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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家青年：沙洛特绍——波尔布特 巴黎留学回国的“巴黎帮”蔑视由印支共产党高 棉老战士组成的‘哆巴佬” 西哈努克一度起用了一批属于“巴黎帮”的青年 才子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崛起 西哈努克是日内瓦会议的最大受惠者。首先，柬埔寨的独立和西哈努克的中立主义得到了尊重；他可以通过日内瓦会议所规定的1955年全国自由大选来重新团结和建设他的国家。其次，作为西哈努克反对力量的革命势力，即被称作“伊沙拉联合阵线”的高棉抗战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主要是由于日内瓦协议中的两项有关柬埔寨的规定：一是在柬埔寨境内活动的“越盟”必须撤回北越；二是柬埔寨的高棉抵抗力量必须就地复员，参加未来的全国大选。尤其使西哈努克欣喜的是，日内瓦会议之后没有使他的国家像它的两个邻国（老挝和越南）那样处于分裂状态。 对于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这位特别易动感情的年轻国王喜形于色。他的确有理由踌躇满志，怡然自得。因为，登基十多年来，他为了民族的新生付出了心血。特别是柬埔寨这个东南亚文明古国在法国殖民主义占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在他手里重又恢复了独立和尊严。与此同时，左派革命也不再是他的心头之患。 这位年轻的国王盼望着实践他1952年向他的子民们许下的诺言：三年后实现彻底的独立。他要以一个现代的民主改革家，而不是以一个旧式君主的身份重新塑造他的新国家。当他对柬埔寨的未来展开美丽而宏大的想象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正在柬埔寨悄然崛起。 红色高棉这个称谓属西哈努克首创。这一称号被用来区别于40年代在越南的印度支那共产党。西哈努克以这一名称专指新一代的、独立于越南的、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者。这一称谓后来被世界广泛沿用至今。它成了后来民主柬埔寨的代名词。 红色高棉及其代表人物的崛起极富有戏剧性。它是随着亲越的老一代高棉人民革命党人的失势而逐步兴起的。 日内瓦会议后，关于柬埔寨的两项决议部分地实施了。越盟在柬境内的武装力量撤往了北越，而高棉人民革命党则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如果彻底就地复员，将意味着革命就此完结；如果继续存在和战斗下去，那将违反日内瓦协议，遭到各方的谴责。于是，他们化整为零，一分为三。约有2500名高棉革命者随越盟军队撤离柬埔寨，准备在北越重新集结。这些人是高棉人民革命党的精髓和骨干。他们中有1／3是伊沙拉联合阵线的军事人员，约有500人是高棉人民革命党党员，其中包括一些党的主要高级领导人，如党的中央主席、伊沙拉联合阵线主席、该阵线领导的“全国抗战政府’注席山王明，以及其他高级领导人姜萨马·绍兴、梅波、农谢、内萨兰、高莫尼、廖高莫尼、索万、索平、洪春、严松等。 另一批约1000多高棉人民革命党人转入了公开的合法斗争，由龙松、高密等人为首组织了一个合法政党“人民派”，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 此外，还有少数高棉人民革命党人仍留在柬埔寨，从事地下活动。显然，这批人人数较少，而且力量较弱，他们致力于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是党的副主席杜斯木。 对左派革命力量来说，日内瓦协议的执行确实在柬埔寨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真空。然而这个真空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新的力量填补了。这就是一批在日内瓦会议前后回国的留法青年学生，即“巴黎帮”。 1949年秋的一天，在开往欧洲的一艘轮船上，有一位身材不高但十分结实的24岁的农家出身的青年。他荣获了这年的留学法国的政府奖学金，正前往巴黎就学。此时，他望着浩瀚的大海浮想联翩。他想象著作为柬埔寨宗主国的法兰西，想象着近乎梦幻般的巴黎，也想象着未来全新的留学生生活……这位青年名叫沙洛特绍。这只是他公开使用的名字，他另有一个化名叫波尔布特。不过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家人。在法国时，他只向他的法国女朋友吐露过这个名字。回国后，他也一直叫沙洛特绍。只是到了革命胜利以后选举政府时，他才正式使用这个名字。在这之前，柬埔寨人始终不知道，波尔布特就是1949年出国留学的那个农家子弟。 以巴黎留学期间，沙洛特绍酷爱政治。这大概与他的社会联系有关。沙洛特绍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富裕的地主家庭，但他的家庭的社会联系却对他意义重大。他的一个哥哥在王宫中当一个小职员，他的一个姐姐是王家芭蕾舞团的著名演员，而且还为莫尼旺国王生过一子。 沙洛特绍前往巴黎留学时，只是一个技工学校的学生。正是因为1947年第一次全国大选时，他为民主党助选有功，才被后来的民主党政府选中，授予政府奖学金出国留学。同他一起赴法留学的，还有其他20名青年。 他们乘坐的轮船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到达了马赛港。很快，沙洛特绍在巴黎同留法的柬埔寨进步青年学生建立了联系，并加入了“高棉学生联合会”。该组织内有不同的派系，其中一个就是沙洛特绍参加的左派。他主张反对柬埔寨的君主制和法国的殖民统治。他们积极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以拯救柬埔寨，特别是柬埔寨的农民。这一点，在柬共革命成功以后的政策中也有所体现，他们对农民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这个左派中最主要的成员就是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他们及其他一些左派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50年，沙洛特绍、英萨利等10余人建立了“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英萨利任书记，沙洛特绍为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们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书籍。沙洛特绍读了大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感到困难。 1951年，巴黎的高棉学生联合会派沙洛特绍等三人作为高棉留学生代表，出席了由莫斯科发起在东柏林举办的柏林青年节。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来自印度支那革命者的代表“越南——高棉代表团”。来自祖国的代表赠送他们一面有五塔图案的奖旗、一些小册子和山玉明的照片。这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鼓舞。25年后，这面旗子稍加修改，成了民主柬埔寨的国旗。 高棉学生联合会的一些激进活动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注意。后来，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该组织被解散了。在这前后，在法国的一些激进派学生要求在法国流放的山玉成回国领导民主党进行议会斗争。秀木和英萨利也去拜访山玉成，向他介绍了柏林会议的情况。他们要求他支持在柬埔寨进行武装斗争，然而山玉成拒绝了。1953年8月，沙洛特绍回到了柬埔寨，加入伊沙拉联合阵线，并在该阵线的总部工作。这时，他奉命从事群众发动工作，建立乡一级的伊沙拉委员会并发展成员。 不久，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了。根据日内瓦协议，柬埔寨革命力量出现了前边提到的一分为三的局面。沙洛特绍是留在柬埔寨继续进行地下活动的青年革命者之一。1955年，他和先后回国的20名留法同学被秘密派往金边。这时，党的机构极不健全，只成立了一个“人民革命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越南劳动党指定绍兴担任书记，负责农村工作。另一个主要领导成员杜斯木主要负责城市工作，同时也是高棉人民革命党金边委员会的书记。这时，沙洛特绍就在他的手下工作。 1953年，巴黎的高棉学生联合会被解散以后，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学生组织“高棉学生联盟”，其主要领导成员有英萨利、乔森潘、胡荣、秀木。该组织特别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956年，英萨利也回到了柬埔寨。他以历史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无疑加强了沙洛特绍等人的力量。这时，沙洛特绍、英萨利已有可能把他们身边的一批留法青年组织成一个集团。后来，他们被称为“巴黎帮”。他们不大重视、甚至蔑视参加过越南控制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高棉老战士，认为他们是一批缺乏理论知识的一“乡巴佬”。而那些土生土长的高棉革命者则认为“巴黎帮”根本光视柬埔寨国内条件，只会抄袭马列主义词句。他们之间的分歧还不只这些。导致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主要政治分歧集中在革命路线上。高棉老战士认为，主要革命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巴黎帮”则认为是封建主义的西哈努克及其政权。在革命的策略上，老战士主张联合越南和西哈努克，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的染指；而“巴黎帮”则主张切断同越南的联系，独立进行反封建的革命。 当国内的以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为首的青年激进派形成一股新兴政治势力的时候，乔森潘、胡荣、符宁完成了他们在巴黎的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了金边。这些人当然也属于“巴黎帮”，也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但，他们同沙洛特绍派稍有不同。他们在政治上较温和，反对过分的强硬路线。他们比较倾向老战士的立场，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联合西哈努克。因此，这些人回国后并未立即转入地下革命活动。胡荣回国后，建立了一个私立学校，不久，又加入了西哈努克的“捍卫中立委员会”，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乔森潘回国后，办了一份报纸，因为宣传左派观点被警察查封了，他本人也被监禁了一个月。出狱后，他进入了胡荣的学校工作。宋成回国后，也成了一个教员，后来还参加了西哈努克的“人民社会同盟党”。然而，这些人仍然没有断绝同从事地下活动的“巴黎帮”的联系。 这些人的温和立场引起了西哈努克的注意。他们的高深才学也博得了西哈努克的欣赏。1980年，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称胡荣为“超级知识分子”。这些似乎多少抵消了他对这些人所持的革命立场的反感情绪。为了实现振兴国家的宏大目标，西哈努克一度大胆地起用了这批才子。胡荣后来成了他的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长，符宁成为国务部长，乔森潘成了商务部长。当1963年初学生运动高涨时，西哈努克加紧了对左派的排斥。这时，这些左派部长被解职了。 这批人同西哈努克的公开合作一直持续到1967。这年，发生了三洛的农民暴动。当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农民和城市左派的时候，他们才对西哈努克失去信心，进入了丛林，加入了早已由沙洛特绍牢固控制的高棉劳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尽管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后没有直接投入地下斗争，但丝毫没有影响以沙洛特绍为首的左派集团在高棉人民革命党内迅速崛起。这个集团就是红色高棉和柬共的核心。 1955年，留在柬埔寨的高棉人民革命党所处的不利环境，又为这个左派集团在党内声望的提高提供了催化剂。这年的全国大选中，西哈努克领导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了全胜，取得了国民议会中的全部议席。这一胜利吓坏了人民革命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例如，这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绍兴叛变了革命；·另一个主要领导成员N·T·农也自行脱离了革命。许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和党员也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从而造成了大批党组织的瓦解。柬共的历史写道：“从1955年到1959年，农村地区的党委损失了90％的干部和党员。……只有10％的革命运动还在活动……”党的领导人的叛变和脱逃，以及领导作用的软弱无力，似乎证明了青年左派集团对老一代高棉革命者的蔑视是有道理的；同时，也向全党显示了这个集团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从而使该集团在党内的影响迅速扩大。 到了1960年，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激进派再也不能容忍党的这种软弱无力状况继续下去了。这时，中央领导只剩下杜斯木和索平两人。很显然，年轻的激进派们开始问鼎党的最高领导权了。 在这种形势下，高棉人民革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0年9月在金边火车站的一所破房子里正式举行。共有2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建立马列主义政党”，取名为柬埔寨劳动党。大会选出8名中央委员，杜斯木为书记，农谢为副书记，他们同波尔布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英萨利进入了中委，为中央第5号人物。 这次选举是老战士派和青年激进派进行的第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老战士派仍略占上风。在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除山玉明等几名当选委员仍在越南以外，两派各有三个中委。但书记和副书记均为老战士派。此外，这次大会仍有亲越的色彩，如党的名称仍效仿了越南劳动党。这反映了老战士派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这次代表大会是青年激进派的一大胜利。他们毕竟触摸到了人民革命党的权柄。几年前，还被人看作只会背诵马列主义教条的书生现在居然进入了中央领导层，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然而，尽管如此，对青年激进派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较量的结束。他们要继续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向和路线改造和重建这个党。 1962年的一个偶然事件为再次较量提供了机会。这年7月，中央书记杜斯木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杀。这一事件留下了权力真空，从而引发了第二次较量。 这次较量是决定性的。它发生在1963年2月党的又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次，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激进派占了绝对优势。大会选出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央委员会，英萨利进入了常委。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由于他们之间的连襟关系（波氏夫人乔帕娜莉和英氏夫人英蒂丽是同胞姐妹），使这个权力的核心更加牢固。现在，权力基本上转到了“巴黎帮”手中。老战士派失势还表现在，党的路线有了根本的变化：第一，党决定独立地领导柬革命，这意味着割断同越南的关系；第二，党决定开始发动农村武装斗争，这表明，主张联合西哈努克的温和路线遭到了否定。 这次会议后不久，由于西哈努克加强了对左派势力的镇压，以沙洛特绍为首的中央机关进入了丛林。党的领导中心和工作重心转向了农村。接着，武装的游击队便诞生了。这标志着红色高棉正式崛起。在以后的几年里，红色高棉成了西哈努克的主要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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