梅娘曲》等歌曲，至今还广为流传。他不愧为现代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1934年，田汉应与党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之约，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反映“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后，知识分子觉醒了，坚决走向抗日民族战场的故事。剧本共15章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剧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他原本想将歌词写得长一些，由于时间仓促，他在酝酿构思时，将想到的前面的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锡包衬纸上，连同已写好的电影故事先交给公司。歌词写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田汉还没来得及写电影剧本，就在1935年2月19日夜，在与梅兰芳剧团研究合办演出的剧目后返家时被捕了，以后电影剧本只好由夏衍完成。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也由夏衍和孙师毅从烟纸上仔细地抄录下来。 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同志就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剧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他拿去后很快完成了谱曲。不想，这竟是他与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 《义勇军进行曲》这支雄伟的战歌，很快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鼓舞了无数爱国志士。 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给人震撼心腑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深入人民的生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北平时，他常到天桥看贫苦人的各种演唱，用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充满着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噪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他每写一首歌，都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写《新女性》时，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风寒霜冷的秋夜，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沪西纱厂，观察了解女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好《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黄浦江码头，倾听搬运工人的苦难呼声，认真记录劳动号子的节奏和音调。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艺术而艺术”。1932年7月13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发表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三期上。虽然只有数百字，但内容丰富，论据精辟，辞锋犀利，击中要害。他揭露了当时中国歌舞“鼻祖”率领下的一班红男绿女，打着“艺术”与“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卖弄“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软功夫”，其社会效果只能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他不顾黎锦晖是当时音乐界的权威、自己的顶头上司，尖锐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实枪的硬功夫！”“亲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意识便以为满足！你听不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黎锦晖以后曾说过，聂耳“对我个人曾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深为感动……他对我热情善意的劝勉，终于使我结束了坏歌曲的写作”。 一个甘为民众喉舌的音乐家，一个敢向权威挑战的人，才能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聂耳在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左联”的党组织遭破坏，田汉和阳翰笙相继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这位年轻有为的战士，派他出国学习。聂耳遂于1935年4月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准备转道苏联到西欧去加深他的音乐修养。到日本后，他曾不断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工作，还计划写一个大型歌剧。不幸，这一计划还没实现，他就于这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县鹄沼海滨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 闻讯，留日学生和华侨悲痛不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赶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骨灰送回祖国。1936年，张天虚几经辗转，将骨灰送回上海。1937年8月，回到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峡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墓碑。 一代音乐天才聂耳，用音符鼓舞人民作战的斗士，永远离开了人间。 《义勇军进行曲》遂成千古绝唱。人民音乐家聂耳，他的灵魂和生命全部溶入这首乐曲中了。 田汉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保释，出狱就医，软禁于南京。 田汉在南京狱中听到聂耳淹亡的噩耗后，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热泪纵横，写下一首挽诗，寄托他对这位忘年知己、亲密的战友的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青年聂耳化为黑色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迎着暴风雨飞去，永远永远地飞走了。 一定要完成战友未竞的事业！出狱后，田汉活跃于南京、长沙、武汉等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给予猛烈抨击和无情揭露。抗战初期，他创作和改编了《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等大量戏曲剧，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抗战胜利后，田汉回到上海，先后写出了话剧《丽人行》、电影《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剧。《丽人行》后来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女奔赴抗日前线。 一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就听到一阵阵豪放昂扬的歌从会堂里传出来，爱泼斯坦凭着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深刻了解，立刻感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心驰神往，被歌所吸引，走进了会堂。这是他第一次目睹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当时教歌的，是一位青年，他叫刘良模。后来，他专门著文评价《义勇军进行曲》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爱泼斯坦的感觉十分准确。 爱泼斯坦不愧是中国人民的知音。 在中华民族抗战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海外华侨义愤填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侨居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194o年以后，《义勇军进行曲》经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演唱和灌制唱片，传遍全世界，成为激励所有无产者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 1942年，日本侵略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在南洋的椰林、橡胶园就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东南亚战士打击日寇。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在零兰莪州的一个根据地，有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他们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改为“马来西亚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时，还将歌词译成马来西亚文、印地文。《义勇军进行曲》被各地民众译成各种语言，唱遍了打击侵略者的各个战常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位叫阿乜的马来西亚抗日战士不幸受伤被捕。刑场上，他视死如归，面对死亡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从容就义。 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人会唱，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唱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支歌，为之惊喜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由一位著名音乐指挥家建议，经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节目中，有贝多芬、柴柯夫斯基等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其列。 3．为什么不改原歌词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刚说出自己的建议，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 周恩来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此刻陷入了沉思，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1934年，百代公司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由袁牧之、顾梦鹤演唱，百亚夫配乐，很快唱遍了全国。 1935年5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一期，登载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电影《风云儿女》也于同年7月正式上映。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热潮，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大举侵略中国，天津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整座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日军和他们的特务的控制之下，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 1938年5月的一天，天津青年会秘书刘良模在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有四百多人站着齐声合唱。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中学生、小学生、工人、小职员、报童，甚至还有洋车夫。大家的表情严肃认真。刘良模先重点教他们唱歌曲的单句，然后两句合起来，再整段连唱。 正是这天，爱泼斯坦被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体育馆。听着听着，爱泼斯坦深深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战斗口号，都是不屈的灵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刘良模在教唱，又像是在呐喊。这歌声不正是中国四万万五千同胞的共同呼声吗？当时的天津，日本人已有一支4000人的军队，并且还有一支远比军队人数多的特务队伍，就在刘良模教唱歌曲时，特务已经潜入了会场刘良模发现有特务混入场内后，停顿了一下，坦然对大家说：“会堂的大门，对任何想进来学我们歌曲的人是大开的，假如有人不是为了唱歌，那他一定另有打算——可能是来捣乱的。现在，我要大家看看自己周围的人，是不是在唱？”他盯住两个日本人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挺直身躯，又开始教唱。 几分钟之后，在激越、高昂的歌中，四百多双愤怒的眼睛都集中在那两个日本特务身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怒火喷涌的目光的逼视下，两个日本特务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很快狼狈地逃出了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几十年来，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品格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激励着全国人民。 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高扬的曲调、震撼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自由解放而战。 1940年，正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保罗·罗怕逊是从刘良模那里学会《义勇军进行曲》的。 1940年，刘良模赴美国，在会见罗伯逊时，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况。罗伯逊听了刘良模唱的几首中国革命歌曲后，要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久，他就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这支歌，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第二年，他又和刘良模合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 这时，刘良模收住思绪的僵绳，起来发言：“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们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他对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得到许多人赞同。 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但是，对是否要改歌词，意见仍不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研究决定。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大家公推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9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9月23日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但歌词是否修改，依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会议。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 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其他人感到很有道理，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 最后，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示，完全赞成采用原来的歌词。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丰泽园里，传出了嚎亮激昂的歌声。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全体政协代表都处在一片欢愉之中。 聂耳在天之灵有知，当为之欢呼。 田汉喜上眉梢。 徐悲鸿笑容满面。 10月1日，徐悲鸿应邀出席开国大典。大典上，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俗话说，文如其人。看你笔下奔马那气势，又听说你走路其快如飞，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辩证法哟！”说罢爽朗大笑，徐悲鸿也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你们学校办得怎么样？”徐悲鸿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忙回答，“我们师生自己动手，在操场四周种了好多菜……”毛泽东赞许道：“好哇，你把延安抗大精神发扬了。” 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奏响，一种独特的感觉在徐悲鸿身上升腾起来。 4．新中国礼乐之神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 罗浪为正指挥，王建中为副指挥。 一段有趣的故事，道出这支军乐团的来历。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指挥下，取得了著名的清风战役的重大胜利。此役，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及其军部，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军部及军乐队。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友文工团的前身）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很高兴，赶紧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对俘虏的军乐队如何处理，他的意思是想把军乐队留下来，不要遣散。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不敢做主，赶紧请示聂荣臻。 聂荣臻同意了他们的请示。张致祥要求罗浪对原有的军乐队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争取全部留下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以备将来派用常罗浪便担任了这支军乐队的指挥。 两年多后，军乐队果真派上了大用场！ 开国大典需要一支军乐队进行演奏。开国大典前一个月，已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张致祥，传达了组织一支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指定由罗浪、王建中负责组织训练。 这支联合军乐队由晋察冀军区近80人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近20人的管乐队、受阅部队军师两级100人的军乐队组成，共200人左右。 军乐队问题解决后，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9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使用什么乐曲为阅兵典礼乐曲定夺不下。 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的，主张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是由解放军一些歌曲改编的。 但是，意见一时难以集中。 杨成武司令员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给阅兵指挥部。 指挥部将三种意见上报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经毛主席批示“以我为主”，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当时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 （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奏完国歌，28响礼炮刚刚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迎风飘扬。 然后才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国歌虽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口才正式通知，因排练匆促，只用主调加空八度低音伴奏。 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问题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计上心来：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挥一挥，以示让他开始指挥奏乐？ 这虽是个落后的法子，但能够解决问题。张致祥与罗浪约定：就这么办。直到1955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当时训练时间比较紧，大约只有三周时间，最后一周要跟部队合练。各军乐队还在东总布胡同集中，在外交部街一所中学操场排练，每日还到东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跟部队合练，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合练后都提出不少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军乐队的乐器太不统一，建议要整新。 怎么解决苏联顾问提出的问题呢？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进行徒步分列式的部队听鼓点。这种队形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9月30日下午，队员们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40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月1日，就要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较晚，以便多休息一会儿，精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中午12时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点钟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装及携带乐器，有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事参加。 检查完毕，即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分两队，一队由张则恭分指挥带队，另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下午2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完毕。 当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面对天安门，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于轨道前。 下午2时30分之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主席拾级登楼处，看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的典礼指挥张致祥。 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动了红绸子。 顿时，军乐队奏响了第一支乐曲《东方红》。这是9月30日指定的欢迎曲。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下午3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 这时，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气氛严肃、热烈又紧张，司仪只提“升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歌”。 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一落，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国歌，等待司仪发命令，但未听到声音。约半分钟后，他只好按预先规定程序，临机处置，指挥奏起了国歌。 这时，全场欢呼雷动。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响了《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代总长从东三座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会，乐声暂停。聂代总长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后，驱车自东向西检阅部队。 军乐队奏响《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军乐曲。 阅兵式结束后，朱总司令、聂代总长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表了继续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紧接着，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演奏《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时演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解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毕。至此，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从西三座门南侧排列成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当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队停止了演奏。清华大学的管乐队奏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 这时，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及观礼台上的观礼者，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并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 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的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军乐队则演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场面热烈，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 开国大典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的广泛好评。全体队员都为之感到兴奋。 但是，不久兴奋就消失了。 组建军乐队后，部分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将自己与旧社会办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吹鼓手划等号。谁都知道，吹鼓手在旧社会是最底层的行业，遭人冷眼。 罗浪于1951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时，他的老父亲就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屑。 军乐队有的演奏员，甚至不敢将自己的职业告诉家人，只说自己是个技术兵。有的给家里写信时，连信封上都不敢写“军乐团”字样，信由驻地老乡转发。 可是，往后每年“五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都不能没有军乐团助威呀！ 总指挥罗浪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偏见，在全团叫响了“甘当革命吹鼓手”的口号，对全体军乐队员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干军乐队这一行同样是革命的需要。军乐队员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引导大家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项工作也会不断发展，也会越来越吃香，社会也必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与此同时，总指挥罗浪要求大家把军乐当作艺术来看待，用功苦练，尽快提高演奏技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 后来，这支军乐队的许多队员，成长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之材。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军乐团成长的关心，成为军乐团不断成长壮大和军乐队员甘当革命吹鼓手的不竭动力。 1950年国庆，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主席挥臂高呼：“军乐队万岁！” 毛泽东主席这句重似泰山的评价，使全体军乐队员为之振奋。 接着，毛泽东主席还指示说：“我们国家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筹建一个千人乐团。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经费拮据，聂荣臻硬是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旧人民币80亿元用于建设军乐团。军乐团用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用于扩建营房。1952年乐器全部到齐，同年7月10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000人的大型军乐团。 这支大型军乐队最拿手的乐曲是国歌。 国歌从奏响到结束的时间长度为2分07秒。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