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胸怀战略全局，情系军旅生涯。人们说他“是帅又是兵” 战场上，徐向前是叱咤风云的主将，和士兵同生死共患难；胜利后进了北京，当了元帅，他仍然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胸怀战略风云，情系普通一兵，人们赞美他“是帅又是兵”。 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徐帅呕心沥血。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日2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徐向前出席了会议并参加了这些重大制度的研究。他以中国军队的长期实践经验为依据，借鉴外国军队建设的一些好形式，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有些被毛泽东采纳了，对加快人民军队的建设步伐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担任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此时的徐向前身体仍然很虚弱，战争年代留给他的偏头疼经常发作。但他仍像战争年代一样“任务重于生命”。积极参与军委的集体领导，支持彭德怀的工作，军委例会很少请假。有时在会议中实在支撑不住了，就悄悄地到休息室吞片药，待病情缓解继续参加会议。彭德怀是位粗中有细的人，甚为徐向前的身体担心，休息时劝他说： “徐总，不必硬顶着啊！身体实在不行，我替你向毛主席请假。” 徐向前感激地说：“谢谢彭总，比当年打太原轻多了，实在坚持不住我会请假的。”徐向前不仅没请假，在讨论军队各项制度时，都很认真地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摆到桌面上，同大家共同研究。 徐向前对军委分工的具体工作，积极大胆地实施组织领导，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在参加军委集体领导的同时，分管空军、防空军的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11日在北京成立，防空军是在1954年10月23日成立，由于缺乏军种建设的经验，空军和防空军在组织机构和指挥关系上有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徐向前在组织人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5年4月12日和13日，请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以及苏联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将军和空军、防空军首席顾问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解决了防空军与空军的组织机构及作战指挥、组织协同等问题。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毛泽东主席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八一勋章、八一奖章，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新中国的10位元帅，从此闻名天下。 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军委。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任军委副主席；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秘书长为罗瑞卿。 根据林彪的提议，在军委之下成立一个战略问题研究组，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这个战略研究组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委员会，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任战略委员会主任，他深谋远虑，以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和胸怀，向党中央提供了两条有重要价值的意见： 在外交战略，即国际战略格局方面，徐向前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实际影响，首先对“一条线”战略提出异议。 他在华国锋主持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1983年6月18日，徐向前在同胡启立、杨德中谈话中再次提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他说：“我不是随便提出的。这几年，我翻一些资料，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你们来了，谈谈我的看法，供中央参考。” 徐向前重申自己的意见，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他派姬鹏飞当面向徐向前通报了中央关于对美关系问题的考虑，征求他的意见。后来，邓小平在1985年6月4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6月17日，陈云到徐向前住地。这两位年逾八旬的老革命家难得一聚。在谈到外交战略时，认识完全一致。陈云高兴地说：“我们是不谋而合啊！” 在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方面，徐向前从历史的经验中，从对世界风云和我国国情的分析中，也为中央的正确决策提出了符合实际的认识。 50年代后期，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尚未建交，中央对战争突然爆发的考虑比较多。强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备战工作上去，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后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军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徐向前对此十分拥护，徐向前说：“按照中央的决策，军队工作也有个转移的问题。”但当时对战争的估计还把握不准。到1980年4月5日，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讲话中，就讲得比较明确了。他说：“依我看，打局部战争是可能的，打核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较小。还可以争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1982年11月24日，他在听取杨得志总长和张震副总长汇报召开全军参谋长和全军院校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时，又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我看近期内不会有进攻中国的战争。当然不是说该高枕无忧了。我们还要搞战备。我强调这一点，就是要认清形势，抓紧时间把干部培训好。把军队整顿好。”徐向前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无论是在党内、军内都是很有影响的。 经过几年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5年6月4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新的论断：“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在认识上的转变，是伟大战略转变的重要方面，是一次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确认识战争形势的伟大升华。这一转变的决策，集中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胆识，使人民军队的建设在新的起点上迈步向前。 徐向前身为中国元帅，不仅胸怀战略全局，而且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兵、是个老兵，情系军旅生涯，心中装着人民和战士，深受全国军民的衷心爱戴。 第一次穿上元帅的礼服，第一次佩戴元帅军衔的那天夜里，他久久不能入睡。荣誉地位，使他感到欣喜和不安；悠悠漫长的历史回顾，使他心如潮涌。童年的永安村，太原国民师范，珠江岛上的黄埔军校，蒋介石校长找他谈话，广州起义，手拿地下党给他的小纸条去找毛泽东，鄂豫皖的斗争，白雀园“大肃反”妻子和一批好同志被张国焘错杀，万里长征路三次过草地，血战河西走廊……想着想着，他的眼圈湿了。他动情地对夫人黄杰说：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是一条用革命烈士鲜血浇注的路，列宁讲的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太深刻了！ 他始终不忘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1956年，管理局的人给徐帅家送来一块新地毯，铺在屋里的砖地上，孩子们可高兴了，有的躺在上面装睡觉，有的在上面翻跟斗。徐向前却不高兴。他问秘书，一块地毯值多少钱你知道吗？秘书摇头，说不出价，可徐向前心里有数，硬是让秘书把地毯退回管理局，并对秘书说：“现在国家还很穷，一块钱都应用到建设上，我们为什么要把上千元的东西踩在脚下啊？” 按规定，元帅家里配两台小汽车，一辆吉姆，一辆华沙。可徐向前想，一辆车跑起来，顶战争年代多少匹马啊！有一辆就足够了。于是，他硬是叫秘书退回一辆。还立下规矩，夫人和孩子上班、上学，一律不准接送。 徐向前跟普通人一样，也是一个爱看戏、爱看电影的人。 但他很少去看戏，他不喜欢看戏后上台接见和作“指示”。随着军队文化事业的发展，影片多了，放映队伍也扩大了，为高级领导人到家里放电影已成司空见惯的事。可徐向前一直谢绝到他家放专场电影。他总是说：“看戏看电影是一种娱乐，为什么不到人民群众中同娱乐？想着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好！”日子久了，徐帅家里形成了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而他本人由于工作忙，很难按钟点到电影院看电影。后来，有了电视机，徐向前看电影的问题才算解决了。 60年代初，国家遇到暂时困难，生产和生活都出现了滑坡。粮肉等食用品更是奇缺，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徐向前怀着沉重的心情，和全国军民一样勒紧腰带共渡难关。管理人员为了照顾元帅的健康，想买点肉给他补补身子，他知道了，马上制止，并深情地对管理人员说：“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毛主席那样爱吃红烧肉都带头不吃了，周总理也和大家一样粗茶淡饭，我能吃得下吗？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时刻想着人民，想着部队的官兵，不能有丝毫特殊啊！” 尊干爱兵，这是人民军队的又一光荣传统。徐帅身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始终把爱兵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在他身上，官兵们既能看到一个中国元帅的威严，又能体会到一个长者的慈爱。 1965年，他到部队视察，听完有关领导同志的汇报后，就一头扎到连队，看战士们的训练表演，听战士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查连队宿舍的内务卫生，就像一个老连长又回来似的。临走时，徐帅突然想起没去炊事班看看，便又快步来到炊事班查看战士们的伙食，并握着炊事员的手亲切地交谈。 陪同他的一位首长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回想起攻打太原时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9年初春，因徐向前病情越来越重，前委决定将他用担架抬往峪壁村休养治疗。他躺在担架上，坚持要到前沿阵地去看看在那里战斗的官兵。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使在场的人都吃惊了。谁对他劝说都不起作用，只好将他抬到距太原最近的东山十五纵队阵地。在这里，他看到炊事员为保障前线官兵能吃上热饭创造出底下能生火的保暖饭桶，高兴极了。他说：“好啊！好，这样同志们就不吃凉饭了！”并指示马上在参战部队推广使用。16年过去了，这位首长看到徐帅还和当年一样，爱战士、疼战士、无微不至地关怀战士，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徐向前80多岁高龄时，新中国的元帅，健在的只有他和聂荣臻了。可他并没有因年龄老而淡化对士兵的深情。 1979年，我昆明云南边境部队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有一批干部战士阵亡和伤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各地对牺牲的烈士要给以抚恤，对伤残的战士“酌情安排工作”。 一些地区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正之风的影响下，一些残废军人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在昆明街头出现了军人佩带勋章乞讨的现象。一些烈士家庭，生活则更是困难，全部抚恤金买不到一头牛，有的人家抚恤金还没拿到手，就用来还债了。 徐帅得知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对有关的同志说：干部战士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牺牲和伤残，战后都应给予妥善安置，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影响军心也影响民心啊！徐帅提议军委办公会议要研究这个问题，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这个问题。 军队要求不要太高，但地方各级政府一定要负责安置好，建议拨专款解决，专款专用。 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工作时，杨得志一字一句地宣读了徐帅的谈话，各位书记认为老帅提出的问题重要，建议可行，不久，国务院重新下发了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后来，又陆续下发文件，将烈士的抚恤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件事的过程，中国军人有多少人知晓？中国老百姓有多少人知晓？徐帅并不想让人民和士兵知道这些。只要问题解决了，他的心就可以平静了。 在祖国西部祁连山下的荒漠里，掩埋了当年跟随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的成千上万西路军将士的忠骨。还有一些流落异乡的幸存者，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有的在政治上还继续受到打击。可这些人并没有忘记党。有一位红军女战士，在衣食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存钱交党费，分分角角地存了几十年，到1984年竟存了400元，向党交了一次特殊的党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罕见的一次党费。徐向前听到这件事，深为西路军战士对党的忠贞所感动。伍修权、王定国等深入甘肃，调查西路军流落老红军情况返京后，向中央写了报告。在徐帅等一批老同志的关注下，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总政治部、民政部共同商定，作出了对西路军流落老红军战士的照顾办法。后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徐帅、李先念和胡耀邦的关怀和支持下，修建了西路军纪念馆、纪念碑，让他们的业绩光照千秋。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