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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从小汽车里钻出来，环顾四周，下意识地整了整衣衫，然后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向他的办公室走去。 他的神态和举止，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秘书给他拎着黑皮包，紧随其后。 饶漱石走进二楼他那宽大的办公室，先不急于落座，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精致的牛角梳，一边在房间里慢慢踱步，一边上下左右地梳着头发。梳过头发，他又摘下眼镜，掏出手绢轻轻擦拭起来，一边擦拭，一边仍旧慢慢踱步。他脚下的黑皮鞋擦得贼亮，有几次，他甚至停下脚步，欣赏他的火箭头式的新皮鞋，并用布轻轻拂去鞋上的一点灰尘。 他是一个讲究衣着外表和举止风度的人。这大概与他在莫斯科工作过，搞过几年外交，吃过几年洋面包有关。 好一阵子，他才不慌不忙、正正规规地坐到办公桌前。然而他又不急于办公，而是翘起二郎腿，先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吸着，边吸边思考问题。 一支烟吸尽了。秘书不失时机地呈给他一份文件。他扫了一眼，见是中组部的部务会纪要，内容是安子文副部长的检讨发言。他眼镜后面的那双闪亮的大眼睛里，立即射出了轻蔑的目光。 他冷冷地盯住这份文件的标题看了一会儿，思绪一下子跌进了这些日子中组部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旋涡之中。 中组部的内部矛盾，也就是饶漱石和安子文的矛盾。大半年来，两人的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激化，斗争愈演愈烈，眼下到了公开冲突、不可调和的地步。 作为担负全党高级干部任免工作的核心部门，中央历来对中组部是极其重视的。重视的标志之一，是对部长、副部长的人选经过了严格审查，配得很强。下面这份历届中组部部长名单，就很说明问题： 第一届中组部主任是张国焘。 第二届中组部部长是张国焘。 第三届中组部部长是毛泽东。 第四届中组部主任是陈独秀（兼）。 第五届中组部部长先后是张国焘、李维汉、罗亦农。 第六届中组部部长先后是周恩来、康生、任弼时、秦邦宪（博古）、陈云、彭真（代）。 第七届中组部部长是彭真。 党的“七大”后，中央分工刘少奇分管中组部的工作，刘少奇对中组部一直抓得很紧。1945年8月，当毛泽东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时，就曾兼任中组部部长。因此，建国后对于谁来接任这个中组部部长的职务，刘少奇是考虑再三，反复遴选的。 党的“七大”后彭真就任中组部部长，由于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工作十分繁忙，因而选中安子文任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作为彭真的主要助手协助彭真抓好工作。 安子文，陕西子洲县人。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和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刘澜涛一样，都是从事白区工作，而且先后都在北方局工作过。安子文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历尽风险，曾先后4次被捕。1936年，他和薄一波、刘澜涛等61人，被捕后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同为“难友”。考虑到日寇魔爪已深入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而中央北方局开展工作又严重缺少得力干才，经主持北方局工作的中央代表刘少奇建议，中共中央特殊批准，这61人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而离开了监狱。安子文出狱后，参加了晋冀豫和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曾接替薄一波担任过太岳区党委书记。而太岳区属中央太行分局领导，薄一波是中央太行分局的副书记。安子文是1945年8月调延安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 安子文和薄一波，既是老战友，又是上下级，彼此熟悉，关系自然比较密切。 安子文和刘少奇，也是彼此熟悉，互相了解。安子文调延安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是刘少奇选定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彭真被派往东北，中组部的工作一度由安子文代理，负全责。解放战争中，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胡宗南闪击延安，形势危急。1947年3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坚持作战；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安子文又兼任了中央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身负重任，共同战斗，历时两年多，安子文和刘少奇自然结下了深厚情谊。 全国解放后，安子文在党内继续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1950年9月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央人事部部长。这样，安子文手中就干部和人事大权在握了。在中组部内，除开部长彭真，安子文是老资格。 彭真此时身兼数职，忙得不可开交。除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组部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外，还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等职。为了让彭真集中精力做好政法口和北京市的工作，中央决定另任命一位中组部部长。 安子文虽然已经当了六七年常务副部长，但他在党内的职务毕竟不够高，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刘少奇提出将各中央局书记调京，充实中央机构的力量，毛泽东同意了，并委托刘少奇具体办理此事。刘少奇把目光投向了饶漱石。饶漱石是中央委员，又是中央局书记，他的资历和党内职务足以出任中组部部长。在刘少奇眼中，饶漱石又是他所了解和欣赏的人物。他们在新四军时一同工作过，那时饶漱石对刘少奇甚为尊重，贯彻刘少奇的指示、要求甚为坚决、得力。饶漱石和陈毅闹矛盾，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饶漱石，并选定饶漱石作为自己在新四军的接班人。自己亲手选拔、培养的干部，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受到栽培、提携的干部，自然对“伯乐”感激不尽。刘少奇和饶漱石从感情上说是相当亲近的。 在刘少奇看来，中组部的这两个主要领导，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也都是他认真考察过的。他俩无论是团结友谊，还是互相配合，工作能力，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刘少奇的意料。 饶漱石一到中组部，就和安子文斗得不亦乐乎。 饶漱石斗安子文，主要出于两个目的： 第一是靠拢、讨好高岗，为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基础，寻找靠山。饶漱石到中央工作后，看到高岗身兼要职，势头很猛，以为毛泽东信任高岗超过了信任刘少奇和周恩来，高岗就要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成为党内的二号人物了。于是就千方百计和高岗拉关系。他听高岗说刘少奇有“圈圈”，薄一波、安子文就是这个“圈圈”中的人物，就对安子文瞧着不顺眼。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他和高岗一起，会上会下积极活动，鼓动大家狠批、猛攻薄一波，进而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他看出高岗的目的是要拱倒刘少奇、周恩来，就主动在中组部内开辟第二战场予以配合。 第二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巩固自己的权势，树立自己的权威。饶漱石有句别具一格的名言，叫做“先小人，后君子”。从历史上看，他对自己的同级和下级，总是先出手整人，抓住别人的一点“把柄”即狠狠加以打击，待到把别人整“服”了，整“怕”了，他再换一种亲善面孔进行拉拢。1947年，他从东北军调部回到山东，马上就搞起了派别斗争。他不怀好意地说：“我一进山东就觉得山东党气味不对，像进了茅房一样臭气冲天！”他还声色俱厉地对几个刚刚从延安到山东工作的同志说：“以后我们一起共事，我介绍一下我的脾气，和我在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像驯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他到中组部后，感到自己新来乍到，根底浅，力量小，势单力薄，而安子文在中组部时间久，势力强，影响大，盘根错节，加上有刘少奇这个后台，就盘算着怎么打击安子文。他有个分析，在中组部内，能和自己抗衡的，只有安子文，能威胁、取代自己地位的，也只有安子文。为了巩固、维护自己的权势，于是他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了对安子文的无情斗争。 饶漱石发动的斗争攻势凌厉。 他先是抓住安子文未经授权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他知道，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把安子文置于死地。他把这份名单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进行传播，以激起人们的议论和公愤。在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之后，他依然抓住不放，猛攻到底。 他在财经会议期间利用各地负责人到京的机会，四下活动，广造舆论。他散布说：“薄一波和安子文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斗了刘少奇这个‘圈圈’中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中的安子文。” 财经会议一结束，他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除了抓住名单问题穷追猛打，声言要追查后台之外，还指责安子文起草的中组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是欺骗中央，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说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也要像财经会议对待薄一波那样，开展桌面上的斗争，把中组部的官僚主义震动一下。 安子文因为有个名单问题的把柄攥在饶漱石手里，一时处于守势，被整得抬不起头来。他对自己的错误多次诚恳地进行了检讨，但都过不了饶漱石这一关。饶漱石散布的流言有些已经传进他的耳朵里。他明白，这次饶漱石是要把他往死里整，饶的最终目的，也还不仅仅是他，就像麦克阿瑟仁川登陆后的最终目标已不是平壤，而是鸭绿江一样，饶漱石挑起斗争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整他来整刘少奇。 安子文眼看要成为第二个薄一波了。薄一波在财经会议上被整得灰溜溜的，会议结束后不出一周就丢了官，成了赋闲在家的“薄员外”。安子文在中组部挨斗后也将落得如此下场，最晚，开罢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他也就会下台，做他的“安员外”去了。那时，中组部将是他饶漱石的一统天下。 想到这里，饶漱石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安子文多次诚恳地检讨错误，眼看就要抵挡不住，败下阵来的时候，形势却发生了不利于他的逆转。 安子文也不是好惹的。他先是认错、检讨，认真思考，冷静观察。当他看出端倪，发现饶漱石的最终用心时，即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有力的还手反击。他的反击手段是“告御状”，“捅上天”，将中组部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叮铃铃……”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机响了起来。 突然响起的铃声，将沉思中的饶漱石吓得一机灵。 饶漱石抓起来一听，电话是刘少奇办公室打来的，说少奇同志请饶漱石马上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去一下，他要同饶漱石谈话。 饶漱石问谈什么问题，对方说少奇同志没有交代，来了就知道了。 饶漱石一听，心里“格登”一下。 中南海福禄居，是刘少奇的住处和办公地点。 刘少奇的办公室布置得朴素大方。这是一个大套间，里面办公，外面会客。 此时，刘少奇正在埋头批阅文件。硕大的案头，除了几部电话，就是堆积如山的文件。一杯清茶微微冒着热气。烟灰缸内，烟蒂已经快盛满了。 秘书进来报告说，饶漱石同志到了。刘少奇一听，摘下老花镜，用手习惯地向后捋了捋花白的头发，然后起身离开办公桌，来到外间的会客室里。 饶漱石见刘少奇走出来，赶忙从沙发上起身，作了个恭敬迎接的姿势。 刘少奇表情严肃，但还是竭力露出一丝微笑，向饶漱石伸出手来。 此时的饶漱石，心中有点不大自在，或者说还有那么一点点紧张。以往，这样的正式个别谈话并不多，而每次总要事先打个招呼，告诉要交谈什么内容，好让被谈话者有个思想准备。这次，他不知道刘少奇要和他谈什么问题，并且谈话的时机也突如其来。由于他已经下决心和高岗站在一起，把矛头对着刘少奇，此番和他们所预谋反对的人直接面对，加上面对的是曾经信任、提拔和支持过自己的中央领导，他的心里不能不暗暗打鼓。 “怎么样，身体还好吗？眼疾有没有再犯？”刘少奇先关切地问。 “大体还好。眼睛，就是有时累了感到发涩，不舒服。” “噢，你可得注意保护。我问过医生，视网膜发炎充血这样的问题，发作期一过，注意休息就很关键了。” “是这样……少奇同志您呢，您的身体还好吧？”饶漱石也问候刘少奇。他知道刘少奇3月上旬曾因病住院20余日，一度脱离工作。 “我嘛，是中庸之道。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刘少奇微微一笑。 “我们这些人的身体，战争年代给搞坏了，伤筋动骨了。依我看哪，最好能定期疗养一下，休整休整。过去我们每打完一仗，不是还要休整的吗？我去年在大连的疗养，就感觉不错。”饶漱石说。 “是啊。记得列宁说过，要学会休息，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去年10月我们几个访苏，中央批准我到苏联南部黑海边休养了一个月，效果还是不错的。”刘少奇点着头说。 “你回国后，白了，胖了，气色明显不一样。”饶漱石随声附和。 “漱石同志啊，我们现在忙得焦头烂额，怕这样的好事是百年不遇喽！怕我们是要挨列宁的批评，永远学不会休息喽！” 刘少奇说完，笑了。他的笑一般是不出声的。 饶漱石也跟着笑了，他略微笑出了声。 刘少奇顺手拿起茶几上的香烟，抽出一支先递给饶漱石，自己留下一支。饶漱石也不谦让，接过来，但却抢先划燃一根火柴，恭敬地先替刘少奇点燃，自己再慢慢点燃。 看到饶漱石的这个动作，刘少奇心里一怔。这个动作，他是太熟悉了。当年在华中局和新四军时，每次局里和军部开会，差不多总是如此。一个小小的取烟、让烟、点烟的动作，却让人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那样亲切、自然、和谐。可是眼下，他却感到饶漱石的动作有点异样，或者说有点别扭了。 刘少奇接连吸上两口，轻轻吐出两口袅袅的烟雾，保持沉默。 饶漱石也沉默着慢慢吸烟，竭力作出泰然的样子。他在心里想道：“看样子，少奇快要出牌了。” 果然，刘少奇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又干脆在烟灰缸的边上按着烟头使劲一旋，香烟就掐灭了。刘少奇用温和的语调打破了沉默：“漱石同志，请你来，是想和你谈谈中组部的事，谈谈你和安子文同志的关系问题。” 饶漱石两只大眼睛注视着刘少奇，十分专注地洗耳恭听。 刘少奇先提出问题：“到部里来有半年了吧，你感到部里情况怎样？” 饶漱石略微一思索，试探着说：“是啊，我来差不多快半年了。时间不长，了解情况也不够全面，不够细致，但我还是感到中组部问题不少，个别领导同志问题不少……” 刘少奇带鼓动地问：“有什么问题啊？” 饶漱石说：“据下面反映，中组部对一些问题的答复、处理，是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是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中组部是个大衙门，官僚主义严重，老爷作风严重，一潭死水，新老三反运动基本上没有搞起来。这和个别领导同志，尤其是安子文同志有直接关系，子文这个同志存在严重问题，政治上不强，思想作风不正……” 刘少奇忍不住打断饶漱石的话说：“中组部的工作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缺点、毛病是客观存在的，但主流是好的嘛，应当肯定，不能全盘否定嘛。中组部的工作，也不是安子文同志一个人嘛，上面有毛主席的领导，前面有陈云、彭真同志打的基础，下面有部里上上下下全体同志的努力，怎么能说成一团糟，说成漆黑一团呢？你华东局就那么伟大，就是一枝花，一点缺点毛病都没有吗？要是有人全盘否定华东的工作，你饶漱石能服气，能高兴吗？再说，中央分工我管中组部，如果说中组部有什么缺点、毛病的话，责任首先在我，我来负主要责任。谁有意见，冲我来好了。” 饶漱石心想：“就是冲你来的。”但他嘴上却辩解说：“我从来没有全盘否定中组部的工作，我只是对安子文同志有意见，他怎么能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并且，对我这个部长也不尊重……” 刘少奇接过话头：“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当然是错误的，他已经向中央承认了错误，也受到了严肃批评和处分。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抓住不放了。一个人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嘛。不能学王明、博古，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一棍子把人打死。” “我没有一棍子打死呀，他不是还挺活跃吗？”饶漱石顶了一句。 “漱石同志！”刘少奇提高了声音，严肃地说，“你在中组部内发动对安子文的斗争，逼着安子文多次检讨，安子文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搞得他抬不起头来，无法正常工作，这还不是一棍子打死？中组部不能搞成财经会议，不能像整薄一波那样整安子文。” “财经会议批薄一波，是毛主席提出进行桌面上的斗争的。薄一波犯了众怒，大家有气嘛。”饶漱石不软不硬地反驳。 “不错，薄一波的新税制有严重错误，主席提出过要进行桌面上的斗争。但主席并没有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并没有说和薄一波的错误作斗争就是路线斗争。你看……”说到这里，刘少奇起身走进了办公室。 不一会儿，刘少奇一手拿着一份文件，一手拿着眼镜走了出来。他一边翻着文件，一边对着饶漱石说：“这是恩来同志在财经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主席作了认真修改，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删掉了‘带路线性’四个字。在讲到薄一波犯错误的地方，主席还专门加了一段文字。” 刘少奇戴上眼镜，一字一句念起来：“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刘少奇念完，把眼镜一摘，往茶几上猛地一放。显然，他有些动气了。 沉默片刻，刘少奇十分严肃地对饶漱石说：“你不报告中央，不经中央同意，就在部内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你应当停止下来，立即停止，不能再这么搞了！” 饶漱石见刘少奇真的动了气，就换了一副口气，故作委屈地说：“少奇同志，请你理解我。我和安子文同志前世无怨，后世无仇，我和他是原则之争啊。” 刘少奇也放缓了口气：“但愿你的出发点是原则之争。但原则之争也要讲原则哟，这就是要掌握好度，掌握好分寸，不能过火哟。过犹不及嘛。我过去多次说过，共产党员要讲修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关键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掺杂私心杂念。党内什么时候都要讲团结，维护团结就是维护党，也是维护你个人。这一点，我要特别地提醒你，饶漱石同志！” 饶漱石微微一撇嘴，有点不服气：“这点道理我还懂。” 刘少奇听出饶漱石有抵触，不满意地问：“你懂？是真懂，还是假懂？是嘴上懂，还是行动上懂？这一阵子，小道消息满天飞，自由主义泛滥得厉害。说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安子文，你散布过没有？” 饶漱石阴沉着脸，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刘少奇紧逼饶漱石，又严肃地问：“说我有圈圈，恩来有摊摊，你散布过没有？” 饶漱石心头一惊：“哎呀，有人向少奇打小报告。”他张了张口，刚想说什么，但被刘少奇伸手制止了。 刘少奇继续严肃地说：“中国有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漱石同志，我劝你要冷静从事，谨慎一点，不要乱斗一气。你这个同志好斗，过去在华中局和陈毅，在山东和黎玉，闹得不可开交。当然了，那个时候总起来说是你正确。但你也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哇。同志，要严于律己哪！” 刘少奇所说的黎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新四军副政委兼山东军区副政委。饶漱石和他很不团结，两人矛盾很深。 谈了这么长时间，刘少奇的烟瘾犯了。他本想和饶漱石谈完话再抽，可还是忍不住拿起了香烟。 两人各点燃一支，静静地吸着，各自喷吐着浓重的烟雾。会客室在一阵令人难熬的沉默中，渐渐变得烟雾缭绕起来。 饶漱石的烟瘾不及刘少奇大，抽着抽着，他咳嗽起来。刘少奇示意他喝茶，他听话地端起了茶杯。 刘少奇狠吸两口，过早地掐灭了烟蒂。 “找你来，不是批评你，而是提醒你，有些问题和你交换一下认识。”刘少奇说得很客气，口气也缓和下来。 “我有什么过错，请少奇同志多批评，多指点。”饶漱石作出一副诚恳的表情。 “漱石同志，我还是提醒你，要和安子文同志搞好团结，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了。子文也是党的老同志了，在中组部工作了七八年了，情况比较熟悉，工作经验比较丰富，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注意向别人学习。你刚才说子文同志对你不够尊重，如果真是这样，我要严肃批评他。但是，尊重是相互的嘛，你先高姿态，尊重别人，我看别人就会尊重你的。”刘少奇耐心地说。 饶漱石频频点头：“是的，是的。” 刘少奇见他这番表态，以为他对自己的话听进去了，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显得高兴起来：“漱石同志，我们相识也十几年了，彼此是了解的，思想和感情基础是很好的。我对你没有保留，我是开诚心，布公道，把心里话都对你谈了。前几天安子文同志来找我，我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好了，你们两个我都谈过了，希望你们也坐下来好好谈谈。芯不拨灯不亮，话不说心不畅嘛。” 饶漱石听刘少奇这么一说，心里才明白，原来是安子文向刘少奇汇报了情况，不由得暗暗骂道：“安子文，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胆大妄为，恶人先告状！” “怎么样啊，漱石同志？”刘少奇满怀期待。 “按少奇同志的指示办。回去，我找子文谈谈心，交换交换意见。我们一定搞好团结！”饶漱石嘴上回答得十分干脆。 “这就好嘛。”刘少奇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刘少奇把饶漱石一直送到大门口。他边走边叮嘱饶漱石，回去先做团结的工作，把部里的紧张气氛消除掉。要和安子文他们一起，抓紧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准备，争取把会议开好。 饶漱石嘴上“嗯嗯”地答应着，脸上一片恭敬和笑容。但他的心里，却恶狠狠地说道：“你刘少奇偏袒安子文，安子文的事没有完！你刘少奇也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不信走着瞧！” 在中组部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正在讨论安子文副部长的工作报告。 饶漱石把身子深埋在一个大沙发里，眯缝着两眼在认真倾听。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他显得很满意，也很兴奋。 代表们发言热烈，对报告提出了不少批评性意见，慢慢地，意见开始尖锐起来了。 饶漱石想听的就是对报告的批评性意见，这意见越多越好，越尖锐越好。在他看来，这次会议是一个斗争安子文，搞臭安子文，进而把矛头对准刘少奇的绝好机会。 他早就打定主意要利用这次会议，另辟一个战场配合高岗。他觉得高岗不简单，有能力，有魄力，有威信，三下五除二就把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搞得很热闹，基本上把薄一波搞下去了，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搞得很被动。他呢，也要把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搞得很热闹，趁机搞臭安子文，把安子文搞下去。这样，让刘少奇失去左膀右臂，他就更加被动了。 这次会议是早在拟议中的继财经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7月份，中央就下达了会议通知。通知是这样说的： 兹决定于八月二十日以后（具体时间俟中央财经会议结束各地负责同志返回后另通知）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议程为： （一）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 （二）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 （三）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 （四）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此外，还要研究一下关于干部的培养训练问题。 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各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望根据上述议程搜集材料，准备意见。 中央的这个会议通知是饶漱石签发的。但饶漱石的注意力却压根儿不在这四条上，他想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他个别向华东局参加会议的组织部长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好“炮弹”，在会上带头向安子文开火。 高岗也个别向东北局参加会议的组织部长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充分一点，在会上作个高质量的发言，务必击中安子文的要害。 不久前刘少奇同饶漱石的谈话，饶漱石玩了一手。他表面上对刘少奇显得很谦恭，答应按照刘少奇的要求，回去后和安子文谈谈心，交换交换意见，消除消除误会，以便共同领导开好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进而共同领导好中组部的工作。但他这完全是为了蒙蔽和麻痹刘少奇。实际上，刘少奇对他苦口婆心的教育和告诫，他不但根本没有听进去，反而变本加厉，加剧了和安子文的斗争，加剧了在中组部内部的争吵。 他主持召开了两次部务会，继续向安子文开火。 在部务会上，人们第一次见他发那么大的脾气。他怒睁双眼，青筋暴跳地斥责安子文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 就在他怒斥安子文的同时，他还在部务会上说了这样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 这句话使安子文大为不满，也将两人的矛盾推向了白热化。在安子文看来，饶漱石此举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小班底，并且是在和高岗联手行动。安子文当然知道，郭峰是高岗信任和欣赏的人物，从东北局调来中组部任副部长，实际上带有高岗安插自己人的意思，也是高岗和饶漱石互相勾结、配合的结果。饶漱石自己是部长，却让副部长郭峰作核心，而把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抛在一边。很显然，这是饶漱石在拉拢自己的势力，也是饶漱石在讨好高岗。高岗的话在中组部是很管用的，凡是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是一概信任、重用的。 就这样，饶漱石和安子文的矛盾，合乎逻辑地越来越深了。这就注定了他们两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必然有一番刺刀见红的尖锐斗争。 而斗争始终围绕着的，是一个权力。斗争的最终矛头，则是冲着刘少奇去的。 这一点，饶漱石和安子文双方都明白。 此时，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在发言，他的言辞十分激烈： “咱共产党，本来是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的，可咱就整不明白，为什么中组部的个别领导，好，直说了吧，也就是安子文同志，却对剥削那么保护，对富农、对资本主义那么有感情！咱东北在高主席领导下，土改后农村形势很好，经济发展很快，广大农民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但是也出现了新富农，出现了党员雇工的问题。高主席明确指出：‘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高主席非常谦虚，党性观念和组织观念非常强，指示咱对党员雇工这个重大问题，要向中组部请示，不能擅自作主。咱请示了，等啊盼啊，想不到中组部的复信是这样说的：‘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制的发展是不可避免，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同志们，你们看，这是正确的答复吗？这是符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答复吗？不是！” 饶漱石阴阳怪气地插话：“东北就是有1万名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哟。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这是教条主义嘛。” 参加会议的都明白，饶漱石在说反话，他是在刺刘少奇。因为这两句话出自刘少奇，是刘少奇同安子文谈话时说的。 “他不怕，咱可怕哪！”东北局组织部长继续说，“是非不分，敌我不分，中组部在整个组织工作中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在领导作风上也是官僚主义的，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动不动就熊人，霸气十足！” 东北局组织部长的话音刚落，华东局组织部长就接上了： “安子文同志的右倾，组织部的右倾，表现是多方面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就有严重问题。像《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关于党员的标准，说什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像《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中，也强调什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胜利而奋斗’。这个提法，完全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是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的。毛主席已经严厉批评了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尖锐地指出这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我看，中组部也有资产阶级思想，这难道不异常危险吗？还有，《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中，为了严防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钻入党内，曾规定六种人非经党中央批准，各级党组织一律不得接收为党员。这六种人，就不包括资本家、富农及其他剥削分子。怎么对资本家这么器重、高看一眼呢？是不是有1万‘资本家党员’也不怕啊？” 饶漱石又不失时机地插话：“也许是吧？……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嘛。” 人们也听出来了，饶漱石又是在说反话，还是在刺刘少奇。因为“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这两句话，是刘少奇在那次著名的天津讲话中的名言，曾在党内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高岗在多种场合公开批评过这种说法，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毛主席早就精辟地指出了，”华东局组织部长继续他的发言，“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富农、对资本家这么爱，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立场站错了，屁股坐歪了呢？我看值得清查！安子文同志的问题远远不只这些，还有更严重、更惊人、更叫人想象不到的，我刚刚听说……” 发言人故意卖个关子，话音戛然而止。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人们急切地想知道下文，那肯定是一份惊人的爆炸性材料。 发言人端起茶杯，润润嗓子，环顾全场，这才以更加洪亮、激愤的口气说出来： “……安子文同志甚至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同志们哪，有党以来闻所未闻哪！简直吃了豹子胆了！不经过党中央，不经过毛主席，居然大笔一挥，谁可以进政治局，谁不可以进政治局，他一个人就可以拿方案。在一个圈圈里的便封官许愿，不在一个圈圈里的便排挤打击。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不是有人授意？我看这是一种反党行为：这是企图篡党夺权！” 会场上顿时骚动起来。 人们被震惊了！ 饶漱石听得十分过瘾。他在心里暗暗叫道：“讲得好哇！有分量，打中了安子文的要害！” 饶漱石个别打过招呼的人按照他定的调子打头炮，饶漱石又会上会下地鼓动做工作，他们故意夸大安子文和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使会议演变成了对安子文和中组部的批判。会议在批判安子文时穷追不舍挖老根，以至公开点了刘少奇的名。 会议原定的方向被饶漱石一手扭转了。会议充满了“讨刘倒安”的火药味，出现了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同样的局面。安子文一下子成了第二个薄一波。安子文被无情地推到了被告席上，而刘少奇则成了第二被告。 会议，已经无法按照中央的要求正常开下去了。 这个严重情况，自然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到了中央那里。 中央向饶漱石为组长的会议领导小组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 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是刘少奇亲自主持的。参加会议领导小组的有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饶漱石、安子文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 刘少奇见人员到齐了，转身征求朱德的意见：“怎么样，朱老总？”朱德点点头。 刘少奇又转身问李富春：“富春同志，开始吧？”李富春也点点头。 于是，刘少奇宣布领导小组会议开始： “同志们，我受毛主席的委托，来主持今天这个领导小组会议。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些日子，会议进展情况不够好，出了偏差。中央认为，问题出在中组部内部不团结、有矛盾上。因此，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饶、安的矛盾问题。” 刘少奇用严肃的目光扫了全场一遍，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饶漱石和安子文两人身上： “我们党历来的规矩是，有话当面说，有问题摆到桌面上。饶漱石同志和安子文同志有什么矛盾，相互之间有什么意见，希望都本着整风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谈清楚，从此作个了结。漱石同志、子文同志，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饶漱石和安子文一起点头答应：“好，好。” “既然你们赞成，那就听你们的吧。”刘少奇说完，掏出香烟，点燃一支，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 会场上一阵沉默。 饶漱石闷着头，盯着手中的笔记本，脑子里紧张地思索着。他一只手紧握着钢笔，不时在本子上记下点什么。 安子文脸上毫无表情地端坐在那里，脑子里也在紧张地思索着。他用余光看了一眼饶漱石，心想：“看你饶漱石还能玩什么花招。” 过了一会儿，饶漱石“噌”地划燃火柴，点燃一支香烟，接连猛吸两口，又烦躁地将香烟在烟灰缸里掐灭。人们注视着他的举动，感到他有点失态。 饶漱石抬头望了一眼刘少奇，清了清嗓子，首先打破了会场上令人难堪的沉默：“中央决定先解决中组部内部的问题，我赞成。我承认组织部内部是有不小的问题的。内部是个什么问题呢？我的看法，有同志不怀好意，打小报告制造矛盾，制造分裂，想把会议搅乱，破坏中组部的威信，也破坏我饶漱石的威信。” 安子文插话说：“我希望饶漱石同志直截了当地讲问题，该指名道姓就指名道姓，而不要用什么‘有同志’。” “那好，我说的有同志，就是指你！”饶漱石毫不客气。 安子文不露声色。 饶漱石脸色铁青，继续说： “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先要解决打小报告，制造矛盾，制造不信任的问题。俗话说，树有根，事有因。中组部不团结的根子，就在安子文同志那里。我来部里工作时间不长，突出的感觉是你有些骄傲，对我这个新来乍到的部长，并不尊重。比如，你私拟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就是瞒着我的嘛，不给我通半点气嘛。再比如，你直接找少奇同志反映问题，实际就是打小报告嘛，是告我的状嘛。这次，明明是下面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你有意见，批评你的错误，结果你又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越过我向少奇同志反映，说是我组织人斗你，还是告我的状嘛。这个样子，团结怎么能搞得好呢？谁又能和你搞得好呢？” 饶漱石说完，虎视眈眈地盯着安子文。 安子文也不示弱，话语不软不硬：“我这个人工作中缺点、错误不少，尤其是私拟名单这件事，漱石同志怎么批评都行。但我自认为对漱石同志是尊重的，是维护漱石同志的领导和威信的。但漱石同志也要与人为善嘛，也要宽宏大量嘛。你抓住名单一事大做文章，到处散布，影响是很恶劣的。给我的感觉，跌了一跤，就不让人爬起来了。” “错了，还不让人讲？”饶漱石反唇相讥。 “饶漱石同志！”刘少奇发话了，“既然你知道名单是个错误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到处传播呢？安子文同志为此已经受到批评了，你再传播，就是你的不是了。” 饶漱石不吭声了。 安子文继续说： “你全盘否定组织部的工作，把我说的一无是处，似乎你是救世主；对此，我和部里许多同志都是有看法的。财经会议期间，你散布了很多超出原则的话，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恩来同志有‘摊摊’。说我是‘圈圈’里的人物，财经会议斗了‘圈圈’里的薄一波，财经会议之后还要斗‘圈圈’里的安子文。这不是公然破坏党的团结吗？！” 安子文激动起来，他喝了口水，控制一下情绪，继续说下去： “我对你的这些说法有意见，对你的工作作风有意见，结果，你就两次召开部务会斗争我。这样，还有什么党内团结可言呢？我和你的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但不解决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双方谈不拢，为什么不能找领导同志解决呢？有问题靠组织嘛。我找少奇同志反映问题没有错，决不是什么打小报告！党章有规定，即使是普通党员，有意见有问题也可以越级向上反映嘛，何况我是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何况少奇同志分管组织工作！” 饶漱石有点被动：“这……动不动就向上捅，总不大好吧？其实，我看你是对财经会议有抵触，气不顺。” 安子文忍不住提高了嗓门：“说我对财经会议有抵触，有什么根据吗？” 饶漱石的脸色一下子红了。 安子文不往下讲了，他逼视着饶漱石，等待他的答复。会场上的气氛紧张起来。 饶漱石怕这样僵下去他也收不了场，只好承认：“我说这话是凭猜测，并没有根据。” 安子文为饶漱石的认账舒了口气。他沉默了一会儿，诚恳地说： “我是真诚地想同饶漱石同志搞好团结的，在澄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我相信我们内部能够搞好团结。退一步讲，即使过去的账不能完全算清楚，也可以顾全大局，既往不咎，来个重打锣鼓另开戏嘛。在今天这个场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从今以后，请中央看我的言行。” 饶漱石脸上的肌肉在抽动，脸色难看得厉害。他见安子文表态表得很好，思考了一下，也作出高姿态： “子文同志谈得很好。我这里也表个态，过去中组部不团结，我应当负主要责任。我是部长嘛。在中央的帮助下，我相信我和子文同志能够消除矛盾，消除隔阂，重新团结起来，把这次组织工作会议领导着开好。我保证不让中央失望。” 刘少奇听了，面露欣慰之色。他用手敲敲桌面，说：“你们两位的表态，总的说都很好。但是，要团结，就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我和朱德、富春等同志都想多听听你们的自我批评。” 刘少奇这么一点，饶漱石不敢搪塞了。他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今天这个架势，不作点自我批评怕是过不了关。于是，他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安子文接下去也作了自我批评。 听完他们的自我批评，刘少奇和朱德、李富春交换了一下意见，便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饶漱石同志和安子文同志闹不团结，应当说，双方都有责任。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刘少奇严肃地转向安子文：“你私拟名单一事，是严重的政治性和组织性错误。你应当受到处分。饶漱石同志有自由主义，你有没有呀？我看你也有以错对错的地方。” 刘少奇又严肃地转向饶漱石：“你的责任要大得多。这不单单因为你是部长，更主要的是因为你散布了许多危害党的团结的东西，有些属于流言蜚语。你在中组部内擅自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又向安子文同志发难，是完全错误的！过去我找你谈过，批评过你，但你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你不要忘了毛主席当面对你的批评！” 刘少奇所说的毛主席当面对饶漱石的批评，是指毛泽东听说饶漱石未给中央打招呼，就以种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对安子文的斗争后，十分生气，批评饶漱石说：“你不要以为你作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还说他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 饶漱石满面通红，低着头装作记录，不敢抬头正视刘少奇一眼。 刘少奇批评完两人，语气变得沉重起来： “中组部过去3个月的争论，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当检讨的。” 停顿片刻，刘少奇面向各中央局的组织部长们： “各地区党的组织部门的同志们，你们到北京来开会，看到了上面一些消极的东西，希望你们正确看待。你们要多看光明的一面，多讲光明的一面，到处去提倡全党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反对任何只看到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看不到和不关心全党的倾向，也反对任何热衷于散布消极面、阴暗面和自由主义的倾向。一句话，我们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应当和党同心同德，为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而努力。” 刘少奇讲完，朱德带头鼓起掌来。 这样，经过中央的批评帮助，中组部领导班子内部的关系紧张状况，从此有所缓解了。 10月22日，领导小组再次举行会议。刘少奇到会并讲话，饶漱石和安子文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毛泽东也十分重视。他审阅了这三个人的讲话稿，并作了修改和写了批语。 毛泽东事先为刘少奇的讲话作了修改，他提笔加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有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毛泽东在仔细审阅饶漱石的讲话稿时，也加了话，那话是这样的：“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的。” 毛泽东没有为安子文的讲话稿添写什么内容。 就在刘少奇、饶漱石和安子文讲话之后的次日凌晨3时，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即给杨尚昆写信吩咐：“请将刘、饶、安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 5天之后，即10月27日，历时40天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周恩来几天前因病到南方休息去了，但他在9月29日的会议上，已经作了《目前形势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 刘少奇在闭幕会议上的处境比起全国财经会议上还要显得被动。他在讲话中，除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成绩和经验教训，还对自己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上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闭幕会议上作了《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的总结报告。他操着带江西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同志们！ 这次会议，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刘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不但反复讨论和研究了中央各种决定草案，而且认真地检查了中央组织部几年来的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李富春同志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以及会议结束前刘少奇同志和中央各负责同志的指示，对我们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对今后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改进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中央组织部在过去的多年中，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执行了中央路线的，是作了很多工作并有很大成绩的，虽然正如各地同志们所指出的，在过去工作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个别错误。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各地区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但同时也是和安子文同志及中央组织部的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会议期间集中地讨论了国家建设时期的干部工作问题，其中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和审查干部的工作，因中央决定草案上已有具体说明，故我在此不再重复。同时，会议讨论了基本建设部门的组织工作问题，并已将东北局组织部关于东北基本建设部门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及其有关文件印发给各地同志参考仿行，故我在这里也不另加说明。我现在想分别地谈一谈下列几个问题。” 饶漱石的报告共分9个部分，分别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组织工作的任务；统一调配干部，大量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精简行政机构；加强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继续贯彻整党建党的方针完成整党建党的任务；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纪律；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 饶漱石的报告很有特点，通篇有10处提到毛泽东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有几处提到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一方面肯定了中组部在过去多年中的工作，同时也指出了存在不少问题。报告还表扬和推广了东北局的组织工作经验。 饶漱石对自己的报告显然颇为满意。他认为整个组织工作会议，虽然中间受到中央批评，他迫于形势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但安子文更难受，刘少奇也受到了触动，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威信受到了一定损失。他是为配合高岗才下决心这么做的，他相信高岗理解他的苦心，也相信自己此举一定能更加取得高岗的信任。一句话，他基本上认为自己是个胜利者。 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神色严肃，若有所思。他有几次呆呆地望着饶漱石，想努力寻找当年的“小姚”的影子，可越看越不像，怎么也寻不到了。 他咬咬嘴唇，内心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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