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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了一段并不太长的等待后，吴莲英与其它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于一九七八年的春天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而此时，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论争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这场看似限于学术上的论争，实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上改革与守旧的斗争，是一场关于中国将走究竟向何处去的论战。尽管这场论战的胜负还不见分晓，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念正在逐步深入人心。并且，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为曾经被错捉、错判的人平反昭雪这一牵涉到千家万户政活生命与实际利益的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九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对错划右派分子平反、摘帽的决定。 天亮了，一夜未眠的白基兴依然躺在床上，那种从未体验过的轻松感觉像一汪春水，一直在他的心里荡漾着。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再也不用低三下四人不人鬼不鬼的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了。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才五十多岁，还可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很多的事；他觉得自己的经验也不算少，正的反的酸甜苦辣哪一样味道没尝过？有这些经历，他将来恢复工作时就足以胜任；他觉得自己对未来更充满信心——一个实事求是的党，一个蓬勃向上的国家，一个意气风发的民族，就是最可靠的保证。他的所有这些感慨，都是昨天晚上听到的关于对右派分子平反、摘帽消息以后突然萌发出来的。而在此之前，戴着右派帽子的他，是做梦都不敢想的。 门突然打开了，屋子里顿时亮堂起来。白小松走到床前，隔着蚊帐对白基兴说：“爸，起来吃饭吧。”说完，伸手把蚊帐门卷起，挂在帐钩上。 “你们先吃。我再躺一会。”白基兴张着微微发胀的眼睛说。尽管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但一整夜的思前想后，还是使他感到有点疲倦了。 “那你今天就好好地睡个够，不会有人来吵你的。”白小松有点自负地说，他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喜悦。父亲的“帽子”就要摘掉了，那他也就再也不是“黑五类”的狗崽子了。况且，父亲的平反将同时给他带来一个回城的机会。昨天晚上，一家人在高兴之余也把他的出路考虑进去了，等父亲正式平反，回到原来任教的学校复职后，再办个因病提前退休。这样他就可以顶替回城。尽管他不可能接替父亲教师的工作，他连小学都没毕业怎么能去教中学生呢？但学校有个校办工厂，在那里当个学徙工是完全可以的。 白小松走了出去，顺手把门也掩上了，屋里又回到原来的昏暗。外面偶尔有几声鸡鸣狗吠传来，但很快又消失了。在这盛夏的早晨，能美美地睡一觉，实在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 白基兴慢慢地合上眼睛，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二十年了，二十年了！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二十年中，能像今天这样心安理得地睡个懒觉，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他稍稍扭了一下身子，尽量使自己躺得更舒适些，以便更快地入睡。他不再想什么了，在平和的呼吸中缓缓滑入梦乡。 一声尖锐的哨子声突然把白基兴从睡梦中惊醒。他一骨碌翻身下地，不暇思索便迅速地穿好衣服，跨前一步把门打开。他看见张瑞祥正在前面走着，马上就要拐进一条叉道，他的双脚不由下意识地急走起来，试图追上张瑞祥。 张瑞祥走上叉道，道口的那座房子挡住了白基兴的视线。白基兴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同时，另一个潜意识告诉他，不必再去追了。他停住了脚步，盯着自己的脚，他的意识迅速地从那朦胧状态中醒悟过来了。他回过头，审视着那刚刚走过的几步，他突然感到，这短短的几步路，不正是他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程的缩影吗？ 长期以来，在政治的高压下，白基兴的人格遭受了肆意的践踏，他的人身与灵魂自由几乎被剥夺贻尽，他的任何行为都始终处在他人的控制之下。刚才那诚惶诚恐的几步，就是那被扭曲了的灵魂的生动写照。幸好，这屈辱的路总算有个尽头，此刻，他已经可以无所顾忌地站立在这里，甚至在刚才不久，他还打算安安稳稳地睡个美觉，如果不是被那哨声吵醒，此时他真不知沉浸在何方呢？ 白基兴重新望着叉道口，那里一个人影也没有，而从空中传来的哨子声已经越来越弱了。今天不出工了，回去好好地补上一觉。他那迅速恢复的自尊在对他自卑的灵魂下命令：转身，直腰，挺胸，大步走；目标——床，任务——睡觉。 一步，两步，三步……白基兴昂首挺胸，迈着自豪的步伐。尽管此刻没有一个看见他，但他却像接受检阅似的，认真地执行着刚刚下达的命令。他突然感到胸区一阵疼痛，身子不由自主地歪向一边——那是那根曾经折断过的肋骨在突然的拉伸与用力下所产生的反应。 白基兴不得不又停下来，同时，他不由为自己刚才的决定产生怀疑：一个刚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获得补偿吗？躺在床上真的就能把过去忘却吗？人生的真谛不也就存在于百折不挠且锐意进取吗？他感到脸上一阵发热，为自己刚才那渺小而自私的决定羞愧。他又转过身，忍着痛，继续昂首挺胸地向张瑞祥追去。 张瑞祥吹着出工的哨子，走到叉道最后一座房子后又折回头来，见白基兴急冲冲地走来，便停住问：“你走这么快去哪里？” “我来问你今天我做什么。”白基兴有点气急，一边说一边走过去。 “你今天就不要出工吧。”张瑞祥善意地笑了笑，“刚才小松说，你一晚没睡，所以我就没到你那里。” 白基兴不由感动了：张瑞祥确是一番好意。可是，一种以崭新的面貌表现自我的欲望，使他迫切地需要尽早在人们的面前展现，而出工，正是他此时唯一的舞台。他挺直腰，显得精神抖擞地说：“不要紧，少睡一点没事的。你说，今天我做什么？” 张瑞祥依然微笑着，白基兴能熬出头，他也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不安排白基兴出工，是他的权力，但也是以此作为祝贺的形式。他见白基兴那一副急切的样子，只当白基兴仍是从前的白基兴，是为争取表现又为多挣工分，便劝解地说：“你还是好好地歇一天吧。从今天起，你就再也不是‘黑五类’了。再说，也不差你那么一天。“ “不。正因为我不再是‘黑五类’了，所有我才更应该多做点。”白基兴一本正经地说，“以前我是被监督着的，做什么不做什么跟我无关。现在我是为自己也是为大家做的，我怎么能反而不去出工呢？” 几句真诚的话语，说得张瑞祥心里也热乎起来。是的，一个人如果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与追求，那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又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 “好。你今天就与大家到甘蔗地里锄草。”张瑞祥果断地说。 像是获得奖励似的，白基兴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从张瑞祥的脸上看到了一种质朴的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信任、互勉互助的情感，他二话没说，转身大步向前走去，尽管他身上的那根肋骨还隐隐作痛。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这三天里，除了吃饭与睡觉，李卫东在家里根本就没多呆一会儿。因为是国庆节，有关单位都放假，想找个人都很不容易，但他还是想方设法，把需要找的人都找到了。并且，得到了明确的表示——白基兴的问题属于这次右派甄别平反、落实政策的范围，有关的模查工作已经开始。只是，这是项政策性很强的事情，需要做许多细致的核查。同时，他们要李卫东转告白基兴先写一份关于当年被划为右派及解职遣送的情况报告，以便尽早审定。 此刻，李卫东坐在开往县城的汽车上，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想着这三天来的见闻，不由感慨万千。三天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就是三年又怎样？自己不也是快要三十岁了吗？如果一个人是在较平稳的环境下，时间的流逝也许算不得什么，自己两年的学校生涯，不就是这么的一闪而过？而一个人如果是在逆境中挣扎，那别说三年，三天，哪怕是一分一秒也是非常难熬的，这种经历他也曾经有过，如此，白基兴这二十年，又该如何评说呢？ 幸好，苦难总算成为过去。白基兴的平反只是时间问题，从林业学校毕业的李卫东安排在县林业局，也有了一份令人漾慕的工作。另外，李卫东与白晓梅多年的恋情，也已经接近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只要再想想办法，把她调到林业系统，就是当一名临时工也行，那么……这一切，又在李卫东的眼前展现出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 汽车很快到了县城，李卫东匆匆下了车，来到县林业局。他简要地向办公室主任述说了这几天的经过并请了假，然后，又急匆匆地赶到汽车站，蹬上了开往青石坑的汽车。到了青石坑，向人借了辆自行车，他又马不停蹄地直奔青龙潭而去。中午时分，他又来到了生产队。 “卫东，刚回来？”刚刚收工回来的张金发正要进屋，见李卫东骑着自行车过来，便停住脚打了个招呼。 “刚到。”李卫刹住车，用一只脚支着地。 “还没吃饭吧？到里面吃。”张金发热情地说。 自从李卫东到县林业局工作以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转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知青了，而是县里的干部，所以，大家对他显得客气起来。但是，李卫东自己并没有那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对这些相处多年的人们，依然保持着一种真挚纯朴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每次他回生产队，都被认为是自然不过的事。 “不用了，我还有点事。等会再来。”李卫东说着，摆正车把就要走。 “是不是基兴的问题？有什么新消息？”张金发看李卫东那急切的样子，估计是有关白基兴平反的事，便关切地问。 “是的。”李卫东点点头，“我回去跑几天，他们说过一段可能要派人来调查，所以我先赶回来，让他做好准备。” “有什么好调查的？不就是他当时说的那几句话吗？那些话现在说一百遍都没事。他的档案我看过，也没什么大问题，当了这么多年的右派，确实太冤了。”张金发有点不平地说，“你先去吧，等会我再去看看。” “那我先走了。”李卫东说着，奋力一蹬，自行车便向前急速驰去。 李卫东来到小庙前，支起自行车。他见厨房的门开着，便大步走了进去，与刚要出来的白晓梅几乎撞了个满怀。 “你？”白晓梅站住了，惊喜地望着李卫东。尽管李卫东国庆节前来信说，他将利用放假的时间去打听一下有关她父亲的事，一有消息就告诉她，只是没想到李卫东这么快就到来了。 “你爸呢？”李卫东一眼看到厨房里只有白小松一人在吃饭，忙问。 “他在江边。”白晓梅拿过一条毛巾递给李卫东，“先擦擦，看你满头是汗的。” “那我去找他。”李卫东说着就要走。 “急什么！他马上就来。”白晓梅嗔怪地白了李卫东一眼，“到了这里还怕没得说？” 李卫东转头看了看去江边的路，略顿一下，才接过毛巾，走进厨房，在桌子边坐下来。 “我爸的事怎么样？”白小松放下筷子，看着李卫东问。 “已经有点眉目了。现在就等具体落实了。”李卫东兴奋地说。 “我去找了教育局、派出所，还有他原来的学校，都认为像他这样的情况应该平反。”李卫东有点激动地说。 这时，收工后到江边擦洗一阵的白基兴走了过来，拿着毛巾站在门边，听到李卫东的话，不由百感交集。 “爸，你要平反了。”白小松站起来，大声地说。 李卫东也站了起来：“教育局的同志说，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很多，都属于当时错划的。但因为时间太久了，有些原始资料在‘文革’时丢失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也说，尽管档案里面一般都有记载当年的事，但毕竟不是很详细，所以，要你把当时的情况重新写成报告，尽快送去。” “情况？”白基兴的脸顿时沉了下去，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令他懊恨不已又苦不堪言的过去。突然，他的眉头一扬：“我这里有一份现成的，把它整理一下就行。”说着，转身走出去。 李卫东见白基兴出去，不由有点纳闷，便问白晓梅：“他？什么时候写过？” 白晓梅也是一脸茫然，不知所以，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白基兴很快又回到厨房，手上拿着一叠已经发黄了的稿纸：“你们看，就是这些。” 李卫东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我的检查。“这……？”他疑惑地看着白基兴。 白基兴喜形于色，指着上面的字说：“这就是我当年写的检查底稿，我的问题都在这里，这也是把我定罪的依据。这种东西本来我是不会留的，可那时没几天就要我写一次检查交代，翻来复去也是那些，干脆把底稿留下来，需要的时候抄一遍。后来，运动一来，也是照抄，不知抄了多少遍了。没想到今天还有用，只是这次不是认罪交代，而是平反依据。” 听了白基兴的解释，李卫东不由松了一口气，白晓梅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 “那就赶快送去。”白小松急不可待地说。 “送当然要送，但也要重新整理补充一下。现在是平么摘帽，而这些是定罪戴帽，如果这样送去，那帽子怎么摘得下？”白基兴有点幽默地说。 “那就先吃饭吧，吃完赶快写出来，让卫东带去。”白晓梅在一旁盛了一碗饭，催促着说。 “不，这一回我要自己送去。”白基兴郑重地说。他接过饭碗，坐了下去，埋头大口地吃起饭来。 “六队的基兴，马上到大队部来。六队的白基兴，马上到大队部来，有重要事情。”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同时，连接到全大队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匣子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白晓梅听到广播，不由一怔：这个时候，要父亲马上到大队部去，是什么急事？重要事情？她猛然悟到，这是好兆头，也许要对父亲平反了。 赶快告诉父亲！回过神来的白晓梅转身就向门外冲去。父亲今天上山割茅草，根本不知道这关系到他与全家人命运的转折会在这时到来。必须尽快告诉他。 白晓梅一路小跑着，村子里那些坑坑洼洼左回右转的小路不断地被她甩在身后，那些悠哉游哉的鸡们鸭们，在她的冲击下四处逃窜；她顾不上与碰面的人打招呼，也不管人们是用什么异样的目光看待她，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跑。 自从白基兴把报告送回去，李卫东也接连回去几次，每次带来的消息都令人欣慰的——对右派平反的工作进展神速，甚至有些人已被原来工作的单位接收了。但是，白基兴一家在高兴之余仍不免有点遗憾，毕竟，落实有关政策的工作主要由市里有关部门及原来的工作单位经办，而白基兴又不可能老是呆在城里等待，所以，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这里翘首以盼。 白晓梅跑出村子，又跑上了通往山前的小路，已经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而且，小路又是开始向上斜，她不得不慢下来，但她并没停下，仍然一步步地急走着。 山脚下，一前一后两大担茅草正晃晃悠悠地过来了。白晓梅定睛一看，正是弟弟与父亲，便又憋足劲小跑过去。 “姐，你跑什么？”走在前头的白小松站定，惊诧地问。 “大队要爸——马上去，我就赶快来告诉——”白晓梅大气都喘不过来。 白基兴很快也走过来，放下肩上挑着的茅草，绕过白小松，到白晓梅跟前问：“什么事？” “广播叫你赶快到大队，有重要事情，我猜是不是市里来调查，就赶来。”白晓梅感到胸口的气顺多了，把散在眼角的一缕头发往边上撩了一下，说。 “叫我？马上去？”白基兴心头猛地一跳，难道这盼望已久的一天真的来到了？他站在那里，望着那条蜿蜓的小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你快去呀，站着干嘛？”白小松一把掀下肩上挑着的茅草，猛地推了一下白基兴。 白基兴被推得得往前紧迈几步，他回过头，看着那些茅草，还想说什么。白晓梅看出来了，便说：“你先走，这些我挑回去。” “那我就先回去换件衣服，还有……”白基兴踌躇着，欲走还停。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衣服？”白小松大声地打断了白基兴的话，嚷了起来。 “那……”白基兴看了下身上那贴满补丁，褴褛不堪的衣服，“我先走了。”说完，大步朝前走去。白晓梅与白小松，也分别挑起茅草，紧紧地跟在后面。 很快，他们来到了村子前。这里，那条笔直的机耕路直指大队部方向，而那条拐进村子的路则显得坑坑坎坎。 白基兴看了一眼村子里那座高耸的祠堂，以及那丛不知在屋脊上生长了多久的已显枯黄了的蒿草，他突然感到那丛蒿草在西斜的阳光下正变得一片金黄。他不再犹豫了，他不想再去换一下衣服了，他几步走过叉道口，在机耕路上急步而行。 “白基兴，六队的白基兴，马上到大队部，有重要事情……”架在路边高高的桉树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了。白基兴循着声音看了一眼，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这时，张瑞祥骑着一辆自行车急驰而来，在白基兴前停下，风风火火地说：“你到哪里了？让我找半天。” “我刚从山上下来……”白基兴解释说。 “快上车，快上车，市里好几个人来落实你的事。”张瑞祥不等白基兴说完，把自行车转过头，催促着说。 白基兴急忙坐在后架上，张瑞祥推着自行车猛跑几步，跨了上去，用力地踏动起来。自行车顿时像离弦之箭，向前奔驰而去。 大队部里，烟雾缭绕，张树根正与几个客人东一句西一句地交谈着。看起来，他们之间的正事似乎已经谈过了，但客人并没有马上就离开的意思，而张树根也以那山里人所特有的好客天性，极力款待，但也只能是往客人还没喝完的茶杯里再斟上一点茶罢。毕竟，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未了结，心里还不是很踏实，只能以这种无关紧要的话语与显得有点多余的动作来打发时间。如果不是客人中那位穿着警服的年轻人频频看表，时不时流露出一丝急躁的眼神，人们也许还以为这是一场轻松的闲聊呢。 年轻的民警又一次看了看手表，又探询地看着张树根，用一种尽量放松的语气说：“是不是再催一下？” 张树根歉意地笑了笑。尽管话筒就在他的身后，只要他对着话筒开口，他的声音马上就可以传遍整个大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又一次往那快要满了的茶杯再斟上一点茶，说：“再等一下，走路也要一会儿。” 其实，张树根此时心里也一样的着急，喊了几次广播，白基兴还迟迟不来，难怪客人们着急。但是，他们事先没通知，说来就来，叫他一时到哪里找白基兴？不过，他知道白基兴不会走到哪里去，昨晚他还碰见过，只是……他见那年轻的民警端起茶杯，象征性地吮了一下，便忙又给斟上。 年老的客人看上去不急不躁，他责备地看了年轻民警一眼，然后，又抽出一支烟，用那快吸完的烟头对上火，问张树根：“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能怎么样呢？马马虎虎能过就是了。”张树根苦笑了一下，“工分是一年比一年多，但分配却是一年比一年少。而工分值越低，大家越没干劲。今年的年终还不知怎么过。”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措施，提高一下大家的积极性，比如定额或什么的？”年老的客人像是聊家常似地问。 “什么都试过了，不顶事。”张树根有点沮丧地摇了摇手。突然，他看到一辆自行车正朝这里来，这使他顿时振作起来，也使他从这种尴尬的状况中解脱出来了。“来了，来了。”他如释重负般地说，几步就走出门。 自行车到门前停了下来，白基兴下了车，然后，与张树根，张瑞祥一起走进门。见屋里有几个陌生人，不由有点激动起来，可是，当他发现他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他时，想到自己的身份及这一身装束，不由自惭形秽，便在一边默默地站着。 “这们是市‘落实办’的老宋。”张树根指着那位年老的客人说。 老宋微笑着朝白基兴点了点一下头，转而指着另外两个人说：“这位是县‘落实办’的老黄，这位是你原来所住的街道的民警小王。”他见白基兴还站着，便指着靠近桌子的一张椅子说：“坐呀，坐下来慢慢谈。” 白基兴有点拘谨地坐了下来。他感到心跳得厉害，他预感到，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他多么希望立刻就听到关于自己的问题的处理结果，这样，他就可以解脱了。眼下，坐在他面前的这位从市里来的老宋，不就是自己命运的宣判者吗？他感到喉咙口有一团火，灼得他口干舌涩；他的眼睛流露出欲望，希望从老宋的嘴里吐出甘霖般的话语，以解他的焦渴。他使劲咽了一下，又舔了舔嘴唇，等待着。 “喝杯茶，来。”老宋说着，把一杯茶放在白基兴前面，“最近生活得怎样？工分够不够吃？”他庄重又不无和蔼地问。 白基兴一口把茶喝光。他感到喉咙不那么痛了。尽管老宋并没有说出他急切想要得到的话，但那种亲切，把他的自卑一下子扫掉了。他迎着老宋的目光，坦诚地说：“这里的条件就是这样，能活下去就是了，也基本上适应了。挣的工分勉强够吃饭，但其它的就没有了。” “你两个孩子都在这里？”老宋又问。 “不在这里又能到哪里？”白基兴苦笑了一下。 “都几岁了？”老宋又把一杯茶倒进白基兴已经喝光了的茶杯。 “大的二十……八，小的二十五。”白基兴想了想，说。 “都不小了。”老宋深有感触地点点头。他看着白基兴，良久，才说：“你的材料，我都看了。当时对你的处理，是错误的，让你吃了不少苦。这不但是你一个人的苦难，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场灾难。在当时的错误路线指导下，这种灾难是很难避免的。现在，这种错误总算得以纠正，你的问题也会得到最后的解决。” 听着老宋那感人肺腑的话，白基兴不由热泪盈眶。他站起来，紧紧地握住老宋的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我感谢党，感谢人民，给了我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谢谢你们，谢谢！”他一一地与所有人握手，并鞠上一次躬。屋子里顿时洋溢着一股隆重而热烈的气氛，所有的人都在为白基兴即将获得的新生而感动。 老宋重新把香烟拿出来，递给白基兴一支，然后又一一递给屋里所有的人。他等大家情绪又稳定了，才走到白基兴跟前，神情严肃地说：“白基兴同志，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以前对你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律撤消。但是，由于以前对所谓犯政治错误的人与事，处理都是非常草率的。这给我们现在的平反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你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查阅了所有的原始档案资料，对你的鉴定只是‘有右派言论，暂不戴帽子，内部控制使用，’也就是说，你不算右派。所以，对你的情况，只能作出特殊处理。但像你这样的情况，其它人也有，你并不是唯一的。请你能够理解。” 白基兴越听越感到不是味道，当他听到“你不算右派”时，头脑“嗡”的一声，仿佛裂开了，后面的话，他一句也没听进，只看到老宋那嘴在一张一合着。 “你不算右派。你不算右派！”白基兴感到这几个字像隆隆的雷声，在他的头顶回响着。我不算右派？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被当右派看待？如今，右派分子可以平反，可以扬眉吐气了，可自己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竟然连右派都不是？他仿佛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冰窖，浑身都凉透了；他要挣扎，可却连思维都冻僵了。他的脸在一瞬间变得苍白无比，血色全无。 “我是右派，我真的是右派！”白基兴终于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喊叫，然后，像一团烂泥似地瘫了下去。 白晓梅一步不停地把茅草挑到厨房后面，肩头一斜，顺势将茅草掀在地上。她顾不上把茅草堆到一起，甚至连捆绑茅草的绳子都顾不上解开，便与白小松急冲冲地向大队部走去。 远远地，可以看到一辆吉普车停在大队部外面，白晓梅不由激动起来：果然被她猜着了，市里真的派人来了。这一来，父亲有望了，一家人都有望了。她只感到眼睛一片湿润，两脚一阵发软，几乎不能行走，一下子，落在白小松后面一大截。 “姐，快走呀。”白小松在前面站住，回过头大声喊。 “我，走不动了。”白晓梅双脚一阵哆嗦，身子突然变得沉重无比。她想走，但脚却迈不开。是不是因为连续跑了这么一会，太紧张了呢？她想蹲下来揉一揉脚，不想，身子一晃，重重地跌坐下去。 “姐，你怎么啦？”白小松大吃一惊，急忙跑过来，伸手就要拉她。 白晓梅轻轻地推开白小松的手：“没什么。让我歇一下吧。”说完，用手在腿上轻揉着。 白小松不放心地蹲下，也帮着在白晓梅的小腿上轻轻地揉了一会，问：“好点了吗？” “嗯，”白晓梅点点头。她突然感到，她身子底下的土地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正从她的脚向全身迅速扩散。坐在这片土地上，竟有一种无可言状的充实。她感到好多了，安然地坐着。 “那我们走吧。”白小松见白晓梅脸色开始泛出红润，便站起来说。 “再坐一会。”白晓梅依然坐着，对土地的眷恋使她不想立即起来。 “那他们……”白小松看着远处的吉普车，不安地说。 “不要紧，只要他们来了，就好。”白晓梅也看着吉普车说。 山风轻轻地吹着，带走了那不停奔走所产生的燥热；天上，一片片白云随风而去，令人浮想连翩。蓝天，白云，大地，山风，白梅置身其中，突然悟到，人生虽然坎坷，但世间亦不无温情。 白晓梅坐了一会，重新站起来，与白小松一起朝前走去。 一群人正从大队部走出来。白基兴紧紧握住老宋的手，千言万语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爸，爸。”白晓梅与白小松跑了过来。 老宋看着白晓梅与白小松，问白基兴：“这两个就是你的孩子？” “是，是。”白基兴既宽慰又高兴地说。 “不容易呀，真是不容易！”老宋意味深长地看着白晓梅与白小松说，“你们的父亲是个好人，能坚持到今天，实在是不容易的。”他又对白基兴说：“你自己要多保重，再耐心地等一等，我会尽快为你落实的。就这样吧，我们先走了，再见。”说完，与其它的人又一一握手，才坐进吉普车，同来的人也坐了进去。 汽车开走了。白基兴一家与张树根、张瑞祥目送着它渐渐地消失了，还一直站着，看着那个方向，沉浸在一片悲壮与兴奋之中。 “爸，你被平反了！？”白晓梅眼里噙着热泪，用哽咽的声音问。 “什么时候能回去？”白小松也激动地问。 白基兴回过神来，看着一双儿女急切的脸，不由一阵犹豫。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苦笑：“你们自己看吧。” 白晓梅接过一看，不由目瞪口呆。白小松急忙拿过去，只见上面写着短短的一行字：经研究决定，补划白基兴为右派分子。 “这，这是为什么？”白小松不由怒气冲天，圆睁双眼问。 “我也说不清。”白基兴无奈地说。 张树根走过来，用手轻轻地拍着白小松的肩头，说：“这是非常万不得已的。你父亲以前并没有正式戴帽，所以只好补一顶，暂时戴一下，马上就可以摘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手续，不要紧的。” 听了张树根的解释，白小松才平静下来，白晓梅也松了一口气。是的，自然界的一切是那么丰富多采又变幻莫测，人世间的行为规范又岂能一成不变，永不逾越？ “好了，我们回家吧。”白基兴接过那张象征着他多年来风风雨雨，荣辱兴衰的纸片，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口袋。然后，领着他的女儿与儿子，朝着那裹在苍茫的群山怀抱，沐浴着晚霞光辉的小山村走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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