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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设计和发展的德国复杂的铁路系统，都派有军官监督每一条线路。从铁路区段到最短的支线，未经参谋总长批准，是不能铺设或改动的。通向西部边界的双轨，每天可容五百五十列列车通过莱茵河的桥梁；在二十天内，他们用一万一千列列车，运送了三百多万人。在战争的最初两周，每十分钟，就有一列长长的运兵列车通过科隆的桥梁。 有一百二十多万士兵将要形成横扫比利时和卢森堡，进入法国的旋转的一翼。虽然有史里芬计划，因为荷兰的中立不能侵犯，这巨大的人流得通过一块大约七十五英里宽的地区前进。时间表不容许任何拖延——前进部队按照规定必须在法国有时间充分动员之前把它压倒。 但是，不攻克列日，侵入比利时是不能成功的，在这个坚强设防的入口的那一边，横着广阔的平原和法国。有四条来自德国的铁路线在这个战略城市集中，然后扇形展开。列日建在横跨默兹河的一个高高斜坡上，对所有的通道都一览无遗。十二座威力强大的炮台——河的两边各有六座——把一块直径约十英里的地区围了起来。它们的相互支援体系受到各座炮台之间三英里缺口的限制，但在需要时候派出机动部队，被认为是有效的代替物。 8月4日早晨，德国前进部队逼近默兹河上的维塞，正好发现桥已被炸毁，比利时士兵都聚集在西岸。统率两个骑兵团和六个步兵旅的奥托·冯·埃米希将军，立即选择了一个适当的变通办法。两个骑兵团向南疾驰三英里，涉水过河。维塞的比利时守军生怕被围，迅即朝南向列日撤退。傍晚，德国步兵也在维塞渡过了默兹河，向堡垒进发。 在德国人侵入的时刻，他们开始枪击平民，以报复冷枪狙击。人质都被兜捕起来处死；房舍遭到炮击或烧毁。如果发展成为逐屋战斗，野炮立即把村庄夷平。毛奇写信给康拉德将军说，“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肯定是残忍的，但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谁挡路，就必须自食其果。” 德国的战略设想是几乎不停顿地通过比利时，预计没有或很少抵抗。在比利时存在八十三年中，阿尔贝国王的国家从未打过一次仗，并且因为它的安全有赖于作为一个“永久中立国家”，军国主义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德皇威廉的战争恫吓，迫使比利时政府在1913年采取征兵制，这一措施更加降低了人们对军队的本来不高的尊敬。直到1910年为止，军队甚至没有一个总参谋部。 阿尔贝国王新动员的军队由十六万五千人的部队组成，其中大约半数部署在列日和布鲁塞尔之间。比利时的战略依靠列日和那慕尔的炮台推迟敌军的前进，直到法、英军队能够到来。列日指挥官热拉尔·勒芒将军，得到派来的后备军的增援，使他的兵力达到四万人，并奉阿尔贝之命，防守列日“到底”。 列日的筑垒是由一位杰出的军事工程师亨利·布里亚尔蒙特将军设计的，在1913年完成之前花了大约二十五年时间。它是由装有装甲炮塔的，形状象平坦的三角形小孤山的钢筋混凝土构成，拥有四百件武器，从机枪到八英寸大炮都有。这个结构本身的设计，是要经得起包括这种尺寸的炮弹的轰击。三角形的每一角，都装备着较小口径的速射炮的炮塔。 每座炮台的周围，都是三十英尺深的干燥的深沟；加上强光的探照灯，以防止夜间的奇袭。这些灯和重炮一起，可以降到地面以下，那里有地下坑道把整个系统互相联系起来。所有的大炮都俯视着由德国来的四条铁路。勒芒将军留下二万五千名要塞部队，派了一个师去加强位于掩护布鲁塞尔的热特河畔的阿尔贝国王的军队。 冯·埃米希仍然认为比利时人会不战而降，派了一位使者打着休战的旗帜，要求列日投降；否则的话，他宣称，这座城市将遭到空袭。勒芒服从他的国王的命令，拒绝了。几小时内，德军大炮狂轰东面炮台和城市本身，但仅仅削去一些混凝土而已。第二天，从附近科隆起飞的用内燃机推动的齐柏林飞船飞临上空，丢了十三颗炸弹，炸死了九个平民。这样，战争范围开始有了新的扩大。 德军队潮涌般地反复冲锋，特别对东面的弗莱龙炮台和埃夫涅炮台，但是被火炮和机枪的联合火力所击退，炮台前的尸体堆积到齐腰高。所有默兹河上在列日南面和北面的桥梁都已被毁，企图用浮桥渡过默兹河的部队遭到炮火的扫射。 只有德军的一次突击可算部分成功。当第十四步兵旅的指挥官被杀时，他的部队遇到第二集团军的副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他立即担任指挥。第二天夜间，鲁登道夫率领他的部队，经由弗莱龙和埃夫涅之间的缺口进入列日。但是炮台仍都在比利时人手里；列日已被侵入，但还远没有被攻克。 对炮台连续进行炮兵和步兵的突击都无效果，直到8月10日，那时冯·埃米希攻占了第一座炮台。二十四小时内，第二座炮台也陷落了。 德国人于是搬来一门大炮，它将使炮台化为瓦砾，并使举世震惊。到那时为止，英国的十三英寸半的海军炮，是这种炮中间最大的。但是克虏伯的军械工人，设计了一门十六英寸半（四百二十毫米）的攻城榴弹炮，可以把一吨重的炮弹射到九英里外。每颗穿甲弹有一个定时信管，只在目标被穿透后才定时爆炸。这门榴弹炮是一种巨型炮，绰号“大贝尔塔”，是照弹药制造者的妻子贝尔塔·冯·克虏伯的名字命名的。(在以后的战争中，还出现一门惊人的巨型炮。) 到了8月16日，十二座炮台中的十一座遭到连续猛轰后屈服了。那天晚些时候，勒芒指挥部所在的隆森炮台，被直接命中而摧毁，他本人也被打昏。他同平民比起来，受到俘虏者的尊重对待。冯·埃米希拒绝取下他的军刀，还接受代他带个信给阿尔贝国王。8月20日，胜利的德军开进布鲁塞尔。 对勒芒的抵抗所引起的推迟，估计不一。英国军事史家把受挫时间定为“四、五天”。其他资料提出，入侵者只比预定时间晚一天或两天。英国的官方历史记载，“列日是丢失了，但由于推迟了德国的进军，它对比利时的协约国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8月份中，德国最高统帅部已习惯于几乎时时刻刻收到捷报了。8月间分别打了四仗，所谓边境之战，卷入了差不多三百五十万部队；不超过十天就结束了，德军沉重地打击了协约国的主力部队。与此同时，法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急于收复他们失去的省份，于8月14日越过边界进入阿尔萨斯-洛林，结果却被赶了回去。 因为霞飞设想，部队不多的德军不能在卢森堡之西前进，所以法国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奉命于8月22日经由阿登森林前进。法国统帅部深信，德军将避免困难的阿登地形；结果，就没有想到要为全面战斗进行侦察或任何其他准备工作。一份给所有指挥官的命令说，“在8月22日，预料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对抗行动……哪里遭遇敌人，就在哪里打击他们。”进攻学派的策略，仍然支配着法国的战术。 霞飞以为德军不过十八个师；他们的实际兵力，连同组成依轴线旋转经由比利时进入法国的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总共二十五个师。 不象法军那样，德国前进部队对阿登森林进行了侦察，并在主力进入森林时布置哨兵。侦察告诫他们，法军正在迫近。在一次侧翼进攻中，德军攻击了毫不怀疑的法军，迫使他们在第二天赶快退却。 8月22日至23日，在蒙斯之战中，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的第一集团军，除了击退赶向这个地区支援比利时人的法军外，还击退了英国远征军。在桑布尔河，法国第五集团军被德国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击溃。最激烈的战斗集中在四天之内，即从8月20日到8月23日。十天内法国的伤亡人数共达三十万，这是格朗梅松上校的年轻军官追随者们所遭受的最大损失。 与此同时，德军正在南向马恩河和巴黎前进，打击他们路上遇到的任何协约国部队。8月26日，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在勒卡托之战中突袭英国远征军，迫使它进入疲惫的后卫战。三天后，德国统帅部从科布伦次迁往卢森堡。当帝国列车滚滚向西时，德皇的副官冯·米勒海军上将注意到他的皇上“……因流血而狂喜”，高兴地指着“六英尺高的尸堆”。 在确信胜利的情况下，无论毛奇也好，他的幕僚也好，都未考虑到协约国撤到准备好的阵地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法军和英军都已最后被打败了。间谍的报告表明，虽然平民都离开巴黎，部队却开到了，但毛奇没有把这个情报转送给两位关键性的陆军将领，即克卢克和第二集团军指挥官卡尔·冯·比洛。 由于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其军队之间距离的拉长，无线电通讯变得更加杂乱了。在战争的那些早期日子里，德国最高统帅部限用一架粗制的，不用电线的(后来的无线电)接收机；第一集团军则限用一架发报机。结果，只能拍发最紧急的电讯。野战电话系统也并不发挥较多作用。它不是为长距离通讯设计的，而且破坏活动和事故损坏造成通讯的不断混乱。不久，克卢克不得不自己作出决定，但无法告诉毛奇他正在干什么。可是，退却中的法军不但能利用缩短距离的野战通讯设备，还能利用他们的民用电话系统。 在法国的防务中，巴黎长期以来起着战略作用。所有主要铁路线都集中和通过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它由十四座内层炮台和二十五座外层炮台环绕保护着。但在法军被迫退到桑布尔河以前，很少想到要保卫巴黎。四个师和一个本土军旅(每师都有两个骑兵中队)，一个独立骑兵旅和六个炮群(七十二门大炮)，组成了巴黎驻防军队。尽管这些军队不久就增加了一倍，驻防军队要成功地抵抗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的攻击，在指挥上是不良的，在训练和装备上也是不够的。 陆军部长阿道夫·梅西米于8月25日命令霞飞将军派遣“一支至少有三个军的军队……到巴黎的掘壕野营去保证防卫……如果我们的军队被迫退却的话”。梅西米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也许是由于霞飞习惯上对政府隐瞒不利的消息。第二天，军事危机尖锐化了，驱使政府进入近乎惊慌失措的境地，但放弃首都的建议遭到拒绝，因为巴黎的陷落将预示法国的崩溃。梅西米不满巴黎军事长官奥古斯坦·米歇尔将军的工作，用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来替换——此举是法国的一大幸事。 霞飞拒不执行梅西米派遣三个军的命令，坚决主张他需要每一个士兵来阻止德军的前进。他答应派遣军队，但只有在巴黎立即受到威胁的时候。(实际上霞飞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不同德军斗争就投降。)同时，他下令莫里斯·萨拉伊将军从凡尔登撤退，只是由于梅西米坚决反对这一建议，才使法国免于灾难。到了8月31日，政府计划迁往波尔多，让首都处于军事区域。这座城市的防务仍交给加利埃尼，但现在他归霞飞指挥。梅西米由亚历山大·米尔朗取代，他提出的需要更多部队的迫切要求，只是激起了霞飞如下的回答：“德军不是几天时间到得了巴黎的。” 法军总司令那种海龟似的镇定自若，使那些感到在战斗最激烈时刻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人怒不可遏。虽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霞飞却继续每天至少要吃两顿美餐，并且为了晚上入睡不受干扰，他保持他的晚上十时正就要休息的习惯。很少有一位将军敢于拿任何消息来打搅他。即使当德国人于1916年发动凡尔登战役，传送消息的信使却被简短地告知，霞飞已经就寝，不能惊醒他。 霞飞还避免接电话。他的命令是由副官通过电话发布的，副官也接听所有打来的电话，这样给他以思考的机会。有时一位重要的部长要他亲自接电话，他也设法推托。除了听以外，他既不回答，也不评论；事实上，他几乎从不表示任何态度。他对任何信电或正式备忘录，也显出同样不信任，象是一个狡猾的乡巴佬，多疑地拒绝在任何书面上签字。据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霞飞的即刻反应是“把它里面翻到外面，检查每一个细节，常常唯恐落入陷阱或圈套”。 当陆军部情报首脑卡朗瑟上校于1915年初谒见霞飞，为极端需要重炮兵想得到他的同意时，这位总司令和蔼地聆听着，偶尔点点他的大脑袋。受到鼓励的卡朗瑟，继续诉说许多事实和数字。越来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上校，意识到他是在独白；霞飞一言不发。他最后象慈父般地轻轻拍一下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情报军官，示意要他离去，含糊地评论说，“你总是喜欢你们的炮；那好极了。” 加利埃尼是另一种人——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战略家，他的无限精力使人看不出他的六十五岁年龄和衰退的健康。(在早些时候，他担任过马达加斯加总督，霞飞在那里是他的部下。)他对这座一半已经荒废的城市，发表了一份值得纪念的声明：“共和国政府的成员已经离开巴黎，去给国防以新的推动。我受命保卫巴黎和抵抗入侵者的责任。这个责任我将贯彻到底。”后来加利埃尼又自言自语地说：“政府已经迁往波尔多，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同居民一起，他们直到现在是受了骗人的公报的欺骗。” 几小时内，一小支由士兵组成的队伍开始构筑堑壕和路障，并增援周围的炮台。回顾1870年巴黎围城时，饥民吃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家里供玩赏的动物，加利埃尼在这个城市的体育场跑道上和公园里，养满了牛、绵羊、猪、山羊和马。乘机牟利是被坚决制止的，因为他说，“不但有必要使巴黎不缺食物，而且还应吃到和现在同样的面包。”酒的供应置于严格监督之下。对可能资敌的任何机器或设备，都作出了迁移的安排。不但在爱弗尔铁塔下面，而且在横跨塞纳河、瓦兹河和马恩河的八十座桥梁下面都埋藏了炸药。 但是加利埃尼本人并不满足于仅仅防守巴黎。一位飞行员在9月3日晚些时候回来报告说，德军纵队正在改变他们的进军路线。第二天清晨，空中侦察和骑兵侦察都证实，德国人的确修改了他们从正面攻击巴黎的计划，已经转向首都郊外的东南郊。对地图的简短研究向加利埃尼显示，德军的新路线提供了一个侧翼攻击的大好机会。他喊道，“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这太好了，使人不敢信以为真。” 当五个德国集团军逼近巴黎时，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时断时续的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了。除一起前进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外，没有一个指挥官能准确地知道其他集团军的方位，现在毛奇的改变史里芬计划不得不开始付出代价了。原来计划的这个战略，是故意削弱德军的左翼，引诱法军右翼从筑垒的堑壕出击，然后转而受到绕着轴线旋转过来的德军右翼从背后的攻击。但面对法国堡垒系统的在左翼的德军将领，劝说毛奇加强他的队伍，这一违反史里芬计划的改变，却使法国士兵安全地守在他们的地下据点里。毛奇还抽调了两个军（四个师）到东线去对付俄国人，从而削弱了他的右翼。 因为入侵是一个庞大的突然袭击的车轮运动，最外层的部队(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和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必须竭尽全力，较快和较猛地冲向前去，才能和内层的部队相呼应。缺乏作战情报的克卢克，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即他是在什么地方同协约国军队对峙。他完全不知道法国第六集团军正在迫近他的右侧翼，却接受比洛的建议，由他们实行联合的向内旋转的扫荡，以袭击法国第五集团军。当克卢克和比洛向巴黎的前面和东面前进，而不是在巴黎的后面和西面前进时，史里芬计划又被进一步歪曲。这次调动还缩短了德军的右翼八十英里。 与此同时，加利埃尼于9月3日派了一个使者去见霞飞，告诉他这个有利形势，并争取他同意反攻，他刚从巴黎西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奥布河畔巴尔回来。加利埃尼对霞飞及早作出决定的能力感到绝望，他本人乘车驶往英国人驻防的默伦，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 英国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不在指挥部。连他的参谋长也不在。接着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情景。对他们这一个月的败绩感到焦躁和苦恼的英国参谋人员，鲁莽地告诉他们的不速之客说，如果英国稍微知道法国人在军事上的无能，它决意不会参战。恼火的英国人们没有心绪作出有鉴别力的判断，而加利埃尼的外貌又不象军事人员，他从一副夹鼻眼镜斜眼看人，在他争辩着想争取英国人支持时，眼镜不牢靠地颤动着。当参谋人员注视着他的不整洁的制服，蓬松的小胡子，黑钮扣的长统靴和黄色的护腿时，怀疑的态度增加了。后来一位英国将军评论说，“英国军官决不会同这样一个丑角式人物谈话的。” 不久，弗伦奇的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回来了，但表示对加利埃尼攻击德军右侧翼的计划“十分讨厌”，并告诉他，在约翰·弗伦奇爵士不在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作出决定。加利埃尼徒劳地等候英国指挥官回来，浪费了宝贵的三个小时。他离开时除了过后再打电话来的诺言外，一无所获，而过后再来电话这句话等于承认，英国人将在第二天继续退却。这个决定一部分是由于霞飞打电报给英国指挥官，他写道：“在目前形势下，我的意图是退到塞纳河后面。如果德军继续朝着东南偏南方向运动……也许你会同意，即你们的行动可能以运用于马恩河和塞纳河之间的这条河的右岸为最有效。”既然打电报的人不能理解采取果断行动的需要，也就不能完全挑剔英国人把他们自己同德国人分隔开来了。 9月4日一早，加利埃尼的电报就被放在霞飞面前，霞飞在批准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部署去攻打德军之前，等待了四小时。为了某些莫测高深的原因，这位总司令坚持在马恩之南进攻。在那天傍晚，他得知弗朗歇·德斯佩雷将军的第五集团军准备参加这一攻势，可以在9月6日早晨开始积极的战斗，但霞飞除了吃一顿长时间的悠闲的晚餐外，既不作出决定，也不发布命令。 9月5日正午，当克卢克集团军经过巴黎东面，可以望见爱弗尔铁塔时，他的右后方侧翼受到莫努里集团军前进部队的袭击。英国人在南面隔得太远，不能立即形成威胁，所以克卢克从这方面调了两个军去加强挣扎着想抵挡法军的那些军。一支单薄的骑兵屏护部队，被用来接防面对英军的二十英里宽的缺口。莫努里要求增援——这一要求启发加利埃尼组织战史上第一支摩托化纵队，即马恩出租汽车队。 准备战斗的第七师刚刚到达巴黎，但没有通向前线的铁路运输可用。甚至用急行军的速度赶到那里也太迟了。加利埃尼自有他自己的办法，发布命令征用“所有机动车，包括出租汽车在内”。在巴黎的各个地区，警察停住了出租汽车，命令乘客下车；他们征用了大约七百辆汽车。整个夜间，两汽缸出租汽车辘辘驶往前线。只走了两个来回，就输送了整个师。德军立即感到对他们后侧翼的压力加剧了。要是加利埃尼再得到他几天前迫切要求的两个军的支援——但它们只是零零星星地开到——马恩以南的德军可能全部被包围起来。 虽然克卢克全神贯注于击退莫努里的兵力，南面二十英里宽的缺口却使弗朗歇·德斯佩雷的士兵得以打击比洛暴露的侧翼，那时克卢克得悉英军正在迫近莫努里和德斯佩雷之间缺口的中心，这是使他计划退却的一个信号。弗伦奇将军和他的部队于9月9日到达。 统率在东面面对法国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的鲁普雷希特皇子，无法援助在马恩的入侵者。土尔和厄比纳尔法国炮台的威力强大的大炮，在奥古斯特·迪巴伊和诺埃尔·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支援下，打死了巴伐利亚人队伍的大部分，迫使这位皇子于9月8日通知德国最高统帅部，他的军队不能再前进了。 面对凡尔登东北萨拉伊将军的第三集团军的德国皇储，他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从凡尔登炮台发射的势不可挡的炮火，迫使威廉皇子的第五集团军停止前进。其他两个德国集团军，即维滕贝格公爵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和马克斯·冯·豪森将军统率的第三集团军，在圣贡沼泽地带遭到德朗格尔·德卡里将军和费迪南·福煦将军部队的痛击。 这种战斗很多是令人发愣的一系列残酷的散兵战，在小村庄里打进打出，受惊的居民发现他们已被交叉火力截住。德军不能得到他们十分需要的胜利，于9月8日拂晓，对福煦的军队发起大规模的白刃战。至少有一个军被迫退却，但法国炮兵的坚固的密集队伍，使德军的尸体在战场上堆积如山。对于福煦所表示的传奇式蔑视来说，这一战是值得纪念的；“我的侧翼被迂回了，我的中央撤退了，但我进攻！” 以后没有多久，德军就从马恩地区开始撤退了。到了9月11日下午，已成为普遍的和持续的撤退，那时德军到达埃纳河北岸事先选好的阵地。马恩之战，大都由沿着二百英里前线无数凶猛的、短促的、混乱的冲突和战斗组成。协约国和德国的伤亡人数，每方大概估计为二十五万。在战斗期间和五十五英里的退却中，德国因被俘获而造成的损失，共达一万五千人和四十门大炮。为了避免在马恩溃散，德军退得井井有条，成功地击退了协约国的追兵。 在德军中士气依然良好，但在最高统帅部却深感绝望。这一场败仗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它使毛奇丢失了前程，他本来是首先对这次大战负很大责任的。德皇威廉的自负也受到挫伤。由于毛奇保证鲁普雷希特皇子的巴伐利亚人将攻占南锡，威廉带着一队衣着灿烂、头戴华美盔帽、身上穿有浮雕胸甲的白色和金黄色制服的胸甲骑兵，等待举行他的入城仪式。但是法国炮兵用这样致命的准确性扫射着每一次进攻的潮涌般的人群，甚至毛奇也被这种屠杀吓呆了。9月11日，他下令鲁普雷希特停止这种自杀性的冲锋。南锡依然未被攻克。 毛奇对于使他的君王失望感到心情沉重，第二天他写信给他的妻子：“形势大坏。巴黎东面的战斗对我们不利……战争开始时给我们的巨大希望已经粉碎……我们最后将在两线作战中疲于奔命！这同我们这个战役的辉煌的开端真是天差地别！现在这是个痛苦的幻灭，我们必须对这场浩劫付出代价。” 德国参谋军官鲍尔上校，记下了一场难忘的情景：“绝望的惊慌严重地支配着全军，或者更正确地说，支配着较大部分领导人。看来……最高统帅部惊慌得最厉害。毛奇完全垮了。他坐在那里，苍白的面孔凝视着地图，对一切感觉都无反应，成了一个绝望的人。冯·施泰因将军(毛奇的副手)确曾说过，‘我们一定不要慌乱，’但他又不挑起担子来。他本人已经没有信心，他讲话中流露出他的感情，‘我们讲不出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因为在马恩之战中失利，毛奇丢脸地被免去德国最高指挥官之职。据前总理冯·比洛说：“后来，毛奇流着泪向我诉说，那时(1914年9月)他的健康已经受损伤，以致感到这些日子的苦恼是‘难以形容’的。皇帝……突然解除毛奇的指挥权，把此职给了他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这件事情暂时得保密，以免震惊全国。这就是为什么现已成为傀儡的毛奇，为了粉饰表面，每天不得不参加讨论战略的原因，在那里，没有人征询他的意见或把他当作一回事。他不得不坐在他从前的对手，现在是他的继任人的旁边，一言不发。后来他告诉我：‘但丁的地狱容纳不了我被迫在那时遭受的这些痛苦。’” 如果约翰·弗伦奇爵士听从加利埃尼立即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马恩之战会以德国人的惨败而告终。西里尔·福尔斯在所著《大战》中写道：“大部分英国历史学家，尽力把英国远征军前进的故事写得尽可能好些。事实上这次前进是爬行。主要的责备毫无疑问必须落在约翰·弗伦奇爵上头上，看来他从未感到他实际上是在进入一个空隙，而且也从未要他的部队猛进。还有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是，在法英部队中，有着某种小心谨慎，有时蜕化为懦怯。” “指挥官们不相信潮流已经转向，老是猜疑他们是否正在走进一个庞大的伏击圈内。不管怎样，从9月7日到9日，英国步兵一天前进的速度只有八英里左右，如果速度再加快一半，只要有十二英里，就足以切断克卢克的三个军同其余德国队伍的联系，并在莫努里正在进攻他们正面的同时，使英军得以从背后攻击他们。” 六星期的战争造成法军的令人痛苦的损失。开头的时候，部队实力超过一百二十五万人。到9月中，死伤或被俘的有六十万人，这对一个在人力上比较贫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令人瘫痪的打击。到了年底，法国的伤亡人数增加到七十五万。 德国用八十七个师参加战争(对法英的七十二个师)。史里芬计划曾规定，要有九十七个师才能征服法国，其中的七十九个师组成经过比利时的庞大突击旋转运动。毛奇却派七十八个师到西面，五十三个师进行旋转的攻击。他还调了两个军(四个师)去东线，进一步削弱了这支部队。对于他们领导人的错误判断，德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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