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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第一任总参谋长，就碰上朝鲜战争。奉命前往莫斯科谈判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辉煌壮丽的一天。隆隆的礼炮声，送走了黑暗的时代，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了。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徐向前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没能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和三十万首都人民群众一起欢庆这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胜利。 此时，他正在青岛海滨休养治病，他和夫人黄杰坐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宏亮声音，如同一声声春雷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滚动。徐向前和黄杰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两位大革命时期入党，走上革命征程的老战士，无比激动地互勉： 我们为之奋斗的愿望实现了！ 徐向前作为开国元勋之一被载入中国史册。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9日，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党中央、毛泽东对他的关怀和信任，使他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当时百废待兴，军队的任务异常繁重。作战、剿匪、建军、军管、整编、支援新区土改、参加生产劳动等等，事情千头万绪，徐向前心急如焚，这副重担让副总参谋长（后为代总长）聂荣臻一个人来挑，实在感到内疚。聂老总后来曾对徐向前说：这一段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1950年5月，徐向前的身体刚好转，便从青岛来到北京。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来北京，看到首都和各方面工作都走上了正规，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心情无比喜悦。 6月6日至9日，他出席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负责人列席43人。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薄一波、安子文、胡乔木等分别就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人民解放军整编、税收、党的建设和整党问题作了报告。 此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陆、海、空军和公安部队的编制定额，继续削减陆军兵员，以加强海、空军建设。徐向前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参谋长，虽然病魔缠身，仍然日夜关心着军队建设。他不能负责繁重的工作，就利用会前会后或制定文件时，谈些想法，提些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的各位负责人，都十分关心徐向前的身体，再三嘱咐他安心静养，争取早日康复。中央军委还指定由聂荣臻代行总长工作，徐向前深情地对他说： “聂总，你多辛苦了！” 聂荣臻同徐向前共事多年，很理解徐向前的心情，爽快地说：“大事共同研究，请示中央。日常工作就请徐总放心好了。” 会议结束时，聂总握着徐总的手，再一次请他放心，安心养病。革命的友谊，强劲的暖流，在两位老战友全身涌动。 徐向前身为总参谋长，仍保持他那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回到青岛后，首先精简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和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徐向前和黄杰亲自找工作人员谈话，讲解部队整编的意义，帮助他们识大体，顾大局，跳出个人感情的“小圈子”，不论到哪里，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争当英雄模范。 这些同志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有的归建第十八兵团，奔赴大西南；有的转业到地方工作，当了干部；有的复员回乡，解甲归田。这些人跟随徐向前多年，战争年代为了保护首长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徐向前为减轻身边工作人员的劳累，也经常自己动手做些事情，相互间结下了浓厚的感情。 徐向前任总参谋长后，文件越来越多，可他一直坚持使用跟随他南征北战的那个连油漆都没刷过的木板箱子，就是到北京参加三中全会带的也是这个箱子。秘书建议买个好一点的皮包，他说：“我看这就行啦，不必买了。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国家财政又很困难，我们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把钱用到军队建设上。” 他身体刚一好转，就告诉炊事员不要为他单独做饭，和大家一起就餐。一件衬衣，一双袜子都是穿了补，补了再穿。他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嘛！”徐向前一生就是这样：衣不求华，食不厌粗。 身在青岛，心系世界风云。徐向前身为总参谋长，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起，就时刻警惕着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动态。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更引起了他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关注。果然不出所料，6月25日凌晨，朝鲜爆发了战争。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并命令美军对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派兵入侵朝鲜。与此同时，又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台湾。 面对即将席卷新中国的战争风云，国家主席毛泽东于6月28日发表词严义正的讲话，他强调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在这一天发表声明，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提出强烈抗议，他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徐向前反复细读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声明，越来越感到形势严峻，中国被卷入这场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对夫人黄杰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一心一意想搞建设，可帝国主义不允许你搞，怎么办？打！只有打完了，打胜了，我们才能继续搞建设。”黄杰知道丈夫的心思，晚上让炊事员加了两个菜。开饭时，徐向前觉得餐桌上“超规”了，问黄杰是怎么回事，黄杰取笑说：“要打仗了，总参谋长没有好身体怎么行啊！”说得徐向前乖乖地动筷吃饭。从此，对活动也参加得多了，经常出去散步，打太极拳，晒太阳。 一天清晨，他独自一人走到海边，去看“观海楼”。这是面海背山，用花岗岩盖起的一座小楼。据说是侵略者德国总督为他爱女建的别墅。后因蒋介石和宋美龄来青岛时，到此观赏过海景，于是便得雅号“观海楼”。徐向前来到此处时，空无一人，石壁斑绿的古堡式建筑，在朝霞映照下，光怪陆离。看到这种景象，想到朝鲜战火对中国的威胁，他不禁吟出了“群魔已为浪淘尽，此地空余观海楼”的词句。 说也怪，不知是战争在呼唤一个军事家，还是医生们的医术高明？徐向前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9月初，在青岛治疗休养14个月的徐向前，在战火即将烧到祖国东北边境的严峻时刻，全家来到了北京。 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有关部门便暂时把他安排在颐和园佛香阁下的一个小院里。 在朝鲜半岛，战火已越烧越烈。朝鲜人民军一鼓作气突破三八线，打到南朝鲜东南端的洛东江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集结7万大军，在海、空军的运送和掩护下，于9月15日在汉城西南仁川港登陆，拦腰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人民军腹背受敌，伤亡严重，被迫后撤，面临被歼的危险。 中朝亲如兄弟，中国人民绝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为所欲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9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会议厅召开会议。徐向前接到通知后，预感到是入朝参战问题，及时赶到会场，在会议厅后排坐下。周恩来进来后，用目光扫视一下会场，一眼看到了徐向前，马上指着他身边一张空着的沙发说：“向前同志，你是病人，来，换个座位！”此刻，所有在场的高级领导同志和徐向前一样，都被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感动。果然不出徐向前所料，这次会议是在比较小的范围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的决定。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分路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10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十三兵团机关为基础组成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陈赓、宋时轮、韩先楚、洪学智、杨得志，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下辖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三兵团、第二十兵团、第二十三兵团以及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五十、第六十六、第十六、第一、第二十一、第五十四等军，空军、海军、防空军、铁道兵、工兵部队、装甲兵部队各一部。徐向前为成立志愿军的决策和部队的调动与编成尽心尽职。 为了朝鲜战场的胜利，为了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毛泽东点将徐向前，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出访莫斯科。那是1951年“五一”节后的一个夜晚，徐向前和夫人黄杰正在庭院里散步，忽然，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通知：毛泽东主席约见徐向前。毛泽东深夜约见，必有要事。徐向前急忙驱车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正在办公室和统战部长李维汉谈工作。见到徐向前到来，中断了谈话，迎到客厅门口，一边握手，一边指着沙发要徐向前坐下。毛泽东亲切地问：“近来身体好一些吗？我看气色比上回好一些喽！” 徐向前回答说：“天气一暖和，就好多了。我感到可以工作啦。”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先向徐向前讲了朝鲜战场的形势，他说：朝鲜战场的形势对我有利。已经打了4次战役，5次战役正在进行。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都是顽固派，你不打他，他就不舒服，现在打掉他23万人，那个麦克阿瑟不得不下台喽！我看啊，李奇微也没有让地球倒转的本事！彭德怀率百万大军入朝参战已半年多，先后发动了5次战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志愿军急需补充武器装备，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急需武器装备。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求助苏联了。 接着毛泽东向徐向前交待去苏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他说：帝国主义欺人太甚，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是不行的。过去有蒋介石那个“运输大队长”，现在靠谁？朝鲜战场消耗大，缴获少，打仗要靠我们自己造枪造炮造坦克！ 徐向前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点头，一边记录。 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判哪些具体项目，还有什么困难，可同政务院和彭德怀商量。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治病，对外保密，你要去听听他的意见。 徐向前说：“请主席尽管放心，交给我的任务，一定努力完成。” 毛泽东习惯晚上办公，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徐向前受领任务后，告别毛泽东和李维汉后，没有回家，便驱车去彭德怀的住处，商谈此事，连夜拟定了代表团名单和谈判内容。 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代表团由徐向前任团长，成员有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科技专家钱志道、炮兵参谋长贾陶、总参作战局副局长张清化、中国驻苏联使馆商务参赞江泽民，武官吉合。代表团正式成员8人。另外还有3名工作人员。代表团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购买60个师的武器装备；二是请求苏联援助我国兵工厂的建设，统一步兵武器制式和生产152口径以下各种火炮的技术转让问题。 双方商定：此次谈判是秘密的，对外不公开。 徐向前率代表团于5月25日由北京乘火车出发，陪同代表团出访的有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军事总顾问柯道夫中将及夫人。列车横贯亚欧，走行9昼夜，于6月4日抵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等人到车站迎接，并送代表团到莫斯科大旅馆下榻。什捷缅科大将给徐向前的第一印象是高大而匀称的身材，仪表堂堂，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军人风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副总参谋长，陪同斯大林到过前线视察，是位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颇受斯大林的器重和信任。 在徐向前下榻的会客厅，两位总长就谈判事宜交换了初步意见。徐向前向他说明了代表团来苏联谈判的主要任务，希望苏方大力协助，以便早日达成协议。什捷缅科再次表示，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致以最诚挚、最友好的兄弟般的欢迎。他仿效斯大林与毛泽东前年冬天在莫斯科的会谈模式，对徐向前说：“我奉斯大林的指示，也组成了8人的谈判代表团。具体项目可由双方代表团的专家们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徐向前初次出访，没有外交工作经验，但他懂得“客随主便”之礼仪，认为朝鲜战场打得这么激烈，请“老大哥”支援一点武器装备和技术，不会有什么困难。故表示同意什捷缅科的安排，没想到这一谈竟用了4个月，直到10月中旬才达成协议。 在徐向前和什捷缅科的高级谈判中，什捷缅科说：斯大林给苏军总参谋部的任务，是要帮助中国把军队建设好。这个任务，主要由我负责，请徐总长放心，一定会办好。军队编制要适应战争需要，搞得合理才能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我们卫国战争的经验，健全后勤组织及编制步兵、炮兵、坦克、骑兵师团是十分必要的。 什捷缅科建议：根据朝鲜战场和中国的国情，中国军队师的编制不应一个模式，不要强求一步进入机械化，师属火炮可用汽车牵引，团以下的火炮用骡马牵引和驼载即可，便于随行步兵作战。坦克团必不可少，宁肯少编几个军，也要把师属坦克团编配好。在师进攻和师防御的主要方向，一定要加强坦克，这是机动自由的、快捷的、钢铁的堡垒。 当徐向前问及军事订货的问题时，什捷缅科回答：我们的运输能力有限，今年还有6个月，只能给你们发运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按每年运送三分之一计算，至1954年完成。徐向前提及援建兵工工厂问题时，几次谈判什捷缅科都以外交词令回避，毫无进展。徐向前感到，他率代表团来苏联，总的说来，苏方是友好的，热情的。他们对中国革命胜利只有一年时间，就出兵抗美援朝，表示钦佩，也愿意提供一些军援。但是，他们怕和美国打仗，怕中国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因此办事吞吞吐吐，缩手缩脚，很不痛快。 徐向前陆续将谈判情况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电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能否参照苏方对我军步兵师的编制意见，初步确定我们的编制方案，以便统盘考虑购置装备的问题。 第二，今年16个师的装备订货，可否根据朝鲜战场的急需，多定些高射武器、战防武器，步兵武器则不定或少定。 第三，明后年的订货项目应视兵工生产谈判的结果而定。 原则上我们能生产者不定货；生产不足者根据需要少定货；不能生产又急需者全部定货。 根据徐向前的建议，6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又派高岗来到莫斯科，带来了60个师的装备定货单，由徐向前转交什捷缅科。因朝鲜战场急需的作战物资品种繁多，数量甚大，在徐向前没去苏联前，往往是毛泽东直接致电斯大林来解决这些重大事宜。现在，只得由徐向前出面交涉，弄得苏方颇为头痛。 当时，苏联也正忙于医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一个牺牲了2000万人的民族，恢复元气很不容易。莫斯科的房舍、街道，仍是战前的，新建筑很少。男人牺牲很多，男女比例为1∶8。旅馆里的招待人员，多为伤残人。斯大林格勒到处是断垣残壁，工厂开工的没几家。人民生活品匮乏，买黑面包都要排长队。而我国当时的宣传只讲苏联如何强大，对人家的困难讲得极少，徐向前来到莫斯科，才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向毛泽东发电报，反映自己焦急的心情，毛泽东复电：不管怎样，耐心等待，要把技术学到手。 10月的一天，布尔加宁在莫斯科同时接见金日成、高岗和徐向前。他对三位客人说：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只有5年多，一直忙于恢复经济建设。对于中朝两国人民的抗美斗争，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援助的，应当援助的，一定会援助。徐向前听得出，他讲话的意思是有困难，不能满足中朝方面的要求，希望谅解。不久，苏方通知徐向前的代表团，原定今年提供16个师的装备订货，减为10个师。其余50个师的装备，从1952年1月算起，每月发运1个半师，到1954年上半年，全部发运中国。徐向前和高岗商议，请高岗出面去找布尔加宁，要求仍维持原计划不变，但没能如愿。10月间，什捷缅科正式答复徐向前：同意转让几种兵工生产的技术资料，帮助中国建设一些军工工厂。至此，双方达成了谈判协议，互相签字交换蓝本，敬酒祝贺。 10月下旬，徐向前一行离开初冬的莫斯科，乘火车启程回国。因劳累过度，路途中受了风寒，列车刚刚进入祖国边境满洲里，他开始发高烧，又病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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