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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塾“洋学”两重天,坎坷的学生时代

  书香门第的“楼院徐家”,平日少有人来往。老秀才徐懋淮一从外地回到家,串门的就多起来。放着文房四宝的东屋,是徐象谦父母住的,也是客厅。每当客人坐下,象谦就跑进去,问声好,端给客人水烟袋。这是家规。
  一位自称“愚兄”的老头,是徐懋淮的好友。不论春夏秋冬,他都穿着长袍或大褂,一眼就看出是读书人。象谦五岁上,那位“愚兄”每次来,接过水烟袋就说:“快该念书了!”他还摇头晃脑,高声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什么叫黄金屋?”象谦问。他从小爱对不明白的事问个明白。
  “黄金屋嘛,就是多多的元宝!”
  “什么叫颜如玉?”
  “颜如玉嘛,你长大就知道了……”
  父亲和那位“愚兄”哈哈大笑,都不肯说出小孩子不应该知道的事。清高的徐懋淮,对子女常常教训:要不贪财,要好学上进。至于男女之间的婚事,在孩子们面前从不提。
  在“口外”教书的父亲,从前每年回家两趟,一是夏天麦收后,二是冬天过年前。自从那年冬天半路遭了劫道的,回家少了而且再不走夜路。老秀才一回到家,全家人喜气洋洋,村上人也都高兴。求他写春联的,求他写书信的,求他看黄历选黄道吉日办喜事的人,往往是来往不断。徐懋淮只要年前进家,从早忙到晚,和儿女们说话的时间都不多。不过,他很关心孩子读书识字,晚上再累,也要教已经入私塾的儿子受谦温书,教还没上学的象谦念念书,描描红仿。至于女儿,老秀才不多劳了,他认为那是妻子的事。
  老秀才在孩子面前,像在学校那样威严,少说少笑。他教书桌上放着戒尺,是用来打学生手板的工具,在家里,他的方桌上,也放着戒尺。虽然孩子们没挨过打手板,那戒尺却让儿女害怕。他们听说,父亲打学生手板,把小手打得肿肿的,吃饭都抓不住筷子。
  象谦七岁生日过后,新年又到了,哥哥受谦七岁不满就入私塾去念书了,象谦问妈妈他为什么不上学,妈妈说等爸爸回来再说。父亲是一家之主,大事都由他定。新年前几天,父亲从“口外”回来了,办了年货,买了写春联的纸。全家人高高兴兴。象谦想:过了新年,一定会让他去读书,可是父亲不开口。
  晚上,象谦听父母在里屋说话。
  “明年开春,该送银存念书了。”妈妈说。
  “唉!两个学生要多少银钱?”爸爸说:“今年年景不济,来年不晚。”
  妈妈说:“银存过年八岁了。”
  爸爸说:“晚上一两年不要紧,明年年景好些再说吧……”
  年景好坏,孩童是不关心的。他不知道念书要交学费,要买书本、纸笔,衣服还要穿得好些,这一笔笔开支,全凭父亲教书赚钱买。象谦既羡慕哥哥当学生,穿新衣、不去拾粪,又觉得上学不如在家自在。他等待着来年。
  一年过去了,春节又临近了,父亲从“口外”回来,仍是不提让象谦入学读书的事,只教他背唐诗、写大仿。象谦已经会背好多首唐诗了,五言的、七言的,他都会背十几首。他不高兴再多背,死记硬背,挺伤脑筋的。父亲见他厌倦,说道:字,是学问的门面,你写得一手好字,人家一看字,就说你学问深啊!背诗词,是学会作诗的根本,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是诗人’哩!
  一年过去,春节又来了。不知为什么,父亲没回家。孩子们盼,大人们念叨,谁也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是病了?是半路上又被劫了?不见人影,不见信。象谦见妈妈每天烧三次香:
  早一次,午一次,晚一次。上香,妈妈总跪在菩萨像前,闭着眼睛,默默念叨着什么话。全家人正心急火燎,父亲回来了。原来他病了一场,推迟了回家的行程。尽管年货不丰厚,全家又欢欢乐乐过了新年。
  新年过后,父亲又走了。九岁的象谦,仍然在家里读着他的“书”——拾粪、挖野菜、看母亲念经拜佛。
  五台山的庙会又过一届。秋去冬来,村边那条滹沱河还没结冰,徐懋淮就从“口外”回家了。这一次,他连行李卷都背回了家。内蒙古那片沙漠世界,五十三岁不算太老的老人,已经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决定回到永安村,找个馆教书,更现实的设想是: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1911年春天,十岁的象谦入了私塾。他梦想了三年多的学生生活,终于开始了。这所私塾设在徐姓家庙里。村上姓徐的是大户,大部是学生,是徐门子弟,教书的老师姓徐,不过他不是徐懋淮。这老秀才怕夺了本家的饭碗,硬是推卸了家庙的这堂私塾先生职位,自己跑去外村教书了。使象谦和受谦高兴的是,他们的父亲再不去“口外”了。担心的是,他们多了个比老师还严厉的老师。
  家庙里的私塾,是学校又像圈进一群小和尚。三间土房,左右支着两个炕,炕上既是课桌,又是坐位。十几个穷孩子,挤在炕上读书,写字。
  读书,学习是孩童认识世界的开端。十岁的徐向前,沿着这个阶梯,一步步往上登。私塾开篇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只能学着背书歌,什么大事都不懂。清朝皇帝被推翻,他不懂,辛亥革命爆发,他不知道。孙中山做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更不了解。他和许多女孩子一样,头上还留着条小辫子。
  父亲在邻近村庄教书,白天回家吃饭,晚上回家住。前几年,父亲不在家,孩子们心上空荡荡,好像比别人少了什么。他们想念父亲。可是,父亲每晚回家,孩子们又不自在了。不读书的女孩家,偎在母亲身旁学针线活;象谦和哥哥受谦,却有背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大字。受谦从小聪明会来事,小嘴甜甜的,很讨父母喜欢,读书上心,更让父亲高兴。象谦嘴不如哥哥巧,开始入私塾读的书,多是父亲在家教读过的,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象谦从五岁就会背,如今十岁多了,还是背它;“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象谦刚学话就说它,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支儿歌,如今十岁多了,父亲、老师还让背诵它。
  一天晚上象谦向父亲说:“大大,俺老是背那些书,早背熟烂了!”
  父亲一笑说:“这就叫‘学而时习之’,学了要温故,怎么不好!我不是给你说嘛,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嘛!”
  严厉的慈父,责备象谦读书不刻苦,给他讲“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讲“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学。他还讲自己为什么没中“举人”,就是读书不上心。老秀才一生中最大的抱屈,是没中举人。他给儿子讲过不少类似童话又非童话的故事。
  父亲讲的故事之一:“头悬梁锥刺股”。
  说是从前有个读书人,读书时,怕瞌睡,他开始放一盆冷水在身旁,读书读到累得头昏眼花了,就沾冷水往头上拍拍。
  这办法慢慢不灵了,读着读着还是打盹,他就把自己的辫子用一条绳带吊在房梁上,这样一打瞌睡,头一低头上小辫就像有人从高空一拉,惊醒起来。可是,他日夜苦读,还是困啊!于是,他又找来一把锥子,放在身边,实在困极了睁不开眼,就摸过锥子,在自己大腿上猛扎一下。经过十年寒窗苦读,他终于金榜提名,考中举人,又考中状元……
  父亲讲的故事之二:“凿壁偷光”。
  说是从前有个读书人,家中贫寒,晚上连灯都点不起。他想夜读,捉来一些萤火虫,白天放在南瓜花里养着,晚上一只只放出来,让它们在书上爬着照亮,借它的光看书。但小小萤火虫不但光亮太弱,也不听使唤。读书人一天晚上忽然发现,屋子墙壁破了个洞,从墙洞里闪出一丝亮光。原来邻居那边的灯光,透过墙上的小洞,射了过来。读书人心喜,轻轻把墙洞挖大,邻家的灯光射过来更亮了。他就借着那一丝的亮光,偷偷苦读诗书……
  父亲还讲过好多、好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象谦心田里,深深埋下刻苦奋斗的种子。
  十岁的象谦,进入私塾,开始是欢喜快活,新鲜劲很快过去了。私塾读的《三字经》,在家读过;私塾写的字,在家父亲教过。没有新鲜内容的书,像啃着块干巴地瓜,不甜不淡,没味道。他渴望着读更多的书。私塾不分班次,一本本书往下读。
  天资好的学生,一年可以跳好几步,读完《三字经》,进入读《论语》,念完《论语》,再学《孟子》……“四书”“五经”是私塾中的基本教材。“四书”说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说的是:《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和《春秋》。徐象谦出自秀才之家,没入学校门就把《论语》背了半部,《孟子》背了半部。他正式进入家庙私塾,不必多用功,两年多的功夫,“四书”读完,刚开始读经书,兴办“洋学”的风,吃到了五台县。
  春暖花开,农家男人习惯端着大碗,走出家门,蹲在树下吃午饭!大伙边吃边说闲话,远会说到皇帝,近会说到种地上粪。象谦12岁了,虽不是大人,吃饭时也端个碗,走到大人堆里听热闹。许多新鲜的事,在家里从父母嘴里听不到,在私塾更像是蹲在鸟笼里,时时都在叽叽喳喳背书,外边滹沱河发了大水,都不准出门看看。这天,他端着饭碗,扎在大人旁,听到声声议论:
  “听说,官家要办‘洋学堂’了……”
  “嘿,那‘洋学’上不得,孩子进去学野了,太原那边净是‘洋学’,学生都不兴留辫子哩……”
  “嘿嘿,说是女人都要放脚,变大脚呀……”
  象谦把听到的闲言碎语,回家说给母亲。母亲只当笑料,说女人要是不缠脚,嫁给谁呀!晚上父亲回家,象谦把听到的话学给父亲听,老秀才听着,只当没听见似的,嗯嗯几声过去了。其实,乡下人常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老秀才天天出门,这样的话当然听了不少。他不反感女人放脚,也不反对男人剪去辫子。他眼见两个女儿常哭哭啼啼,不愿意缠脚,在内蒙古草原上,曾看见放牧的女子赤着双大脚丫跑路、骑马,觉得比小脚能干,女人为什么一定要缠足呢。老秀才从心底反对的是“洋学堂”。不完全是担心自己教书失业,认为“洋学堂”读白话文,不成中国体统。他听人说,太原的“洋学堂”男女混杂,更认为有失大雅。
  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12岁的徐象谦当然不知道,听说几句,他也不懂,像耳旁风轻轻吹过一样。父亲徐懋淮却知道历史在变化,他既不为帝制灭亡难过,也不为民国诞生高兴。老秀才明白,就是皇帝不被推翻,就是恢复科举制度,他这个被历史颠簸碎的生员,也永远不会成为举人、状元。他眼下最关心的是,多赚几块大洋,供两个儿子读书,为两个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女儿办嫁妆。他对妻子哀叹:“唉,养儿累折腰,何年何月是个头啊!”
  儿女们却不懂得父母的心。象谦的哥哥贪玩、贪吃零嘴,每到东冶镇逢集和附近有庙会,他不到天亮就偷偷跑去了。象谦也盼着有机会去赶个集,逛个庙会,可是他才12岁,妈妈不放心他跑出去,听说东冶镇常来官兵,妈妈更不准象谦去赶集,他却越发想去看看热闹。
  春天来了,东冶镇办起了庙会。这儿没有大庙,只是一座小小文昌菩萨庙,说是五台山和尚修大庙施舍的钱修的。菩萨只有一尊。这庙唯一的召唤力,是每年春天的庙会。象谦知道妈妈信佛,想拜五台山的文殊菩萨,路远难去,东冶镇庙会这天,就央求妈妈和他一块儿去赶庙会。妈妈不答应。她小脚,眼睛近视,从永安村到东冶镇虽然不过七八里路,她却很少去一趟。见儿子一门心思想去赶庙会,给了他几枚钱,让他随同邻居的老人去了。
  那天,庙会上真热闹。买的卖的,人山人海。突然会“炸”了,人们四处奔跑。卖菜的扔了菜筐,卖吃喝的小摊,翻了案子,打碎了锅碗。男人们捂着脑袋上的辫子,拼命逃跑。人群中大叫着:
  “快跑啊,剪辫子队来了!”
  “剪辫子队来了!”
  穿着黑军服的官兵,个个像凶煞神,拿着剪刀,在人群里,追赶头上有辫子的男人。剪辫子的官兵,抓住一个男人,咔嚓一剪刀,把粗黑的辫子剪掉。一个留辫子的男人,看见剪辫子的兵追来,双手捂着脑袋哭叫。剪辫子的官兵,咔嚓一剪刀,把那人辫子剪掉,连他的指头都剪破,血顺着头,流到脖子上,流满全身徐象谦从庙会上跑回家。把看到的新鲜事,说给妈妈听。妈妈只是奇怪,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讲给小朋友听,小朋友一个个瞪起小眼睛,以为他在说谎,有的小孩啧啧嘴,摸着自己头上的小辫,心里怕极了。晚上教书的父亲从外村回来,他从父亲口里听说,改换了朝代,把皇帝推翻了。
  农民心目中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孩子心中的皇帝,是个“神”。象谦不管皇帝的事,他问父亲:
  “为啥要剪辫子?”
  “民国,不兴辫子了。”
  “什么是民国?”
  “民国嘛,就是……”是什么,读书识文的穷秀才也讲不大清楚。
  徐象谦似乎懂了:民国就是不兴男人留辫子。他哪里知道,腐败的清朝皇帝,被从北京金銮殿上赶下了台,一场推翻封建制度的大革命开始了。每当父辈们一块谈论,他便挤到人堆里,听听热闹。听多了,渐渐懂了:世道真变了。
  会怎么变,孩子们不去管,大人们说说就过去了。象谦还是和从前一样;读私塾、写大仿,放学回家,背着筐头去挖野菜。爸爸还是和从前一样,当教书匠;妈妈也还是那样:操持家务事,吃斋、念佛、打坐。村上唯一的变化,男人剪去了辫子。男孩子头上的小辫,有的变成了一个“黑头盖”,有的变成“和尚头”。像姐姐一样的长辫子,象谦没了。开始变成“小和尚头”,他还不习惯,几天过去,摸摸剃光的小脑袋,倒觉得比长着小辫舒服呢。这也许可以说,是他人生路上的“第一次革命”。
  老秀才徐懋淮不理解辛亥革命,小象谦更不懂。在《历史的回顾》中,他写着:
  “我上学那年冬季的一天,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赶走了皇帝。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当时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头上讨厌的辫子,但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知道这场革命有一个什么结局。”
  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篡夺了,扼杀了,他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小象谦不知道。在袁世凯死后,一个自称“辫帅”的张勋领导两万多“辫子军”,梦想着复辟封建王朝被打败了,小象谦也不知道。他读的书,都是几千年前的事,而且都是古文。他的经历中却有一件大事:从私塾跳到“洋学堂”去了。
  辛亥革命,给乡村带来看得见的变化是:男人剪除辫子,女人禁止裹足,读书的孩子不再兴读“四书”“五经”。东冶镇上,兴办了一所“洋学堂”——沱阳高等小学。象谦的哥哥头一年先入了那“洋学”,第二年象谦也去报了名。这时正巧父亲又跑“口外”教书去了,妈妈也不懂读书的事,她见象谦每天吵着去上“洋学”,就应下了。
  象谦进了沱阳小学,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同学中不光是男孩,还有女子;读书不像在私塾,一坐一天背书、写字,而是一天上几节课,下了课,学生自由自在玩玩;课本不再是难懂的古文,多是白话文;课程中还有历史、地理、算术、格致(理化)、修身和英语。“洋学”和私塾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象谦开心极了。
  他天资虽不是特别聪明,却也不笨。几年私塾底子,加上他刻苦好学,开始读三年级,很快又跳入四年级。每门功课都好,只是算术越来越吃力。一般的加减乘除还能应付,因为他在私塾里学过珠算,能熟练背诵“九九歌”,做算术题不发愁,一进入复杂的“四则题”,大括号小括号就糊涂不清了。他陷入1、2、3、4、5……苦恼的阿拉伯数字。
  象谦的性格从小有点古怪。不懂的事爱钻,不会的东西爱问。妈妈说他“犟”,父亲说他“牛”,认准个理,一头牛也拉不动。算术几次不及格,老师说他跳级太快,还是降回三年级慢慢来吧。
  “老师,我不能再回三年级!”象谦向算术老师苦苦央求。
  “我能行……”
  “算术课不像别的课,”老师说,“一定要从头来,就像盖房一样,从地上一块块砖往上起。”
  “老师,我能行……”
  “我看不行,”老师说。
  “我能行,能跟上去……”
  老师明白了:这学生是怕丢人。学生中跳级的都高兴,留级会难为情。象谦也正是这么想的,他读书本来就晚了二三年,个子这么高了,在四年级里都是数得上的“大学生”,要是再回去读三年级,那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了。他苦苦要求老师让他继续留在四年级。
  老师喜欢这个学生,最后答应了,并说帮他补课。
  从永安村到东冶镇,不过五华里多路,小象谦腿长跑得又快,半个多时辰,就能从家跑到学校,他却向母亲提出住校去。
  妈妈说:
  “你又生花花点子,有家不住,住什么学校。”
  象谦说:“我就是要住校。有不少同学住校。”
  妈妈说:“他们是离家远。你跑跑路,还怕把脚跑大了。”
  象谦说:“我明天就要住校,不回来了。”
  妈妈叹口气。这犟脾气的儿子,真让她没办法。妈妈不愿意儿子住校,想的是:孩子年纪小,穿衣不知冷热,睡着了蹬被窝,吃饭不知饥饱,离开妈妈他哪会照顾自己。再说,住校要多交钱,又多一份开支,钱从哪儿来?象谦和妈妈想的不一样,他没想钱的事,只想算术不及格,住校里补课方便。再说,他喜欢集体生活,同学们白天一块儿读书,晚上一块儿住宿,一日三餐在一块儿,比围在奶奶和妈妈身边开心。他虽然刚过13岁生日,心中把自己当大人了。在《历史的回顾》中,他记述着:
  “住在学校要交伙食费。家里拿不出钱来,就得带菜、带饭。菜也没有什么可带的,无非是芥菜疙瘩、芥菜缨子、咸萝卜什么的。主食带小米和窝窝头,一个月一升小米,熬粥喝。特别是冬天,光吃凉窝窝头受不了,有碗热粥就好得多了。”
  他学习十分用功,尤其注重算术、英语等新课程。正课之外,他还看了不少新书。有三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回家时时来学校,教他们唱歌、爬杆、耍木枪。对于国家的事听说也多了,孙中山,辛亥革命,民主共和,讨袁斗争,许多新人,新事听说不少。
  新课程、新生活,使徐象谦像只飞出鸟笼的小鸟,在蓝天白云下飞翔。他白天在课堂上认真读书完成作业,下了课堂,捧个窝窝头边吃边和同学们说说笑笑。为着解开那些可恶的算术题,他白天下苦功,晚上作习题。他记着孔子的一句话,“不耻下问”。同学都是他的老师,不会作的题,随时随地求教同学。晚上,同学们都上炕入睡了,他悄悄溜出集体宿舍,蹲在墙角角里,心中暗暗作算术题。心里想好了,挤进看校门的工友小屋,借助小油灯,把心里想的落到纸上。瞌睡了,他扭扭耳朵,拉拉眼皮,若不是头上小辫剪了,他真要把自己吊起来,学那“头悬梁锥刺股”的古人。
  刻苦勤学,弥补了他算术的“先天不足”,慢慢地跟上了班,及格了。算术老师惊奇,怀疑他抄了别人的作业,要他当场演算,他沉着应考,把题目作出来,老师这才相信。不禁称赞说:“好小子,有出息!”
  徐象谦突破了最伤脑筋的算术课,像下滹沱游泳,从一口气“狗叭”到学会呼吸换气,在学海中他成了自由人。
  沱阳学校,是他开始接触新世界的起点,也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笔者80年代访问过这所学校,在和教员交谈时,他们十分兴奋,都为沱阳学校历史上出了位元帅,感到骄傲,把徐向前元帅给学校写的信、题的字、赠的书都当作最珍贵的校史文物。一位年轻的教师说:“我们沱阳学校,在五台是一所最最有名的学校,它历史悠久,学生中出了位徐元帅!”
  徐向前从1924年离家以后,只回过两次家。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回到五台,第一个探访的是沱阳学校。他拜会当时的新老师长,在这里发表动员人民抗战演说;在这里,和许多乡亲谈话。以后几十年,每会到五台家乡的人,每当有人去五台回来见他,他都会问问沱阳学校。在他80岁高龄以后,仍念念不忘他的母校,曾自己出资买了许多书,派人送给这所学校。
  在《历史的回顾》中,他深情地说:“我很喜欢这个学校”!
  然而,他在沱阳学校仅仅两年!寒冬来临,滹沱河开始结冰。沱阳学校开始放假了。徐象谦背着书包走回家。
  全家人天天盼,夜夜盼,在外教书的老秀才回家来。他会带回些银钱,办年货,准备过年。象谦和他哥哥,每天不敢偷懒,写大字,复习功课。他们知道,父亲进家头一宗事是要问他们学业怎么样,会查看写的大字,会考他们作文。父亲比学校老师都可怕。象谦自觉得这两年在沱阳学校进步挺快,作文受老师称赞,算术、地理、历史等等,都不在别人之下。他既怕父亲考,又不怕。
  老秀才回来了。果然,进门头一桩事,是考两个儿子学业如何。老秀才习惯了教书先生对学生的架式,坐在书桌旁,严肃地考了受谦,又考象谦。老秀才熟读“四书”“五经”,却不通“洋学堂”的课程。要考儿子的功课,一是考写毛笔字,二是考作文。象谦和他哥哥,每人写了一篇大仿,交给父亲。老秀才认真地一字一字看过,说他们都有长进。接着出了题,要儿子每人写篇作文。哥哥比弟弟早读几年书,又爱好作文。《古文观止》、《尺牍大全》一类的书,背诵了许多,对文章的起、承、转、合,比象谦懂得多了,他又深知父亲喜欢的文体,于是写了篇文言文。象谦和哥哥相反,写了篇白话文。老秀才看罢大儿子的文章,没讲什么;看罢二儿子象谦的文章,眉头紧皱,说话了:
  “你为啥全篇白话,古文忘了?”
  象谦说:“现在不兴古文了,学校讲白话文。我们念的书本,交的作文,都是这样。”
  老秀才不高兴了,“白话,白话,文章就是文章,不是说话。”
  象谦说:“老师讲了,写文章就像说话一样,要……”
  “不要说了,”老秀才动怒了,“洋学堂误人子弟,你的文章从前还好,越来越不行了!我看你不如进私塾好!”
  象谦从小怕严厉的父亲。他敢和母亲吵吵不敢跟父亲顶一句嘴。心里想父亲太守旧了,也不看看现今什么世道了,还守着他的老理不放。他以为父亲是吓唬他的,没想真的作出决定:要象谦转回本村的私塾。
  父命难违。家庭供两个学生在镇上读书,学费和饭钱支付不起,父亲要集中财力,培养“有出息”的受谦。
  徐象谦满心委屈,从沱阳小学抱回铺盖,连要好的同学都没讲,他为什么退学。他不愿意说,家里穷供不起兄弟俩,更难开口说是父亲嫌他作文不好。他不想让人知道父亲的决定。
  他又回到家庙的私塾,哥哥却仍在东冶镇读父亲称为“洋书”的书,象谦本不爱说笑,两年多的“洋学堂”,使他变得欢乐了,一回到私塾,像一只放飞被捉回鸟笼的小鸟,有翅难展,有脚难跑,蹲在私塾,从早到晚哼哼唧唧读着孔孟的古训。他不知道读的是哪个年级,读了“四书”,又读“诗经”。
  辛亥革命,像一阵风吹过去了。乡村中大多数的人还没闹清楚什么是革命,那革命的风潮就过去了。男人们又开始蓄辫子,女人们又时兴缠足。家庙里停办的私塾,又招学生。徐象谦不管母亲和奶奶怎么唠叨,硬是不再留辫子。见妈妈要给小女儿缠足,他拉起妹妹向外跑。妈妈气得大叫:“反了,反了,这都是东冶镇那洋学堂教坏了!”
  父亲不在家,哥哥不在家,徐象谦是家庭中的大男子。他除了入私塾读经书,就是帮助母亲管这个家,他开始懂了,这个家只是缸里有些粮,连买油盐菜的钱都少有。这时他才悟到,父亲一定要他从沱阳小学退回来,不完全为的是那篇作文。
  关进私塾,外边的新鲜事听不到,新书看不到,他最爱见的那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见不到面了。私塾的先生见象谦读书不上心,写字懒用功,提醒他说:“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徐象谦看不见黄金,看不见颜如玉,他的眼前,是一本本古板的“四书”、“五经”。他盼着父亲回家来,求求父亲,还是让他回到沱阳学校去。可是,父亲总不回家。他很想多读些新书,家里只有“四书”、“五经”,私塾里也是这些老本本。
  这天,一位同学告诉他,东冶镇来了卖书的,有好多好多新书。徐象谦见母亲不在家,就到房里找钱,他只想找着钱去买了书,再告诉母亲。他知道家里没多少钱,若是公开向母亲要钱买书,那是不会给的。可是,他东翻西找,没有钱,打开母亲的一个小木匣,只见一副银手镯和一对耳环。这东西母亲多年没戴了,一直存放着。象谦灵机一闪:听人说东冶镇有当铺,专收女人戴的首饰,“当”给他们还能赎回来。小小年纪,不懂“当”是怎么回事,想去试试。于是,他把手镯和耳环揣进兜里,跑出了家门。
  东冶镇一家新开的当铺,高高的柜台,使不满14岁的小象谦翘起脚,才把一副手镯和两只耳环递给掌柜的。
  “这东西,是你的吗?”柜台里问。
  “嗯。”
  “要当多少钱?”
  “多少都行。”
  “你是永安村‘楼院徐家’的二小子吧,”掌柜的探出头,认出了徐象谦,说道:“这东西我们不收,你快拿回家去吧。”
  小象谦只好把东西收进口袋,跑到书摊上远远地望了几眼,悻悻走回家。玉镯和耳环,悄悄放回母亲那只小木匣匣里。
  书没买到手,小象谦心里不痛快,只好又去私塾,读那些他不愿意读的书。走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母亲生气的样子,冲着他说:
  “你好大的本事,人没长成,会跑当铺当东西了!谁让你这么做的?说,快说。”
  “我……我……”小象谦说什么呀,结巴了。
  “小小的年纪,偷了家里东西去当,你反了!”母亲越说气越大,声音越高。
  “我想买书,书……”
  “书,书,家里多少书不看,我叫你买书……”母亲说着摸起笤帚。
  象谦见势不妙,跑开了。
  这件不光彩的事,徐向前记了一辈子。在他80岁高龄写的《历史的回顾》中,还记述着:“当铺掌柜认识我们家,觉着一个小孩子来当首饰不大对劲,就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很生气。
  结果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了打。”
  令徐象谦苦恼的事,不只是没新书读。在他重返私塾的第三个年头,一个严重的打击,像把刀刺到心窝上——父母决定要他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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