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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祸水 西哈努克敢说“不” “二Ｓ大战。” 中国主席刘少奇在金边险遭炸弹袭击 西哈努克让柬埔寨为吴庭艳、肯尼迪、沙立三人之死 举行三天庆祝 美国新任驻金边大使还未递交国书就被驱逐回国 “我乞求做中国的奴仆，中国都不会同意！” 《新闻周刊》一篇轻率的报道导致了西哈努克同美断 交；而这篇文章的作者30年后成了亲王的挚友。 1959年，针对西哈努克的一系列阴谋对他精神上的震动和打击是巨大的。这对他的脾气和性格的变化发生了作用。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易怒和冲动，甚至出现一些神经质的言论和举动。然而，这仍未促使他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何大的举措。他了解柬埔寨的处境，在自己的门口有两个宿敌邻国正虎视眈眈地要扼杀他的中立；有他自己的同胞组成的自由高棉在他的死对头山玉成领导下正寻机进攻；他更了解美国这个世界大国并不是那么好惹，一个小小的柬埔寨，要向这个庞然大物挑战，真是蚍蜉撼树。因此，面对这些，他除了在语言上的某些发泄之外，只能继续保持克制。 但是，1960年到1963年事态的发展，似乎在把西哈努克一步步地推向忍耐和克制的极限。把西哈努克推向灾难性的爆炸点的原动力当然是来自美国。 这期间，使西哈努克苦恼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援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尽管1959年他采取了一个措施，宣布将全国代表大会变成对国民议会进行制约的权力机构，但仍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美援对柬埔寨政治的腐蚀作用。这种腐蚀作用不仅破坏了政府的威信，削弱了它的效能，而且分裂和瓦解了西哈努克的政治领导集团，使美国从中培植颠覆其政权的代理人和内应力量。这就是美国的经济颠覆战略。 美援，通常采取在各个部门进行美元分配，造成了政府官员之间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等种种丑闻。同时按规定，接受美援必须进口美国的消费品，这就使进口商和达官贵人们成了美援的最大受惠者。而真正能用于国家经济建设重要项目的援助却微乎其微。 即使用于经济建设的援助，美国也明确要求只能用于私有企业，而不能援助柬埔寨的国有企业。柬埔寨当时正加速公路和桥梁建设。但这些公路和桥梁是为国营种植园或工业服务的，因而不能使用美国的援助。所以美援实际上像祸水一样败坏着整个柬埔寨社会。 一个冒牌的私营工业家自称他获得了一笔美国的贷款，进口了一套火柴厂的设备。根据贷款协议，该设备是最现代化的新型设备，但运来的却是一套报废了的机器，成了一堆废铁。很快该投机“工业家”宣布破产，于是美国经济代表团就要求柬埔寨政府偿还那笔贷款。西哈努克建议，既然要求柬政府偿还‘那么以后自然应该允许柬政府有权用美元进口自己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但遭到了拒绝，理由是美元不得用于国有企业。 西哈努克在批评美国的经济援助政策时说：“对于这种附有条件的美国援助，我要说的是，美国商品化的外汇援助只是有利于商人‘阶级’和代理商。这样，美国援助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了。它并不愿意引导高棉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独立国家。” 相对美元的援助，西哈努克看到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真诚。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带任何条件，而且是服务于柬埔寨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比之下，使西哈努克产生了放弃美援寻求新的援助途径的打算。为了把他的打算传递给他的臣民，为了给他以后采取行动提供舆论准备，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述美国的援助政策，阐述柬埔寨面临的出路。最后，他向人民发出警告，美国的援助“把我们引向贪污腐败，从而使我们仍然处于一种依赖别国的地位。如果我们想避免某些国家的厄运……那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来一次外科手术，把‘援助’切除掉”。为了独立，柬埔寨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们非死去不可的话，我们宁可以一种比较勇敢和更有尊严的方式死去，而不愿被美援窒息致死或束手待毙。” 他的号召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响应。然而那些美援的直接受惠者，尽管是西哈努克的支持者或他的同僚，却都持一种明从暗抗的态度。那些用美元喂肥的政治家们同西哈努克的矛盾，开始激剧发展了。这些人成了1970年美国策划推翻西哈努克政权的政治基础。其代表人物就是朗诺和施里玛达等。 在中止美援之前，西哈努克先采取了某些预备性措施。如对进出口贸易、私人银行、私人酒厂等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对进口奢侈品加以限制；对进口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也加以控制；对国家分配用来进口商品的外汇额也进行了严格控制。这样，就有效地堵塞了中饱私囊的各种渠道。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吴松山携巨款潜逃的事件，涉及到包括朗诺、施里玛达在内的一大批军政头目。 吴松山是在泰国出生的华裔。他从泰国带了一大笔钱来到金边，据说是要做生意。当时西哈努克正在鼓动私人投资。于是他在柬埔寨建起了汽车旅馆和奶制品加工厂。后来又在金边办了一家银行，而主要资金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施里玛达成了这家银行的股东之一，而且还是吴松山的主要支持者和保护人。 当时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宋双发现吴松山是一个骗子。许多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将他们的资产和周转资金都存人这家私人银行。通过调查，还发现吴松山收买了大批政府官员、议员、国营企业的负责人。西哈努克立即命令几名会计检查该银行的帐目。不料，吴松山早已逃之夭夭，连装现金的保险柜都空空如也。他像盗贼一样，利用夜深人静之时，乘坐一架金边航空俱乐部的飞机飞往西贡，从西贡又跑到曼谷，投靠了山玉成，并成为自由高棉头目中仅次于山玉成、桑·萨里的第三号人物。 吴松山所以能预先脱逃，是有人向他走漏了风声。这人就是施里玛达。在后来查帐过程中，发现施里玛达、隆波烈、严森波等国民议会全体右派成员都卷了进去。为了逮捕这些议员，西哈努克首先向国民议会提交一个议案，要撤销他们作为议员的豁免权。但这个议案未能通过，因为与此案有牵连的议员太多了。这些人从该银行获取了多少好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这个银行投了多少钱，无法弄清。据说，吴松山潜逃时，带走了四亿瑞尔，相当于1000万美元。这个震惊全国的事件被报界称为“二Ｓ之战”——代表国家银行的宋双（Son Sann）同金边银行的吴松山（SonSakd）之间的斗争。 吴松山被缺席审讯后被判处死刑。但在1970年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急忙撤销了对吴的判决，并允许他返回金边。后来，他居然回来了。 这一事件促使西哈努克下决心对一些重要金融、商业和生产企业国有化，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切断同美国经济联系的决心。他坚信，吴松山背后的靠山是美国的经济援助。 但真正促使西哈努克把决心变成行动的，还不是经济上的因素，而是安全和政治上的因素。 1963年对柬埔寨来说，的确是多事之秋。在1959年一连串的阴谋活动失败之后，似乎出现了一段间歇。但这之后，对西哈努克的威胁又加剧了。 这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金边，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后，西哈努克乘敞篷汽车陪同刘少奇，在两旁欢迎群众欢呼声中驰往首都中心。这是一次成功的盛大的迎宾活动。然而，如果不是在这之前有效地破获了一起爆炸阴谋的话，那历史就得改写。 就在这次预先安排好的国事访问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两个从台湾来的陌生人到了机场路旁边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下来。其中一人是台湾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这两个人每天在秘密地挖一条地道，通往马路的中心，准备把一枚美国制的定时炸弹安置在那里，等西哈努克和刘少奇的汽车一到就引爆炸弹，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然而，这两个台湾人的秘密行踪却被北京发觉了。这一情报迅速传到了西哈努克的安全部门。金边方面立即派出警察进行监视，当他们开始作案时，被当场抓获，缴获了挖掘工具、炸弹以及伪造的身份证明书等。他们交待了同中央情报局勾结的细节，最后依法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枪决。1970年，朗诺上台以后，将这二人释放，送还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还是在这一年，又一起秘密活动同样与中央情报局有关。一天，金边的海关缉查人员发现寄交美国大使馆的几个箱子有些可疑，于是他们申请开箱检查。但是，按常规，寄交大使馆的任何物品均享有外交豁免权。由于缉查人员对自己的推测十分肯定，要求被批准了。开箱后，果然不出所料，全是武器。显然，这些武器是供应自由高棉分子的。柬埔寨的情报机构已经获悉，中央情报局正在等待自由高棉从境外的渗透和进攻，他们正准备在柬境内建立一支第五纵队，作为内应。这些武器就是派作这一用场的。 到1963年，山玉成的自由高棉加强了对西哈努克的宣传攻势。他在境外分别设了两个无线电台，整天对西哈努克进行漫骂和攻击。这是由美国的报刊舆论煽动起来的，其他西方国家也起而响应，添火加油。西哈努克把这称作为“语言侵略”。 山玉成的无线电台广播显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这一点从柬埔寨俘获的一名山玉成分子的口供中得到了证实。此人叫普雷伊，是荣胶省省长的侄子，也是山玉成手下的一个头目。他从他叔叔那里弄到了通行证，并得到康托尔首相的批准，同另一个山玉成分子森赛来到了金边，准备同西哈努克谈判，其目的大概是想说服西哈努克改变反西方的政策。但他们被逮捕了，并押到了有10万人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森赛供认是美国在援助山玉成，并提供了无线电发射机。但普雷伊拒绝回答。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对他一顿痛打。他后经审讯被判以死刑。 就在这次国民大会上，西哈努克宣布中止美国的援助，并旦抗议美国对自由高棉的支持，但是美国方面仍拒绝承认，并坚持说自由高棉及其电台都在柬埔寨境内。 西哈努克的举动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他急忙同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柬埔寨的局势。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告诉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确实在倒西哈努克活动中“投进了钱”。他建议美国一口否认，从而使这一问题得以澄清。肯尼迪总统同意了这一建议，随后便派与西哈努克保持私人友好关系的迪安·艾奇逊律师（他曾经作为西哈努克的律师在海牙国际法院为柬埔寨打赢了一起与泰国的领土官司）到金边，来安抚这位亲王，以便使他平静下来。助理国务卿要求肯尼迪过几天看看情况以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总统说：“OK，我们等到周末再说。”不料，两天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肯尼迪会采取什么行动。 就在这一年，死了三个与西哈努克有关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敌人。一个是南越的吴庭艳，他由于腐败无能而且飞扬跋扈遭到后台老板美国人的唾弃，最后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在此过程中，他被击毙。后来一个被刺身亡的是肯尼迪。再后来，就是泰国的总理沙立。对此，西哈努克不无快慰。他在沙立死后，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的末尾，他说道：“所有这三个人总是想破坏我们的中立，给我们制造麻烦和带来不幸。他们现在在地狱可以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基地了。我们的其他敌人将加入他们的行列。上天将惩罚和平中立的柬埔寨的所有的敌人。我们的先王的神灵保佑我们。”西哈努克让柬埔寨为这三个人的死举行三天的庆祝，鼓励人们带上红袖，每晚在王官前举行集会和音乐表演。 在多事的1963年过去之后，西哈努克对处心积虑、决意要搞掉他的美国佬仍愤愤不平。虽然他宣布了中断接受美国的援助，但这似乎丝毫未解其心头之恨，也没能从根本上阻止来自华盛顿的干扰和破坏。于是，他朝反帝反美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在西哈努克中断接受美援的举动影响下，国内的激进势力顿时活跃，反美浪潮不断高涨。1964年1月，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参加了反美的游行示威。尽管这次游行未经政府批准，而且还阻碍了正要出访的西哈努克的车队，但这次游行也未受到政府的任何指责。3月，亲王出访马来西亚回来之后，还亲自批准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反美游行示威。参加示威的有身着便衣的士兵、工人、市民和学生，其中许多人是由政府的车辆把他们运到了市中心的。游行队伍由政府情报部的高音喇叭指引行进路线，涌向美国大使馆。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反对美国支持自由高棉”。游行过程中，愤怒的示威者损坏了大使馆的建筑，砸毁了使馆的汽车。整个示威活动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政府没有阻止这次过火的示威活动，相反，西哈努克称这反映他在人民中大受欢迎，而美国则不得人心。 这次游行之后，美国对待西哈努克的态度似乎也升级了。3月底，南越伪军在美国军事顾问的指使下，对柬埔寨的村庄进行了袭击，结果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有17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这之后，对柬埔寨村庄进行轰炸的事件不断发生。而西贡美军对这些事件的唯一解释是，越柬边境“不明确”。 美国对柬埔寨实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威胁之后，于1964年8月，又向西哈努克伸过来一根橄榄枝。华盛顿向金边派来了一名新大使伦道夫·基德尔，以便缓和紧张关系。但是，当基德尔刚一到柬埔寨，又发生南越军队袭击柬埔寨平民的事件。于是西哈努克没等这位新大使递交国书，就把他驱逐回国了。 几乎与此同时，越南战场的风云突变。由于北部湾事件，原来由美国人出钱让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特种战争，突然转变为由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参战的“局部战争”。 1946年7月31日午夜，南越伪军的炮舰快速驶出了岘港，直奔位于北部湾北越海域的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占领的两个小岛——，湄岛和纽岛，并向两岛进行攻击。它们遭到了北越鱼雷快艇的反击。这时，在北部湾执行侦察任务的一艘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放弃了侦察，吸引前来反击的北越鱼雷快艇。双方交了火，于是就出现了美国人宣称的“北部湾事件”。据后来的大量研究表明，这是由美国和南越伪政权预谋已久的一起蓄意挑衅事件，从而为大规模进攻北越和为美国直接参战制造借口。 就这样，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宣而战。1964年8月5日，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了突然空袭。 一旦越南被美国征服，独立的柬埔寨还能生存吗？ 面临着美柬关系的紧张程度不断加剧和越战形势的日益严峻，西哈努克不得不寻找国际保护。他再次提出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确保柬埔寨的边界安全和它的中立。西哈努克希望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能参加会议，以求得它们的支持。但这个努力由于西贡和曼谷政府极力反对而告失败。 亲王把求助的目光再次移向了中国。1964年9月，他访问了北京。结果，他带着可观的无条件援助和坚定的政治支持的保证，兴冲冲地回到了柬埔寨。的确，中国的援助是真诚的，完全出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支持一个被欺侮的弱小国家的目的。西哈努克完全相信中国的诚意。难怪，他回国以后对他的国民说：“我要使大家清楚，即使我祈求人民中国，去做她的奴仆，她都不会同意。我们高棉人很幸运，这是一种少有的幸运。……我国好比一个向中国频送秋波的姑娘，而这种秋波却使中国反而不愿碰她，以兔玷污她的贞洁。” 正是在这之后的一个月，柬埔寨王国政府和国民议会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宣言警告说：“如果美国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对柬埔寨领土进行新的侵犯，柬埔寨将立即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要求广泛的国际保护和援助，不能忽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对于越南，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西哈努克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憎恶感和不信任感。这也许是由于久远的历史恩怨的积淀，特别是由于交趾支那这片永远也收不回来的沦亡国土。但是，胡志明领导的北方政府总没有像西贡政府那样使他坐立不安，怒不可遏。尽管它曾经哺育了高棉的共产主义者，给西哈努克造成了麻烦，但它毕竟现在正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自顾不暇。因此，它还不可能马上对他构成威胁，更何况，金边和河内正面临着同一个敌人。这一切，构成了他寻求同北越更密切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西哈努克相信，他同胡志明的相互支持，对于他自己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上，这一道理，西哈努克在北京时就认识到了。周恩来劝他同胡志明携手抗美，他欣然同意了。后来，他对一位记者也直言不讳：“我帮助越共游击队是因为周恩来向我提出过这个要求，而且我也觉得帮助他们是对的。” 西哈努克的确敢说敢为。1965年3月“，在金边举行了一次印度支那人民大会。这是印支三国人民团结斗争的盛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柬埔寨、越南、老挝的38个政党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他们共商团结反帝、保护印支和平独立的大计。在这个会议上，西哈努克冒着“违反自己中立诺言”的指责，公开向世界宣布他支持越南爱国者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讲道：“柬埔寨是中立国家，但我们不能在侵略者（美国）和被侵略者（越南）之间保持中立。因为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所承认的越南国家统一的权利，已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所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在正义（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的权利）和非正义（美国对越南实行新的殖民主义）之间保持中立。” 在大会执行主席西哈努克的主持下，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了会议的总决议和关于柬、越、老三国的分决议，以及关于印支人民团结的决议。会议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和威胁。 西哈努克在闭幕式上坚定不移地宣称：“我们的种族文化尽管不同，我们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选择尽管不同，但是我们彼此还是表现了无保留的联合和团结，这就使得我们的联合和我们的团结格外可贵。”他说，“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对美帝国主义者毫不含糊的谴责，我们对抗战的越南，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抗战的老挝的完全支持，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帝国主义者胆敢把他的臭名远扬的‘扩大战争’的矛头指向我们，那么他们将要看到，我们准备像我们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兄弟们一样，予以迎头痛击。” 西哈努克的讲话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对河内态度的转变。 几乎与这次印支人民大会同时，美国开始大规模地投入同越南的地面战争。在“北部湾事件”中对北越的突然轰炸之后，美国并未立即投入对越南的大规模战争。华盛顿的最高统帅部一直在讨论是否立即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和地面战争。直到1965年2月，鹰派才占了上风。3月2日，美国以“雷鸣行动”为代号的轰炸开始了。一周后，美国第一批地面部队在现港登陆。美国所谓的局部战争爆发了。 越南战争的升级把西哈努克进一步推向左转，他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更加同情和支持了。这以后，他为北越和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抵抗运动提供了不少方便。实际上，他默许了民族解放阵线把柬埔寨靠近越柬边境的领土，特别是深入南越领土的鹦鹉嘴地区，当作后勤供给地和庇护所。 1965年5月初，美国空军对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进行了轰炸。在这次轰炸中，有几十名柬埔寨平民被炸死。这一事件对西哈努克是极大的打击。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他焦急万分，夜不能寐。同时，他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已经忍无可忍。最后，在同宾努亲王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之后，终于决定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一个小小的柬埔寨敢于同美国这样一个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进行对抗，可以想像，它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的确，作出这一决定，对于西哈努克这个弱国之君并非易事。他在描述他作出这一惊人之举时的心怀时写道：“作出这种重大决定的过程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是很痛苦的，它不仅使我好几夜不能成眠，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个不发达的小国居然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彻底赶走，这可不是一桩小事。看来导致公开和暗中的报复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不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农村的人民在红色高棉的影响下将会对我感到幻灭，还会指责我已经成为亲帝国主义的卖国贼。” 当西哈努克正在下决心同美国决裂时，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对亲王和王后有侮辱性的文章。文章说，亲王有几个小妾；说亲王的母亲“爱财如命”，而且管理着“城郊的一大串技院”。这使亲王火冒三丈，不仅坚定了他断交的决心，而且还激起了又一次在美国驻金边使馆门前的群众示威。 历史有时是那样惊人的奇妙。在《新闻周刊》上发表那篇侮辱性文章的记者伯纳德·克里舍，后来竟成了西哈努克的挚友。他们是在万隆会议上认识的，不久成了朋友。1990年，两人居然还合著了西哈努克的一部回忆录：《我所认识的世界领袖们》。在这部书里，他重提了那篇不幸的文章，坦率地表示了悔过。他写道：“我在《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中犯一个我迄今十分后悔的严重错误。我并不真正了解‘亲王受600万人民爱戴，而且尽管他曾正式放弃王位不当国家元首，他还是被尊敬为王爷……’而当时我从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偶然听到了一种攻击王室的传闻，说西哈努克的母后是‘财迷’，‘大城小镇都有她经营的买卖和妓院’。”克里舍还说：“现在回想起来很清楚，这些话就是犯了不敬罪，削弱了我煞费苦心提供给美国人的有关柬埔寨情况的客观报道。……不到一个星期，他（西哈努克）抨击了我和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在金边美国使馆前的群众示威。窗户玻璃被砸了，传单上写着：‘克里舍滚出去！’柬埔寨《现实周刊》在头版头条措词强硬地谩骂美国、《新闻周刊》——特别是我（种种罪名，还说我是男妓）。” 克里舍被宣布永远不得进入柬埔寨。他后来意识到他报道的失实，他想保全面子而不肯道歉。然而他仍希望亲王能恢复对他的好感，于是他利用亲王生日的机会寄出了一张漂亮的生日贺卡。这一张贺卡一下子驱散了亲王的怒气。亲王原谅了他，并邀请他再访柬埔寨。但后来的事变把这对朋友的相会推迟了14年。“不打不相识”，这再次印证了中国的这句老话。 就是这篇轻率的文章，使柬美关系的历史发生了转折。 1965年5月3日，西哈努克正式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断交之后，西哈努克更加公开地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他为越南南北交通联系和中国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略援助提供了方便。1965年以前，北越和中国的供应物资都是从海上运往南方。但从1966年起，美国加强了海上封锁，迫使北越在越老、越柬边境的老柬一侧修筑一条南北向的秘密通道。这就是著名的、在战争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胡志明小道”。与此同时，中国为支援越南人民，在柬境内开辟了一条连接西哈努克港（即磅逊港）和鹦鹉嘴地区的秘密运输线。许多柬埔寨边境地区都被用来服务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特别是鹦鹉嘴地区，它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和后方战略基地。柬埔寨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都是与西哈努克的援越抗美立场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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