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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蔡楚的父亲被斗死，母亲投井自杀 1979年，我进轴承厂做临时工，与蔡楚朝夕相处，便进一步知道了他的家庭悲剧。 蔡楚身材魁伟，一脸络腮胡，他的体魄，时时散发着向外的热力。然而，在他深度的眼镜镜片后面，却长驻着一种深沉的忧伤。 他，出身于一个国民军官的家庭，父亲是黄埔军校。＼期工兵科毕业，军衔上校，是成都军校筑城教官。蔡老先生是一位传统的博学的知识分子，事业勤勉，为人本分。 蔡伯母，出身名门闺秀，其父邱光第老先生，是前清举人，有名的书法家。蔡伯母是成都树德中学毕业的高材生，十分聪慧贤淑，写得一手好书法，且能双手同时打算盘，而不会错乱分毫。 一家7口人，住在临江路65号院中。 1962年，蔡老先生被“动员”回原籍山西平陆县一中教书。“文化革命”来临，蔡老先生理所当然要戴上“国民党反革命特务”的帽子，“地位”再跌，打入黄河边上一处极其贫困的农村小学教书。于是，在那荒僻落后的小地方，他成了专政的重点“轰炸”对象。永远写不完的交代和坦白，无日无夜地大批小斗，加上物质贫乏，身体多病，一个孤独老人，身心已极其虚弱，长年累月下来，面黄肌瘦，站立不稳，晚景凄凉。 成都家中，日子也并不好过。蔡伯母长期生病，经济窘迫；蔡楚失业；大妹、三弟和小妹被勒令下乡当知青；蔡伯母提心吊胆，凄凉孤独，眼见一个家分裂破碎，好不伤心！ 然而，历史既然不会掉头转变，厄运和悲剧便会接瞳而来。 居民治保主任李瞎子，其实“眼睛”一点不瞎，他召集居民强制收去蔡家的户口簿，逼蔡楚的弟妹下乡当了知青后，仍然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棒，对蔡母大小会进行人身攻击，硬说蔡母思想反动，不满社会主义，把蔡母定成“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由于蔡母写得一手好字，那些造反派三天两头总要迫她完成永远完不成的标语工作，给这派写不给那派写，亦是罪状。受气忍辱，日子十分难过。久而久之，病况加重，精神上出现了异常，成天踱来踱去，口中自言自语：“……作孽唷，活着还有啥意思……”其景甚是凄惨。 1967年7月8日，蔡母得知居委会李瞎子又要开批斗会整她，心力交瘁的她，忽又得知寄养出去的第四个儿子沦为了乞丐，绝望伤心之余，一头便投入了那口幽深的老井之中…… 更加不幸的是，蔡母死后不久，远在千里之遥的蔡老先生，紧接着也被迫害致死。 “1968年7月，我们收到山西省地区教委的一封电报，内容是：‘你父蔡启渊两次参加过共产党都脱党，是历史反革命，不服改造，已服毒自杀……’” 蔡楚的大妹流着泪，告诉我：“我决不相信我父亲会自杀，他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 “那时大哥（蔡楚）在资阳县做临时工，受牵连，已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外面流浪漂泊，母亲刚投井而死，剩下三个又全是知青，你想，那年月的日子怎么活唷！”蔡楚的小妹面对着我，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那‘反革命集团’，又是咋回事？”有次在厂里我问蔡楚。 “唉，这是荒唐透顶的冤枉。‘文革’中，我在做临时工，爱与成都工院（现科大）的几个大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聚会，大家都有求知欲，热血青年，难免对现实评头论足，对国家，民族前途难免要关注议论。这在当时，却是一种危险。”蔡楚停顿下来。 “那7086反革命部队又是咋由来的呢？”当然，我是只听他大妹说过。 “7086？笑话！因为当时在一起的许多人家庭出身都不好，无工作，受歧视，心情不好，故自诩自嘲是‘七零八落部队’。殊不知，‘反革命集团’材料上说成7086，许多人还被判了刑，可笑可悲之至！”蔡楚说话喉咙很大。 蔡楚侥幸末被抓，他的那些朋友，都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但是，在蔡楚个人的档案里，却从此多了一份“反革命集团次要成员，不分配正式工作，内控处理”的结论材料。这材料装进他的档案十几年，也就是被“内控”了十几年，然而他本人却一点都不知道！虽然，最后给他平了反。他对我说：“漫长的岁月中，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曾犯错误被暗中处分，然而有朝一日却要你公开承认和感激平反的正确，这是何等的荒谬滑稽！” 我与他，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岁月的浪潮，把我们这些同类货色统统冲上命运的险滩；人近中年，却又搅在一个单位里做临时工。这抑或是命？只有苦笑。 “关于令尊大人死的事……”一次，我不揣冒昧，突然提出这件伤心的事情。 他，垂头沉默了许久，长叹一声仰头：“我父亲不是自杀的，是被踢死的！”他咬紧牙，站了起来。 我最后终于弄清了，蔡老先生之死的真实情况。 “九九，你想一下嘛，1968年5月25日我父亲就去世了，为何迟至3个月后才通知？另外，我们只收到他的破烂遗物，连骨灰都没有，这是十分令人疑惑的。我坚信我父亲不会自杀！”蔡楚口气十分坚决。 “终于，我在那些遗物上发现了问题，父亲的破旧棉衣裤上，凝固着斑斑血迹……我别无它法，只有八方写信上诉，法院、教委、乃至中央。那时，胡耀邦在台上，平反政策终有了贯彻。1981年，山西平陆县教委终于来了人，在轴承厂，他们给我父亲的死‘平了反’。 1968年5月25日，在一次大规模的地、富、反、坏、有批斗会上，我父亲被推上台站高凳子，在病中走路已不稳的他，哪还有力气，站上去，又跌下来，接连几次。专政大军不耐烦了，对他又是拳打，又是脚踢；一个暴徒，黑心一脚，踢中他下身，他当即一下栽倒在地上昏死过去。抬回小屋后，没有任何人理睬。第二天发现时，已死在地上……直到今天，在龙泉山上也只有一座衣冠坟。” “难道连骨灰都不给你们？”我问。 “我父亲没有骨灰，他们说当时是用一床棉絮里住软埋的，黄河发大水，尸体被水冲走了……” “难道就这样算了，凶手呢？”我睁大眼睛。 “凶手？”蔡楚苦笑一声：“凶手找到了。” “判了刑？” “判刑？算是吧，开除党籍，留党查看一年。” “……” 蔡楚的脸，像蜡铸，又像水泥浇成；我的心，在往下沉，像被巨钉钉在墙上——思想，在淌血。 “我们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大多相似之处，如果可能，我要把这不幸写进书中，以警示后代。”我，在他临飞美国定居之前，握着蔡楚的手道。 “只希望一点，我走出国界之前莫要动笔。”这是我们分手时他的最后一句话。 我想起了他1980年写的那首发表在《诗友》上的《人的权利》诗歌的后半段，我想借他的诗句为他的前半生命运打个结语，也为他赴美与妻儿团聚祝福，为他送行： …… 有人把马戏团内 排练出的狮吼 翻录成自由优美的歌曲 有人把石林中 一排排举手似的石笋 规定成民主的定义 有人把古旧的经书上 摘录下的一段文字 注释成神圣的法律 有人把人民 当作牛羊 驱赶向一片不长青草的土地 够了 我听腻了虚伪的吃语 我猜透了贪欲和王权的谜底 ——凡是，假、丑、恶的东西 都在人的尸体上建筑海市蜃楼 祭起半圈装点江山的虹霓 凡是真实的 善良的 美好的 都已经 或者必须死去 因此 我要大声疾呼—— 人—的—权—利！ 蔡楚去了美国，我不信，他不会回来！ 16 “二月画展”·“野草”诗社 1978年2月，乐加和当时的中青年画家陆万景、邱克、罗伦剑、刘纯伟、谢三、王亥、陈卡琳诸君，在成都地区搞了一次“二月画展”。 这次画展，当属成都地区首次，影响很大。当时，草堂小学美术老师熊伯清说服了摘帽右派校长井得到支持，提供了两个大教室作展厅，我与罗鹤均对一些作品进行了筛选和提供意见。 草堂小学，地处成都杜甫草堂。借草堂外地游人较多之利，画展历时20天，送请柬300余张，总计参观1900余人次，外地观众占1400人次。 实际上，1978年，全国各地“民主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社、诗社遍布各地。 以乐加为首创办的这次画展，全部作品170余幅，体现的是一种“文革”后期的理性迸发，历史的反叛精神。许多作品，追求一种压抑中的解脱，表现的是困惑中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现实的批判。如乐加的《宋立本》，刘纯伟的《墓地上空》，邱克的《梦幻》，谢三的哗表坍塌了》（该画当时曾被勒令从展厅取下）。 在展览期间，有关部门开始进行调查和干涉，乐加分分钟钟都可能陷入囹圄。或者是形势的大势所趋，或者是大面积良知的觉醒，抑或是运气——乐加等人人身安全没有受到损害，这次民间展览非常成功。 这次民办展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群人、一种思想、一种追求——时代的困惑和思考，被觉醒嵌进了史册。 无独有偶，1979年，全国“民主运动”以近万家民办、地下文学刊物的形式迅速在各地蔓延开来。 3月份，成都地区第一份民办刊物《野草》，在盐市口和总府街公开出现，一时，观者如云，连日转抄，朗读者无数，甚至晚上有人打着手电筒围观…… 《野草》“像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锦城出现，其创办人陈墨、邓垦，皆为我老友（陈墨已结束知青生活返城当临工）。 在《野草》第二期，陈墨1976年清明写的一首《天安门》使许多人感到震撼和激动： 天安门垮了！ 垮了天安门！ 此时此刻， 全世界都被震惊： 电子显微镜在研究中国的心跳， 卫星解剖着笼罩中国的这团乌云…… 此时此刻， 在中国的土地上： 空气冻结，阴风惨惨， 到处是脸色苍白的沉默的人…… 有谁敢呼天抢地？ 有谁敢流涕呻吟？ 有谁敢道路以目？ 有谁敢伸舌而评？ …… 今天，彻底地垮了啊—— 人民民主的天安门！ 今天，彻底地亮相了—— 封建独裁的天安门！ …… 《野草》诗刊就此间了大祸，被当时的省市委打成了“反动刊物”。主要创办人、总编陈墨和“社长”邓垦，已打好铺盖，随时等待被抓，有幸被四川省当时的第一把手一句话解救免灾。《野草》办了3期，迫于形势和各方面的压力，转入地下。1979年11月23日起，易名为《诗友》继续生存。风声鹤唳，几起几落，《诗友》活得惊心动魄。 邓垦和陈墨，把许多失落了心的朋友，团结、动员起来，以诗歌和文章展示自己的权利、追求和思想。 我、罗鹤、乐加、蔡楚、兰成、谢庄、阿宁诸友，加入了《诗友》，开始在上面发表诗作和文章。诗友阿宁1973年写的一首小诗《坑和人》（《诗友》第37期）把一个挣扎的灵魂，刻画至深： 一个坑， 一个积满死水的泥坑。 除了青苔、孑孓和恶臭， 里面还泡着一个活人。 一个人， 一个捆扎着手脚的男人。 除了希望和绝望的交替折磨， 他有时也作些徒劳的翻滚。 诗友“摘帽右派”谢庄，发表在《诗友》上的《野草履历表》，亦能说明其性质： 姓名：《野草》。 别名：《空山》、《诗友》。 性别：阴阳互补的群体。 出生：乍暖还寒的世纪。 籍贯：黑色幽默的土地。 年龄：实际年龄17：生理年龄囗。 种族：黄色的皮肤，吉普赛人的性格，波希米亚人的血液。属荆棘类，刺骨目，不入科。 信仰：佛教的慈悲，基督的博爱，惜自己的存在。 住所：飘零低谷。 户口：经考，无出生证，系黑户。 …… 一群追求真善美和民主、自由的生命个体，开始愈来愈多地集结在邓垦的周围，埋着名，低着头，自觉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 半个世纪流出的昏暗 是为浇铸一个光明的白天 五十个健康的悲哀挤在一起 是为把新生的前奏引燃 残缺 是圆满的梦的奠基 压抑 是苏醒前黑色的痉挛 有谁 在为一个预先设计的名字糊涂 有谁 在为一个巨大的孤独背负磨难 在险恶的时空下 人 已被洗涮成一堆苍白的概念 夜与昼 最终能织出一个清醒的晨昏 坚定的复数相来 就能超越一个变数的总和 就能顶垮一个畸形的自然！ 流尽了泪的眼球 有如一对带电的晶体 能放射出烧穿铁幕的光源 鲜血和流完鲜血的伤口 是对世界的所有挑战 存在是对存在的突破 牺牲是对牺牲烙下的挽联 挺拔地死去—— 就是生命的全部答案 为了第五十次 和第五十次以后的斗争 思想 必在火化中达到终点！ 这首《在五十的阶梯上》是我为《诗友》第50期纪念所作，写于1989年3月19日。《诗友）一共办了81期，刊发诗文几千，参加人数近百，时间跨度长达15年，且全是小报式手工抄写！作者最小的16岁，最长者75岁。作者有知青、待业青年、工人、农民、学生、教师。…… 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在长空， 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 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一个桃色的梦， 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 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 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 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黯多雨的季节， 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 （邓垦，《当春风归来的时候》《诗友》第4期） 《诗友》的这种创造和追求精神，鼓舞和激发着我，她开始溢满我生活的每一部分。我成了这个集体变相的“召集人”。 虽然，后来我已成了香港居民，我的这种精神追求，仍痴心不改，最终为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89年，我被抓，锒铛入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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