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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胆的“革命行动”——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 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 一部不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宪法 西哈努克退休 柬共总书记沙洛特绍第一次以化名波尔布特与公众见面 1977年9月29日，柬埔寨共产党正式公开。 红色高棉武装部队解放金边以后的最初几天，军事当局除命令朗诺政权的官员和军队指挥官前往指定地点投降和号召公务人员恢复正常工作以外，没有采取其他政治行动。直到22日，乔森潘才在电台以西哈努克元首、宾努首相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名义发表讲话。他没有谈到组织新政府的任何计划，只是首先对在5年战争中死去的红色高棉战士表示哀悼，并对帮助他们取得革命胜利的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表示感谢。他宣布从24日至26日举行三天群众仪式，庆祝柬埔寨的胜利。 25日，金边电台宣布，西哈努克将担任民族统一阵线成立的新政权的终身国家元首，宾努仍将任民族团结政府的首相，乔森潘仍任副首相兼武装部队司令。新政权宣布，柬埔寨是一个真正独立、和平、中立、不结盟、自主、民主和繁荣的国家。 显然，新政府在人员组成方面没有大的变化。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结构仍将继续维持一个时期。 金边解放后，政府特别强调的两大任务就是保卫国家安全和恢复国民经济。在安全保卫方面，一是强调肃清朗诺政权的反对势力，二是警惕外来的干涉，尤其是来自越南的干涉。 关于经济恢复工作，新政权是把它纳人全面的社会改造的轨道进行的，将其作为重建柬埔寨社会的宏伟工程的一部分。最初，新政权从未公开全面地描绘这种新社会的图景，也没有公开提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字眼。但在领导者们来看，他们显然是在按照他们革命的想象力所设计的一条快捷、笔直的途径，以达到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 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一项大胆的行动——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这一决策的真实动机，按决策者们后来的解释，说法不一。一种解释是，已经崩溃的城市经济无法承担几百万城市人口的生计，他们只有到农村寻找生路。第二种解释是，越南人很容易潜入城市，往往利用人口集中的城市从事颠覆活动。第三种解释是，要把所有的柬埔寨人变成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自食其力的新人。第四种解释是，城市是滋生反动、黑暗势力的温床。 第一种解释表面看来是最接近于情理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理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不分老弱病残、男女长幼一律举家、举城迁移；为什么不存在食品供应问题的小城镇也采取了这一措施。 从政策制定者们的言论和后来的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决策的真实动机，更多地偏重于后两种解释。红色高棉的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一点非常明确。而在柬埔寨，剥削关系和阶级差别表现最突出的是城市，有的柬共干部说：“留着（城里人）不是好事，失掉他们也不是损失。”在他们看来，许多城市人口即使不是革命的敌人，也是对革命持对抗态度的。消除这些敌人，把他们变成新人，唯一的好途径就是到农村进行改造。后来这些人被称为“4·17人民”（即4月17日革命胜利后被疏散到农村的人口），或称“4·17新人”。 在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力量，纪律严明，生活节制，鄙视奢华和享受，对城市中的华丽服饰、怪异的发型、灯红酒绿的娱乐都嗤之以鼻。他们把金边称为“湄公河上的娼妓”。要改造柬埔寨社会，要革除这些旧社会的痼疾，取消城市倒是非常便当之举。 疏散城市人口的决策，是在1975年4月17日金边解放前三个月制定的，似乎没有在党内的高层领导中进行认真讨论。据英萨利后来说，他对这一政策的制定一无所知（当时他驻在北京）。这一政策制定以后又高度保密，所以到这一政策公开实施时，许多党的干部都感到吃惊。 这一政策从4月17日红色高棉军队进入金边之后就开始实施了。仅在一个星期中，金边和主要省会的城市人口就基本撤空了。在以后的两个月当中，有200—300万城市人口撤到了农村。 在红色高棉政权存在的三年中，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曾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75年，主要是疏散城市人口。第二次是1976年，主要是南部的人口迁往较富庶的西北部。第三次是1978年，主要是将受越南影响较深的东南部人口迁往西北部，以防越南的渗透。 由于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和迁移，又由于农村地区没有准备足够的生活和生产设施及条件，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国外，数以万计的人因不适应体力劳动和艰苦环境以及各种疾病而死亡。 在柬共领导人作出疏散城市人口决定的同时，还决定采取其他一系列社会改造的重大措施。其中有废除货币和私有制，取消市场，实行供给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宗教。 革命胜利不到两个月，就宣布消灭了私有制，把所有工厂、企业、商店、土地收归国有，只允许个人拥有日用品。在农村，按照前解放区的农业集体化办法，很快建立起了合作社和农村公社、新村。至1976年初，柬埔寨全国实现了合作化。 由于大量人口集中于农村，又缺乏生活设施，合作社往往采取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的生活方式。 由于实行了上述这些措施，从事农业的人口猛增，所以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稻米的生产，很快就缓解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这些措施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对不服管教的人的轻率杀害、艰苦劳动的重压、对宗教信仰的遏制、对家庭生活甚至婚姻的武断干预……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社会不满。而这种不满动摇了新政权还没有巩固的社会基础。 对柬共革命胜利以后为什么没有迅速依照法律程序建立起民选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即公开共产党组织，曾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也许是考虑到西哈努克的地位，因而宁可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维持一个时期。也许是由于忙于军事进攻，缺乏政权建设上的必要的准备工作。总之，在胜利以后的近一年内，新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不明确的。至于柬埔寨共产党在解放以后仍长时间的处于半神秘状态的原因，至今仍不得而知。 有关国家政权的法律程序，直到1975年年底才正式开始。首先进行了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12月14日，举行了一次国民大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1976年1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颁布了《民主柬埔寨宪法》，“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式改称“民主柬埔寨”。乔森潘说，这部宪法不是借鉴外国宪法的结果，也不是几个学者闭门研究的结果，而是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用自己的双手写成的一部宪法。这表明，该宪法是不同寻常的。的确，它有着许多独到之处。例如，它不同于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宪法，它没有规定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同于其他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法案，它规定了消灭阶级的内容。宪法中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字眼。 宪法规定：“柬埔寨是一个独立、统一、和平、中立、不结盟、主权、民主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柬埔寨是柬埔寨工人，农民和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国家”，要在柬埔寨建设“一个具有真正幸福、和平、正义和民主，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主要生产资料一般分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日用品属于私人所有。”政治领导原则为“集体制”，而不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宪法还规定“立法权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柬埔寨所有劳动者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其职权是“制定民主柬埔寨国内的法令和规定其他政治路线”。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宪法规定“每个柬埔寨公民享有真正的物质、精神和其他方面的生活权利，这一权利应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每个工人都是工厂的主人，每个农民都是田园的主人，其他劳动者都享有就业的权利。”关于宗教，宪法规定：“每个柬埔寨公民都有信仰宗教的权利，也有不信仰宗教的权利，决不允许侵害民主柬埔寨和柬埔寨公民的反动宗教存在。” 这是一个十分原则和笼统的宪法，对政府权限没有明确的规定，许多条款都十分抽象，这为灵活解释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3月下旬，柬埔寨开始了解放以后的第一次普选。选举前，政府在电台宣布了515名候选人名单，从中选出250人作为人大代表。这些候选人的产生不是按选区产生，而是从工人、农民、革命军人三大社会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必须是年满25岁以上的有革命斗争经历的人。乔森潘及柬共领导人都是以地方工农兵代表的身份被作为候选人提出来的。柬共总书记沙洛特绍第一次以化名波尔布特与公众见面。他是作为东部地区橡胶工人代表被提名为候选人的。 没有竞选活动，选民对候选人基本不认识或不了解。“4·17新人”的投票权受到限制。 4月11日—13日，选出的250名人大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选举了人大常委会。农谢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努则和波苏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委员长。代表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任命了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乔森潘任主席，索平和宁罗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副主席。大会最后任命了民主柬埔寨政府成员，其中波尔布特为总理，英萨利为负责外交的副总理，温威为负责经济的副总理，宋成为负责国防的副总理。 大会还就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的地位进行了特别讨论。会议首先讨论了西哈努克4月2日声明中提出的退休要求以及民主柬埔寨政府接受他退休要求的声明，然后一致通过决议：“代表大会接受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退休要求。考虑到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作为爱国亲王之一，在同柬埔寨民族和人民一道积极参加抗击美帝及其走狗卖国贼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郑兴、英丹、隆波烈和索斯丹尼·费尔南德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侵略战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授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伟大的爱国英雄的称号”，“修建一个纪念碑，纪念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作出的上述‘贡献’”，“完全保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家庭与前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前主席的头衔相称的生活条件。” 关于宾努亲王，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任命宾努亲王为国家主席团高级顾问。主席团的公报说，“鉴于宾努亲王是一位崇高的爱国人士，他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和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郑兴、英丹、隆波烈和索斯丹尼卖国集团极其残酷的侵略战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鉴于宾努亲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练的政治家，国家主席团一致决定任命宾努亲王为国家主席团高级顾问，其地位与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相同。” 人大全体会议还对原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几年来所做的工作作了满意的评价，认为它“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根据它4月6日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辞职要求，大会一致接受前政府的辞职要求。 到此，完成了民柬政府成立的一切法律程序。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国家政权正式诞生。 但是，民主柬埔寨的国家性质到这时仍未明确宣布。实际上国内的人士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整个国家是受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组织”领导和控制的。人们常常把最高的政治领导称作“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就是柬埔寨共产党。但是，即使在民柬政府正式成立以后，它仍没有正式公开。 到了1977年9月29日，柬共成立17周年的时候，柬共中央决定将党正式公开。在庆祝党的17周年的大会上，党的总书记波尔布特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他首先宣布党正式公开。然后，他明确指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他说：“领导我们柬埔寨革命的，只有柬埔寨共产党是真正的领导。赢得4月17日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有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多年来，尽管这个党没有公开，然而我们的人民，各社会阶层，特别是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者，都认识、都看到、都熟悉柬埔寨共产党的形象。”接着他回顾了党17年的斗争历程。在论述现阶段柬埔寨历史任务的时候，他提出了三项任务； （1）坚决捍卫民主柬埔寨，保卫我们的独立、主权和国家边界范围的领土完整，保卫党的工农政权，保卫我们神圣的革命果实。 （2）继续深入具体地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即逐步巩固发展我们各方面的公有制。 （3）努力并重视我们民主柬埔寨的社会主义建设，即：更好地、更快地在各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 直到这时，民主柬埔寨才把它的政权性质最终明确：这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官方电台公布了西哈努克写给波尔布特和柬共中央的三封表示祝贺的信。宾努也公开发表谈话，表示了对柬共的良好祝愿。这样，民主柬埔寨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传统势力和社会影响方面获得了承认，从而也提高了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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