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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窝哥被戴上脚镣手铐 当一个巨大的思想掏空和排挤了所有人的脑髓，欲统治和替代几亿人的思维的时候，由江青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又开了历史先河，在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唯我独尊，掀起狂澜。 一切表现、反映人性本能的爱情、亲情、友情和人情的艺术，都被视之为异端邪说、非革命甚至反革命、资产阶级情感的病毒。 吉它，一种西方早年流入中国的小乐器，在当时被江青定性为“小流氓”乐器，意即只释放靡靡之音，是黄色怪物。 然而吉它琴却是最能表达、体现一种个人情感情绪的色彩十分丰富的乐器之———它既可以独奏，又可以伴奏，轻便，我喜欢它。 那时，弹吉它的教材奇缺，乐器厂也几乎不生产这东西。 凭着四处的偷经学艺，然后潜心总结研究，我竟然能编出几页吉它入门的教材来。 我主动上门教学收学生，为了满足爱好者的需要，我找了两个朋友，用三层板，桦木木头，乳胶，做出了许多把吉它。我既能演奏独唱，又能简单教学，后来发展成供货上门；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商品艺人”。当年，似乎还小有名气——也许是我血液中的遗传基因，也许是我的小聪明，或者两者皆有？总之，我能唱许多歌，我有不少“歌迷”、“拥趸”，有不少男女学生。 王连便是其中一个。这小伙本是街道企业的普通工人，极追求西方生活方式、依照当时的流行语，便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他买了一把吉它琴，请我教他。 他有一间小房间，布置得有点浪漫情调：地上，一张小地毯，四壁，糊上浅色纸（并非现时之墙纸墙布），一个小书柜塞进不少书，外国诗集、中国诗集、几本电影画报和言情小说。床头柜花瓶中永远有一束鲜花，那床头灯罩上，为随时变幻灯光而备有可盖上的红色、绿色或黄色的纱布，以改变着房间的气氛。 一把吉它，挂在墙上最显眼的地方。他很爱打扮，虽穷，但宁肯把钱花在穿着上。 每次我教他弹琴，从姿势到指形、手形、身形，这些，他几乎很快学会，他报答我的学费不外乎一餐饭或半包烟，我也不在乎。可惜他永远弹不出一首歌。 但我发觉我每次去教琴上课，他那温馨的小房；司内总会有一位姿色绝好的小姐在他身边，几乎次次换人； 他事先总对我“有言在先”：凡有第三者在场，别说你是老师，也别教我，你只表演，弹琴唱歌即可。 这次当然不例外。我当练习，也无所谓。一首又一首曲于和独唱，他偶尔插入哼唱二三句，间歇中，拖过我手中的吉它，胡乱弹拨三两下，总有一句精彩的总结：“我今天嗓子不好，”或“我今天灵感未来。”当然，只有我知道，他既不会弹，更不会自弹自唱，随他去，与我有何关系？ 有趣的事来了。 有一次，他邀了我去弹琴、唱歌（又换了新女客）。累了，饿了，我见他不开饭，自觉起身告辞了。他把我送至门口照例一句椒盐英语：“咕得儿拜”。我知道，他在为那房内的女士表演。 走出几步，我猛想起我的弹琴拨子忘拿走，转身便去取。 “……刚才那小伙子的琴弹得如何？”他在问那小姐，颇有点莺声燕语的味道。 “好，弹得太好了，我都陶醉了！”那小姐赞叹出真话。 “你觉得他的歌唱得怎么样？”他不失时机，更进一步。 “哎呀，歌喉也不错，好有感情！”她说。 “嗯，很好，你有很好的欣赏鉴赏能力。你晓得不，他是我许多学生中一个不太争气的学生，唉，我教得辛苦！”（天啊！） 一般来说，我天性不乏幽默，也具有某种水平的小品谐剧创造能力，不过王连这一手功夫，我的确始料不及。他也许太聪明过分，也许，爱情太需要虚伪？ 故事才刚刚开始。 他靠近那位姑娘：“人生要吃饭，却更需要音乐去消化，这就是幸福，如果连音乐都不懂，那就是块木头——这是许多漂亮的女孩子的致命伤……”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抚着那姑娘的肩头，另一只手搭在她的膝盖上：“你，外在能打90分，如果跟我学弹琴、唱歌，还有学诗，你就是标准的双百分，你的人生就会由此而增加光彩，由此而改变……”她睁着大眼睛，痴迷而陶醉。 “我喜欢你，你有天赋和灵气，我只收你这一个学生——我会让你骄傲、幸福——你爱我吗？”王连双手扶起那姑娘站起来，捧着她鲜红的脸颊，吻着她半推半途的嘴唇…… 我掉过头，轻手轻脚走了。 又一次，我偶然地去了他的家，站在门外，我隐隐地听到一阵收音机发出的噪音，我敲了门。他听出是我，把门打开一点。 房里几乎没有灯光，窗子紧闭，还堵了一床被单，那小桌上一架收音机罩在一团半昏暗的台灯光线下。 “听‘美国之音’……”他对我神秘地，又在挤眉，又在眨眼。 “见识下自由世界的开放，物质发达的社会。”他小声地说着，走近收音机，蹲下，手在旋钮上拔弄着，这是一架五灯管收音机。“九九，你太老实了，人生就是享受，你不懂！” 我停立着不动，思想一片混乱：“收听敌台？！”不到半分钟，我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担心，我抽身赶快走了。 也许是一种征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逃脱。 不久，我被叫到派出所。 “你们叫我来有什么事情？”不像过去，毕竟也当过了几年社青，并非一进派出所就脚软，天生带有种负罪感，这次有点理直气壮。 “啥事？你问我，我还问你呢！”一公安反问我。 我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自己无职无业，低头做人，谨慎小心得很，只求生存，别无所求。 “你站那边去反省，想清楚，等会儿找你。”那公安同志用的这方法，我早已懂得。半小时过去了，我的回答使他生气：“你究竟是装傻还是装怪？你不干坏事我们会叫你来，我们吃饱饭了没事干？” 这次我的确不是在装怪装傻，我干脆不讲话了。 好久，他也许感到我这面间鼓不敲是敲不出声音了。他单刀直入道：“我问你，你在南桥河边认识哪些人？你们在干什么坏事？老实说，不许撒谎！” 又是大包围，我索性道：“我如果犯了法，是跑不脱的，请你直说，我到底犯了啥法，我做了，我就认。” “好哇，你的态度还硬呢！我问你，也提醒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姓王的小伙子？”他也不耐烦。 “河边上姓王的小伙子？”我脑筋一闪：“你是不是说的王汤圆？” “王汤圆，还李草鞋嘲，你们一起弹琴的！” “喔，是王连，对不对？”我说。。 “是，就是他，你们狼狈为奸，干了些什么坏事，坦白交待，揭发有功。” 我实实在在是在这世界上已太难有区分好坏事情的能力了。 “他，我不知道，我，本人没有干过坏事，也没有和他干过任何坏事！”我回答得太直截了当，他暂时找不到话说。 我从早上8点已站到了开饭时间12点钟。那公安在楼梯坎的炉子上煮起饭来。 “你回去吃饭，2点钟再来交待问题，不要跑，逃跑，后果自负！”他手一挥，自顾做起菜来。 出了派出所的门，我心中如压了块石头。这许多年来，我做人做事都尽量不与派出所这道门坎有沾连，太累了，太痛了。 然而，今天，又从天上掉下啥祸事击中我？我紧张，我气恼，复又伤心…… 巧合，出了派出所大门，尚未抵达桥头，迎面撞到王连。他骑着一辆半新半旧的处理跑车，口中吹着口哨。他招呼了我。 一瞬间，也许是出自自然，或者是出自同情，我说：“王连，我刚从派出所出来，你最近小心点，不多说了！” 他很心虚紧张，还想多问，我手一摇，快步走了。我回到家，姐姐、母亲都用万分担心的目光审视我：你又闯了啥祸？ 匆匆吃了点饭，我无法对家人解释，仿佛，她们也很理解，我又去了派出所。整个下午，我都站着反省，直到天色已晚，那公安才对我道：“你的问题主要是揭发，主动，才有出路。今天晚了，你回去，写一个怎样认识王连的检举材料，明早8点钟准时交来，走！” 返家后，一夜未眠，思前想后，自己究竟受到王连什么牵连？始终不明白。 第二天一早，又到派出所报到。刚跨进大门口，那公安一眼便看见我，一个耳光扇得我金星直冒，怒吼道：“好胆大，你还敢搞共守同盟，通风报信，你是想罪加一等！进去！！”没有如昨天还可站墙角，而是一掌把我推进一间关人的黑房间——我心凉了半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你给我滚出来！”许久，门锁哗啦一声打开，我站在两三个公安面前。“看你表面还老实，结果你还很会演戏，今天不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你就休想再回家了！”一把手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同志，我究竟犯了啥法，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未必我认识一个人，他有问题我也算犯法？”我心一硬一冷，冒出了想说的话。 “哪个是你的同志？你要我给你端出来，可以，那就不能算是你自己主动坦白交待的啰！”另一公安叼支烟，狠狠地瞪着我道。 “如果我犯了啥法，我认就是了！”我自以为光明磊落。不料，那公安伸手猛地一掌，叉着我脖子吼道：“好嘛，你们诱奸少女，收听敌台，大唱黄色歌曲，这都不叫犯法，还叫守法？把你真的抓错了？你还敢给王连通风报信，你胆子好大！” 我懵了，这一连串的罪名，如同瓢泼大雨，把我浇淋得晕头转向，成木鸡一只。我彻底明白，我被冤得太浑了。 但是，我不会哀求，因为我知道，我的权利只有两个字——沉默。 我接连在派出所被关了几天，情况越来越严重，王连被逮捕抓进了监狱。我瞅准一个机会，逃跑了，不敢回家，躲在乡下。 不到两月，我才从参加了公判会的人的口中知道，他被判刑20年！我真是不寒而栗！他因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参加了一个所谓“裴多非”黄色俱乐部，搞野合、群居，追求性解放；其二收听“美国之音”，散布反动言论；其三，与几个他的“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被“学生”反戈揭发…… 虽然，后来他被减了刑提前释放，但我却是死里又一次逃生：许多年后，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间接透露给我，第一，当时确实我本人循规蹈矩，没有介入参与过他的“罪行”；第二，我强硬抵触的态度和顽固立场反而救了我，但是，在那时候，不跑，肯定要受牵连，吃个劳教什么的太容易了！真是“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太侥幸了！ 几乎是同时，1968年窝哥也被判了刑。因为“文革”，我长期在外躲避漂流，我算运气好，躲脱了祸事，然而，他抄了别人的家惹了祸，也同样被通缉，他在民办单位上班，没有我那逃避的自由。他的家庭出身，自然会成天然的“运动员”。在城里呆不下去，他躲到他兄弟下乡当知青的地方——绵竹县去。但是又惹了祸，加上单位造反派领导整他，他被判了20年重刑。 直至1986年，也就是18年后，我才在成都街上见到他。那时，他已被提前释放，在街上蹬客三轮车。 我们蹲在街沿边谈了很久，他见到我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唏嘘喟叹一阵后，我才真正弄清楚他被抓、判刑、逃跑和提前释放的全过程。 他父亲从万县警官学校毕业后，曾任重庆青木关警察局副局长，这种“伪警察”家庭出生，当然对他的影响很大。 1968年底，他跑到他兄弟下乡当知青的地方绵竹县躲起。当知青自然很苦，听说县安办扣压了知青的安置费，他“见义勇为”，硬带头煽动和带领包括他兄弟在内的许多知青，冲进县安办，强制性提取了部分安置费（3300元）分给大家。据说他曾扬言：知识青年只有三条出路，乘“文革”之机大搞抢抄抓、打砸抢；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蒋介石“反攻”大陆。这是他的政治反革命罪状。又：他持刀行凶杀人未遂（伤断对方一根小指头）这是刑事罪状。两罪合并，成了理所当然的“反革命杀人犯”。 1968年，正值“7·23”布告和“8．28”命令出台，打击叛国投敌，严罚知识青年打砸抢抄抓——他撞到了枪口上。 他从成都工厂里，被五花大绑押解到绵竹县看守所，他说，他每天惨遭毒打，拳头击胸，膝盖抵腹腔，用手腕粗的竹棍抽打腿股，一捆又一捆的竹棍被打成刷刷，那些“群专”（“文革”中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在他伤痕累累时，不给药吃，还饿饭。天未见亮，县上一老头便开始敲起铜锣，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批斗成都的打砸抢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人人必须参加…… 窝哥说：“每周把我们（还有邓小娃判了13年）拖出去游街示众，叫那些不懂事的娃娃在我们脸上、身上吐口沫、扔石头……一个乡一个镇地游街，胸口上挂个牌，还强迫喊打倒自己，不喊便挨打……” 他在绵竹县关押、折磨了7个月后，被当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判了重刑20年，送到旺昌县101劳改厂劳改。 在劳改工厂，他已几近残疾，内心十分不服，故此，逃跑了三次，都被狼大和摩托车抓回，最后一次在成都，在外面呆了15天。 不服改造，竟越狱逃跑，这当然是罪上加罪。抓回来后，那些干事问他为啥不服改造要逃跑？他回答：“我不是不服从改造，我认为你们太黑，判我判得太重了！” “你以为你能跑得出我们的手掌吗，随便你跑到哪里，都会被抓回来！” “我跑到香港，你们就抓不回来了！” “我问你，你到香港干什么？当特务？” “我三(女上)在香港开布行，我想去当一个小工，这是我的实话。” 窝哥虽然未加刑，但是，他坐了1年零8个月的“小间”。 何谓“小间”？即靠山岩深挖建造的高不过2米，长宽不过2．5米，有一天窗透气，有一小洞递饭，有一马桶大小便，有些谷草和一床破草席的黑洞。 “我的手，被土铐子反铐（土铐比正规手铐扎人痛，无法解开），脚上戴30多斤的脚镣……”他的眼神，从深度镜片后透出一种杀气和冷光。 “那吃饭、解溲、放风总要打开嘛！”我问。 “打开？哪有这么好的事！”他呸地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那手被铐起，吃饭咋办呢，未必有人喂？”我又道。 “把手从双脚下反过来，用嘴咬碗，脚夹碗，舌头舔，趴下去喝！”他说得似乎很轻巧。我听着，周身发麻。 “唉，可恶的是那些苍蝇大的山蚊子，咬一口一个毒疙瘩，背上、后腰上、手上、脚上，全身无处不咬。咋办？你咬我也咬！我把它们赶到我的嘴唇舌头能触及的部位，一伸舌头，用唾液一粘住，舌尖往墙上一顶——都被牢牢粘死在墙上，密密麻麻。一个夏天下来，有上千只……” “有没有放风？” “放什么鬼风！” “有没有药吃？” “病死活该！许多人才关一两月便忍受不住，撞墙、割脉自杀……” 我拼命吸烟，连问话都无力气了…… 通过窝哥的反抗和上诉，上面又进行了再调查，确实证明“故意杀人”与事实不相符合。当时窝哥带领众知青闹事，身上确实带有匕首。那次，他说，他很累了，走到一家饭馆门口，声言借张凳子坐坐，坐坐便还。可是，饭馆“受害人”早对知青的调皮捣蛋无好印象，气势汹汹回答不借，并恶言相加。当然，与窝哥一起的还有几个知青，窝哥觉得下不了台，扬言：“你不借还骂老子，谨防给你龟儿子一刀！” 那饭馆伙计也不退人：“你娃敢，给你狗胆子你也不敢！” “你看我敢不敢！”窝哥抽了刀，耀武扬威地恐吓着他，刀在他面前挥舞着，殊不知，那年轻伙计伸手夺刀，自然反映，窝哥的刀子挥去了他一截小指头，这就是“故意杀人未遂”的实际经过。万幸，公安、检查院很负责，若干次取证、调查，对杀人者和受伤人叙述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最后认定：是“持刀误伤”。“反革命”罪，不言而喻，众所周之，夸大其词是当时的“极左”产物而已。 窝哥被减成8年刑，可是，1981年10月提前释放出来时，计算起已经蹲了13年牢——当然，这类“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或过重案，比比皆是，只有算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上了。 朋友中，我还想补窝哥几句，他，是一个讲义气，易冲动，好打抱不平的人。且举几例：1966年“文革”中在“火烧西南局，炮打省市委”的战斗怒吼声中，人民南路“8．26”红卫兵们批斗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窝哥竟敢在台下大吼：“这老人白发满头，你们又打又推，都是中国人，不要太过分了！”话说完，他上去搀扶，欲背李井泉，殊不知散会后他被不认识的人围攻暴打了一顿。 还有：提前释放后，他义务献过三次血（虽然他已是骨瘦嶙嶙，身体极其虚弱），一是在火灾后救人，二是救垂危学生，三是为红十字会。 听说，他现在还在蹬三轮车，辛劳、贫穷。但是，我相信，他的故事，除了他自己该总结外，我认为，记下来有益——免得有人再为那段伤心的历史进行开脱。 13 生意上门，她竟是陈锡联的女儿 人总要生存下去。1974年夏天，我、顾老师（原四川美院毕业后失业）、乐加相邀到公园去挣钱。我的任务是招揽生意。 “朋友，来张写真速写画，画一张三角，画两张五角！”我手中拿着画像，见人便喊，可硬拉不到生意。 我汗涔涔地往那树荫下坐着的乐加和顾老师处看了几眼，他们在眼鼓鼓地等着，希望能有客上门。 都一上午了，还是没开张，我口干舌燥又喊了起来： “喂，朋友，来一趟成都不容易唷！雁过留声，人过留迹。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杜甫草堂已有千多年的历史，把你真实的容颜留在真实的风景中，做一个人生永恒的纪念；那不仅将证明你具有文化艺术的高超眼光，而且，这张由艺术家给你描绘的画像更具有无比的意义。你想，再过一千多年，你的尊容将会与伟大的杜甫诗人一样永放光芒、名垂千古——这不同于照相唷，这是艺术，资格的艺术——哪个先来？”我话说完了，围上来的六七个人也散了，各走各的路。 我口若悬河，也许，是肚子饿得凶的原因。 那些人走了，一个都没拉着，我对着他们的背后，悻悻道：“你们不要到那头去照相，他们用的是空胶卷，那些戴‘红袖套’的是冒充相馆头的，哄你是龟儿……” 这一招还有点灵验，两个少女掉头朝我走来。“你看，画得如何？线条清晰流畅，形象逼真动人……”我激动地说着，一边挥着手中的招贴。 “画一张要多少钱？”有个女孩动了心。 “不贵，不贵，只收三角！”我边说边把她往树荫那头引。 “是不是你自己画的？” “不，是的，是他们画的……”我有点结巴。 她望了望那头僻静的乱树丛，看我一副迫不急待的样子，涨红着脸，紧张兮兮地转身走去。 “喂……”我看着她的背影发木，我身上汗水都干了。 “这样子拉生意要研究一下，那个燕胖子手艺那么拙，一天要画四五个人。”顾老师睁着永远是那么明亮的眼睛对我说。 “对头，那胖子硬是有财运，样子稳得邦老，画面又脏，形象又不准。速写人像，没听说过还要用红色涂嘴唇、脸颊的。要好生研究他拉生意的方法！”乐加抽着半截烟锅巴，说完，又递给我。 “我看这拉客上门的生意里头有心理学问。”顾老师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衬衫，额头的皱纹在阳光下汗涔涔地一闪一闪。 我坐在草地上思忖着他们的话，想着那一身又脏又烂的燕胖子拉客的神态和操作技巧。 “自然灾害”年代，我正在读小学，饥饿迫使我与罗鹤做了几个月投机倒把的票证生意。啥“大方”（粮票）、“小方”（布票）、“满天飞”（全国粮票）我们都卖过。那种违法的交易比起拉客画像来更是需要机敏和反应。在热闹的街道中总有有隐蔽感的地方，人来人往，你要在那一两秒钟眼光的对视里，判断对方是否是“客”，或者是路人，或者是“牛脑壳”（公安、人保），没有识相的经验和反应，是不能做这种生意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双方一“接火”，还不敢说话，只能用手势比划打哑语：先在半空划个圈（代表全国粮票“大方”），又速伸出数指头以示每斤单价，后收手掌按唇以示“小心”；另一只手往某个方向一指，食指、大指在香上沾口水作捻数状（意即到厕所里去钱票两清）。这一“系统工程”必须在短短二十秒钟迅速完成，达成协议者双双自觉入“交易厅”成交。 若遇见目光对峙的并非“客人”的人，票贩子则目光迅速顺势飘移，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态好像一切均未发生，最多，你不过疑惑他是“神经过敏”而感莫名其妙。此法源远流长，也许，这就是科学又精辟的“原始销售心理学”吧（多年后我亲自在开放后的深圳以外汇换人民币采用过此法，入“厕所交易厅”才发觉非我一家，早已形成“群众运动”了）。 “妈哟，晌午都过了，肚皮也饿了。我再去试一下，不信拉不到客！”我又到小路叉口上去守株待兔。 运气好像是来了。 小路那头走来一群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女解放军，她身后走着几个男青年。他们一边看，一边谈。我一听，外地人，立即走上前去。 我走到那为首的女解妹面前，很有礼貌地用四川椒盐普通话，神秘又含糊地，但不失严肃地在她眼前展开画板，忽又关上：“你看……很好，如何？……那边。”我的手在比划，头在摇晃，眼睛在热情地表达。 我的突然出现，使那几个男青年紧张地围了上来，但我的有盐有味的举动，却吸引了那与我年纪相仿的女解妹。 她漂亮的大眼睛惊疑地望着我，使劲地想弄明白我表达的意思。 我把画夹又打开，把那速写像在她眼前又晃了晃，口里断续梦呓般地说道：“画像……艺术……”朝那乐加和顾老师“潜伏”的地方指了指。 她脸上露出了笑容，终于有点明白了，当她完全反应过来时，我们已到了树荫下。乐加和顾老师早已打开了画夹，站得笔直笑嘻嘻地等在那里。他俩放了张报纸在石头上请她坐下，二话未说便认认真真地开始了工作。 那几个男青年东张西望，一直围着我们。有一个人走近那坐下的女解妹凑着她耳朵低声说了几句什么，那女解妹挥了下手说了句：“没关系！”那男青年走开去，其余几个手抄在怀或手背在身后，左右地围着我们，毫无表情地欣赏着这些艺术家的土艺术。 两支铅笔在唰唰响着，她温顺大方地坐在那里。 我站在乐加背后装模作样地赞叹：“好，像！太像了，特别是眼睛……” 乐加抬头瞟了我几眼，这是种暗示——不要称赞过火。我收了嘴，聚精会神地看着。 不过10来分钟，两张都画好了，一张侧面，一张正面。她起身拿着画像看着：“很好，画得真像，很准确，真把我的那种气质神态给抓准了！不错。”她脸色微红，声音甜润。 “我应该付你们多少钱，两位老师？”她把画卷在手中，显得很有教养，问道。 “……我们一般每张收费三角，这两张画你随便给了就是。”说到钱，艺术家总比不上谈起他们的艺术那么干脆利落和大胆。 “这样吧，两张我都要了，我给你们五元钱，好不好？”她扫视着我们站得笔直的身影，显得文雅又大方，好像特别理解我们这些落魄的下里巴人。 我们收下钱，高兴得涨红了脸，连声谢谢。 “走！我们去吃碗炸酱面，再喝二两！”乐加捏着那张五元的票子，眉飞色舞，挥着他那几乎旧成刷刷的衣袖。 顾老师脸上挂着微笑，我们三个边走边笑地朝面馆走去。 “你们站住！”我们才走了不到一百米，突然身后蹿出两个“红袖套”对我们大喝一声。 “坏了，是公园‘人保组’的！”乐加脸色骤变，叫苦不迭。 我们蹿进林子想溜走。 “你们都不准跑，跟我们到管理处去！” 话音刚落，又闪出来两个“人保”把我们围住。 “画像卖手艺挣钱，又没有犯法！”我一肚子火气，嘴头分辨道。 “少说空话，有话到人保组去说！” 几个人三拉两扯，把我们押到人保组。 进了公园人保组，被推进一间当然并非是专业的审讯室，我们并排站着。 一个身穿蓝色公安制服的中年人，把我们周身上下看了个透彻。 “把你们身上的东西摸出来放在桌上！”他厉声道。 桌上摆满了东西：五元钱、几个分币、火柴几两粮票和几截香烟屁股、铅笔、小刀、擦子，剩下只有揩屁股用的几张草纸。“那个女解放军是不是你们画的？”他的眼神闪着职业的绿光，咄咄逼人。 “是我画的。”乐加坦然说道。 “你画的？我晓得的是你们两个都画了的，哄我！你，还有你！”他用手指着我和顾老师。 “我也画了一张。”顾老师平静地说。 “你们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今天必须老实交待！”他背着手走来走去。 沉默。 “看来你们都成了‘油条’了，是不想坦白交待了？”他手在桌上一拍。 “我们没有违法，只是画几张人像求生。”乐加分辩道。 “画像？谁叫你们画像？哪个同意的你们画像？”他态度越来越凶。 “我们没得工作，画几张画讨点生活。”顾老师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他燃起一支烟，鼻子里嗯嗯直响。突然他手一指：“你是干啥的？快说！”这一闪电似的转向，使我一震。 “报告，我是知青，想找碗饭吃。”我知道，在他们面前硬碰只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份。 他吸着烟，坐在桌边，眼睛在我们身上搜刮。 “你，啥家庭出身？劳改过没有，劳教过没有，受过处分没有？！还有你和你！快讲，老实交待，不许隐瞒！”他跳起来指着我们。 家庭出身，这犹如我们与生俱来的胎记一样，几乎成了耻辱的同义词和致命伤。 乐加的父亲是国民党战犯，至今关押在战犯管理所；顾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本人是“黑人黑户”；我的出身是“国民党反革命子女” “好啊，你们狗日的想翻天啊！你们个个都是专政对象，不好生改造自己、背叛家庭、脱胎换骨当好人，竟然不务正业，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骗人骗财，违法乱纪！”“人保”越说越快，口沫四溅，声震四壁。 “我们没有骗，靠自己的手艺挣钱，也没有犯法。”出自一种自尊，乐加已忍受不住辱骂。 突然，“人保”啪地一巴掌击在桌上，硬币都震得跳了起来。 “你还敢嘴硬！你们晓不晓得，你们犯了大法，闯了大祸！”他开始暴跳如雷。我们三人面面相觑，感到莫明其妙。 “你们非法画的那位女解放军同志是哪个？嗯？是首长，是中央首长——的女儿！是中央领导人陈锡联司令员的女儿！” 我们眼睛鼓得大大的，起码有一分钟的沉默。其实当时并不是被这“伟大的”名字吓住了，实在是多半感到一种兴奋和得意。 “你们胆大，竟然搞诈骗搞到中央首长的头上了，你们自己说，这严重的阶级报复该咋个处理！” 他一古脑把气出完，就像抓到大特务一样得意洋洋，翘起二郎腿，叼起一支烟，用火柴哗地一下点燃，坐在椅上。 “报告领导，我可不可以申请杆孬烟来抽？”我，毕竟是知青，对于那些威吓恐吓早已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了。 我的手伸到他的面前不缩回来。 “人保”被我这反常的举动搞懵了，他那双眼瞪着我，啼笑皆非，尴尬得下不了台。 终于，我胜利了。他从烟盒中抽了枝“飞雁”摔给我。其实这烟比我们的烟屁股“芙蓉”牌还差个等级。我走上去，拿起火柴点燃猛吸了一口，说了声：“谢了。” 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比乐加、顾老师年轻些，还是因为碰巧“人保”的亲戚朋友、舅子老表中也许有人也在当知青，他公然还赠了杆烟给“诈骗犯”抽。 场面十分尴尬，室内相当闷热。 …… “快点进去！少装疯迷窍！”又是那几个男女“红袖套”，连推带揪又抓了一个人进来——我们定睛一看，乐了，原来是画像的同行、竞争生意的对手燕胖子。我把烟飞快地吸了一口乘势递给了乐加。 “你们把我请来有什么事啊，嗯？”燕胖子身高1．8米，一边若无其事地环顾四周，一边在脏成油布样的“司机服”上作弹灰状。样子傲慢得很。 “哪个请你龟儿来，站好！”“人保”找到了出气筒。 “呵，你们没有请我嗦，那我就走啰！”边说，燕胖子边转身朝门口走。 一把，他的后衣领被几个“红袖套”死抓住，拖了转来。他差点摔倒。 他与我们站在一排，两边一看道：“呵，老苟，你们几位也被请来了嗦。你看见没有，那墙上几幅杜甫诗意画还装裱得可以，可惜，都是假的，赝品。”说着，他走近一幅国画，用指头沾口水在上面摸了摸。 我们三个憋住气，简直想笑出声来。 只见那“人保”忽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伸手对着燕胖子喉咙就是一叉：“你给老子站过去，放老实点！” “你们要打嗦。”燕胖子一伸手顺势抓起“人保”头上那顶威严的蓝帽于，抛向空中。 这下，真正大祸临头了。六七个“红袖套”包括那“人保”一窝蜂围上去，抓的抓头发，扯的扯衣裳，一阵拳打脚踢，打得燕胖子倒在地上。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文斗，不要武斗……”燕胖子倒在地上又滚又躲，抱头大喊。 也许，这种奇特的抗拒方式起了作用，他们竟然齐齐地住了手。 燕胖子的嘴角出了血，左眼睁不开，头发扯得乱七八糟，衣服也撕烂一大块。“你们不打了嗦。”他艰难地弓身单腿跪在地上拾起零落的铅笔和扯断带予的画夹，还有散在四处的纸。 他立在那里，死死地把“人保”盯着，眼神中仿佛对方根本不存在。 “你狗日的坏，你死编活编把中央警卫团来成都参观的解放军弄倒角角头画像，还强迫给人家‘剪影’。你骗了钱不说还敢攻击社会主义，造谣说你是电影演员下来体验流浪者的生活，明天还要拍一部劳动人民吃苦的电影，哪个不晓得你是个无业人员！你说，你今天的行为是收容还是劳教？” 燕胖子揉着被打肿的一只眼睛，一手揩着嘴角的血：“我看最好是劳改，听说他们有固定伙食，每年还要发套衣服。” 燕胖子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因为生活不顺精神受过刺激中途辍学，人们都叫他燕疯子，但他表达出的个性和智慧，无法令人相信。 几个“红袖套”还未等“人保”动手，又冲过去打了他几拳。 “人保”被奚落得嘴皮发白、脸色发青，大声地骂道：“你们这些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今天公然在首长、上面的人面前丢我们辖区的脸、肇我们公园的皮，不接受教育还敢公开对抗！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打好人、专打坏人。走！把他带到所上去，好生修理。” “算了，他有病，放了他这回嘛。”我帮起腔。 “我们不晓得她是中央首长的女儿，退钱给她就是啰！” “我们没有乱说话，五元钱是她自己愿意给的，可以对质的……”乐加和顾老师也在分辨。 燕胖子没有开腔，又走到那幅杜甫诗意画前，自言自语道：“假的，就是假的！”这时，正欲发威的“人保”被一个人叫到外面叽咕了一阵，他进到屋里，脸色由阴稍微转晴。 “我给你们几个说清楚，今天算你们运气好，这里的安全没有出事，但是，政治上出了事——我警告你们，下次抓到你们，决不客气！” 我急忙伸手去桌上拿东西。 “投机倒把的工具和赃款统统没收，都给我出去！” 可是，我们四个人一动不动。 “你们站着干啥？是不是还想进派出所过夜？” “报告领导，可不可以申请把那五元血汗钱还给我们？”我实在想不过。 “呸！”他不是唾在我脸上，而是地上。 乐加抓住我的袖子朝外快走。我们挤出门后，燕胖子掉过头来对屋中的所有人道：“我给你再说一遍，那幅画是假的，再挂，有损我们社会主义形象！”说完一瘸一拐地走在我们前头消失了。 那次在人保组挨打后，燕胖子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改革开放这几年不见了他，老苟说，他病死了。 人生是短暂的。历史，有时很可笑。如果一个人能选择出身和家庭成分，这人类的发展史就要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理念就会产生紊乱。 我能有选择的权利，岂不证明我也有被后代抛弃的理由？可是，我们的确都没有一个“好爸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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