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三十七

　　我的思想活跃起来。在这万籁俱寂的静夜，也唯有不断地思想，才能与肉体难熬的奇痒抗衡。慢慢的，我那散乱的思绪向一个焦点集中——她。我在不似痛苦胜似痛苦的状态中幡然醒悟：要从父母的照顾下独立，必须立即改变这种不尴不尬的现状，必须走我的同龄人都在走的那条路。尽管，她不是位细心的姑娘，可是，那天的排骨年糕还是使她疑窦丛生。她很久没给我来信了。最近一次分手，她说，她要参加厂里的技术考核，考核完毕会通知我的。我还俊等什么呢？反正睡不着，我爬起给她写了封长信。在信中，我“无意”地谈及了我的“关节炎”，以及由于肘关节偶染微恙而迫不得已改用左撇子的尴尬事。

　　第三天，我接到了她的回信。信中，她告诉我，技术考核已通过，成绩勉强合格，不过，类似的考核以后还要进行多次，那信，我一连读了三遍。我想，她不至于用什么双关语吧。这类双关语在《故事会》的爱情故事里层出不穷。三遍研究下来，我更心神不宁。我吃不准她是否用了双关语。她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反复复讲这么多有关“考核”

　　的事呢。而在以前，她的信总是很简单的，寥寥数语。

　　我们到底又开始约会了。当然，每次约会都是她提出的。每次接到她的信或电话，我总担心自己会失约。肘肩关节不适，凭着意志还可以勉强坚持，膝关节发病，那就要了我的命。城里人把谈恋爱说成是“逛马路”、“数电线杆”，我不能也历史潮流而“坐”，再说，她又特别喜欢走，而且走得又快。常常见车站上等车的人多，说：“三站路，我们走走吧。”因此，每次约会，在出门前我总要忙乱一阵：吞大剂量的止血片剂——医嘱四片，我往往加它三四倍：服完药，再用绷带扎强盗似地把膝关节狠狠扎住；最后在临行前的五至十分钟内，我开始吞止痛剂。这种有鸦片成分的止痛剂是不能随便乱用的。

　　服止痛剂，需要进行缜密的计算，服用不宜太早，也不宜太迟。最理想的当然是使约会的全过程处于止痛剂的保护之下，但是，约会的全过程本来就有长有短，她感情的热点的出现也有迟有早，恒定的药量怎么对付得了时间、感情的变量？后来，我总结出了一条原则：宜早不宜迟。药性早些发挥，至少在这次约会的开局与中盘，我能发挥得比较自如。倘若约会不能在中盘胜，她的感情热点在药性消退之后出现，那也不要紧。因为一则，她沉浸在自己热烈的感情中，不会来过多留意我的情态；二则，她会把我的冷汗淋漓、手指微颤、语言嗫嚅、步履不稳、瞳孔散神、腮帮痉挛，理解为我内心的激烈的感情冲动。

　　她会以为我是爱她而不能自控。经过我细微的观察，特别是对她的观察，我发现，人在幸福的冲动最强烈的时候的体症竟与人在最痛苦的时候的表现是那么的相似。于是，我就敢大胆地对她“行骗”。我断定她绝对发觉不了。

　　但是，我尽管在理论上有了充分的认识，真当她开始兴奋起来，而我那睡了一觉的痛感又揉揉眼睛醒过来时，我还是觉得非常害怕，非常惭愧。特别是一注注冷汗从我的背脊、胳肢窝、肋骨上滴滴答答掉下来的时候，我总担心淋淋汗水，会把腰际的皮带泡软、泡断，我会落到提着裤腰走路的狼狈境地。

　　仅仅两个月，我的右膝关节已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每次和她分手，拖着由于疼痛而变得沉重麻木的腿，慢慢地走在寂寥的夜巷里，我总会想到小朱。我的脚下有三条路：一，爱情；二，关节；三，事业。这是三条不同方向的道路，而其中只有一条可供我选择。我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呢？我天天提醒自己要尽快作出抉择，但又一天天地往后挨。两个月，这日子是很难挨的。在这段时间里，走在路上，我不愿意看年轻的姑娘，尤其不想看那些异常美貌的女人。我真正感到了仇恨——不，是害怕所有的女人。我好象走进了一片沼泽地。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要么摆脱对女人的恐惧，要么摆脱女人！？

　　命运来“帮助”我了。

　　那天，逛马路途中，右膝的疼痛使我支撑不住了。“你怎么啦？”

　　她问我。我含含糊糊地告诉她：我不舒服。她提议陪我去医院。我不愿意，想和她分手后再去。我又勉强走了二三十步，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的脸一定白得怕人，她扶着我，甚至伸手想拦车。她面带愠色，再不同意要坏事了。她要我把手攀在她的肩上，我看着那馒头似的滚圆的肩头，百感交集。

　　费了好大的劲，我们终于来到了医院。一进医院，她东张张、西望望，什么都感到新奇。就在她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瞪大迷惘的眼睛，透过围观的人墙在看一个刚被救护车送来的工伤病人时，我顺利地通过了预检。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担心，那些神气凌人的护士会大声问你：“什么病？”而你无论如何也必须大声地回答。闯过这一关，以后的事就好办多了。而且，我确信这次冥冥中有神灵在保佑我，决不会倒灶的。在和医生对话时，我见她连连眨动眼睫毛，专心致志地看着我。那神情对我有些威胁。但当医生低头开处方时，她又转过头去看邻桌的一个求诊病人，一个右眼睑下有块蚕豆板大的黑胎记的中年妇女，也是那么全神贯注，我放心了。她多幸福！很少有机会到医院来，一切都那么新鲜。我正需要这样鲜灵灵的生命来充实我的生命。这好象是一种命定的安排。

　　就诊结束，我被医生留下输液。她搀扶我慢慢向观察室走去。站在观察室门口，我看见里端靠墙那边，有一个床位。经验告诉我，这是一张才腾出的空床。现在是九点三刻，是急诊最繁忙的时刻，照理是不应该有空床位的。现在的这张空床，说不定几分钟以前还有主。

　　我向那空床走去。她在，我得尽快地离开这里。

　　我伸直胳膊，要求护士把滴注管拧大些。尽管如此，我觉得时间还是流逝得太慢，我不能跟她多说话。臂上插着输液管，还谈些什么呢？谈什么都象个乞丐。我应该让她看看在这种场合下我的丈夫气概，象关公那样刮骨疗毒镇定自若的气概。我注意到对面床上那个病人。

　　看样子，他是个来自近郊的农民。床上尽是花花绿绿的被子，床边横七竖八地坐着睡着满脸憔悴的黑面人。看来，他们来医院不止一天了。

　　于是，我想和那个从我走进观察室一直在注意我的戴军帽的农村小伙子攀谈几句。我问他来自何地，躺着的那位是他什么人，等等。小伙子很爽快，嗓门也很大。他—一回答了。我听了忽生感慨，即使生病也有幸运和不幸之分。大城市的病人是幸运的，僻远地区或农村病人是不幸的。你看，只要一人生病，他们就倾巢而出，流落他乡。于是，我对那个小伙子说：“我的药水滴得快，我走以后，这床你可以睡…

　　…“他见我这样说，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然后畏怯怯地对我说：”我不睡，我不敢睡哟！“我说，没关系，只要床位有空，护士是不会说话的。”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急急地打断了我的话，”你躺的这张床，刚死过人，就在你来前的五分钟……“小伙子的话音未落，我看得异常分明。坐在我脚边的正在听我们对话的她，倏然恐骇地尖叫了一声，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奔到三米远的门口，睁圆双眼，久久地注视着我，以及我身下的那张钢丝床。我非常之后悔，我根本不该多嘴多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