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林肯接到敌人投降的消息后，高兴异常，喜不自禁地走出白宫，同人民群众一起庆祝胜利。待激动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时，他便立即准备实施他的“重建南部”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如何医治战争创伤，在南部重建法律、秩序和新的州政府等等一系列事关重大的决定和措施。当时许多人都口口声声地坚持要对被打败的南部地区和叛乱分子进行无情的惩罚，林肯却高瞻远瞩、宽宏大量地主张“应在尽量保全那些反政府叛乱参加者面子的前提下，迅速着手重建工作”。 不幸的是，林肯的仁慈心肠非但换不来南方叛乱分子们的丝毫感激，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1865年4月14日，也就是在南方军投降后的第4天，一名叫约翰。布思的南方刺客，在华盛顿福特剧院开枪打死了正在观剧的林肯总统，酿成了世界近代史上一桩最令人痛心的政治谋杀案！ 凶手约翰。布思，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大农场主家庭，从小过着骄奢淫逸、作威作福的生活，对任何鼓吹黑人解放的人和主张都恨之入骨。50年代末，他曾亲眼目睹了约翰。布朗被处绞刑那血淋淋的一幕并为之拍手称快。从1861年起，他作为一个演员到北方各地巡回演出，一有机会便公开为南部同盟的事业摇旗呐喊。 1864年，南部同盟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布思在捶胸顿足之余，把心中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了林肯总统的身上。他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江湖亡命之徒，密谋“活捉”或“绑架”总统，然后把他们的俘虏从华盛顿弄到里士满，并用他换回足够数量的同盟军战俘，以实际行动助南部一臂之力。他的野心在他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我是对是错，上帝自会作出裁判，凡人无权裁判；不管我的动机是好是坏，但我确信一点：北部将遭到人们世世代代的谴责。 我始终认为南部是正义的。四年前，林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入这件事清楚地说明将要爆发战争——反对南部的权利和制度的战争。林肯的当选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国家是为白人，而不是为黑人建立的。 我过去同现在一样认为，只有那些废奴主义者才是这个国家的卖国贼，整个共和党都应遭到像卑贱的老约翰。 布朗一样的下场。 我曾竭力探索过，既然我们的国名——合众国和《独立宣言》都规定可以脱离，那么究竟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否认一个州脱离的权利。但现在没有时间多谈了。 我只热爱南部，我认为设法使此人成为南部的囚犯并不是一种耻辱，他是使南部遭受无穷灾难的罪魁祸首。 一个同盟成员责无旁贷地在自愿尽职。 约翰。布思到了1865年，布思已处心积虑地把林肯的日常活动调查掌握得清清楚楚，几次图谋下手但都因各种因素而没有得逞。南方军队投降的消息传来，布思再也按捺不住他那为南部事业复仇的邪恶之火，4月14日这一天，凭着他当过演员、熟悉福特剧院的便利条件，如恶魔般地扑向毫无防备的林肯总统，罪恶的子弹射穿了林肯的头颅。可怜一代伟人，竟丧生于如此卑鄙的鼠辈之手！ 巨星陨落，山川失色。当这个“最野蛮、最不可想象、最致命和最混乱的”悲剧传开来时，全世界为之震撼、哀痛不已。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著文指出：林肯由于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和伟大的人格”，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传奇人物，“他的地位相当于音乐中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即使他不曾当选为总统，他也将无可争辩地和现在一样伟大，但是这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纽约先驱报》认为：林肯是民主的化身，他在历史上的地位高于克伦威尔和拿破仑，需要有一个新的历史学派，才能对这位名垂世界英雄史册的奇人作出公正的评价。 作家爱默生说，林肯总是根据需要而成长。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他是一个“没有假日的总统，没有晴日的水手。……他的历史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民的真正历史。他一步一步地走在他们前面，他们慢他也慢，他们加快步伐他也加快步伐，他是这个大陆的真正代表，是完全献身于社会活动的人，是合众国之父。” 更有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悲歌一曲，道出了千百万美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啊，船长，我的船长哟！ 起来谛听这钟声，起来吧，施旗为你招展，号角为你长鸣，为你，人们献上无数的花束和花环，为你，人群挤满了海岸，为你，这波浪般的人群在呼唤，多少张殷切的脸在转动。 在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啊！ 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吧！ 在甲板上，这似乎是梦幻一般——你已经浑身冰凉，合上了双眼。 我的船长没有回答，他苍白的嘴唇永远不动了。 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手臂，他的脉搏停止，知觉消失了。 我们的航船已安然抛锚，它的航程已经终了。 这胜利的船，征服了惊涛骇浪，凯旋归来。 啊，欢呼吧，海岸，鸣响吧，钟声！ 然而，我却以悲痛的步履，徘徊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他已浑身冰凉，合上了双眼。 林肯虽死，但他的鲜血没有白流。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两大事业——解放黑奴和捍卫联邦。使这场战争赢得了胜利。黑人被当作财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鼓吹脱离联邦的州权论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从前束缚、限制着美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种种近枯和枷锁也都被彻底粉碎，这一切无疑为美国向世界强国之列迈进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光明大道。 然而，就在美国的经济、技术、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尽情地享受着内战硕果，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同时，作为这场战争的功臣——美国军队和美国军人却由盛转衰，身不由己地逐渐被抛落到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之外。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究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首先，当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能力横跨大西洋输送并维持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大陆列强的彼此敌对更使得准都无法把大批军事力量投入到新大陆去，而且，美国的辽阔疆土和巨大军事潜力，也足以使外来侵略者望而生畏。这就是说，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欧洲列强的力量均势，实际上使美国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其次，美国政府这一时期所奉行的目标有限的外交政策也不需要动用武力。另外，债务的负担，战争的消耗，以及致力于政治上的改组和国内资源的开发，这一切使人们对军队的热情锐减。 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就匆匆忙忙地开始了大规模复员裁军工作。1865年5月，志愿部队人数高达1034064人，到1866年11月就只剩下11043人了。志愿部队解散之后，正规军仍被保留下来。由于暂时还不得不照顾这些“联邦救星”们的面子，国会在1866年7月批准的和平时期军队编制为54302人，总算保持了战前的规模，可是不久，国会就大幅度地削减整个陆军的规模。到1867年，陆军最高编制数定为27442人，从这时到美西战争前，军队编制数一直保持不变。 与此同时，在内战中曾立下赫赫战功的海军也被大幅度削减。仅仅5年之内，海军由战时拥有700艘战舰的高峰降到只剩52艘舰只，且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当年曾协助格兰特大败维克斯堡叛军的波特将军，沮丧地把这些舰只比作“画在中国人古代碉堡上的龙，只能起吓唬敌人的作用”。当时，美国海军的总体实力排名世界第12，位于丹麦、中国和智利之后。 在一次寒酸的检阅之后，海军准将霍尔。帕克毫不掩饰地内心的悲愤和失落之情，痛苦地嚷道：“这支舰队叫人看了伤心，它同我们这样的大国毫不相称，对于一个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事业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痛苦、更可悲的事吗？” 中下级军官满腹怨气，叫苦连天，首脑机关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林肯的过早去世，战争后期军队最高权力圈中那种将帅一心，风雨同舟的风气现在已荡然无存。国会置战争时期卓有成效的总参谋部和陆军委员会于不顾，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战前的指挥体制。作为最高领导的陆军部长通常是缺乏军事知识和经验的文官。部长下设各局，每局由一位独立的陆军首长负责，他们互不通气，各自为政，根本不具备负责总体规划和协调指挥的能力。陆军总司令一职虽由经验丰富、众望所归的高级将领出任，但他的职责范围却始终不甚明了。 1866年，国会为百战功高的格兰特和谢尔曼新设了上将军衔，随后谢里登也被授予上将军衔。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深感上将军衔的陆军总司令仍然是令人恼火的职位。因为国会明文规定：“陆军司令的职责范围没有法律规定，而由任职命令来决定。 习惯上，他的职责还包括总统已经确定或者可能确定几个准州的军事指挥权。“更要命的是：“军队编制涉及部队的纪律和控制，由陆军司令命令决定。军队财力则由陆军部长通过几个参谋部门进行管理。“如此一来，陆军总司令既得听命于文官出身的陆军部长，又得受制于自高自大的参谋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权力中心往往各执一词，互不买账，在无穷无尽的官僚主义冲突中耗掉了大量时间。从格兰特以后的历任陆军总司令，同陆军部长的关系总是搞不好，双方时而僵持不下，时而争吵不休，致使整个指挥系统长期处于混乱之中。 与此同时，每况愈下的官兵素质也使美国军队形象大打折扣。自南北战争以来，士兵的素质条件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品行端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少入伍，军队中藏污纳垢，收容了许多罪犯、游民和外国人。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军营生活都极其单调、枯燥，而且缺乏合理的晋升制度，加上内战时期形成了庞大的军官队伍，使得晋升更加缓慢，1869年的上尉，12年后仍然是上尉。海军学校毕业的学员分到部队竟要再熬上7年才能授予少尉军衔。 如此漫长的晋升过程，不仅使广大有志青年望而却步，也使许多现役军官们得过且过，聊以卒岁。军官们如此，士兵们更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眼巴巴地盼望着退役回乡的日子早一天到来。1874年之前，兵役期为5年，后来减至3年，尽管这样，仍有许多土兵打熬不住每月13元津贴费的清苦生活开了小差。 1871年，陆军逃兵达8800人，占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海军在编的8000人中，平均一年有1000人开小差。为了消愁解闷，官兵们酗酒、赌博、找女人成了家常便饭，偷窃、顶撞上级、打架斗殴等更是屡见不鲜。一些有正义感和进取心的军官们对此痛心疾首，有心匡正，无力回天，于是纷纷打起了解甲归田的主意。 时任美国海军“沃诸塞特”号舰长前马汉中校在1885年5月15日写给海军部长惠特尼的信中说：“我真诚地请求解除我的‘沃诸塞特’号舰长的职务并准予返回祖国……‘沃诸塞特’号也许是由海军中校所指挥的最陈旧不堪的一条破舰……长期以来我早就腻透了，如果能批准我解职的要求，我将感激不尽。”马汉乃名门之后，一向自视甚高，连他都如此消极悲观，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更令美国军队备感恼火的是，国家赋予军队的各项使命，说起来虽然冠冕堂皇，执行起来却总是让他们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尴尬境地。 内战结束后，军队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进驻南方，实行军事管制，监督和维护联邦政权在南部地区的重建。按照国会颁布的《重建法》，南方划分为5个军区，每区由一位将军指挥，他们有权任免官员，登记选民，举行选举，规定法庭程序以及批准州宪法。格兰特为此洋洋自得地强调说，这项法律就是各军区司令官“可以全权控制文官政府”，而且不必对合众国的任何文职官员负责。 然而事与愿违。大权在握、走马上任的各位军区司令没等屁股坐稳，便被一连串的难题和矛盾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他们既要同顽固不化、时刻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前同盟分子重新开战，又得对付无恶不作，势力强大的“三K党”的恐怖活动；既要保护黑人和北方工作人员的权益，又要改造南部白人的思想。千头万绪，百废待举，哪件事搞不好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他们忠于职守，并为此忙得不亦乐乎，却躲不过南北方各政治派别的明枪暗箭。激进派指责军队在支持国会纲领方面做得太少，而保守派又抱怨军队做得太多。真是动辄得咎，里外招怨。 1877年，当起初踌躇满志的联邦指挥官们率部奉命撤出南部时，他们既庆幸，又伤感：整整10年，自己竟扮演了一个既不能讨好北方，又不能取悦于南方的角色！ 没等军队从苦涩的南方经历中回过味来，政府又下令军队去执行另一项不得人心的任务：镇压1877年全国性的劳工罢工。 在以后的20多年当中，陆军干预了多次大大小小的劳工骚乱，直接充当了大资产阶级的驱使工具。正规军的这项举动，深深激怒了日益壮大的美国工人阶级。当荷枪实弹的士兵围追堵截手无寸铁的罢工队伍的场面不断出现于城市街头，当不计其数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之后，原本不佳的军队形象在普通美国人的心目中真是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是，军方要求增加预算和兵力的任何呼吁统统无人理睬，相反，反对常备军的舆论则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陆军处于孤家寡人的困境，一位将军忧心忡忡地写道：“我们正规军是否应该特别慎重而不感情用事地研究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那种曾把军人同平民世界联系起来的强烈感情是否已经消失？经过一场大内战，多年来军民关系疏远的问题才得以缓和。这种不幸、几乎致命的感情隔阂是否还要影响我们的后代？” 陆军的另一项任务，即在西部边疆防范和征服印第安人的传统使命，执行起来同样也费力不讨好。 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提出了将印第安人集中到保护地的政策。印第安人生于斯，长于斯，焉能轻易放弃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奋起抗争，同驻扎在西部各地的美国陆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1866年到1890年，陆军同印第安部落前前后后共打了将近900余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用血淋淋的刺刀和极其残忍的野蛮屠杀，把成百万印第安人驱赶进美国政府为他们圈定的几处保留区。这桩建立在印第安人的眼泪、鲜血和尸骨之上的所谓“战功”，不但令许多军官们为之羞愧脸红，同样也得不到社会上的理解和同情。正如谢尔曼将军所说：“当时存在着两类人，一种人要求彻底消灭印第安人，而另一种人则对使印第安人文明化和基督教化充满了热情。不幸的是，陆军夹在这两类人中间左右为难。”如果陆军杀得印第安人太多，人道主义者就会大声疾呼，称之为“大屠杀”；但如果杀得人太少，边疆开拓者们又会嘲讽军队为懦夫。这些议论风传到边疆，更令将土们气沮神伤。 虽然军队的日子一直不好过，饱尝了冷遇、寂寞、指责和白眼的折磨，但是，一批军队中的有为之上却始终不甘沉沦，他们或理首书斋潜心著述，或来往于朝野奔走呼号，力图改变现状，重振雄风。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为十九世纪最后30年美国军队建设的黑暗隧道投入进一丝光亮。 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当属1869年至1883年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谢尔曼将军。这位内战期间的英雄，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和出众的才华，先后在军事教育、部队训练和军事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他当政期间，普鲁士伟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首次被翻译成英文，令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的美国军官们大开眼界，收获颇丰。随后，他调整了西点军校的专业设置，恢复了卡尔霍恩炮兵学院，创建了利文沃斯堡步——骑学院，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美军的院校教育体系。此外，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创立了美国军事学会。该会仿照英国皇家军事学会的模式，大力倡导军官们研究现代战争中的专业知识。学会发行的一份双月刊杂志，成为会员们著书立说、畅所欲言的论坛。 后来，该学会又派生出步兵、骑兵、炮兵和军医等分会，各自出版了《联合勤务》、《骑兵杂志人《美国炮兵杂志》等一批有份量有价值的学术刊物。一时间，许多军队有识之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各类学科、各种门派的学术成果不绝如缕，层出不穷，从而使美军的军事科学研究水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在谢尔曼的提携和帮助下，一批优秀的军事理论人才相继脱颖而出。较为著名的有阿瑟。瓦格纳、约翰。比奇洛和埃默里。厄普顿。尤其是埃默里。厄普顿，他生前被视为谢尔曼最重要的门徒，在他死后，几代美国陆军职业军官都把他的著作奉为经典，影响深远。 厄普顿1861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内战刚开始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尉，没过几年，他竟一路顺风地晋升为少将，当时年仅25岁。晋升速度如此之快，说明厄普顿确有过人之处。 1867年，厄普顿出版了《步兵战术》一书，立即风靡全军，并被陆军部采用为陆军和民兵的教材。谢尔曼慧眼识人，马上把他调到西点军校委以重任，着力培养。 互875年，谢尔曼指派他周游欧亚列国，考察国外军事制度，在此基础上提出陆军改革的建议。才华横溢的厄普顿不负恩师重望，回来不久便推出两本力作——《欧亚各国陆军》和《美国军事政策》。这两本书以其新颖、超前的观点，丰富、翔实的内容，令以往几十年的同类著作均黯然失色。 厄普顿毫不留情地指出：美军历史是一部不断失败的记录；几乎每次战争一开始就浪费巨额资金并导致无数人丧生。只是由于美国国力雄厚、士兵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及其对手的愚蠢和虚弱，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争造成的损失。这就充分证明美国的军事政策有着致命的弱点。其根本问题是文官控制过多，大多数的国会议员、总统、陆军部长都对军事问题毫无经验。全国上下都对一个“规模非但不大，反而嫌小的常备军怀有一种毫无道理的戒备之心”。于是美国总是用平民士兵弥补正规军数量上的不足。尽管志愿兵可能十分勇敢，但他们服役期短暂，纪律涣散，且要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领导，这一切使得他们作为后备部队也毫无用处。 因此，厄普顿坚决主张：美国战备工作应由正规军承担，正规军必须成为战时部队的核心，战时扩编将主要依靠由正规军领导的‘旧民志愿部队“；建立类似德国式的军事院校制度；建立一个德国式的总参谋部，减少文官政府的干预，确保军事专家的权力。他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见解辩护道：“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必然发现，编制的原则同战略一样是普天下通用的。没有哪个国家违反过这个原则，否则它就要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厄普顿的这些建议和主张不仅深受广大青年军官的拥护支持，而且也得到了谢尔曼、麦克莱伦、伯恩赛德等许多军队元老们的一致赞同。然而，美国国会却断然否决了所有与厄普顿的上述建议有关的议案，其理由是：国家绝不会放弃文官治军的原则，也绝不会允许正规军的规模大到足以代替战时部队的程度，厄普顿的计划不但与传统、现实格格不久，而且必将危及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总之一句话：陆军改革，此路不通！ 眼见理想化为泡影，志大才高的厄普顿愁肠百结，不能自拔，加上长期受一种怪病的折磨，1884年，厄普顿举枪自杀，一命呜呼。 不过，与厄普顿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惨命运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海军的马汉却一鸣惊人，大红大紫。凭着一本名为《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的皇皇巨著，马汉不但赢得了“世界上第一流海军历史学家”的美誉，而且直接推动了美国海军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纵观十九世纪的美国，除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外，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像马汉这本书一样对国家的进程和方向发生如此之大的直接影响。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生于1840年。其父丹尼斯。马汉是西点军校一位学富五车，桃李满天下的系主任、教授。马汉的童年是在军校嚎亮的军号和有节奏的队伍操练声中度过的，同时，父亲那丰富的藏书更成为他获取各种知识的海洋。1856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学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学习期间，他立下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志向：“产生海上英雄豪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如果没有客观现实的条件和一定的环境，想单凭勇敢而成为流芳百世的英雄是极困难的。因此，我已经下决心通过理论研究这一途径，在海军赢得声誉。” 在随后25年的海军生涯中，马汉的上述信念始终没有改变。 身为海军军官，他却非常讨厌海上勤务，只要有可能就设法做岸勤工作，并一头扎进图书馆，孜孜不倦地阅读军事历史方面的著作。1883年，他写了一本研究内战时期海军的小册子，书名叫《海湾和内陆江湖》。这本成功的处女作得到了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卢斯的高度赞赏，并邀请他到学院任教。正在“沃诸塞特”号上困守愁城、思念家庭、饱受忧郁之苦的马汉对此真是喜出望外，欣然允诺。当他结束了在“沃塞请特”号军舰上的执勤期限后，立即兴冲冲地奔赴海军学院海军史讲师这一新的工作岗位。 几度风雨，几番甘苦。到了1890年，马汉为之花费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心血之作《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一书终于出版问世了。 在这部书中，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思想。他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帝国主义和大海军主义是息息相关的。正因为英国控制了海洋，它才可能成为殖民帝国，从海洋贸易中获得利润，并把那些想动摇它的海洋霸权的大陆强国—一打败。对于美国来说，教训和结论是很清楚的，国家的生存，有赖于对海洋的控制。 马汉反复强调：美国必须摒弃其“大陆主义”的政策，鼓励在世界贸易方面采取更富于进取性的竞争。这就要求拥有一支强大的商船队，占有海外殖民地并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为了保护美国贸易和解决可能发生的争端，马汉极力主张吞并夏威夷，作为向太平洋扩张的桥梁和作为美国本上免受攻击的第一道防线，并在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凿一条运河，使美国濒临大西洋的海域和濒临太平洋的海域获得一条海上联系的捷径，以便迫使欧洲列强不得不屈从于“门罗主义”。 那么，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呢？马汉毫不隐讳地指出，美国政府必须慷慨解囊，大力资助、维持和支援海军的发展，国家的当权者必须为海军复兴加强立法工作。对于海军本身来说，当务之急是转变以往那种靠一支小型的海岸防御舰队袭扰零星商船、进行贸易掠夺的传统落后观念。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只靠袭击商船绝不能打赢一场战争。海军的目标是通过一场决战打垮敌人的舰队，夺取“制海权”。只有战列舰才能进行这种决战，巡洋舰和驱逐舰都不行。他形象地说：一支集中使用的战列舰队就是一只具有“进攻力量的长臂，一个国家只要有了它，就可以扩大其对外影响”。 马汉的学说恰恰符合了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甚嚣尘上的帝国主义思潮，并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注脚。因此，他的名望很快传遍了全球。一向心高气做的英国皇家海军界对这样一部名著竟出自于一位美国海军军官之手，始则惊讶，继之难堪，不久便佩服得五体投地。1893年，当马汉随舰队航行途经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专门接见了他，海军大臣和许多高级将领也设宴相邀，敬其为上宾。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授予他荣誉学位。日本对马汉的著作也很重视，新书一出版就译成日文，并用它作为日本军官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教科书。野心勃勃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此书更是如获至宝，1894年5月，他在结友人的信中说：“我现在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噬马汉的书，在努力把它牢记心中。这是第一流的著作，所有的观点都是经典性的。我们所有的舰船上都要有这本书，我们的舰长和军官们经常引用它。” 当然，对马汉其人其书反响最大、震动最强、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美国同胞。西奥多。罗斯福（1904年担任美国总统）盛赞这部著作是“我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讲得最透彻、最有教益的大作”。卢斯撰文指出，这部书是“一部非凡的著作，结构安排巧妙，写作技巧娴熟”。《纽约论坛报》认为，“这部著作是一部经典，它明白无误地给美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它是作者的荣誉。” 《辛辛那提公报》明确指出：“虽然美国目前不是海洋的主妇，但是国家的这种命运应当优先予以考虑。……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一支现代海军必须在世界的许多地区设有加煤站和供应站。” 在美国海军内部，马汉的著作更是不胫而走，深入人心，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他关于立即重建海上力量的观点。一时间，“只有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的海军，才能使国家免于战争”，这句话成为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在马汉及其追随者的推波助澜下，加上这一时期一系列涉外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对海军建设投入更多的关注以及必不可少的巨额资金。1893年，克利夫兰重新当选总统，他和海军部长赫伯特一反过去民主党的传统主张，不遗余力地扩大和发展海军力量。到1898年，海军已拥有4艘一级战列舰，另有5艘正在建造中，2艘二级战列舰，2艘重装甲巡洋舰，以及10多艘装甲巡洋舰，从而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排行榜上的第5位。与此同时，伴随着新装备、新技术的不断更新，新战术、新知识的不断普及，再加上马汉著作的赫赫声望，美国海军开始以一个世界性海上力量的面貌崭露头角。 短短几年取得如此成就，的确令人刮目相看。正当海军上下为迅速增强的实力沾沾自喜之际，美西战争爆发了。 ------------------ 书 路 扫描校对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