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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盲流(3)




             6 四舅公饿疯后死去

  离七食堂不远,南河边有一座院子,正确的号数叫临江路65号。里面载满了果树和花草。进门的左边第一间小房子,住着我的四舅公。他眼睛近千度的近视,任何眼镜对他都几乎失去作用,但是他爱看书,那些线装书、医药书、唐诗宋词包括花木研究乱七八糟地堆满他床上床下、墙角门后。
  他很喜欢我,放学后我总爱背着书包去他那里“杀”一顿伙食,在院中抓蟋蟀,摘花采果子。
  “九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生读书,不要逃学只顾玩。”他个子很高,身体魁伟、健硕,胃口特别好。
  “坐下,跟我念!”他把一本又黄又旧的线装书从鼻子下移开,要我坐在矮凳子上。
  “关关瞄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速……”他把一个糠米馍放在膝上:“背下来,我请你吃馍馍!”
  他是一个花匠。从前在资阳,我外婆家有个大果园,四舅公负责剪枝扶叶,医治虫病。搬来成都后,这园中经他的手,栽了许多株柑子树,那结满柑子的树身被香喷喷的果实压得低低的,伸手可得。当然,自然灾害的岁月中,那些树刚结出不到拳头大的青疙瘩,早被大人小孩扯来塞腹填肚了。
  他胃口太好,大吃得,那时居民配粮每月21斤,不到半月,竟被他吃光。剩下半月他除了吃糠咽菜便只有挨饿。
  一次放学,我去玩。进门,见他鼻子贴近一本药书在读:“医之始本歧皇,灵柩著,素问详……”那声调,已不如先前那么有力。他看见我,放下书:“九九,你来了,今天我们饱餐一顿‘混沌汤’!”他揭开蜂窝煤炉上那铁锅上的木盖,一股白烟热漫开来。我一伸颈,一看,黑糊糊乱糟糟地看不清炖了些什么东西。
  他分了一双筷子和一个斗碗给我,“来,我们分而食之。”我一瓢,他一瓢,他一瓢,我一瓢,我鼓睁着眼睛看着碗里的东西,硬叫不出名字。他说:“你先喝口汤。”我喝一口进肚,口中又苦又涩。我用筷子夹着一样东西问他是什么?
  “这是柑树叶,顺气。”
  “这是车前草,解毒。这是灰灰菜,这是厚皮菜,这是……你不要问,尽管吃!”他吃得津津有味,我再肚饿,也只能“慢嚼细咽”。突然,我发现他筷子夹着的一撮东西上有一条蔫白的长虫,我惊呼道:“有很死猪儿虫,不要吃!”他一听,反倒笑了,将筷子抬在鼻尖上:“唷,在这里,还有几条在锅里!”二指一拈,将那条死虫往嘴里一扔:“好吃,好吃,定有营养!”
  我吃惊和害怕起来,将那碗放在膝上,双手扶着不敢动。
  一阵风,他那碗东西已消失在肚中:“你不彻底,看,这是什么?”他一手伸进空空的米坛中,掏了一个东西出来,一张手——天呀,原来是个鸡蛋!
  “这蛋,我煮熟放了几天,专门给你留的,来,快吃!”我欣喜若狂,这东西于我恐伯一年半年才见一次。我剥着这熟鸡蛋,蛋壳往地下丢。
  “蛋壳含钙,具有高度营养价值,来,我给你剥,我吃壳壳,你吃心心。”
  虽然他高度近视,却剥得很快很好,他一手把蛋心递给我,另一手把破碎的蛋壳扔进口中,直嚼得嚓嚓乱响:“好吃,好吃!”
  我虽只有10岁,但隐隐心痛,我把已咬了一大口的蛋心,趁他不主意,扔进热腾腾的锅中,用筷子埋在那大半锅黑糊糊的东西下。
  “我出去玩一下。”我把碗放下道。
  他点了点头,只顾把锅中的东西往碗里舀,大嚼着,边嚼边看书。
  我在园中东窜西窜,那些牵牛花、蝴蝶花、紫藤蔓已勾不起我的兴趣。在靠园墙的角落,突然发现一小块包谷地,那一株株刚含苞吐絮的玉米,刺激着我因饥饿发出的想像。
  我一伸手,连掰三包,扯开叶,把那刚出籽的嫩蕊往嘴里送,坐在地上,我大嚼起来。这嫩东西,清香清香,回甜回甜,比起四舅公锅里的“混沌汤”简直是天上地下。
  一个饱嗝还未打完,一个女人柔气的声音在我身后发出:“哪个娃娃偷我家的包谷?九九,你又调皮了!”是蔡妈妈,高高均称的个子,整洁干净的衣服,短头发梳理得十分有致。虽然在讨伐我,却显得十分温和:“你要晓得,我们一家人都等这包谷熟了填肚子哟,你下次不许偷了,听见没有?不然我叫蔡哥打你!”
  蔡哥,名蔡楚,他比我大几岁,我们经常在河边游泳,在川医球场踢足球。他身壮如牛,我当然打不赢他,何况心虚。我对蔡妈直点头,蔡妈仿佛忘记了我,在那园中的小径和水井边徘徊着。那水井围着一圈石坎,周围长满杂草。伸头往井里一看,水又深又绿,这是一口废弃的井。我看得脚软,快步回到四舅公屋里,见他依在那破床头上仍在捧书——锅中,早已空空如也,两个空碗横放在桌上。这一大锅东西,少说也有10来斤,这么快被他便吃完了。
  “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失,甜蜜的回忆……”浑厚的次中音,飘来一首外国歌曲——是蔡楚放学回家来,我们招呼了下,听他声音消失进院中,我拔脚逃跑了。
  一次,母亲叫我给四舅公送一斤包谷面去,门开着,无人,他在后墙边答应我。我走过去,吓了一跳,一根绳子上吊了两只死耗子,有一只已被他用小刀剐了一半,血,滴着,他把沾着血的指头往口中吮:“本来我想烫皮,剐来吃,皮可惜了,有营养……”他坐在一块砖头上,对我微微调头道。我差点发呕,生性最厌死老鼠:“舅公,你过来,妈妈叫我给你送玉米面来了。”我话一完,他侧耳,一怔,伸过手来抓过纸包,尚未打开完,他竟用手生吞抖落入喉咙一半!
  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当解放军的儿子从外地来探他的时候。那时,他已骨瘦如柴,病了多时。我刚走入院子大门口,见身着军装的表叔拖他进屋,并厉声斥责道:“你不能污蔑社会主义,你不许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舅公已偏偏倒倒,站立不稳,想跑出去:“饭,我要吃饭!”他拼命在挣扎。表叔气急败坏,一下把舅公扭倒在地上。舅公双膝一跪,头撞到墙,血喷了出来……
  “放开他!现在就是吃不饱嘛!”我把书包往后一甩,伸手扶舅公。他喘着粗气:“他不认我,我也不认他了!”
  “你他妈的反动,滚!”表叔一下把我推出老远。
  我哭着,慢慢走着,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四舅公。

  多年后,蔡楚兄和我在轴承厂当装卸临工时说:“你舅公死得凄惨,在床上躺了5天,无人知道,我们以为是他儿子接走了。他已饿得神志不清,有两次,他偷偷爬到我家厨房,伸手在那尚在沸滚的稀饭中抓粥吃,手上烫满了泡,却全无痛感……唉,他是饿死的……”
  临江小院,早已拆迁铲平,废墟旁,唯一的纪念物只有一株几次快病死被四舅公治好的柑子树立在停车棚边,那树,已长得高大,却七扭八歪,晃如我残破的记忆。
  “来,我俩在这树下照张照片,为舅公作个纪念,说不定这株树哪天被公家砍伐移走或死去。”蔡楚拍着我的肩,我们把要说的许多话默然装进了相机中。
  直到后来蔡楚临赴美国定居前,我才最后弄清了他的父母惨死经过——这65号院中的又一个凄凉故事。

            7 “文革”抄家与反抄家

  人生如行舟,折断桅杆撕破风帆的每一次劫难,都无法忘怀;因为,生命有限,航程苦短,步步惊心。
  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大浩劫大悲剧之———“文化大革命”,是文明的毁灭,历史的大倒退。对每一个家庭和个人来讲,都有不可磨灭的记忆。
  1965年初,我在乐山县龚咀水电站当合同工,陈墨在成都写来的一封长信,使我提前解除了苦役,返回成都。
  他在信中说:“……一场急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始,‘老子反动儿混蛋,老于革命儿好汉’的标语口号满城飞,你在成都的家已被红卫兵查抄,母亲戴高帽游街……”
  我匆匆收拾被盖包里找刘队长辞工。乐山龚明水电站的正式工或临时工产生出的红卫兵和大字报已经开始出现,不走,我最后也逃不脱挨整的命运。
  回到成都,一进屋,家中一片狼藉。衣柜家具桌椅砸烂,一幅嫦娥奔月的国画也被抄走,早已清贫如洗的家什么都没有却也逃不脱挖地三尺,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更为可惜的是我的父母及全家几十张历史照片——全被抄走,撕毁,烧光,一张不剩。
  我刚回家不久,中医学院的红卫兵又气势汹汹地进了屋,他们手拿皮带、棍棒把我母亲叫到里屋,不断审讯抽打;我和我最小的姐姐隔离在外屋,被几个女红卫兵教训着:“你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你们父母都是彻头彻尾的大反革命,你们是狗崽子,只有老老实实背叛反动家庭,不然,只有死路一条!”说着,她们抓住我姐的头发,要她跪下,但她怎么都不肯。
  “你进来!”一个男红卫兵手提军用皮带指着我的鼻子。我随他走进里屋,一抬眼,见我瘦弱多病的母亲苍白着脸,跪在方凳上,那花白的头发披搭下来,显然,她已支持不住,双手紧紧地抓着凳子边沿,身体微微发抖……
  我的心一紧,一口怒气往上涌。
  “你爸是逃跑台湾的国民党反革命,你妈是反革命管制分子,你要以实际革命行动背叛你的黑家庭,拿去!”他递给我他手中的皮带:“给我用行动对你妈专政!”
  “叭叭”地一声,另一个站在我母亲身后的高个子用皮带使劲在我母亲身上抽了一下:“叫你儿子打!”
  我的牙关紧咬,两眼射着怒火。又是“叭叭”地几下,有如打在我的身上,心上。
  “你们要打就打我!”我吼了起来。
  “狗日的狗崽子,孝子贤孙,还敢顽固不化!”四五根皮带雨点般抽在我的背上、腰上、头上……
  “……你们打我嘛,我才是反革命,他是个临时工娃娃……”我妈抬起那张惊惶失措的脸,口中喃喃地哀求着。我妈知道,我那刚烈的个性会闯祸。
  “你究竟背不背叛你的反动家庭,划不划清你的阶级立场?你只要用实际行动,今天就没有你的事!”他把那又厚又硬的皮带塞在我发软的手中,揪住我的头发。“娃娃,你打我嘛,你要争取宽大……”母亲哀求起我来,“你打了我,就没有你的事了,你不要回来了……”母亲声音十分凄惨。
  我的手一松,皮带落在地上:“我不打。”我心想,大不了拼命。
  一阵拳脚交加,我被打倒在地上蜷起,我的眼睛,在往厨房看:我在寻那把菜刀……
  “叫他出来写检讨!”外面那女红卫兵进屋来对他们说道。他们把我拖起来推到外面:“写!为了划清阶级路线,彻底背叛反动家庭,自愿申请下农村当知青!”
  两张纸,两支笔摆在我和我姐的面前。我们心中明白,到农村,无异于自我流放。
  一个红卫兵说:“下农村才是革命的道路,又不是要你们去死!”
  我们面对白纸发呆、发愣,笔在手中捏着,却始终写不出一个字。
  “我们可不可以多思考几天,写得更加彻底,更加清楚点?”我姐姐是一个聪明有头脑的人。
  他们叽叽咕咕了一阵。
  “正告你们,我们是居委会和街道兵团的联合行动,你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随时还要来对你们进行革命的专政,赶快把申请书写好,过几天我们要来收!”
  说罢,一行人前呼后拥,大摇大摆地走了。我们进去扶起了母亲躺上床,一家人盯着地上发神发怵。缄默中,连叹息声都发不出。
  “你们街上朱儿家也被抄了,他爸被抓走了,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吃利息的资本家,东西拉了一汽车走,听说挖出来的人民币都发霉腐烂了。”朋友罗鹤低声说着。
  “狗日的,我们家也遭抄了,硬说我爸是国民党的伪警察,家中有枪,唉!”窝哥用指头抬了抬那鼻梁上过大的眼镜框,大起喉咙说道。
  “看来这次运动来得迅猛,你我这些黑五类不把握好,恐连命都保不成!”陈墨昂起头,眼光扫着大家。
  “是啥居委会街道兵团的联合行动,他们说还要来找我们姐弟……”我说话有气无力。
  “街道兵团?就是那个病子搞的嘛!难怪我听我兄弟说,那些四类分子这几天都集中在派出所,还把老九的妈捆在树上乱打。还有阚姆姆,说她丈夫是国民党师长,也被捆起了……”(阚淑梅,与我母亲一道在一个派出所“学习”的管制分子,其女婿当时是某大学党委书记,后来晋升为四川副省长,记得有两次我在阚娘家见她女儿女婿送吃的东西给她。)窝哥的头几乎抵在陈墨脸上。
  “是不是那生产组的瘤子?弄他的肉!”罗鹤挥了下拳头。
  “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抄他的家,打他一顿!”陈墨掐灭手中的烟头,站了起来。
  “好,我找得到他家,我带路。你们不晓得,他整了多少人,我们是为民除害!”窝哥生性耿直,一向敢做敢为。
  在陈墨君的策划下,一场大胆的“阶级报复”行动开始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是夜,我偷偷回到家,母亲捂着腰正在缓慢地端起中药喝,我扶她坐在床沿。
  “你少回家,到外面去躲一下,明天你去学道街雷伯母和沙姨家中去关心一下,告诉我的情况,要他们小心,不要来往。”母亲在我的搀扶下躺上床头靠在枕头上。
  我到了雷伯母家(她丈夫雷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国民党官员,解放初也去了台湾)。她见到我吓了一跳:“你看,我家地板都撬了,隔壁沙姨每天挨红卫兵的打,硬说她是特务,她老母亲受不了侮辱折磨,跳进门口这水井中死了。”她说话时战战兢兢,眼睛四顾:“拿去,这是一包白糖,给你妈,这5元钱给你,不要来了,各家保重!”
  我溜出了院子,走在街上,心中好沉重!我如一只受伤的小蚂蚁,在炙热干裂的黄土地上怆然,头上的烈日已烤焦了房顶、大树、电杆,处处滚动着乌云,天空仿佛在燃烧起大火——我,被世界踩在脚下。
  然而,我却并不惧怕危险和死亡。窝哥找到十几个“造反派”兄弟,只说帮朋友打架,他们手提“五四式”手枪、刺刀和其它家伙,陈墨、邓垦、世云、朱儿、家富、邓小娃、皮娃……一大拨人冲进街道造反兵团头目瘤子的家,“砸!”窝哥一声令下,我带头,拿起椅子、凳子朝着镜子、柜子、瓷缸、水缸一阵乱砸,被盖、衣物、书籍扔满一地。
  “啪”地一声,窝哥一巴掌打在瘤子又叫又吵的妹子的脸上,厉声道:“人到哪儿去了,把人交出来!他抄家,我们抄不来?”
  “……我们是红五类,我父母都是党员,我们一家三代清白……”她吓得捂住脸直解释。
  “党内有走资派,我们是造反派打保皇派,党员又咋个,老子还是高干子弟呢!”皮娃把锃亮的“五四式”手枪一晃,吓得她不敢吱声。
  “你哥抓了多少人,打了多少人,抄了多少家,贪污了多少珠宝、文物?你要检举揭发!人呢?”陈墨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趁机出怒气。
  “他、他在派出所开、开造反大会……”
  “不关你的事,走!派出所抓坏蛋!”窝哥手一挥,浩浩荡荡几十个人登上货三轮车。自行车和一辆旧吉普车,直杀派出所。
  “文革”初期,派性尚含混不清,哪个派、哪个组织,只要戴上“红袖套”,分分钟钟都可以自立山头——盲目革命。既然毛主席谈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混战恶战加乱战,自是理所当然。
  瘸于头目自封造反兵团司令,正在派出所召集街道生产组和居民积极分子一大帮人,策划造本辖区的反。
  我和皮娃、世云、窝哥首先冲进会场,拖出正在趾高气扬的瘤子站在院中,一阵拳打脚踢,边打边骂:“你造反,抄我们家,打我妈,斗那些老弱病残吃扭头!”
  “你吊打无辜,打砸抢平头老百姓,打你活该!走,你也游下街,看你有好威风!”大家七手八脚又七嘴八舌,围着不断告饶的他。
  那些开会的喽罗们拥了上来,伸手要抢人解围。只见皮娃手一扬,“呼呼呼”朝天连开三枪:“哪个敢上,一枪一个!”只见门外兄弟们端着刺刀步枪冲进来:“要动手就砸它个稀巴烂!”人群像塌方一样散了。皮娃手提着枪步上石阶,屋里几个公安户籍态度和蔼,直摆手道:“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是他组织的人……”
  抓着瘸子衣领,我们前呼后拥上了街,到哪里?怎样游街示众,我们并没事先商量,心中无底。我一调头,后面除了跟着一大拨娃娃和老太太老头,兄弟们三三两两掉了队。
  街坊上所有的眼睛都扫在我的身上,群众在小声议论:“那个‘四类’分子的娃娃造反了……”
  邓垦快步走来拍着我的肩,皮娃提着手枪押着瘸子在前走。
  “陈墨说目的已达到,叫你先撤。”我正犹豫,他一把拉住我袖子往边上走。这时窝哥走来对我道:“九九,大家都为了帮我们的忙,我们两个不能撤退。”
  邓小娃道:“陈哥说,九九的情况不同,他可以例外。”
  窝哥鼓鼓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对、对!九九你先走,有事我来抵倒!”
  后来怎样游的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天南河对面的“军工分团”和瘸子这边的“街道兵团”用枪对打起来,厕所墙上打了许多枪眼。
  年轻气盛的我,当然回不了家,翻墙躲进四川医学院。事后我才知道,第二天街道兵团和红卫兵总部在我家贴出一张通缉令抓我。母亲被抓进派出所绑在树上,一次又一次被口沫、石头和棍棒皮带专政,他们组织那些学校的“红小兵”和本辖区的积极分子居民,几天几夜地对我母亲进行批斗,要她交出我来。
  多年后,我妈告诉我:“他们要剃我的头发,士可杀不可辱,我宁肯死,也不能让他们侮辱人格。唉,要不是派出所的乔所长想尽办法阻挡和保护我,我当时肯定被打死了。”
  我问:“咋派出所长会保你?”
  她说:“天下的事难说,你们打的那个瘸子,乱整派出所和办事处的领导干部,是他们的死对头,乔所长这个人,很正直。”
  我闯下大祸,只有一条路:逃!逃往哪里?到处是腥红的狂涛,淹也要淹死我。

  毅头,是本街上的朋友,读初中时,他教过我拉二胡,吹笛子和黑管。“文革”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疯起,经他私下安排,助我偷偷跑到三台县文工团。他借给我黑管,加上我会跳舞,混了进去,当临时工。
  人走远了,我又是毅头单位的宣传队推荐的,别人不知我底细,我以教跳舞和吹黑管混碗饭吃,挣个铺位。在台上,我扮演意气风发的“宣传员”,在台下,我提心吊胆地当逃亡犯。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社会制度,已根深蒂固构成了中国人的奴隶和臣民文化心态,没有皇帝,就不能生存;民族心态使民众意识失去重心,找不到支撑。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皇朝。自公元1913年到公元1966年,50多年,精神和物质均贫穷的中国人仍然需要天子,需要皇帝,需要永恒的大庙作顶礼膜拜——宗教,却超越宗教的偶像崇拜狂潮,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狂澜,“忠字舞”的出现,便是奴性混和愚昧,现代意识加历史沉淀的产物。
  而17岁的我,“黑五类”的我,在那年月,自觉不自觉地像患了瘟疫,在人生的历史上刻上了这悲哀可笑的一笔,幼稚和无奈地扮演了一个生命中的丑角——跳“忠字舞”。时时反省中,阵阵耳热。
  1968年夏某天,三台县文工团何队长找到我,要派我到贫穷山区“点革命的火”,教某公社宣传队跳“忠字舞”。无工资,管伙食包住宿。
  我不点头,也只有点头。一个类似公社干部穿着干净的中年人带路,他已在县城候了几天了。我们走路和坐马车,终于降落到“渴求革命雨露滋润”的百里外山区“干裂”的土地上。
  天黑,我住进一间茅屋,一大碗豌豆于饭被一妇女双手举在头上端给我,她扑陋一声跪下,我吓了一跳,扶她她不起来(后来干部告诉我说她是“地主子女”)。我看不清她的面孔,我又累又饿,端在手中就开咽。还好,这大半斤米饭还能吃饱。
  清早,一阵锁呐声、木鱼和击鼓声把我吵醒。我披衣起来环顾四周,一个凸凹不平的坝子,周围五六间偏偏倒倒的瓦房和草房,“操场”上,太阳下已齐齐整整地站满了十几号人。
  “杜老师,革命的同志们已经集合好革命的队伍,请老师指挥我们跳革命的忠字舞。”那干部,站在我的面前十分虔诚。我尚未反映过来,他又说:“杜老师,革命的早饭我们为伟大领袖表了忠心不吃,等响午你一个人多吃点。”
  我只有干咳两声,说不出话。走近这高高矮矮长长短短的“革命”队伍,我有点发愣:大慨十几个人,全是女孩子,小的可能七八岁,大的十七八岁。在她们侧边,立着一个老人,胡子头发已斑白,手中拿着一把唢呐,一个中年人,手握一面鼓,一个老妇,手提一只木鱼——他(她)们在太阳下眯缝着眼,啼着乱七八糟的牙齿,个个瘦骨嶙嶙,那笑靥,活像瞄准我的一杆杆火药枪。
  这排女孩子,多半都是赤足,个别穿着破解放鞋,当然没有穿袜子。那一身衣裤,补了重补钉,有的完全可以说是褴褛——特别是那一张张木讷的脸,全带菜色……每人左手都把那本红得如血的《毛主席语录》小书贴在心窝上。
  我顾不得多看,也顾不得多想,既来之,则安之。没有讲演,也没有多余的话,我掏出那本红小书,口中唱起、舞之蹈之起来:

    敬爱的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
    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
    要对你唱
    千万颗红心
    飞向北京
    千万张笑脸
    向着红太阳
    祝福领袖毛主席
    万寿无疆
    祝福领袖毛主席
    万寿无疆!

  我跳完了,也唱完了。满头大汗的我,看她们依然木立在那里,竟然毫无半点表情和反应!活像一排竹笋。
  突然,在那干部一声“起!”的口令下,所有的人都单脚跪了下来,齐声念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像群魔乱舞,她们在失去节奏的击鼓敲鱼和唢呐的长声中,咿咿啊啊左声左气又比又划地唱起什么来。
  一个手势,带来鸦雀无声:“杜老师,你看我们革命的歌声和革命的热情和革命的队形够不够革命?”干部一脸严肃问我。
  “够,够,很够!”我急忙回答。
  “革命的同志们听着,今天我们请来了城头资格革命的杜老师,教我们跳真正革命的忠字舞,大家好生学,学不会扣工分!”那干部转过头语录本捂胸,对我鞠躬道:“杜老师,请革命。”
  太阳下,我早已口干舌燥,只有吞咽下一口口水:“刚才两手高高挥动,代表对毛主席党中央红太阳的忠心,然后两只脚一前一后地踏地,代表把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永不翻身……”我如作道场和巫婆作法,又像一个传教士。
  “革命”到此,已足够了,写下去,读者会胃酸,作者会汗颜。
  中午,那“地主”女人又给我头顶来一碗豌豆干饭,而操场上的所有人,全部在用手捧吃黑黑的菜园——包括那干部。“地主”女人,饿着肚子跪着,头朝下,太阳挂在天……
  当然,她只有挨“革命”的饿的份。
  一幅血淋淋的场景恍如噩梦,却又是事实,它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文革”中我和几个朋友到四川洛带镇赶场买鸡蛋做投机小生意,时逢赶场天,农民把菜、农具或鸡鸭摆放在道路两旁,虽然穷酸,场面却十分热闹拥挤。突然,前面的人散开来,人们自然反应,死抓紧自己的东西。在一片混乱和惊慌中,一方黑压压的队伍倒塌过来,这队伍,与其说是由人构成,不如说是一群动物、畜牲——鸡鸭猎狗。
  我在那扬起的灰尘中,终于分辨出那四五人一排,由老头老太婆带队,中间夹有男女小孩的向前快步疾跑的队伍。那些人双手高举作投降状,有的头上里着的青色长头帕散乱下来拖在身前背后,有的头上鼓着包块、血块,有的脚光光的,也有的人只穿了一只鞋,脚趾带血,他们在跄踉中逃窜跑着,像一群被猎人驱赶的动物。人群队伍的两边与后面,十几个臂戴“红袖套”的年轻人,高举长长的竹杆不断吆喝抽打。像屠夫赶着牛羊人宰房,像古罗马士兵挥鞭驱奴隶——一路灰尘扬起,脚步拖拉出可怕的声响。那上百个人形,垂头低脸,一身尘土,带血的口涎鼻涕拖了几尺,汗渍、尘灰、泪水糊满一脸,有几个,裤子松脱,一手高举,一手抓住裤子,在如雨点的竹杆敲打下喘息疲惫地向前奔跑着……
  他们颈脖上挂着牌子:“老反革命”、“逃亡狗地主”、“漏划大右派”、“孝子贤孙”……这群衣衫褴褛、奄奄一息的影子,在匍匐中窜逃,在鞭打下挣扎……还有个妇女头朝下,长发遮面,怀中用绳勒抱住一个幼儿……跑,仍不敢停留。
  从这群人的疲惫和狼狈状态上,我想,这“游街示众”的队伍,至少也奔跑了十几里路程。然而,经过这多场,奔跑仍未停止。这群令我心惊肉跳的人形,由远而近,穿过我的眼帘,又由近而远被驱赶到道路尽头。像狂风骤至,人群与尘上又卷向远处……渐渐消逝……
  麻木的人们又归于平静,走拢在一起,卖菜的卖菜,走路的走路——吃的吃,说的说,场上渐渐又热闹起来。
  我紧咬牙关,眼睛冒火,双手捏出汗,目送着这瞬间即逝的血腥画面,心在阵阵发冷,身在阵阵发抖——啊,那是1969年,可怜的中国!

              8 惨无人道点天灯

  不久,三台文工团面临改组,要变成“文宣队”,树倒猢狲散,我只有溜回成都。殊不知,成都武并开始升级,“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八·二六”、“产业军团”……从扔石头、抡钢钎,升级到抢枪对攻。
  生平第一次,在人民南路见到死者“战友”游街抗议示威。那些门板,那些担架上躺着被枪打死、刀砍死的人,有些手膀和尸体分家,有的脑袋被子弹炸开……
  “还我战友,以血还血!”
  “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造反派在街上抬尸游行,群众困惑,不寒而栗。
  小贺的姐姐贺莉,就是无辜地死于飞来的子弹下。
  小贺是1968年我在宣传队认识的,一次,她请我到她家去。
  一条深深的巷子尽头,困着一座小小的四合院,有颗老树,有几株花草,几间旧房间。
  小贺纯洁可爱,美丽而天真,笑起来真甜,我去时,她正在石板上洗衣服。她见到我很高兴,请我坐在院子里。
  我端着她给我倒的水,东看西看,一脚踏进了西边的厢房,一幅凄凉的景象扑来,使我周身发冷。
  这房子中挂着无数条青纱和无数朵白色的纸花,一个大黑框中镶钳着一张无邪清纯的美丽少女的脸庞,她双眼大而亮,笑得那么平静、自然。
  我屏住呼吸,脚步轻轻。在一个透明的大玻璃柜中,落寞地躺着她的遗物:一叠《毛泽东选集》,几本《毛主席语录》小册子,读书的书包和课本——一团火样鲜红、太阳样刺目的血迹,破裂在一件雪白雪白的衬衫上;这血迹斑斑的衣服胸部绽开一个黑色的大窟窿。柜边的无数黑色照片上写着她的生命记忆:父母抚尸痛哭,同学义愤填膺,她戴着红领巾……
  这是一个灵堂,它在肃穆中凝固出一种冷漠的悲哀。
  “小贺,这是……”
  “我姐,贺莉……”她见我跨出门坎,低垂下长睫毛,双手轻拧着盆中的一件衣服。
  “那血衣……”我睁着眼睛,还想知道得更清楚。
  “她与同学到132厂去看武斗,被枪打在心窝上……”小贺嘴唇泛白,嗫嚅着说。
  环视着这旧式小院坝,如此地沉寂,一两只麻雀在石阶上发出叽喳声,四五片树叶,从上面树上飘落在我的脚边。风,在静静旋转。
  贺莉是成都26中的学生。1968年6月4日,“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与132厂(现飞机公司)的、“产业军”发生冲突。先是在喇叭中对骂,进而扔石头,挥木棍、钢针对打,最后发生枪击。
  贺莉身边一位同学陈其一,被一颗“产业军团”的步枪子弹击中,仆在地上。贺莉冲上去抢救她,刚把伤者背上背,一颗子弹从右胁斜穿胸堂,夺去她年仅17岁的生命,背上的同学,也当时毙命。
  小贺的裤脚也被乱飞来的子弹穿了一个洞。
  “我哥在132厂当工人,我母亲放心不下,要我们去看他,许多人被打死,卢山照像馆的李敏也被子弹打死了……死者都是手无寸铁的人……”小贺泪水盈眶。
  那次事件我记忆犹新,在人民南路与小天竹街交界处,我亲眼见到那些尸首,有一具头颅被轰掉一半,一只手掉在担架外摇晃……
  “‘老产’太黑了,用‘汤姆弹’杀我们战友!”抬担架的人脸色仓皇,不断对涌来的人群呼吁。
  “啥叫‘汤姆弹’?”我侧身问一位靠近我的中年人。
  “‘汤姆弹’就是射入人体后马上爆炸的子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准用的东西。”他睁大着眼睛。
  “他们把弹头在石头上磨变形,或用刀子划破,你们看嘛,我们这个战友就是中的这种子弹!”抬担架队伍中的人一边指,一边对我们喊叫。这幅失去半边脑袋的图像,刻入了我的记忆中,此时此地,在这院中又漂浮出来。
  一阵悸动,一声内心的哀叹,我对小贺姐姐之死生出一种莫名的伤感。小贺拿出她姐姐生前的相册,我翻了又翻,翻得好慢,看了又看,看得我眼睛潮湿。
  “我想要你姐姐这张学生照和你们小时的合影,可不可以赠给我?”我看她眼神中掠过一束惶惑,但点了点头。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撕下,折在一张纸中,保存下来。
  “我的家也被抄了几次,他们硬说我爸是资本家。”小贺抖了抖衣服,晾在竹竿上。
  我看着小贺那张幼稚而美丽的脸,对她的一举一动,油然生出一种怜爱,一种如父亲,又如兄长般的怜爱。
  我再次跨进那活着的灵堂,呼吸着生命的悲哀。
  “你,以后请多过来坐坐!”她小手半遮着小嘴,羞涩地对我说。
  “我会来的,一定!”这颗怜爱的种子在这特殊的时空中,从此永远布下了。
  不是我太多愁善感,不是晦暗的人心太脆弱,血与火,在无情疯狂地燃烧、爆裂着我们脚下的土地!焚烧着我们的权利和青春!
  “龚勤廉死了,被枪打死了!”有一天,蔡楚铁青着脸,对陈墨与我忧伤地说。“在殡仪馆,明天就要火化,去看看嘛!”蔡楚转身匆匆走了。
  龚勤廉,是我们街邻,儿时的朋友,常在府南河中一起游泳。与我们一样,因家庭出身问题,无正式工作,挑泥巴、搞装卸,四处干临工。“他决不可能去参加武斗嘛!”罗鹤对我说。
  我们通知了陈墨,三人一齐赶到殡仪馆,殡仪馆告知说已运到火葬场,我们火速赶到火葬场,件工在那一排排存尸长箱中把他拉了出来。我们惊呆了:他通身里着白纱,只有头露在外面,一张脸像蜡浇铸的一样,一双无神彩的眼睛睁得老大,下巴和耳垂的肉缺了一大块。许工说,因为无人管,被老鼠咬去……
  他被推进箱中,有似进入生命的驿站,有如上帝接他进入极乐园,可是,他是被无情不长眼的子弹枪杀的呀!
  陈墨啜泣起来,罗鹤揩着泪花,我忍不住大哭……
  “他是一个十分好学的明智人,心太软。”
  “他当时在‘五冶’做临工,什么派、什么组织也没参加。”
  “他是救人,去背地上呻吟的中弹的人,被子弹射入头部而死的……”
  死前他在血泊中只说了一句:“……我,太年轻了……”

  当1968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头目,号称“武斗之花”的宋立本被对立派“红卫兵成都部队”抓住,行使中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点天灯”刑罚时,当时中国人的良知、道德与人性其实已向世界宣告彻底地泯灭、沉沦了。
  ——一幅乐加亲眼所见,亲自面对宋立本被剖肚割膝抽筋,挖双眼开天庭,用棉絮点天灯后创作的油画作品——1978年2月,在他冒险创办的《二月》民办画展中展出的《宋立本》油画照片,一直藏在我的档案中。
  希特勒为纯洁日耳曼民族的血液,野蛮地把600万犹太人送进了焚尸炉。
  20年后的中国“文革”,成千上亿无辜的生灵自相残杀横尸遍野,我实在无法找出这两者的区别。
  宋立本之死,于成都、四川乃至于全国,都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典型。我认为,有必要不任其深掩在土中,有如“文革”中众多残酷事件一样,不能无声地被一笔勾销。
  乐加兄,他将这次亲历事件用油画记载下来,他要求我记之于文字。
  1968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团长宋立本,在时兴画毛主席头像的当时,请到了流浪画家乐加,请其画一张6尺乘4尺的毛主席头像油画,这样,乐加在宋立本生前认识了他。
  “他身高约1.6米,身体健壮,对人和蔼,画完这幅油画,他付了60元钱给我。”乐加对我比划着。
  “据说他曾在川剧团工作,后又被关进监狱劳改,不知是否属实?”我问。
  “是的,宋立本在与我短暂的接触中透露过,他曾经因为‘男女关系’,被抓进去劳教过,他大呼冤枉,所以,一直对公安局怀着不满,以至于‘文革’中大打出手,要‘砸烂公安局’,抓出‘黑公安’。”
  我曾在街道生产组做临工当锻工,应当说我与来立本属“同一战壕”。生产组赵师傅是“街工”造反派小头目,他动员我参加“街道分团”被拒,对那时血气方刚、体格健硕的我特别有兴趣。一次,他叫我斗街道办事处的当权派,并说发双份工资,不去,开除我。
  办事处主任长期对我的歧视,不给我安排工作,我早已不满,于是考虑后同意了。在批斗大会上,我和生产组几个小伙子把几个头头揪了出来,趁机在那主任的背上狠狠地挥了几拳,出口恶气,心中默念:给老子欺压百姓,整人害人!不安排老子的工作!
  殊不知这幼稚真切的露面和几个拳头,让我失掉了工作:咋“四类分子”的娃娃都造反了,是不是阶级报复?!台下群众七嘴八舌,谣言四起。
  不过,我那阵有缘偶然见到过宋立本,他腰拍“短火”,指手画脚——好不威风。本来就是临时工,失掉了工作,又找嘛!
  “那次成都武斗‘十中保卫战’,宋立本炸高教局后,被‘红成’剖腹挖心、抽脚筋、点‘天灯’的事件,群众真是谈虎色变,具体经过,你清楚多少?”我有点像采访,很认真地作记录。
  “这事我还有点发言权。”乐加略一沉思,又给我讲了下面这段经过。
  1968年初,成都武十升级,“红卫兵成都部队”以第十中学为据点,占领了陕西街口的高教局,并在四楼上架起机枪,封锁了人民南路南北通道。“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以芙蓉餐厅为据点,与第十中学校互相扫射。但占据了陕西街钟楼和高教局的“红成”,居高临下,处于优势,在人民南路,红照壁街,“红成”见人就射,见车就打,车祸频发,街上冷冷清清,行人断魂,严重地干扰了交通和群众日常生活,“警司”十分恼怒。
  “我家当时住在指挥街,转弯街口被架起的沙袋封锁,人们聚集在那里,不敢上街。有一天,我亲自见到一辆吉普汽车从人民南路开过来,若干声枪响后,车子冲向民房,里面的人全被打死。我冲挤过去,看到窗门下流出鲜血……”
  乐加描绘着,犹如在画素描:“那段时间,风声鹤唳,买菜都不敢出去。我发烧病了,没法,去陕西街口第一门诊部医院看病。当时,警备司令部解放军拿话筒一个劲地对群众喊话,要大家注意隐蔽,不要暴露身体,不要站在高处和街口。一个小伙子,偏不信邪,好奇地将头伸出窗口朝高教局和钟楼观望,只听叭地一声枪响,他后仰倒地,双脚蹬了几下,断了气——我当时惊了一身冷汗——病都吓好一半!”
  芙蓉餐厅的“造反兵团”摸“夜螺丝”(即奇袭)十中学校,抓了几个“红成”后,钟楼和高教局的机关枪、自动步枪昼夜乱扫,行为更为猖狂。
  终于,“造反兵团”在警司的默许下,听任当时的“武斗之花”造反兵团街道分团长宋立本袭击、炸掉“红成”在高教局的窝点。
  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高教局发出一声轰然闷响,二至三层之间炸开一个大窟窿,“红成”当即撤退,第二天人民南路恢复日常秩序。
  宋立本亲携炸药包,炸垮高教局的行动,使群众惊奇亦称快,警司也松了口气。“红成”派却发誓诅咒,要铲锄宋立本,报仇雪恨。
  爆炸事件后不久,宋立本有一次带几个随从保缥到成都第三人民医院看病,被早已埋伏在周围的“红成”探子看见,展开了绑架宋的行动。
  宋立本的保镖凑巧在出医院门时不在宋身边,宋身披一件军大衣,腰拍“五四”式手枪、刚跨出大门不足100米,便被七八个魁梧的便衣几只枪抵住腰胸,尚未反击,便七手八脚被架上早停在一旁的北京吉普车,疾风般驶去。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红成’16中学校支队头头黄郎泳(高66级学生),从他口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宋立本那次在医院看完病,被埋伏在大门外两端的武装学生挟持上北京吉普(宋当时到医院乘的是苏式嘎斯69车),挟持上车后,一直开到地质学院红成分部,当晚即轮番审讯拷打。被仇恨染红了双眼的红成学生,(一说是红成高干子弟)怀着满腔帮派狂热,用尽各种令人发指的方法逼供,并用钢钎在宋身上捅了无数血孔,又用刺刀挑断其脚跟脚筋。宋昏死过去之后,红成学生仍不解恨,又刮其肚腹,挖去双眼珠……直到最后,在头颅项上穿一个窟窿,用竹筒插入,用棉花搓成芯——‘点天灯’……”
  我听得毛骨悚然,乐加陈述得嘴唇颤抖。
  “我听说宋的追悼会在民革四川省委举行,便亲自赶往现场,见尸体青肿,双眼深陷,确实失去眼球,头发凝聚,肚腹里上数层白布,足踝确有刀口……”乐加舔了下嘴唇又道:“当天,我回家便勾勒了他尸体的几张速写。我彻夜未眠,思前想后,按捺不住一种创作的冲动。我认为,宋立本之死,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疯狂、暴力和死亡的典型。当年,我几易其稿,偷偷地创作了油画《宋立本》。此画曾于1978年在我创办的《二月》民办画展中展出……”
  “历史是由过去构成的,忘记过去,没有了过去,又哪有今天,没有今天和昨天的沉淀,又哪有公正光明的明天?乐加兄,你做了一件不容轻易抹杀和忘却的事情!”我按捺不住激动,手上紧捏着那张《宋立本》油画照片。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还远未揭露批判到位,作为一个艺术家,有权利和责任站在人性人道的立场上用笔把它刻进历史,哪伯是一点一滴。”乐加站起来,用手在空中挥动着,有点像起誓。”
  是的,当权者可以把历史轻轻一笔带过或勾销,然而,作为艺术家——却不能!
  我佩服乐加兄的勇气——他不仅敢用笔画出来,而且还敢于把悲剧公开展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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