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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烧锅炉的临时工 真不敢相信，吉它弹唱，还使我有了份工作！ 1978年户口回城后，那段时间，我借住东门街姐夫哥的房子。 这院子，传说是巴金笔下的梅表姐住过。这院坝石阶清幽，落叶满地，苔藓杂生，住了几家人。“文革”中几经查抄，我所居的几间房子，即原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立法委员”漆中全（我姻伯）的家，早已是被穿墙凿壁，挖地三尺。房内蛛网四布，顶棚塌陷，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整个院坝，好一副凄凉死寂的景象！ 我姻母（姐夫哥的母亲）因为1949年未及随夫赴台湾，“文革”中被长期批斗吊打精神失常，惨死于该房。这空屋，无人敢住，无家可归的我，栖身于此，成了偷偷的“守灵人”（姻母死后骨灰盒悄悄藏在此房间地板下）。 我躲藏在这老屋中（派出所经常查户口要赶我走），一架破旧的老床，一张八仙桌，两把方凳，一个蜂窝煤炉子。这空空荡荡的房中，一盏电压不足的电灯摇曳着——我成天坐着发呆。炉子上除了烧开水外，硬找不到米下锅。 一次新南门的小王找到我说，有个临时装卸工作约我同去。结果是给音乐学院卸水泥，一辆四吨的解放牌汽车带一截两吨的拖车，一共六吨水泥。我们两个只穿了条短裤，用了一个下午便将六吨水泥卸完。一人背上背两袋，赤着脚在跳板上跑。头发、耳朵，鼻孔里全是水泥，虽是冬天，身上的汗水也沾满了水泥。干完活后，一人得了5元工钱。 这钱，半干半稀又可以过十来天。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几乎每天都买几个钢盔。不吃早饭，坐在家中，不停地弹琴——手指磨起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磨出老茧；指尖肉已深陷，钢弦勒出了绿锈。从早到午，从午到晚，饿了，啃几口锅盔，喝几杯开水。人站不稳，腰直不起。吉它，成了我的伴侣甚至恋人，我心中的忧郁、苦恼和不满都在它身上得到了渲泻。我每天七八小时地弹琴，它成了我那段时间虚度光阴的全部内容。 我是晨曦在春风中 落下的爱种 我是黄土在雨露中 育出的性灵 我是我遥远的故乡的血流 我是我高贵的祖先的精灵 是诚实的巧匠 造就我美的形体 是大自然的阳光 使我光焰天际 是仇恨把我化成了影子 是爱情健全了我的心肌 我在期待中安眠 我在呜号中呼吸 我没有华丽的装饰 几根朴素的线条 包里着不尽的情…… 《吉它·祭》1974年 一天，我坐在半燃的蜂窝煤炉子旁发呆。 “九九，我给你找到一份工作了！”是宁老师，她推门而入，呵着手十分高兴地说。 “真的？在哪儿上班？”我站起来拖过另一把凳子，请她坐在炉边。 “不过，工作恐怕不太如意，很脏很累，是临时工，你愿不愿去？”宁老师在炉子上烤着手道。 “临时工就临时工嘛，我们这种人有临时工做就不错了。在哪儿上班？”我哪有权利挑肥选瘦。 宁老师，是“歌迷”张林介绍给我的干部“歌迷”，她听过我几次弹唱很感动，执意要拜我为“师”。我教了她几次，她非常认真热情。我照样不收学费，而她，总是悄悄地不定时地给我带来点心、馒头、米面以作酬谢。 “你别问哪个地方，明天就上班，去了就知道了。”她既神秘又有点半开玩笑。 “明天就上班？我啥手续都没得，咋上？”我感到突然，一种莫名的自尊和自卑同时泛上心头。 “我在单位上还算是有点小权的干部，你放心好了，我一切都办妥了。”宁老师生怕我不去，有点着急。 “我能干啥？人家会要吗？”我表现出失望得太多的难堪。 “我们单位临时工多，工种也多，都是粗活，不要啥技术。”她喝了口我递给她的开水。 “有些啥子工种，我看会不会，总不能去扫你的面子嘛。” “伙食团、花圃工、扫地守门、渗茶打杂、烧锅炉……以后可以到小卖部、宣传室。”宁老师兴致勃勃地背了一串。 “这样算啰，我到茶铺去渗茶。”我觉得这些工作很实际，适合我。 “我看你可以选择轻松点的干嘛！” “算了，我还是在茶铺算了，免得人家背后说你的闲话。”我总觉得我是从“后门”找工作，老是在想别人是不是对我“可怜”，这种长期受社会冷漠的经历，使我有点变态了。 对于宁老师诚心诚意的主动关怀，我内心非常感激。也许，是她透过了我的琴声、歌声，看到了我一连串的不幸而引发出恻隐之心；也许，她生活的圈子中，从来未发现过我这样“奇特”的怪人而迸发出想了解的热情，总之，我感激她！生命的一段历程中，她不仅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解决了我的基本生活，并且，她在精神上给予了我关怀、安慰，让我在那段几乎绝望和发疯的恶劣境况中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拿回了户口，终于跑回城市，上帝，暗中庇护了我。我在宁老师的关照下进了体育公园，当了正式的临时工。这缘分，严格地说，是吉它给我带来的！ 我开始对我富于戏剧性变化的命运产生惊愕。我总以为人生30年生命的走向，遭遇和经历应该定了性、到了头，殊不知，这悲剧的人生，才读完四分之一！ 我又扬起铁铲——开始当起锅炉工。我一生都在于名目繁杂的临时工：帮居民伍婆扭送湘水喂猪，替面店蒋大爷扇炉子、洗碗、喝面汤，捡柴、割草、拾炭，捕鱼、打铁当锻工，当过车工，拉过架架车，捡过屋漏打过灶，修过房子当过厨房帮工，搭过“火把剧团”，卖过唱，以至做小生意、贩卖票证，当农民挖地球……中学毕业15年，近30岁的我今天仍然是朝不保夕的临时工——烧锅炉。 这命运奏出的声响老是低八度，这声音如此地苦涩晦暗，像一首漫长又沉闷的送葬曲。 我，今天，生活、工作在这锅炉房内，狭窄、阴暗又肮脏；我，如同这些黑而亮的块煤，蓄存着热能，凝固着光焰；沉淀、炭化是我理所当然的命运。但是，尽管如此，我的生命也没有沉默，而是一直燃烧着啊！ 一天，公园的主任叫人把我从锅炉房喊了去，像审视和鄙屑一个低贱者，用“领导”特有的眼光把周身又脏又黑的我打扫了一遍。我原以为又会遭训斥：洗澡水开早了，洗澡水凉了，太烫了，煤用得太快了，炭灰倒得太慢了，澡堂没有打扫干净……我立在旁边，低声下气像个犯人。 突然，他把手一挥，要我跟他到宣传室去。进屋，里面坐着3个人，凌厉的眼光齐齐射在我身上。他们抽着烟，满屋烟雾。 “他们是‘严打办’的，来调查你的问题。你要配合，老实交代。”说完，主任转身走了。 “严打？”我脑袋中轰地一下，我又犯了哪条？ “你叫杜××嘛，你1975年曾经干过一桩‘投机倒把’的非法业务，非法获取了赃款，这件事，你要老实交代。不然，我们就把你带走，临时工你都做不成！”一个年纪六十开外的人，狡黠冷酷地对我说着。 我知道他们是东郊信箱厂派来的，我明白了怎么回事。 1975年，我与社青朋友一了认识了一位“地下铁匠”，我们在那家信箱厂接了一批螺丝锻铸件的业务，偷偷地在农村荒地中搭棚挥汗工作，交货后，我分得了几百元钱。 “我是知青，当时没有工作，我是凭劳动得的报酬，没有犯法。” “你们这叫‘地下黑包工’，就是犯法！” “事情已过去了三四年，我现在不过是一天挣一元零一分的临时工，如果还有这个机会，我还要去打铁挣钱。出卖体力，都成了犯法，我想不通！”岁月早已把我的骨头磨硬。 沉默后，他们交头接耳一阵。 “你的问题，我们可以放在以后再说，那我们厂里把业务交给你们的人，你要老实检举，他分了多少钱？得了什么好处？” “你们厂的这些业务本来就是要拿出去外加工的，我们做的螺丝，质量、数量、工钱都是你们厂通过了的，只不过，我们是私人接的货，这也犯不到好凶的法嘛！”我已经是锅炉临工，还有啥怕头。 “那他们收了你们什么好处，得了多少钱？” “据我所知，他们只抽了几支烟，我们给他们送了点便宜的鸡蛋，其它，我不晓得！” “我们今天给你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已立下了专案，重点是他们的问题，你下来写份检举交代材料！” 他们走了，而我，当然没有写什么“检举交代”材料。我有什么可检举呢？别人同情我们无工作、给工作做，难道我还要血口喷人？我又有啥需要交代的呢？难道我们这些失业者拼命找工作，用劳动换来报酬竟成了罪过？ 这件事，我被降了“级”，从具有“技术”含义和相对优越的锅炉工又打回原“籍”，提起了茶壶，“日行千里不出门”渗起茶来。 渗了两个多月的茶，风声终于过去了，经过宁老师的努力，我又恢复了相对自由的烧锅炉的工作。 2 迟到的春天 在公园当了临时工后，我干过扫地、守门、茶铺渗开水、烧瓮子、烧锅炉、游泳池守衣服的工作。我默默地老实地干着这些工作，没有任何怨言，我知道，这已经不容易了。 1978年，一天，公园主任又把我叫了去。我穿着一件我姐给我的常年四季在身的帆布工作服，身上又脏又黑，头发、眉毛都是炭灰，一张布围裙早已是疤重疤——标准的临时工。突然，他手了挥，叫我坐下。这一“殊荣”我还从未领尝过，我颇感意外，但不敢坐下。一个临时工，领导叫你干啥就得干啥，稍有不慎，每分钟都可能遭解雇打脱饭碗。从来没有过这种好事。我的工作都是认真负责的，领导这种温和态度对我，怕是该转为正式工了！“你父亲是不是在美国？”主任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背脊上像淋下一股冰水——又是哪股水发了？我确实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父亲去世许多年了，会不会搞错了？”我只有把从小学开始，我大姐教会我的那句说了几十年从未变过的谎话托出。我想，也许临时工要转正，在过“政审”关吧？ “你不老实！这儿有一封从美国旧金山寄给你的信，是你父亲写来的。”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封航空信，在我眼睛上晃了晃。我下意识马上反应到：不能认，认了要受“海外关系”“里通外国”的怀疑，工作要耍脱。像深山野林中被围打的刺犯一样，我只有蜷缩成一团保护自己，经验告诉我：沉默是金！ 主任当过军人，属于“扛过枪、渡过江、受过伤、吃得香”的那种老陕干部，属于火气大、性子直、嘴巴硬、心肠软的那种人：“怕个毬啊！现在中美已正式建交了，又不是你写的信去找他们，是他们写过来找的你，拿到！”话音落，信飞来。我忙伸双手把信抱在胸前，一回神，转身疾步快走。这时，听主任在背后喊道：“过几天你换个工种，去守游泳池！” 我三脚并成两步，进了那又脏又黑的锅炉房，把门反抵死。信放在凳子上，我却不敢拆开，一支又一支，我拍起香烟来——面对那封海外来信，我反应不过来，真像失掉感觉的木头人。这封信，像一颗炸弹，又像一把通往美梦的钥匙。 终于，我镇静下来，信拆开了，字数不多，我看了几遍。写信人叫谢静吾，他自称是我父亲的好友，信中要我转告我的家人，他即将从美国飞来四川成都，要代表我父亲，探望我们。 当然，写信人是谁，我后来才清楚。从前，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次我的命运又掌握在他的手中。 我的心，开始了长时间的乱跳。 1979年夏天，谢静吾先生真的从美国飞来了成都，他住在锦江宾馆。通过有关方面的了解，他找到了我们南河桥头的老居所——一间长年失修的破住房，街道办事处临时抢修也扶不正。我们一家8口人，在这40平方米里，住了30年！ 一进门，阴暗的光线使他半天看不清楚屋内的人与物，地面凸凹不平，他差点栽个筋斗，扭伤了脚。房内潮湿，发霉，墙壁上糊了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没有什么家具，一部破旧不堪的缝纫机是唯一值钱的东西。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竹椅的腿是断的，用绳子绑结，他一动不敢动，一动便发出危险的叽嘎声，他紧张得直冒汗。 我、母亲和5个姐姐把他围在中间。他万分愧海和惊讶，环顾四壁，不敢相信，几十年是母亲靠踩缝纫机养活我们读书成人。 “这间房子1952年买的，屋外刮大风、下大雨，屋内就刮小风、下小雨。没有钱维修，是我自己爬上房子捡瓦补漏，经常娃娃们都是半夜顶个脸盆、遮个斗篷睡觉，有时锅碗都用来接雨水。雨大涨水，阴沟不通，鞋子都要浮起来。唉，那些日子，你们怎么想得到啊……”母亲对谢静吾先生从头说起。 谢静吾先生既是父亲的同学、老朋友，亦是过去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时母亲的同事，他参加过我父母的婚礼，当然算得上历史的见证人。 “……这许多年，他父亲早已把我们孤儿寡母忘了。你们的生活与我们的遭遇真是天地之别，你们倒是拔脚跑了，留下的人咋办呢？”母亲说到伤心处，泪流不止。 我和姐姐们无法插入这段差点失传的历史，只有倾听和沉默的份。 谢静吾，便是前文中1949年顶替我的名字，在登记册上“1岁”前加了一个3字，与我父亲一起飞去了台湾的那位中年人。在台湾、香港曾担任过一系列政府职位，随后，去了美国定居，成了一名电脑专家。离开大陆前，他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曾留学美国。照他见到我们时的说法，若不逃跑，不被杀头也要坐牢，至少“文化大革命”中也在劫难逃…… 面对历史，有时我们不得不沉思：国家、民族、家庭乃至个人的命运前途，都无不因个别人物的偶然作为而改变。我，不过是万千分之一的牺牲品而已。 历史，可以人为地把个人、民族、国家命运压缩成只有几分钟的选择，一个穷愁潦倒的锅炉临时工与美籍华人电脑专家怎可能对上号？历史的玩笑，时空的错位铸成了两种不同命运。他，逃脱的是灵魂，而我保住的不过是躯壳。一张小小的飞机票，使我失去了人生中最灿烂的30年！这难道不是定数？ 你不相信世间上有轮回也不行——因为它竟然又活突突地追杀到你的生命中，开始影响、冲击和吞噬你剩余的人生了…… 他，从怀中取出一封父亲的亲笔信——这是我活了30年首次见到的父亲的笔迹：行草字体，内容简短，情感真切。 我们姊妹挤在一起阅读，又分别传阅。这信纸，太沉重，太珍贵，这是一个30年分离的血肉凝结，一部家庭悲剧的缩写。 从谢伯伯口中，我们才真正知道父亲健在台湾，他非常想念我们全家，他希望我能办理申请出国。除此外，谢伯伯什么都不肯多讲。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帮我父亲隐瞒的苦衷和因此而造成的一系列悲剧。 是喜？是悲？抑或悲喜交加？身处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许，连主宰者都不清楚结局。 谢伯伯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在成都找到了他的女儿华妮，父女抱头痛哭。然而，谢先生的妻子，被抛弃在大陆的元配妻子，却因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折腾，为了生存、养活女儿，而被迫选择了另一个工人丈夫——谢先生回到了故乡成都，却始终没有去看过她一眼。她在生产组打蜂窝煤，痛苦像煤一样在使她的心灵炭化。命运是公平的吗？ 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在街边搬蜂窝煤，母亲远远指着一头发灰白，满脸病容的女人道：“这就是谢伯伯的妻子……”她，远远地避开了我们母子，拉起煤走了。后来，她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和忧郁症，死了，把噩梦带进了棺材。 我的母亲较之谢伯母，难道命运不是好些吗？是的，至少，母亲没有倒下去，一种传统的伦理道德支撑着她。她清醒，坚强，对父亲忠贞如一。然而，也正因这一信念和性格，加速、加深了后面的无可挽回的悲剧。 1978年，三中全会止住了历史的大倒退，春天终于来了。虽然，来得太慢太迟，虽然，来得太悲壮惨烈，但是，毕竟是来临了。 我母亲与全国所有的戴帽“反革命分子”一样，成为了公民。 似生来第一次，全家感觉到人们没有了歧视我们的眼光。人心，开始复原定位。我个人，虽然仍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临时工，但心的深处，开始感到有了前程的光亮。 当成都市统战部长赵丙跃先生经漆二姐介绍见到我时，不禁有点吃惊：“怎么，你14年都在漂荡而没有正式工作！”我要感谢他和林锡元先生，还有其他人，他们设法把我塞进了轴承厂“大集体”。可惜，晚了，我已递交了去香港探亲的申请书，因为，我还坚信自己这粒种子会找到适合的土壤发芽、开花。难道我要悲守穷庐一生？ 然而，我递交申请书却遭到内外许多阻力，要不是心好的肖烈先生和陈毅元帅的三弟陈季让的帮助，也许，香港就不知何日才去得成了。在人类繁衍进化的过程中，在中国几千年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中，父子情，是天经地义的，骨肉亲情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和消灭的。不是吗？ 物与物有无形连接的电波，人与人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磁场感应，而我许多时日，便靠这种神秘的力量支撑生存着。 人活下去，通常是为了希望，然而，有时却铸成了太大的失望！希望一旦达到，便必须再创造一种新的希望。希望——失望，几乎是永恒的规律，它有一种奇特的、坚韧不拔的动力，这是一种伟大的磨难，一种久而久之形成的痛苦的快感。它有如一个人受刑，皮开肉绽，骨折筋断，于冥冥的昏迷中，产生一种意志、一种幻觉。一切过去之后，痛苦反成了一种超级养料，它支撑着你精神不死。 我需要去证实。 3 申请赴港 春天的季节来临，大地在复苏。但，这并不等于每颗树都长出新叶，每一滴水都由冰化为溪流，半埋在土中的草，也许还吸收不到使自己出土的养料和阳光。 我自己写了一份到香港探亲的申请草稿，母亲在罗鹤处得知了这一消息，她关上门，几乎是哀求，要我放弃这一打算：“你想到香港去，万一不被批准，一有运动你讲得清楚吗？你怎么不接受你三姐被整得死去三次的教训？你难道还看不清楚我这一辈子的景况吗？” “妈，我现在是讨口子变叫化子了，已没有退路了。何况，儿子探老子的亲，也是合法的嘛，不批准，总不至于判我的刑！”全家都为我这一大胆的举动感到担心，顾虑重重。 是的，外面那个世界，我们一点不了解，是否有那么可怕？有那么黑暗，我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我坚信，我有了这个历史的机会，有权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况，我的目的非常单纯——从父子团聚达到家庭团聚。 我把申请书交了上去，那时，还在公园做临时工。有位与我一起在茶铺渗开水的女士，她丈夫，恰在那公安分局工作，她答应帮我催促一下。她是农村来的人，非常热情，她说：“九九，以后到了香港，帮我们买两只手表就是啰！”由于在一起做临工，她显然很理解和同情我。可是，半月后，她见到我不仅不答理，而且有意回避我。终于，她洁呐地答复了我：“九九，你的家庭和你的问题太吓人了，恐怕批不准唷！你莫给别人讲是我说的晴……”从此，她开始躲避我。 难道正中了我母亲的预言？我感到眼前又一片黑。实际上，我有可能连临时工的资格都会随时被取消——谁知道呢！ 也许，天无绝人之路吧，我想申请书已递上了，亦无退路。偶然一个机会，朋友永佳介绍我认识了我父亲从前的朋友，刚特赦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肖烈老先生。肖伯伯见到我，十分亲切。他健康，健谈：“我们这些老人老了，无用了，没有给国家、民族做成点事情，相反，还拖累了自己的家人后代。你们都还年轻。国共两党之争，海峡两岸对峙，在现今世界形势上来讲，都不是顺应历史潮流。台湾是不得要我们这些被洗过脑的人了。如果能见到你父亲，希望你一定转告他，我们这些旧式老人想念他，也希望国民党‘政府’对大陆的态度不要太僵硬。历史上，搞统一的人，都决不会被后人忘记！削e伯也不寄望什么了，希望你全家能早日团聚，国家早点统一。你到了那自由地区后，求取学业，有益社会……唉，我们算是被搞定了！”肖伯伯语重心长，热泪涔涔。 “你提出申请上去，无论哪方面，都是对的，但我恐怕当局未必能那么容易批准你。我带你去找一个人，是你们家历史上的老朋友。他是你祖籍乐至县的同乡人陈季让，他是陈毅元帅的三弟，又是我的老朋友。他对你们家中这么几十年的事情也有所了解，况且，他是四川省政协秘书长，能说得起话。”肖伯伯作为老一辈，对我之关怀，溢于言表。 在成都半截巷，肖伯伯带我拜访了陈老伯父。在这之前，肖伯伯已把我写申请去香港探亲之事告诉了他。他看到我，不仅不见外，还十分亲热，他手拄着拐杖，拍着我的肩头：“九森，你家的情况我清楚，你父亲我也有所了解。万里寻亲，人之常情嘛，我尽力帮你。你不要害怕，这不犯国法。”陈老伯讲话爽快，简短而有力。 一次，我单独的陈老伯出去喝茶，我们谈了约一小时。 “九森老弟，你的申请我看过了，写得简单清楚。你是一个社会上无工作单位的人，公安局有些思想左的人对你出去持有异议。但是你不要耽心批不准，我给你担保，盖我的章。一个年轻娃娃，吃了你父亲几十年苦头，又没有犯过法，有啥子，叫他们来问我！”陈老伯说话总是爱拄着那根拐杖，急时，直往地下戳。 “陈老伯，我爸走时我才一岁左右，从来没去过乐至县老家，也不清楚很多事情。听削刨e说，你老人家原来在乐至县当过副县长，比较清楚，能不能请教你老，告诉我点情况，也让我这一生有点记忆？”我想，知道我家的情况很重要，不然，假如见到我父亲，怎样交代？难道说我子身一人出来，一切无可奉告？ “……唉，九森，有些话，我不该对你说，不过我也70岁的老人了，还能活多久？你们年轻人了解过去历史，也有好处，”陈老呷了口茶，又低声道：“你的祖父杜登阁与我父亲均在乐至有产业，你祖父是开盐井的，你父亲参加了国民党又当了官，解放时又去了台湾。那个时候，都在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你几个伯父关的关死、病的病死，你祖父作为恶霸地主也枪毙了。后来你妈妈也被关押，家庭遭遇也很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陈老伯停顿了一下，眼中浮现出一派浓雾，湿漉漉的。 “唉，我也不想多讲了。我们这个革命家庭，情况恐怕你也晓得，弄得并不好。这国共两党很冤枉地你打我、我整你，搞了半个世纪。人家经济上去了，确实搞得好。我们打下了江山，尽在空口讲主义。经济上不去，特别是搞斗争，对不起人民群众，对不起搞革命死去的人嘛！你要想得通，红的黑的都在冤死，为了啥？我们老了，希望在你们年轻一代身上，特别像你这种年纪和经历的，对这空前绝后的时代有着亲身感受，国家、民族的前途你们不要甩肩膀不管，只追求个人荣华富贵啊！我也许见不到那统一的一天来临啰，但是我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会重归于好的。见到你父亲，代我向他问好！我别的没得啥子说的了。”陈老伯已喝干了碗中的茶，起身要走。我送他上了三轮车。 陈老伯在我赴港申请书上签了名、盖了章，削刨白三番五次为我的申请获批扫除障碍。我永远不忘这两位可敬的父辈老人。这一段，我在香港见到父亲时都特别谈到过。我父亲问了好久，冒出一句话：“以后的历史应该由你们年轻人来重新写了……” 在我曾经长大的那条街上，有两个迥然不同人格的人使我刻骨铭心，一个是居委会黑心肠的张妈，帮政府倒忙的“假积极分子”；另一位是受我尊重的具有崇高情操、善良本性的街道医院徐医生。徐医生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并不因为我母亲是“反革命”而整人，相反，他救人，并从未要求过报答。许多次，我母亲的生命都是由他的双手救活的，无论雷电风雨，夜半三更；无论政治重压，人言戳脊，他都随请随到，许多时候，他都自己解囊施药。 在我申请批准的前几天，徐医生遇见我：“你妈妈因为政治原因受压，你要明白这历史。过去你妈妈为了养活你们儿女，过得很苦，你妈妈这个人是很有母爱的。她身体差，有气管炎、肺气肿，心脏、脾脏都有病，长期在强劳动中吐血，身体相当虚弱，能活多久，太难说。你去了香港见到你父亲，不要把你母亲忘了……” 1979年我去香港时，66岁高龄的母亲体重只有60多斤。 我能忘怀我的母亲吗？当然不能！ 4 告别 我终于被公安局批准到香港，并拿到了港澳通行证。 这不过是一张印刷普通、比32开还小的薄纸——然而，它压缩了我的人生，铺设开启着我的未来；有若30年前那张飞台湾的机票——我双手死捏紧它，怕它飞去、怕它遗失、怕它又被什么东西抢去；我把它看了又看，折了又折，像出生证，不！像护身符，像救心丸，我把它贴在我最最里面的衬衣心口上——好沉！ 我整整兜了两天两夜，不敢轻易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连睡觉9我也不脱衣服！ 是的，陡然的光明大刺眼，突然的解套便会使人失重、晕眩。整整48小时，我回不过神，喘不过气来。 离规定出境的时间不足半月，我必须在这10来天里整装待发，告别亲人和朋友，握别故土和苦难——我要见到光明中徐徐奔来的父亲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亲知道我被批准，随便看了下我的通行证；她端坐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像具蜡像。那近枯涩的眼睛中突然射出一片雾光，似雨，似云，又像一片太阳…… “妈，我后天就要走了，你老人家得保重身体，你有什么给爸爸说的话……” 我强忍住自己的感情，凑近母亲。 “……你给你爸说，我很好……。你去了，不要以我为念，能不回来，就不要再回来……”母亲一字一句，仿佛话语是从千斤闸下压出来。 “妈，你不给爸写封信或……” “我看，就不必了，你去了就能代表我。这件新衣服，是几个姐姐凑钱给你买的，你在路上穿。不要想家，你要把握机会，奔你自己的前途……” 母亲站起身，把那件塑料袋包装的灰色夹外套递给我，手一挥：“你去和几个姐姐和你的朋友们多谈谈吧！”母亲一掉头，走进了里屋，靠在床头抽烟，不再说话。我知道，母亲此时心中定是千头万绪，悲喜交加。我实在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她，也许，她也找不出一句准确的话代表自己……她此时的感情是太复杂、太剧烈了！ 30年前她企盼满怀地道别丈夫；30年后她又满怀企盼地送别儿子，这人生究竟有几个30年？这命运，对她岂不太残忍了吗？ 我说不出话来。 “九九，你终于升天了！” “九九，你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去了香港，不要把故乡的朋友搞忘了！” 罗鹤、陈墨、乐加、邓垦、蔡楚、樵夫、徐坯、张基、兰成、谢庄、卫蓉、奎光……几十位诗友，在春熙路春来茶馆围坐一圈，一人凑了3元钱为我饯行。 “这是令尊大人赴台时你家居住地的泥土，这是故乡的泥土，无论你出去后荣华富贵或流落失意，她都是甜美温暖的，希望你永远带在身边。”樵夫、乐加、罗鹤把一个精美的小木盒递给我，上面经乐加的手刻上了他们3人的名字。木盒用红绸包里着。我眼睛潮湿，强忍住涌动的情绪。 吉它倾众耳 身世叹飘零 忽通海外信 便生足下云 故国亲朋意 天涯父子情 记取分秧处 秋菊正落英 诗友何归，摘了下黑框眼镜，拿出一首早写好的诗，当众朗读并赠给我：“到了那个天地，莫忘了我俩在成都东站搞装卸打野的背时日子喔！”他坐下，爽朗地笑了起来。 在芙蓉餐厅他们为我包了两桌，“老九，你到了香港，如果资产阶级剥削得你吃不起饭，你就找乐加兄再刻点菜饭票，拿到香港满天吃，把他龟儿吃垮杆！”罗鹤举杯一句幽默，大家一阵哄笑，弄得乐加满脸通红。 “我看，还是请邓垦兄来点正经的吧。”陈墨一脸严肃，招呼大家安静。 如同过去数次朋友聚会一样，邓垦站得笔直，从怀中摸出一张折叠齐整的纸，激动地大声读了起来： “各位朋友，今天，是我们老友，在座的莫逆之交——九森兄一生中重大的大喜日子。他将告别他晦暗苦难的过去，去迎接灿烂光辉的未来，他将与他的母亲、他的姐姐告别，到那遥远自由的地方和他的父亲团聚。这是九森一生中具有其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日子——我提议，大家举起杯来……” 空气中，凝聚着一种温暖，喉咙里，梗塞着一种希冀，大家的目光如熔铁一样在为我的明天浇铸一个崭新的梦。 我咬紧嘴唇，使自己不掉下泪来。 在大姐家。我、母亲和各位姐姐、姐夫、侄儿女吃完这也许是“最后的晚餐”——我，上路了。 成都火车站，一列到武汉的火车，就要启动了。卫蓉抱着一架单卡收录机，奔来跑去，热泪盈眶。 火车，缓缓启动了。 大家热情奔放地唱着爱尔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不再怀想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曾经终日游荡 在故乡的青山上 我们也曾历尽辛苦 到处奔波流浪 我们也曾经终日逍遥 荡桨在绿波上 但如今却劳燕分飞 远隔大海重洋 让我们紧密挽着手 情谊永不相忘 让我们举杯畅饮 友谊地久天长 友谊万岁，友谊万岁 举杯痛饮 同声歌唱 友谊地久天长…… 朋友、亲人们含着泪，摇着手，昂着头，簇拥着车窗，移动着、追赶着。在卫蓉的指挥下，齐唱的歌声，在车轮声中飞来又渐渐远去，远去……直至被车轮碾碎…… 我找寻着——妈妈，她老人家没有来。 我离乡背井是为追寻天堂的享乐吗？隆隆的车轮声中，一切在翻滚。我默对窗外，景若空镜头。人若浮标，心似沉铅。香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也许，永远回不来了，我能见到我父亲和改变我后半生的命运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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