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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返回柬埔寨



    周恩来在病房里接见了西哈努克一行。周恩来告诫
    乔森潘:“我们冒昧地忠告你们,不要试图跨一大步
    就达到共产主义最终阶段……”
    毛泽东对乔森潘说,不能让亲王到农村去……
    热烈隆重的欢送仪式后,亲王渐渐感到气氛有些变化。
    政府准备为亲王树立一个纪念碑,发给他每年8000
    美元退休金。
    “一种十分舒适的软禁。”
    在金边,邓颖超也只能看一下西哈努克的背影。
    得知毛泽东去世,西哈努克写了五封信,但不能发出。

  解放金边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1975年4月17日近午时分,西哈努克正在参加在叙利亚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驻京大使会议。其间,他的助手向他报告了金边政权已经投降的消息。他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用香槟酒表示祝贺。很快西哈努克亲王办公室正式向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宣称:“卖国贼已于今天上午当地时间9时30分投降了。”
  当天晚上,西哈努克在他北京的寓所举行了一个由承认他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70个国家的驻京大使参加的招待会。亲王神采飞扬、容光焕发,显然他十分兴奋,话也不知从何说起。他说,“当一个人大兴奋和高兴的时候,他就说不出任何话了。”
  是的,此时他大概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描述他的心情。为这一时刻的到来,他整整奋斗、等待了五年。这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的国家的命运,渴望它的早日解放。这一天真的来到了,他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此时此刻,他大概想得很多。他想到,这五年的流亡生活就要结束了。他想到,他将告别那令他耻辱的岁月。但是,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柬埔寨,而不是他自己。他谈到了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他的前途。然而对这一点,他表现出了无私的坦荡胸怀。他说,“我热爱的是柬埔寨。因此,柬埔寨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就是我得到的最好报酬。”他接着说:“我对我的明天的命运如何已不再感兴趣了。过去一直使我胸中的烈火熊熊燃烧的就是我对我的国家所抱有的这个目标。”“我个人的前途是无关紧要的。唯一使我内心充满着热情的是我的国家的前途。”
  他向人们宣布,就在不久以前,红色高棉还希望他当国家元首,当终身国家元首,还要求他为柬埔寨人之间实现完全的和睦而出力。他再次表示了早已许下的诺言,他将“完全地、永远地把政府的权力让给红色高棉”。“他将成为民族团结、民族联合和民族和睦的象征。”他说他要住在远离首都的吴哥,从而表示他不过问政治的意愿和决心。
  关于西哈努克何时返回柬埔寨一事,他说:“也许过几天,也许过几个星期。”但从后来的谈话看,他似乎并不急于回国。他解释说,他是否尽快回国完全取决于他母亲哥沙曼王后的健康状况。这时,他母亲已在北京和他同住,这一点应该感谢美国,是他要求华盛顿对朗诺施加影响后,哥沙曼才被解除软禁,前来北京的。的确,这时他母亲的病情已达到了垂危阶段,他不可能毫不顾及。但是,在王后于4月末于北京去世以后,他仍未确定回国的日期。
  西哈努克的迟疑有无原因不得而知,不过回国的决心是早已定下来了。他不是没设想过个人的安危。他早已直言不讳地谈过他同红色高棉的敌对关系。但是,他无所畏惧,无怨无悔。他说,“如果红色高棉愿意搞掉我的话,那么我决不会对他们感到不满,也不会对我自己感到不满。”
  1975年7月18日,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外交部长沙林察到平壤去见西哈努克,建议他回国,但亲王拒绝了。8月,乔森潘再次到平壤邀请他回国。乔森潘向他再次许诺,让亲王作为终身国家元首。这次,他同意了。他回到北京后,便开始做回国的准备。行前,他去拜会和告别正在住院的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前去的有他的夫人莫尼克、宾努亲王、乔森潘和英萨利夫人莫蒂丽。
  周恩来从病床上起来,穿着睡衣睡裤,在病房接见了他们。他向亲王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周恩来说,他很欣赏亲王的这一明智之举。
  在西哈努克看来,他要以回国的行动来实现这位中国总理的愿望。几年来,周恩来因为这目标的实现几乎献出了一切。西哈努克对周恩来说:一我返回柬埔寨的决定,并不意味着我赞同红色高棉的极端政策,而是为了中国和周恩来阁下,我必须牺牲我自己的看法。周恩来为柬埔寨和我自己作了那么多。”
  在向亲王表示祝愿之后,周恩来把身子转向乔森潘和英蒂丽,以冷静诚挚的语气讲了一段肺腑之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为我们的错误造成的令人痛心的后果负责。我们冒昧忠告你们不要试图跨一大步就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阶段。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必须格外谨慎小心,要走慢一点。你们的目标不是马上到达共产主义,应当逐步谨慎地走向社会主义。如果不是这样慎重、聪明,将会使你们的人民遭难。共产主义是要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尊严、自由。如果不考虑人民的情绪和国家的现实而想一步跨到完全的共产主义,难免使人民和国家陷入浩劫。我希望你们不要犯中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乔森潘连连点头。但他们并没有认真领会这位“过来人”的逆耳忠言。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这位中国总理的每一个字。
  行前,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举行了盛大宴会,欢送西哈努克夫妇、宾努夫妇归国。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和乔森潘出席了宴会。邓小平在讲话中赞扬西哈努克是柬埔寨卓越的爱国者。他说:“在柬埔寨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岁月里,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怀着崇高的爱国热情,同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战斗,为柬埔寨人民救国斗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哈努克在讲话中说,柬埔寨全体爱国者“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对毛主席怀有深切而诚挚的情谊”。他引用了柬埔寨的一句谚语,“只有在患难中才能识别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他还说:“在人民中国的这五年零五个月的时间,是在我们共同的反帝斗争中度过的。这段美好的回忆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对西哈努克回国以后的命运,中国领导人不无担心。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西哈努克、乔森潘和英萨利的夫人莫蒂丽。他当着西哈努克的面对乔森潘说:回去以后,不能让亲王到农村劳动,那样做,亲王就没命了。乔森潘作了保证。
  和1973年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之行完全不同,这是个凯旋式的旅行。他不必爬山涉水,也不必担惊受怕。他要用他的行动向世界宣布一个事实:是西哈努克,而不是朗诺,最终成了胜利者。
  西哈努克的座机取道河内直飞金边。9日下午一时,亲王的座机到达了金边的波成东机场。机场的欢迎场面是精心设计的;停机坪上的红地毯、准备往亲王身上撒花瓣的美丽姑娘、等候向亲王颂读胜利赞美诗的僧侣、全副武装等候亲王检阅的士兵以及准备夹道欢迎的各界群众。飞机停稳了之后,机舱门打开了。首先出现的是西哈努克,然后是他的夫人莫尼克。他在机舱口停了片刻,笑容可掬,双手合十,举向鼻尖。机场上顿时掌声雷动,亲王夫妇缓缓走下舷梯。
  前来欢迎亲王的,有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宋成以及其他大臣和副大臣,他们亲切握手拥抱。欢迎仪式之后,西哈努克夫妇以及宾努夫妇,一道驱车前往王宫。
  当天晚上,乔森潘以民族团结政府的名义在王宫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光荣返回祖国。第二天下午,西哈努克在宾努首相的陪同下,主持召开了民族团结政府内阁会议。12日,在金边综合体育场举行了欢迎亲王回国的群众大会。当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在乔森潘和宋成的陪同下步入体育场时,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西哈努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严厉谴责了帝国主义在柬埔寨所犯下的罪行,热烈赞扬了英雄的柬埔寨军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大会之后,专门为欢迎亲王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这一系列的欢迎场面,令西哈努克感动不已。这似乎大大消除了他先前对红色高棉的疑虑。他衷心感谢对他的这种热情隆重的欢迎。
  但是,在欢迎场面过去以后的几天里,西哈努克渐渐感到气氛有些变化。他发现金边像一座死城。不经允许,他不能到他想去的地方视察和访问。他被带到一个水利工程工地和一个纺织厂去参观。当他未进工厂,一些女工一看见亲王就哭了起来,他们把他当作了救星。还有几个女工把一卷纸塞给了亲王,上面写满了她们的不幸遭遇。他要把他母亲的骨灰送往吴哥,但遭到了拒绝。这些都使亲王郁郁不乐。
  在红色高棉看来,西哈努克对新政权的作用有二。一是他可为新政权增添合法性。他在柬埔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对新政权的支持将大大提高新政权的地位。这一点已经通过亲王的回国实现了。他们不需要他在国内做任何事,只要他回国就够了。回国本身就是对新政权的支持。
  第二个作用是在国际上为新政权争取合法地位,向世界宣传新生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和广泛的国际联系,这对新生政权来说是极其宝贵的。
  所以,当亲王回国这一行动实现之后,他的作用就转向了国际方面。于是,他在柬埔寨呆了几周之后,便接受了新的使命:作为柬埔寨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在这里,他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和祝贺。他作了重要讲话,激烈谴责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他高度赞扬柬埔寨人民的英勇顽强精神。他对柬埔寨战胜头号帝国主义而感到自豪。
  回国途中,西哈努克前往巴黎访问。在那里他受到热情接待。他称自己是柬埔寨的头号大使。他说,他的地位比英国女王、瑞典国王还要小。
  西哈努克回国之后,又呆了几天,便开始了11国之行。
  12月31日,西哈努克出访回来,发现金边的情况有些变化。他下飞机就发现气氛不对:几乎没有什么高级官员前来机场欢迎,他就像一个平民百姓。1976年的新年刚过,政府就要求他把他的几个儿子从国外召回。当这几个孩子一回来,就被隔离起来,并很快像其他百姓一样被送往农村劳动。
  这时西哈努克的活动被限制在王宫。他的国际作用大概也被认为发挥殆尽了。1976年3月柬共的一个内部文件称“西哈努克已经没有力气了。他不能再往前走了。因此我们决定让他退休”。西哈努克被要求辞职,这当然也是他自己事先作过的许诺。三天后,他从容地在电台发表了辞职声明。
  西哈努克在声明中高度赞扬了刚刚进行的选举和民主柬埔寨的宪法。他说:“民主柬埔寨宪法是柬埔寨革命军队的英雄的男女战士、农民、工人和其他爱国劳动者的杰作。柬埔寨从美帝国主义和卖国者政权的魔爪下完全解放,柬埔寨的革命以及它的真正民主都归功于他们。”
  声明说到他自己时说,“至于我,我极其自豪和荣幸地从1970年3月以来,在这宏伟的历史性征途中,能伴随着可爱的柬埔寨人民。如今这个征途已经导致柬埔寨进入了一个人民将成为自己命运以及民族和祖国命运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主人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无疑将是我们两千年的民族历史上光辉灿烂和最光荣的时代。”
  “当1970年3月18日朗诺及其集团在金边发动政变时,我曾说,当自己和柬埔寨人民到达对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取得了完全胜利的彼岸,也就是到达了新的革命时代的门口时,我就将完全永久地退出政治舞台。因为,按任何理由来说,我的作用都应该在这个时候结束。”
  声明说:“解放以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革命组织,我们的革命军队就立刻庄严地把我作为抵抗运动的爱国者来对我表示敬意,并且自动地重新任命我担任柬埔寨国家元首。”“他们给了我充满了尊敬的殷勤款待。……我们的满意心情超出了任何想象。”
  西哈努克最后说,朗诺集团“对我百般中伤……,我将永远感激柬埔寨人民及其男女英雄和革命组织,他们给我洗刷了这一切诽谤,并使我在世界和历史面前完全恢复了名誉。我怀着这种感激,相信我们的人民和革命组织对我兄弟般的谅解,谨请他们允许我从今天起退休,同时向他们保证,我将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都永远热情支持柬埔寨人民、民主柬埔寨的革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团、革命组织和伟大革命军队。”
  西哈努克的退休声明发表两天之后,民主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就西哈努克退休的问题进行了一次讨论,最后发表了政府声明。
  声明称,“内阁认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卓越的爱国亲王,他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1975年4月27日举行的特别国民大会的决议在第三条中明确肯定了亲王的功绩,并且庄严宣布,在柬埔寨的新历史阶段中和在柬埔寨的新社会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仍然是国家元首。然而,亲王表示在他从事了35年的政治活动后,希望退休过他的家庭生活。”“内阁会议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一退休要求表示婉惜,但同时也尊重他的崇高愿望。内阁会议决定接受这一要求。”
  声明还提到,内阁会议一致建议授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伟大的爱国英雄的称号。与此同时,内阁会议建议树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所建立的功绩。内阁会议还建议,政府完全保证亲王和他的家庭享受到与前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前主席的头衔相称的生活条件。建议给亲王每年发8000美元的退休金。
  从那以后,西哈努克就从政治和社会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有各种各样猜测。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的说他受了伤,还有的说他被隔离了。但官方的解释是,他在写回忆录,并对重大的对外政策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以后,西哈努克居然没发出一封唁电,这使人们更加生疑了。
  后来,西哈努克回顾那段生活时说,他被“软禁”了,但“这是一种十分舒适的软禁,我感激波尔布特。他从来不蛮横无礼,总是十分彬彬有礼,十分文明”。他说,开始他同莫尼克和两个孩子住在王宫里,后来搬到了一个三间一套的院子里,那里有花园、空调和小小的游泳池。他笑着对记者说,伙食很好,“你们可以看出来,我长胖了”。他又说:“他们为公主和我提供食物,让我们使用以前的书房,还给我们一台短波收音机。此外就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了——既不能通信,也不能打电话。有红色高棉士兵守卫着我们——实际上,这些士兵都是柬埔寨的好小伙子。他们告诉我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
  虽然西哈努克夫妇的生活环境还算舒适,而这毕竟是一种软禁,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单调的生活。回国之前,他在北京对未来的命运和生活有过种种设想,他说过他要退休,他知道他要失去一切权力,但他没有料到会失去自由。
  现在,西哈努克身边只有他的夫人和莫尼克生的两个儿子——西哈英尼和诺林达拉邦。所有的仆人都被调离了。北京流亡的5年里,周恩来给他安排了一大批服务人员、最好的法式烹饪厨师、最出色的理发师、服务最周到的内勤人员和最豪华的车队……然而,现在一切都消失了。
  莫尼克不得不成为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她必须亲自洗衣、做饭、种花……西哈努克则成了她忠实的助手。他们的确不需要外出采购,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有专人送来。每天早上,都有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红色高棉战士骑着自行车送来新鲜的鱼和蔬菜。
  西哈努克,这位曾在北京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在这孤独、沉闷、死一般寂静的庭院里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间。美丽的银白色佛塔毫无生气地屹立在离王宫不远的地方;过去曾经歌舞升平的宫殿现在是死一般地寂静。偌大的王宫里惟一显示出有生命力的标志是几只鸽子在宫殿的屋脊上拍打着翅膀。
  西哈努克决心不使自己活跃的大脑在这与世隔绝的庭院里停顿思索。好在有乔森潘给他一台大收音机,这成了他向世界张望的一个小孔,也是他解脱苦闷的惟一消遣。每天早晚,他都打开收音机,一个接一个地选择电台:BBC、美国之音、澳洲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河内广播电台和日本的NHK。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都戴着耳机,倾听关于柬埔寨、关于印支、关于世界的报道。
  有时,当他听到关于他的命运的报道时,就兴奋和喜悦,他对自己说:“世界还没有忘记我。”有一次,当一篇报道提到西哈努克的爱国精神时,他居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当然,有的报道也令他沮丧和气愤。1977年,英萨利访问马来西亚时对记者说,西哈努克在王宫生活得很好,正在忙于写回忆录。还说,亲王不愿见任何人,说西哈努克说过:“如果我接见外国人,我就会卷入政治。”听到这些报道,他感到啼笑皆非。
  西哈努克最感兴趣的是从这些电台播发的有关柬埔寨的情况报道,特别是各种悲剧性事件。他常把一些新闻报道录下来,反复听。
  然而,这种录音对西哈努克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每当西哈努克被乔森潘安排外出访问某个地方的时候,莫尼克和西哈努克便赶紧把那些磁带录上音乐,抹掉那些新闻,以免检查出来。
  西哈努克对这种控制似乎表示出了不满,但产生的后果是更加严厉的控制。性格倔强的西哈努克还同莫尼克为此发生争执。莫尼克劝他,为了全家的安全,还是要顺从一些。他看着夫人和两个孩子乞求的目光,终于屈服了。除了听收音机,他还有别的消遣,那就是读书。他还试着自学西班牙语。他还在烹饪方面花费不少时间。他是一位美食家。现在他有充裕的时间钻研烹饪技术。他几乎掌握了法式大菜的全部技能。
  软禁期间,西哈努克也一年有几次机会出去走走,但必须由乔森潘陪同,而且不得对外报道。这种活动往往只限于到农村和工厂访问。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亲王后来回忆说:
  “在合作社里和工厂里,人们认出了我的夫人和我,许多人就当着红色高棉的面高喊:‘亲王!亲王!’,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们敢这样叫。当他们同我们说话时经常眼中含着眼泪。”
  “我在1976年4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部属了。……也没有见到在我们取得胜利后随我一道回国的人,甚至没见过我家里的人。我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10个孩子——我的孙子和孙女——全都杳无音讯了。”
  通过短波收音机,西哈努克可能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但他无法对外联系。后来,当他再次流亡北京以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讲述他听到那个噩耗时的情景。他说:“在我们听了中国电台的广播后得知毛泽东逝世时,我们(我和我的夫人)都哭了。我们哭是因为毛主席对我们来说胜过了父亲。我给我国政府写了5封信,要求允许我表示对已故的毛主席的微不足道的敬意……即使在夜里前往大使馆也行。我想私下里写一封信(仅仅是一封私人信件),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中国人民认为我忘思负义,我们很坏。你们知道我吃了不少苦。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
  中国领导人对西哈努克的“消失”也不无忧虑。注重情谊的中国人不会忘记老朋友。为此,中国政府派邓颖超前往金边访问。西哈努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一消息。他真有点欣喜若狂,他和莫尼克多么想能同他们的朋友周恩来的遗孀见上一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访问期间,作为西哈努克老朋友周恩来的遗孀,她特意提出希望能会见西哈努克亲王。但遭到了婉言谢绝,答复说:“西哈努克拒绝见任何人。”后来,部分满足了她的要求,只让她从一幢大楼的窗户望了望西哈努克的背影。
  许诺给西哈努克树的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树起来,答应给他每年8000美元的退休金也从未兑现。在西哈努克“消失”的近三年时间里,不管他所遭受的待遇如何,这段时间毫无疑问成了他整个政治生活的一个空白。
  1978年1月1日,这是全世界人民都要庆祝的新年节日。但西哈努克夫妇已丝毫没有这种意识了。这天一大早,西哈努克和往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收听金边电台的新闻节目;也和往常一样,他故意把音量调到最大,好让门口的哨兵听见,以显示他是多么爱国。
  但这天的节目有点反常,不像往常那样,广播英雄的民柬工农兵热火朝天地收割庄稼和光荣的柬埔寨建设成就的报道,而是播送了一条非常郑重的、令人震惊的消息:民主柬埔寨决定中止同越南的外交关系,因为它对柬埔寨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西哈努克顿时警觉起来,凭他的政治家的直觉,他感到情况非同小可。
  早在1973年3月,西哈努克访问解放区时,他就感觉到了在红色高棉和他们的越南同志之间有股暗流。那以后,他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种分歧的严重性。1975年,西哈努克到河内访问,越南总理范文同居然当着乔森潘的面对西哈努克说,越南只相信西哈努克。
  实际上,柬越之间不宣而战的边界战争早已开始了,只是西哈努克还蒙在鼓里。几周后,金边电台宣布已击退了越军的侵略,取得了伟大胜利。西哈努克一直担心事态的发展,于是给波尔布特写了一封信,声称愿为国家效力,但被拒绝了。波尔布特回信说,民柬取得了甚至比1975年4月解放金边还要辉煌的胜利。
  同越南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大概是形势的需要,乔森潘突然邀请西哈努克访问了一些农村和工厂。这似乎在向人民显示,亲王仍然站在政府的一边,并支持这个政府。
  访问回来之后,乔森潘邀请西哈努克参加了一个表彰爱国英雄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西哈努克见到了他的前外交部长沙林察以及其他老部下。英萨利和他的夫人英蒂丽兴高采烈,同与会者频频举杯。这些场面被一个在场的摄影记者照了下来。几周后,英萨利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向大会散发了那张照片。他做证说,尽管有各种关于亲王的可怕谣言,西哈努克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他和他的老同事仍是柬埔寨的高级政治家。
  然而,西哈努克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随着形势的紧张,王宫的大殿已很不安全,因为空旷的场地极易降落直升飞机。西哈努克认为红色高棉担心越南用直升机突袭王宫,劫走亲王,从而使民柬失去这张王牌。为此,西哈努克被转移到更小的一个院落里。这是一个高墙深院,墙上还安装着带刺的铁丝网。这种防备措施不是没有根据。几年后,前越南外长承认,在西哈努克被转移出王官之前,越南确实打算派突击队进入王宫去“解放亲王”。
  靠近西哈努克的新住宅,是一个高大的建筑物,红色高棉在这座建筑物的顶部安装了探照灯,正好对准西哈努克的住房。耀眼的灯光通宵达旦,西哈努克的房子周围如同白昼。西哈努克夫妇几乎没有夜晚了。灯光穿过半透明的窗纱,照亮了整个房间。西哈努克时时感到卫兵在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他们夫妇的一举一动。
  西哈努克越来越感到历史的脚步在加快。他从收音机获悉,越南对柬埔寨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他太了解越南人了,更了解那位传奇式的人物——武元甲将军,因此他认为战争的前景将是非常严峻的。
  果然不出亲王所料。1月2日下午,一位红色高棉士兵跑来通知西哈努克,说亲王和全家只有5分钟的收拾打点时间,准备立刻离开,转移到别处。西哈努克顿时有些惊慌,一边忙乱地准备最后祷告,一边对莫尼克绝望地说:“我们的死期到了。”西哈努克时常从外国电台的广播中听到,无数的高棉难民被赶出家园,一去不归。·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决定自杀,而不是像羊羔一样被拖出去屠宰。
  但实际情况并非像他自己所想的那样。那位战士告诉他,打点行装时要多带些含水的罐头食品。这使西哈努克的心情开始轻松下来。他断定,要带食品,这肯定不是被押赴刑场。不久,乔森潘来看望亲王夫妇并为他们送行。他告诉他们要转移到马德望,并简单说明了当前形势。他说,越南人仍在向首都推进,为了亲王的安全,最好离开首都。他告诉西哈努克,他将很快去马德望看望亲王。
  乔森潘没有告诉亲王刚刚发生过的一次越南人劫持西哈努克的未遂突击事件。1月2日的凌晨时分,越南派出了两个突击队借着夜色乘橡皮筏越过了洞里萨河,接近了王宫。但这些突击队员被戒备森严的红色高棉卫兵发现了、一场激战,几乎所有突击队员都被击毙,只有一名逃脱了。几年后,这个突击队员开小差逃到了泰国。在那里,他向西方记者首次披露了那次未遂的劫持西哈努克行动。据说,越南人劫持西哈努克主要目的是想让他充当反对波尔布特的领袖。
  载着西哈努克的车辆在黑暗中离开了金边。已经可以隐隐约约听到来自东边的轰轰炮声。战火正在迫近。沿着5号公路,不久,便到达了泰柬边境的小城。两天后,乔森潘也到了。他告诉亲王,敌人被赶回去了。但西哈努克并不相信,回为炮声已经震得西哈努克的窗户咯咯作响。
  在以后的几天,西哈努克坐卧不安,不停地在房子里踱着步,心里也不停地在祈祷。他已不再怨恨红色高棉,不再为他的软禁生活而感到忿闷。他惟一祈祷的是高棉军队转败为胜,顶住越南的侵略,保住柬埔寨的独立。他也想到了自己,自己的命运。他可能会活下来,但是如何活呢?他实在不愿想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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