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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被民兵押进公安局的“火把剧团” 人的生命、前途，仿佛被一个什么东西安排、计算和操纵着。命运的指针一旦斜指在某一时段、刻度上，事物就会骤然变化，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会意料不到地出现，都会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碰撞，变化多端而令你无可奈何——这也许是《易经》上所说的“一命二运”吧！ 火车，是人生命短暂的载体，它载着一个小社会，每一站都在上人，也在下人。但是，有几人能从起点直到终点？ 在成都——绵阳的火车上，我与兰成挤在两车厢的连接处，已差不多站了两小时。 睡眼惺忪中，我们不时对视一下，以便稳定或探测一下车中的“情况”。没有买票混车的这种感觉，是异常难受的，既紧张，又刺激，面庞上要表现得若无其事，思想上却要相当警觉。这，是件尴尬无奈的汗颜事。有心脏病的人，不敢染指。 “查票了，查票了！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许乱走动！”乘警和列车员大声地喊着，有如一壶冷水浇淋在我的头上。 兰成看了我一眼：“咋办？”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节车厢，再退就只有跳车。我迅速瞟了下侧边。 “师兄，帮下忙，我们是知青，没钱买票。”我走近一群坐在位子上打扑克的工人。 “咋个帮？未必帮你垫票钱？”一个年轻人，戴着单帽，斜视了我一下。其他几人，朝我俩打量了一下。 我抬眼望去，前面撤退到这辆车厢里的“嫌疑犯”越挤越多。 “我们躲一下，可不可以？”灵机一动，我指了指他们坐位下，他们明白了。 “要得，反正抓到了不要说我们包庇的。”那戴帽子的小伙子说道。 说时迟，那时快，我俩像泥鳅似地两三下便钻到坐椅下。鼻孔中立时扑来一种混和的怪气味，令人作呕，但是“越肮脏的地方越安全”。我俩侧蜷着身体，眼睛根据翻来挤去的各种脚背和鞋子的流向作出是否安全的判断。终于，我们未被发现，查票的人押着一大群“黄鱼”，到另一头餐车“处理”去了。 我俩爬了出来，对那几个工人点头称谢。他们，还每人发了枝烟给我们。 唉，没有钱买车票，好像没有权利当选民。做人，实在沮丧！ “老九，你说的是集体票，咋搞成混车了？这演出团，是咋搞的嘛？”兰成把那书包抱在胸前，那几支笛子，露了半截在外头。他镜片后的眼珠直在打转。 “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到时候就清楚了。”我抬眼瞟了下那行李架上我放着的吉它，心中，也一派不了然。真是，太邪了，五妹不是说给我们买的集体票吗？ 火车，在轨道上隆隆响着，我的心，越压越扁。五妹说，演出团特聘我和兰成当演员，吃、住、行包干，还按演出收入分红，这种卖艺临时工，又有何不可？不过，凭我的经验，情况似乎有点不妥，但是事到如此，也只有骑驴看唱本——走一步瞧一步了。 晚上12点钟左右终于到了绵阳站。我背上吉它，兰成护着他的几只笛子。在车厢中，我抬头望去，人头攒动，见不到五妹的影子。 “下车再说。她肯定在等我们。”兰成道。 “五妹说绵阳站门口是演出团的集合点，可能出去就找得到的。”我边朝车门外挤，一边说。 下了车，火车开走了，站台上的人都往出站口走去。我俩在近站口的地方等五妹拿票，当我发现站口上根本没有了五妹的时候，我心中明白了八九分。 “没票咋个出站，抓着了不是要重罚？”兰成有点着急。 人流中，不乏“黄鱼”，不买票或买不起票或不买够票的人，都在顺着铁路走，我仔细看过，起码不下30个人。 “走，跟着大队伍，保险出站！”我拉了下兰成的衣袖，快步跟上黑影子队伍。 刚走不远，身后一个人冒出来，使劲拍了兰成一下肩膀：“你们两个站住！”我和兰成吓了一跳，一回头，见一个穿长大衣的人站在面前：“火车票呢？嗯，想吃国家的(鬼其)头？！”那人戴了一个口罩，一双眼睛，黑暗中透出杀气。 “算了嘛，我们是知青，没得钱。”兰成告饶。兰成的肩膀被死死扳住。 “没得钱就去车站派出所！”那人声音坚决。 谁敢去派出所？！ “我们是知青，确实没得钱。”我也呆站着。 “这样子，我看你们老实，车票十几元钱就算了，随便补几元钱承认下错误，我回去有个交待。”他似乎很通情达理。 人流，早已消逝；车站，在昏黄的灯光和夜气中，冷冷清清。朝哪跑？进派出所，无异自讨苦吃。 我们凑了3元钱，我一元，兰成两元。他一把捏在手中，打燃火机看了下：“才这么点，算毬，看你们是知青，放你们一马，顺铁路往前走，不到100米就出站了，往左边下坡，右边出不去！”他刚才在火光中瞬间闪出的眼睛，刻在了我的“快门”中，后来终于有天我认出了他。 他消失在黑暗中。 我和兰成终于绕铁路出了站，终于找到车站出口，那里，已聚了一大拨人。 “来了，来了！九九，在这边，没得事。休息下，人到齐了就出发！”五妹叼枝烟，笑嘻嘻地走过来。一人发技烟给我俩。 这10月天，真冷，该上车的乘车走了，该下车的下车回家了，而我们这群人，犹如黑色的幽灵，无声无息地期待在夜里，等候着一串又一串的不可知。 “快了，打前站的去找住处了，马上就要回来。”五妹仿佛安慰我们，不断地递烟。 我和兰成灰着额外脸，不声不响。我只感到肚饿和口渴，然而，四处一片漆黑静寂。 “你说的‘演出团’，人在哪里？”我凑过去，问五妹。 “这里，那边，都是我们的人。我给你说过，成都出发时只有我们几个，沿途都在上人……”五妹用手指划着。 “你不是说买集体车票吗？咋查票找不到你？”我有点抱怨。 “我说的‘集体’票，就是‘挤体’票，自己用身体去挤。咋个，九九，你都懂不起嗦？”她眨着小眼睛，嘻嘻笑了起来。 “哎呀，你早点说，也不至于把我们搞得这么紧张嘛！”我忍住气，强作无所谓。 “来，我给你介绍下，这是我的爱人，小远，杂技演员。在上海还被张春桥接见过唷。”五妹走过去，拉着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到我面前介绍道。 “这是我们乐队的负责人，九九和兰成。”她指着我们。 我们在冷风中待了近一小时，打前站的人终于回来，说旅店已找到，出发。 走在暗黑的道路上，我才发现，这群“演出团”的队伍，前几个，后几个，悄悄地走在路上，还有两个几岁的小孩！ 旅店终于走到了——进门一看，吓我一跳，院中横七竖八，躺满了睡地铺的人，墙角挂满了蛛网，几只大蜘蛛在张牙舞爪。这分明是一个“鸡毛店”嘛，演出团咋能住这里？ “今天各店都满员了，暂时将就住下。”五妹对我解释道。 我们总算未睡在“露天广场”，进了房间。但是，这通铺上早已睡满了人，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想洗脸洗脚，没有热水。听那铺上一阵阵响鼻鼾声，我与兰成只好和衣而眠——一切，都只有将就了。 昏睡一夜，第二天早起，稀饭泡菜吃完，五妹叫我们七楼去开碰头会，讲政策。 大家挤在一起，我大概数了一下，男女老少15人。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干饭，走到一起来了！”“业务团长”老熊煞有介事的开场白，逗得大家一阵哄笑。他约有40岁，是个老“江湖”。 “各位‘叶子’（演员），我们这批人中，有‘醒生’（内行），也有‘梦生’（外行），我首先要交代的政策是我们内部才知道的行话。当然，有些人晓得，有些人不晓得，最重要的是只要有外人在场不该乱说话时，互相暗示就说‘念’字……”“团长”老李叼支烟说话神秘兮兮，边说边眼珠乱转。 “我们内部有规矩，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问的不能问。大家都有分工，各人于好各人的事情。一句话，出来演出，就是挣钱吃饭，决不会亏待大家。”老熊瘦瘦的身影，一边说一边不停摆动脑袋。 “我们究竟叫啥演出团？总应该有个名字嘛？”兰成开口问道。 “我看你像是个‘梦生’（外行），我们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关干‘圈’（公章）的名字，随时都可以改动。”老熊斜睨兰成一眼道。 “但目前总应该有个统一叫法嘛！”有人说。 “目前，暂时叫‘绵圈’，大家记好。有人问起，不要随便回答，自然有人‘挡钢’（解释，挡驾）。” “‘绵圈’？”我低声道。 “全名称就是绵阳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老李大声道。 “对，大家记好，不要讲错了。我现在宣布工作，我，是业务队长；老李，是政治队长。我们人少，但精干。要一专多能，见啥吃啥。宣布下，演出由老刘负责，联络由老李负责，化妆由五妹和廖妹负责，装台和搬运由廖小娃、小苏负责，写海报和政治学习……”老熊眼睛在我脸上抹来抹去。 “由九九负责。”五妹指着我道，“他有文化！”五妹又添了句。 “可以，大家各负其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正二八经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这些那些通不认，只认钱！”老熊拿出一包烟，每人发一支。 “工资咋算呢？”我按捺不住早想问的话。大家的眼光全投在我脸上，又反弹到两位头头脸上。 “……我们许多人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技术水平如何，还不清楚，反正，根据表现贡献打分。总之一句话——要‘落教’（公平合理、义气）！”老李鼓胀着胖圆脸，站起身说了最后一句：“下午出发，绵阳‘水深’，我们到南充县‘探水’（摸情况），散会！” 会开完，我对五妹在成都时对我讲的“演出团”招工，开始有点疑惑起来。不过，迷迷糊糊亦是上乘境界，何必深究？出门在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卖艺求生，又不是违法。 到了南充，正逢街上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人们脸上挂着“解放”的喜悦，而我们这群人，表现得似乎有点麻木。 打前站联络的老李没有成功，大家暂住青年旅店。淫雨集靠，无法上街，肚子饿，身上冷，街上只有面条供应。集体窝在旅店，我练吉它，兰成练笛子，莽哥拉二胡。走“粉朵”（买粮票）的大郭没有回来，无粮票，晚上连面条都没得吃，甚是凄凉。 第二天一大早，“队长”宣布：“今天已有‘着’（路子），我们赶汽车去河舒区演出。车票钱各人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河舒车站集合！” 没钱乘火车混票，这于我已是家常便饭，倘可应付一下，但是混长途汽车不买票，难度却相当高了。 “我身上一共只有十几元钱，买车票，划不来。”兰成嘟哝着。兰成是社青，父母都是大学教师。 “我们两个挤一趟车，上车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帆船顶风也能行。”我对兰成道。 这偏远县城，乘车的人农民占多数。自然，售票员觉悟水平也不会比城里人高。我心中直打主意。 我和兰成挤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位子上，以不变应万变。不一会儿开始叫买车票，兰成有点紧张。我看售票员收钱交票已走近后排我俩，突然弹跳起来，站得笔直大声喊道：“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全体起立！”全车的人几乎都三三两两站立起来，目光全惊讶地射向我。我扯出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地大声道：“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巡回宣传队的，大家跟我一起，朗读语录！”我故意把吉它靠在身边，叫兰成手捏笛子亮相。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车子在前进，车上的人，包括那个售票员严肃热烈地站着，齐齐地跟着大声朗颂——谁敢不从？ “全体坐下！宣传毛泽东思想，人人有责任。售票员同志，我们两个在河舒下车，要负责我们的安全！”我神气得很。 “是，没问题！”那女售票员有点荣耀又有点紧张，对我直点头。 我一屁股坐下，把兰成的手捏着。他鼓着眼睛、张着嘴巴、手心直冒汗，我一脸威严。 汽车离站不远，我们在路边先下了车，票，当然没有买。脚从车门刚落地，驾驶员还笑盈盈地对我俩喊了声：“慢走！” 我和兰成，俩人节省了7元钱，这不是小数。 我们集合好，住进了一家小旅店。 “今晚上就要演出，九九，你写海报！”老熊找到我，递给我一瓶水粉颜料和几张大白纸。 “咋写？”我问。 “你想咋写就咋写。”老熊的态度不像是开玩笑。 “总要有个内容和名目嘛！”我说。 “你就写绵阳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盛大演出，节目有歌舞曲艺、柔术杂技、独唱独奏、武术魔术……”老熊像背书，一串一串。 我当然只有照写不误，虽美术字写得不好，不过，在这小镇上，完全可以混眼睛。 真想不到，一角钱一张的门票，转眼已售出去七八百张，大家好不欢喜，个个粉墨登场。 “九九，你再写一个开幕词。”开演前，老熊又给我下达了任务。这种东西，千篇一律，我答应下来。 晚上8点钟，万年台下，早已挤得人山人海。这偏僻之地，文化生活甚少，城里的宣传队，更是一年难见。 “东风劲吹红旗飘，毛泽东思想举得高；革命文艺遍地起，农民工人谁拥挤？”老熊，穿了一身蓝呢制服，涂脂抹粉打口红登上前台，手中拿着我写的开幕词，继续大声朗读着：“工农兵革命战友同志们，我们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全体队员，向大家问好！向大家致敬！现在，演出开始！” 五妹扎着独辫子，穿着一身戏剧妈妈式红色绸装，半高跟鞋，双乳挺得老高，用她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开始软绵绵地报幕：“第一个节目，杂技，水流星。” 五妹的爱人小远，腰扎峦带，浑身肌肉凸出，一个鹞子翻身出场亮相，舞起了水流星。一会儿，两头两个碗盛水；一会儿，两碗中燃起火，节目，还很专业，可惜中途“失拖”（出错）两次。 紧接着，莽哥的男高音独唱，小罗金钱板表演，五妹的独舞，老熊的力学——他头顶大小碗十几个且在凳上横坐拉板胡，老李的魔术，老刘的硬气功，廖姐4岁的小女儿和老刘9岁的妹妹表演柔术——含花。我和兰成当乐队，小罗和我演相声…… 大家表演得十分卖力，观众的掌声一阵接一阵，几个文化馆干部还上台来祝贺，并邀请第二天到县上演出。 五妹说：“小远第一个节目便‘失拖’（出错），兆头不好唷！”她喂着3岁的孩子吃粥。 第二天，县上没去成，应当地群众要求，又演一场，一连三天，场场爆满。 半夜，昏黄电灯下，像鬼影子打架，老熊老李开始结算，给大家打分分钱。我8分，分了10元，兰成7分，分了8元，剩下的作伙食、路费、旅馆费。 “一个地方，不能呆上三天，这是我的经验。”老李对老熊道。 “我看还可以演一场再转移。”老熊坚持着。 “是不是先把‘垫皮’的钱（意即未有收入个人先垫的资）还我？”大郭有点着急，成天围着老李和老熊转。他是“垫皮人”。 “事情才开始，缓几场嘛！”老李对大郭道。 “明天再演一场就还你本钱。”老熊表态。 “有人‘清纲’（即查讯）。”五妹撞进门来，‘显得有点紧张。 “是旅馆知青小李说的，她说有人来调查过。”她小声道。 “干脆明天转移地方。”老李对老熊道，大家表示同意。 第二天大早，公社来了人，态度蛮好地要挽留我们再演一场，犹豫之中，没有走成。 下午，公社武装部把老熊和老李叫了去问话，情况一下变得紧张起来。 “这回恐怕要‘没’（垮）”。五妹收拾着幕布和道具，她是老江湖，似有先觉对我说道。 廖大姐也去了公社，她脸色苍白赶回来：“遭‘清纲’了，大家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殚（走）！” 可是来不及了。旅馆门口，已站了两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把门——只许进，不许出。出了什么事？我和兰成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一时，收房租钱的，收场租费的，收板凳钱和伙食费的人都一窝蜂似地挤了进来，闹哄哄地一片。 “所有的人，全部集合！站成一排，把道具、乐器和随身东西放在地上。不许说话，不许走动！”公社武装部的人对我们大声喊道。 大家叽叽咕咕，一片混乱。 七八个端枪的民兵，围上来，枪上刺刀在闪光。 “凭啥搜身？我们又不是反革命！”五妹哭叫着，头发蓬乱，衣扣被扯掉。两个孩子演员吓得直哭。 “啪”一个耳光，打在五妹脸上，另一个民兵用枪托打冲上来的五妹的爱人小远，五妹3岁的孩子哭叫起来。 “我们抗议，凭什么打人！”我带头吼了起来，大家一起拥上，场面十分混乱。 这时，进来两个穿戴整齐的中年人，他俩的目光似火如刺，在每一张面孔上扎过。 “不要打人。”他们对武装部那人招了下手，然后，3人走出门去。 “把你们的所有东西带上，排好队，不准偷跑，统统押到县公安局去！”那武装部的回转身来大声说道。 “究竟发生啥事，这些人好好的，咋会被抓？”是位老大爷。 “听说怀疑是反革命集团。”一个小伙子在说。 “我看，不像嘛！”那旅店知青在打抱不平。 挤进旅店里的群众议论纷纷。 大家刚分到的钱被收缴了去，在步枪和刺刀的押解下，扛的扛大鼓，背的背道具，一行十几人，妇女儿童，像犯人，被前前后后七八个民兵监视押解着，上了路。在这种情况下，有口莫辩，面对这些农民民兵，谁能反抗野蛮？ 30多里通往县上的山路，又累又饿，路上竟连口水都不许喝，解溲都有人监视，俨然成了劳改犯。 “给你们这些反革命讲清楚，哪个想跑，子弹刺刀不认人！”一个民兵，一脸菜色，双眼露着凶光，活像一条恶狗。 当你面对愚昧和野蛮、疯狂和暴力时，人，除了用理智自处外，一切，都不外是自讨苦吃。何况，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 像被驱赶的牲口，终在晚上8点左右，我们被赶进了县公安局大院中，一个叫姚秘书的出来训话。 “大家站成两排，把所有东西放在那边！”他瘦瘦的，态度冰冷。 大家把东西放好，站成两排。 “你们是非法团伙进行非法演出，这是犯法，这是诈骗！”他背着手，在我们身前身后绕来绕去。 “你们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从宽，先把各人的姓名、住家地。址、职业和参加非法演出的情况写好，嗯，哪个敢胡编乱造，清查出来从严处理！”他叫公安局的另一人发来白纸，大家蹲在地上开写。 “姓熊的，姓李的，你们两个站出来！”姚秘书一招手，上来两个公安局的人，一人一个扭着他俩的手，推进了那边房间里。 “给你们讲清楚，那两个你们的头儿，是惯犯，你们中成员复杂，还有劳改逃跑犯人！”姚公安手叉腰杆，凶声恶气比划着。 我和兰成面面相觑，感到十分吃惊。 “廖小娃在路上跑了，我看见的。”兰成低声对我说。 “你当时咋不检举他嘛，你晓得不，就是他龟儿吃我们的诈钱，在火车站冒充派出所的人叫我们补票钱，我早就把他认出来了！”我忿忿地说，一边埋着头写。 “你们中间有人逃跑，就是那个姓廖的劳改犯，你们要检举揭发，立功！”姚公安晃着脑袋走来走去。廖小娃是廖大姐的弟弟，是不是劳改逃跑犯，天晓得！ 各人的姓名地址、简单情况被收了上去，我们被晾在院子中，三五成堆，围坐地上。 一会儿，曾在旅店中出现的穿整齐制服的两个中年人和姚公安走出屋来，叫大家起身排队训话。 “你们是啥绵阳文艺宣传队？这才是真正的绵阳文宣队的人。这是吴队长、李指挥，哼！”姚公安叼着一支烟，很得意。 叫吴队长和李指挥的人，面呈复杂表情，既有点气恼，又有点尴尬，站在我们面前。 “你们这些人跑出来卖艺挣钱，是受蒙蔽的，我们并不是说你们都是坏人。哎，你们之中有安徽的、河南的、重庆的、成都市的、德阳的、绵竹的，有知青，有社青，还有本来就是搞文艺工作的人，太不像话，为啥要冒充我们绵阳宣传队，抢我们的饭碗，打烂我们的招牌？”吴队长咬着牙，敞开衣领。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检举那两个坏头头，把你们自己的事情说清楚！”李指挥在旁帮腔。 “各人再写一份深刻检讨书，我们要备案！”吴队长又说。 “我娃娃饿了，能不能吃点饭？”五妹抱着小女儿说道。 “我们在路上走了30多里，一水都不许喝一口，再犯错还是人嘛，还打人！”廖大姐叫道。 “各人把检讨写好，把你们安排先住下，明天一起解决！”姚公安手一挥，转身和吴队长、李指挥进屋去了。 我们被关进一家相当肮脏和破旧的旅店，与其说叫旅店，还不如说叫马房恰当。女的一间房，男的一间房，只有两床被盖，虱子成群，臭虫成串。结果大家苦坐一晚，这滋味真够呛！ 第二天，各人把检讨写好，我看了几个人的，都差不多，不外乎是生活无着，卖艺求生，自动串联，其他统统不知之类。 检讨书收交上去，姚公安又出来训话：“大家听好了，根据你们的态度，不处理你们，但是非法所得钱财，一律没收！两个头头儿，收审！” “道具是我私人的，又不是非法所得！”有人在申辩。 “大幕是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购制的，与这次演出无关嘛，凭啥要没收？”五妹也在诉苦。 “乐器是借的。” “鼓是我私人的。” 大家七嘴八舌，都要求退东西。 “东西收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这样处理，我们不服！”廖大姐也在嚷。 姚公安和旁边的吴队长和李指挥，头挨头在协商什么。 “大家听好，经过考虑，东西各人领走，回家路费我们管不着！实在要公家管，只有送收容所。要不，马上就自由，各人选择！”姚公安看着这批人，心中已感觉到难得收扬。 我知道，一进收容所，意味着什么，示意几个人快取东西走人。大家七手八脚，取了自己的东西，三三两两出了公安局大门。 站在门口，我心中一片茫然，河舒离家几百里路，身上两三元钱咋走？ “沿途‘滚草’卖唱嘛，肯干还饿得死手艺人？”小罗收拾着自己的金钱板对我说。 “算了，我也想回家了。我身上还有几元钱，一路走，一路混车，回成都算了。”兰成翻弄着书包中的英语书，里面夹的是钱。他父亲是大学英语教授，兰成总是书不离手。 “好，回成都！”我手一扬，与兰成、莽哥一起上了路。 我清楚记得那次进公安局的日子是1978年10月30日，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日子。沿途各显神通，我们回到了成都。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绵阳文宣队的吴队长和李指挥，出差经过河舒区，偶然发现了我们的海报，故此顺藤摸瓜，“一举歼灭”了演出团。真是出师不利，求生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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