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希望这个词在物理学文献中未必能找到。一篇论文以设计一个实验或者在预期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而开始。但是几乎都不会有什么话提到希望。 然而，当我回想起我在长期科学生涯中的实际经验时，我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当结果同我所预期的不同时，就失望。但是失望只有当有希望时才能发生。 没有一种科学是同生活绝对脱离的。即使是最沉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人；他希望是正确的，希望看到他的直觉被证实；他希望成名，希望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这样一些希望，正像对知识的渴望一样，是他工作的动机。 今天，有可能在客观知识和对知识的追求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信念，已经由科学本身摧毁了。在科学的作用以及科学的道德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使科学不可能保持我们这一代所信仰的为科学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古老理想。我们确信，这种理想决不可能导致任何邪恶，因为对真理的追求本身是善的。那是一个美梦，我们已经从美梦中被世界大战惊醒了。即使是睡得最熟的人，在1945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掉在日本城市里时也醒了。 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结果，我们已经同人类的生活，同他的经济和政治，同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社会斗争完全纠缠在一起了，因此，我们负有重大责任。 按照我的看法，原子弹只是可以追溯到很远的一种发展过程的最后一环，现在，这种发展过程已经引向危机，可能引向最后的破坏性的灾难。防止这种灾难的任何希望，只能以理解把我们引进目前形势的这个过程为基础。 人们并没有委托我以抽象的哲学方式来谈论希望，它也不是我的本分。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使我期望什么。我很想用某些例子来表明，应用于战争的技术科学怎样逐渐地破坏了道德上的约束，以致现在再也没有约束了。从这个情况出发，再也不能向原来的方向前进了。只能停止，然后也许还要向后转。这正是我们可以希望的。 我对现在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的最初一些知识来自学校里的历史课：例如：针击枪在1866年怎样帮助普鲁士军队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获胜，然而，法国尽管拥有优良的有枪栓的来福枪——后膛快枪，但在1870—1871年的战争中还是战败了。这表明，在那时，技术上的优越性似乎已经很重要，但还不是决定性的。然而，那固有的道德上的危险已经被认识到了，并且遭受到了把战争人道主义化那种思想的对抗，这种思想表现在红十字会以及关于禁止某些武器、保护和平居民等等的日内瓦公约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事态是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战争是以行军、会战等古老的方式开始的。但是，不久会战的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战斗地带变得固定了，并且发展了堑壕战，与此相联系的是通过密集的炮火反复企图突破堑壕。士兵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靶子，成为由技术科学提供的超人力量推毁的对象。决定性的因素是后方的工业能力和技术发明的能力。 我本人作为柏林某军事当局的一个成员，充当了这台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我在那儿同其他物理学家一起研究所谓声波测距法。这种方法通过在不同观察哨所测量炮声到达时间来确定敌人的炮位。即使在这小小的不很重要的领域里，一切也都明显地依赖于整个工业的情况。为使这种方法更加有效，我们向当局要求准确测量时间的仪器，却被拒绝了，因为工业方面不愿为这样一些小事匀出时间、劳动力和材料来。然而英国人碰到这样的要求时却并没有讲求节约。 观察家只要没有被爱国主义的宣传搞得昏头昏脑，战争提供给他的见解就是：男青年在其中牺牲的战役，胜败事实上是由后方的技术和原材料的供应所决定的。即使在那时，在我看来这也是最不道德和最不人道的。我开始明白，从此以后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技术成了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在人类社会中，技术已经使战争过时了。 让我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次经验来说明这一点，这两次经验都同伟大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的姓名联在一起。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发明了一种固定大气中的氮（像硝酸那样）的方法，并因而创造了第一种人造肥料，硝酸钾。现在，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也是炸药的一种成分。德国总参谋部显然准备了一切，但没有考虑到硝酸钾来自智利，现在这种进口已经被封锁切断了，没有哈伯的发明，德国人在开战以后6个月因为缺乏炸药很可能就会失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思想和把这种思想付诸应用的技术能力是世界史的决定因素。 第二次，为了突破固定的堑壕战，并使战线移动，哈伯又介入了。他发明了化学战，——为了把敌人赶出壕沟而利用毒气（开始用氯气，后来用其他许多更有害的气体）。这种方法最初是成功的。但是它依赖于风向和天气，防毒面具的发明也限制了他的效果，而且，敌人不久就知道了如何在同样范围内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毒气。 我的许多同事，甚至道德信念很强的人，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像哈伯一样，对他们来说，保卫祖国是最高的圣训。至于我自己，我感到良心上的冲突。问题不在于毒气手榴弹是否比高爆炸药弹更不人道，而在于毒物（那从古以来就被人认为是一种卑怯的谋杀工具）是否应当被认可为一种战争武器，因为要对可以容许的东西不加限制的话，很快一切都会被容许。但是，只是在许多年以后，事实上是在广岛事件以后，我才形成明确的信念，否则，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认识当然会在我的早期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同时，也许我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乐于协作搞原子弹了。 1933年，当我作为一个难民来到英国剑桥时，有一次经验使我认识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我这种疑虑。我受到了很亲切的接待，而哈伯则不受欢迎——尽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德国的事业服务，还是被迫移居外国了。卢瑟福勋爵，这位核物理学的奠基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拒绝了到我家来的邀请，因为哈伯也在；他不愿同化学战的发明者握手。卢瑟福在保卫他的祖国方面在技术上起过重大作用，因而决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划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以外，杀人的工具就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武器。我相信，他会解释说，要是武器的运用没有道德上的分界，那么破坏就不可能有界限，这会带来文明的终结。 这种见解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化学战是人类道德的决定性败北。虽然毒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使用，虽然日内瓦公约已经禁止了它，可是所有军事强国都已经创立了各种研究和进行化学战的组织。一个国家要是证明了化学武器在军事上有好处，那就几乎不会害怕去利用其中的某一种的。 化学战的道德上的约束被抛弃以后，19世纪已经接受的原则——即各国进行战争只可以针对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可针对和平居民，也随之崩溃了。 我不是一个国际法专家，几乎没有读过格罗提斯及其继承者的著作。因此我不能介绍这种原则的历史，而只能根据我目睹的事件介绍我的印象。很明显，平民要是住在战斗地带总是受到战争的严重损害。那些被围困的城市以至整个国家的饥荒（即使敌对行动已经停止，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似乎也被认为是“可以容许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空军发展的一个结果，这种屏障已经崩溃。德国带头空袭不设防城市——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然后在鹿特丹、奥斯陆、考文垂，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又有组织地轰炸伦敦。那时我在爱丁堡，常常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听到对这种不道德的战争的轻蔑的评论，并且认为英国决不会模仿这种榜样。但是这种预言已经证明是错的了。 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决定轰炸战的著名人物是两位英国物理学家蒂泽德和林德曼。他们的经历开始是一样的：在研究工作中经历了一个光辉的开端以后，两个人都可能对自己是否会成为科学上的优秀人物产生怀疑。因此，他们转向政府机关和政治，蒂泽德成了防空委员会主席，并且因为他在正需要的时候及时在为空战发展使用雷达的方法中起了作用而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他使小小的英国空军赢得了著名的“不列颠之战”，因此打乱了德国人的入侵计划。 林德曼的影响也是以他在技术战中的工作为基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同丘吉尔的友谊。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小事，当时他为了证明对某种飞机的稳定性的计算的准确度，他自己驾驶了其中一架飞机，并成功地进行了旋冲。在这次显示机敏和勇敢以后，丘吉尔完全信任林德曼，任命他为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并以彻威尔勋爵的称号授予贵族爵位。 1942年，林德曼一彻威尔建议用英国轰炸机中队去摧毁德国大城市中的工人住宅区。然而，蒂泽德认为对军事目标的空袭会更有效得多；至于第一个计划的不人道，他是否重视，我不知道，丘吉尔站在他的朋友彻威尔一边，后来事实证明。彻威尔对1000架轰炸机进行的多次袭击造成的损失大约比实际高出6倍，而且这些空袭对战争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因而蒂泽德是正确的。 结果，德国的城市炸平了，几十万平民被埋葬在废墟下。防止野蛮行为的道德屏障同它们一起又一次倒塌了。邪恶被报以更大的邪恶，而这种邪恶又被报以甚至更大的邪恶：我指的是德国人后来使用的所谓超级武器。这些是用遥控杀人的不人道方法的最初几个例子，用不着个人冒险，因此也没有个人的责任：那就是纯技术战争，“揿钮战争”。 国际法专家也许能用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道德衰落的悲惨历史的概况：例如，自引进潜水艇以来的海战的例子，别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沉没的“卢西塔尼亚”号。 在技术的影响下，战争双方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故意消灭平民并证明这是正确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最后三次大战中被杀害的平民和士兵的数字的比例，那时还没有用原子武器进行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杀死的总数大约是1000万，其中95％是士兵，百分之五是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死了5000万以上，士兵和平民的数目几乎相等（52％对48％）。在朝鲜战争期间，死900万，84％是平民，只有16％是士兵。那些还相信战争是政治的合法的工具，并坚持英雄为妻儿和保卫祖国而死的传统思想的人，现在应当认识到：这些是神话，而且还不是令人愉快的神话。 正如每个人知道的那样，核武器已经把这种发展推到极端。人们不能责备那时（1939—1945年）为核裂变工作的人们，因为铀裂变的发现来自希特勒的德国，人们必须设想：纳粹会尽一切努力把它发展成为一种不可抵御的武器。这是必须防止的。 但是，当美国准备好了第一颗原子弹以供随时使用时，希特勒德国已经投降，而日本也已奄奄一息，甚至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请求和平。 当时，一切正像彻威尔和蒂泽德争论的那样发生了。军事领袖们，尤其是领导核能计划的格罗夫将军，只想到眼前的军事上的好处，他们计算了，要是不用入侵日本就能迫使它投降，可以少牺牲多少生命。当然，日本人的生命是不在考虑之内的。而且，格罗夫也不愿意放弃以极其恐怖的方式向全世界显示“他的”成就这件乐事。他甚至不让事实上做出了这一成就的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有任何发言权。在这些科学家之间有一群明智的人，他们准确地预言了在日本城市上丢这种炸弹的长期后果，因此在所谓的弗兰克报告中警告了政府。然而，杜鲁门总统任命的一个顾问委员会却作出相反的决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几个杰出的物理学家。这些成员追随彻威尔的先例，因此最终越过了界线，走向了人类有可能毁灭自己的下坡路。 我只须简要地指出已经发生的事情：把核技术放在国际基础上的尝试失败了。俄国赶上了美国，而且比预期的要快得多。美国发明了氢弹以后，很快就出现了苏联的发明。然后就发生了两大强国在发展洲际导弹方面的竞争，并以探索空间计划作为掩盖手段。现在这两个强国各自拥有的核武器足够多次地消灭人类。 政治家们知道什么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他们设法保持恐怖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不稳固的。人民因为蔓延着的道德上的麻痹而对这种危险漠不关心；政治家们变得玩世不恭，而危险在一再增长，它可以使平衡倾覆，就像在古巴危机中所发生的那样。 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人们能希望人类对原子危险的洞察将拯救人类吗？ 能拯救我们的唯一的东西是人类的一个古老的梦想——世界和平和世界组织。这些过去被认为是不能达到的，是乌托邦。人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既然过去总是有战争，那么将来也总是有战争。 今天，这种观念已经不再是能接受的了。在一个已经变得比较小的世界上，普遍的和平不再是乌托邦，而是必须的，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因此，这种见解传播得越来越广。直接的结果是政治的瘫痪，因为不靠武力威胁，不以战争作为最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有力的方法至今还没有发现。 许多聪明人在想这个问题，我确信，只要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期望是以长期的生活经验为依据的。现在存在的无数事物，在我年轻时都被认为是乌托邦。我的科学领域，——原子学和电子学——现在已经导致对物质结构的深刻理解，而那时它们正处在开始阶段。要是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来描述这种知识在技术上的应用就会遭到嘲笑。那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无线电通讯，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没有装配线，没有大规模的生产，等等。从我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有这些东西都产生了，并且在人们生活中造成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比以前历史上一万年中的任何事件都更深刻、更基本：半封建的帝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分散的黑人部落已经成为有现代宪法的有组织的国家；空间研究已经开始，没有人对宇宙航行员的那些最大胆的、花钱最多的计划感到激动。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只能用暴力和战争来解决吗？人类本性不能改变的假设是不会受到挑战的：既然从来就是如此，那么将始终是如此。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即使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来宣扬也是荒唐的。除非拒绝承认这条公理，人类是注定要毁灭的。我们的希望是以下面两种精神力量的联合为基础的：在道德上认识到堕落为大量屠杀毫无防御能力的人民的战争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在理性上认识到技术战同人类生存是不相容的。 惟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认识生效。因为，现在的形势是非常不稳定的，并通过它自己的作用过程而变得日益危险了。一个人或者一台仪器的错误计算，一个领导人的盲目激怒，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或民族方面的误会随时都能导致灾难。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变化以前，也许免不了遭到一场可怕的事件。 但是，我们必须希望。希望有两种。如果某人希望天气好，或者赢得全部赌注，那么希望对究竟发生什么并没有影响；要是下雨了或者抽了空签，我们只得服从现实。但是，在人民的共处方面，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希望是一种动力。只有我们希望，我们才会行动起来，使希望的实现更加接近。我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同今天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不道德行为和不合理行为作斗争。 我很想在这里引用一位伟大人物的话，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或哲学家，而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人，他就是医生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哈特·多马格，他在化学疗法方面的发现已经保护了无数人的健康和生命。正像他所说的：“忤悔，恳求，同时也是警告，但却充满着希望。”他表达如下：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个人相互间的融洽相处，我们尽最大努力去互相了解和互相帮助。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这是自然的。为什么对所有其他人来说这竟然是不可能的呢？不要对我说这（会）是乌托邦！每一项发明事前都被看成是乌托邦。为什么我们宁可等待大国的再一次较量，我们实在是苦头吃足，从而已经变得明智了。但是，墨守成规是轻松自在的，仿效暴虐的统治者、性情暴躁的人、偏执狂和其他精神错乱的人倒比独立思考，寻求重新和解的道路而不互相毁灭，更为轻松自在。” 这些都是坦率的话。这些话出自一个为生命而战斗的人，出自一个不仅希望从疾病中拯救人类，而且把他的全部知识和能力都用于为人类工作的人。 至于迫使现在的愚蠢行动停止下来，这就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这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今天，威胁着我们的不再是霍乱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传统的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推理，群众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以及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逃避责任。正如我试图说明的，科学家已经做的那些事是无可挽回的：知识不能被消灭，而技术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科学家们能够而且应当像戈丁根18人一度尝试过的那样，运用他们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政治家们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 我们大家都必须进行斗争，反对官方的谎言和侵占；反对有了掩蔽部和紧急条例就可以防止核武器杀伤的论断；反对镇压那些在这方面启发公众的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光荣，反对对统治权的贪得无厌；我们尤其必须同那些宣布自己的教义一贯正确并因此把这世界分为势不两立的阵营的意识形态作斗争。 希望还是有的，但是这种希望只有在我们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投入这场反对我们时代的疾病的斗争中去的条件下，才会实现。 （李宝恒 译） 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庭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点儿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今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听到。那时我可能有6岁了。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深深地为父亲的求学精神所打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如果说我单单受我父亲的影响，那么恐怕我就难以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了。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F．W．桑德森的谆谆教导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在我14岁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被送进了这所公学。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的实例了。他还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唤发起我执着追求的东西，而且可以说实现了。这些情况，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在昂德尔公学，其实也并不太快乐。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所公学把重点特别放在体育运动上。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怀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做给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之类的工作。我第一次着做手术是在9岁时，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一萨顿爵士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父亲对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后来，一真正有资格的医师严重不足，以至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的外科手术就像是做木工活儿。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个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了。就这一点，我想详细讲一讲。 我在1918年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了剑桥大学冈维尔一基兹学院。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但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送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我在基兹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1次及第2次医学学士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所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生物化学的研究。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题的。但是，一旦学生自己把握住要干什么时，他便会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那时，我看到了一篇由一战时死去的名叫克莱恩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时为0mg，到抱卵3周后竟达到310mg。 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现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对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在我37岁时，来了3位想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他们当中，沈诗章是由丹麦的林登斯特罗姆兰格介绍来与我一起研究两性动物卵内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他当时正在研究称为“呆巴子”的超微测微器。再就是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还有在戴维·凯桂和莫尔特诺研究所研究的王应睐。后来，他们3人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沈诗章就职在耶鲁大学，直到去世。王应睐回到中国，担任上海国立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她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3个地方。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后来在南京作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年后她返回剑桥。她来剑桥的原因，一则是我在康福德一麦克荣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再则她认为自己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现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长。 在我去中国前，我们曾约好，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作点文章出来。基于有人在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这种思想，我们在各自未选择研究方向前订下了关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粗略计划。这3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邀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1942年，英国政府要派一位科学家去中国，担任设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当时，在英国科学家里可以说几乎找不到懂汉语的，于是选中了我。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度过了4年。在中国的4年，对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在那里设置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为此，我们进行了长达几千英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占领区的地方，访问了那里的所有大学、科学研究所、铁路工厂、兵工厂以及各类与科学有联系的企业。最初与我合作的是黄兴宗，后来他去了牛津大学，他的工作由曹天钦接替。在这段旅途中，我碰到那位有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而且他在我们向西北前进途中，下决心将培黎学校从兰州搬到山丹去。为此和我们来的两个少年王万圣、孙光君也一同在千佛洞过了6个星期，因为他们懂甘肃土话。 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要是本着下面两点组建的：第一，帮助召开国际科学联盟定期会议；第二，开设和经办仿照中英科学合作馆建立的世界各地科学办事处。 我原配妻子多萝西·梅亚丽·莫伊尔·尼达姆，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 迄今为止，包括出版和预定出版的共有24册的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已出版15册。现在我正在埋头于较为困难的医疗科学部分的编写工作。最初与我合作的是我在四川李庄第一次见到的王铃（王静宁），他是博斯年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第5卷第7分册对中国火药史的详细阐述上。起初，我们考虑科学部分用7卷就可详尽写出，但后来因资料过多，一卷又分成几部分，这样每一部分就自然成册了。这样合计起来，至少得出书24册。我们把起初的几卷叫“天卷”，把以后按分册出的叫“地卷”。接下来发行的将是以有关弓、石弓以及在火药出现前的大炮和包围战为内容的第5卷第6分册。再下面发行的将是关于纺织品及织布机历史的第5卷第10分册。这期间，第7卷对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的研究有相当发展，第7卷第1、2、3分册不久有可能同时出版。其中加进了西欧伟大的社会学家格利高里·布尔和研究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德莫西·布鲁克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本质观的两部分论述。这卷由我的朋友凯内斯·鲁宾逊编辑，他对这个研究课题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虽然我恐怕无法亲眼看到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全部完成，但至少我对它能成功地完成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F．W．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 最后，我谨向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倾注心血的每一位，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尔公学的我的校长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所有先生表示我的谢意。 （曾雄才 曹永刚 译） 童年的回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是1902年6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伐伊特区的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智力生涯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经过来说，我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是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的感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一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的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以得到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好恶。我不相信这说法。当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的迷人的微笑，她的双目失明的悲剧，两者都使我的心碎了。这真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儿童时，维也纳一盆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味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儿童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建立和管理的一个庞大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是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中的一个人。） 我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是件必定使人大吃一惊的事，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接头。奥地利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靠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那末，奥地利国会看来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国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并且一直到1918年仍被列为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并且现在看来似乎永远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维也纳大学因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而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民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避开一切政党，并且不把自己和他的任何政府混同起来。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仑·基尔凯郭尔给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戒律。 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下熏陶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律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他的餐室除外，在餐室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卷巴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尔伯和伯拉姆斯的作品。我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我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家姓施夫，我将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对他的工作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合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并且父亲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那部分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韵文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的：有一天我发现荷拉斯的一些欢快的韵文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伊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P．A．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列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籍。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籍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3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尔吕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奇遇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尔吕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尔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对我来说她其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以及其次学习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3个R①。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儿童的推一要素；有些儿童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①即阅读、写作和记忆。——译者注。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尔吕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岁。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大公爵弗朗茨·斐迪南，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我的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当然，在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的。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以前和战争贩子格格不入的团体的某些成员都卷入了这种喧嚣，我的父亲感到悲痛和沮丧。但是甚至昂特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国发生民主革命。 后来我常常回忆这些日子。在战争之前，我们团体的许多人讨论了一些政治理论，那些理论是坚定的和平主义的，至少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强烈批判的，他们还对奥德联盟、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尤其是在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持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突然变成这种政策的支持者，使我大为震惊。 今天，我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这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而且也是忠诚已经分裂的问题。而且也有恐惧——恐惧暴力措施，在战争期间，当局必定会采取这些措施来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在持不同政见和叛国之间并无绝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时我大为困惑不解。当然，我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出了什么毛病：他们的国际主义是如何瓦解的一无所知（在罗歇·马丁·杜伽尔的《梯玻勒》一书的最后一卷可以找到对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几个星期，在我的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一点普遍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我在诗中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成功地抵抗了进攻（那时我确信“我们”受到了进攻），诗描绘和歌颂了和平的恢复。尽管这并不是一首十分好战的诗，但是我很快就对“我们”受到了进攻这种设想而感到惭愧之极。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面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开始确信无疑，在战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奥地利和德国的事业是非正义的，我们理应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论证过的那样，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有一天，我想那肯定是在1916年，我拿着一份关于这种观点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声明到父亲那里，但是我发现他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怀疑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结局。当然，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我显然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我的观点，而且在详尽讨论之后，他表示倾向于同意这些观点。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后，我几乎就没有怀疑了。 与此同时，我所有够年龄的堂兄弟们都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打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到阿尔卑斯山脉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们又住在萨尔茨卡梅古特——这一次是在伊施尔，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长满树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格拉夫和我们在一起，她是我的父母的一个朋友。她的儿子赫尔曼只比我大5岁，在上前线前最后一次休假时，穿着军服来看望我们。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的最受宠爱的侄女——都悲痛欲绝。这使我认识到那些可怕的开列着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的长串名单的含义。 不久以后，各种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旧的奥地利是个多种语言的国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由于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军队开小差，现在传闻开始到处散布。瓦解已经开始。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当时正担任军法官，他告诉我们有关南斯拉夫运动的情况（他不得不对这个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以及有关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洛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捷克人的领袖马萨里克的事。我们听到了关于讲捷克语的奥地利战俘在俄国组成的捷克军队的事。后来，我们又听到关于对叛国判处死刑以及由奥地利当局指挥的对有不忠诚嫌疑的人实施恐怖统治的传说。 （邱仁宗 段娟 译） 我在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明确地下定决心要成为物理学家。其原因之一，是我认为自己欠缺成为动物或植物研究工作者的素质。从幼年时代到少年时代，我也像一般人一样对昆虫有兴趣。那时，我住在京都市内，和今天不一样，身边就有昆虫。有树丛的庭院就是各种各样昆虫的栖息之所。我还在附近的皇宫树林里捉过独角仙，拿回家来放在点心盒里饲养。但是，同动物打交道没有更大的进展。对植物的关心就更淡薄了。草木的名字听了过后，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很久以后，我写起和歌来。但是不知道植物和鸟儿的名字，常常感到伤脑筋。 因此，我没有成为生物学家。但是，有一个关于生物的疑问，从少年时代起直到今天，始终留在我的心中不曾消失，尽管在这过程中，它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从我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它就开始产生了。上生物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作了关于进化论的初步讲解。首先介绍了拉马克（J．B．Lamarck）的器官用进废退说。他认为，生物如果经常使用各种器官，它们就逐渐发达，生物则因此而进化下去。这种观点，对于中学生的我，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老师却认为这种说法要不得。他认为，生物出生以后，后天获得的能力是不遗传的，对于进化不起作用。于是，他接着开始讲解达尔文的进化论，说：同类的生物之间进行着生存竞争，在这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者，其子孙也将繁衍增殖；生物是靠这种自然淘汰而进化的。这对我说来，难于理解得多。回家以后，我仍然拼命地思考，但还是不能理解。 很久以后，我更多地懂得了物理学之后，试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大概是因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包含着统计上的考察，所以才难于理解的吧。拉马克那样的思维方法是根据以下情况得出物种进化结论的，即：生物的一个个的个体在生存期间是遵循着因果法则在变化的。该个体又遵循着某种因果法则将那变化遗传给它下一代的一个个的个体。这正是古典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当然在这里，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存在着个别因果律。在这一点上，达尔文那样的思维方法——作为多数个体集团的物种总体的变化倾向就成问题了。在物理学方面，作为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法，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大约20年后才建立了被称作古典统计力学这一学科。在这里，中心问题是：以建立了个别因果律的古典力学为基础，而从统计上去解释热力学的各种现象。但是，拉马克那样的进化论，和物理学的情况不同，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古典力学的任务，这是很显然的。取而代之的究竟是什么呢？那时，我这个中学生并不很了解物理学和生理学，当然不可能那样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朴素的疑问，不久不是就面临了应该发展成为上述那种形式的命运了吗！后来，我仍然在思考那个问题。 20世纪初，在生物领域出现了突然变异说。令人惊奇的是，它同物理领域量子论的提出几乎是同时。尽管后者意味着发现了微观过程的不连续性，但是对于这样的过程，当时我仍然认为存在着个别因果律的吧。直到20多年后建立起了量子力学，对于一个个的微观过程，我才终于不得不放弃因果律的想法。这是因为我明白了；由于同样原因开始的微观过程，结果却各不相同，因此只有承认根据非常多的过程所获得的结果而归纳出的关于分布情况的规律。这意味着用统计因果律置换了个别因果律。这是一种非决定论。在我了解了量子力学及其统计解释后不久，就是说在1930年，我甚至在想象：在生物领域难道也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吗？不过，所谓突然变异是罕见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非如此的情况则是压倒多数。正因为如此，生物的种才得以存续下来。和量子力学的情况不同，遗传现象具有强烈的决定论性质。不仅如此，即使偶尔见到偶然发生的突然变异，它同量子力学的非决定性似乎也不是同种的东西。到了1940年，我读了薛定谔（E．Schrodinger）的名著《生命是什么？》以后，才明白了这个问题。他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他反对以马克斯·玻恩（Max Born）、海森堡（W．K.Heisenberg）和尼尔斯·玻尔（N．Bohr）为代表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即承认微观物理现象的非决定性的统计解释，而主张立足于波动一元论的决定论。在这场论争中，正统派一方处于优势，绝大多数年轻的物理学家都奔向了该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上面谈到的那样，一时我当然也认为在生物领域也像量子力学似地，非决定性是重要的。在正统派中，特别是玻尔，把为理解微观物理现象而引进的互补性概念类推地带入了对生命现象的解释之中。但是这里所说的互补性意味着在无生物的物理现象中看不到的新的性质。因此，受其影响而从物理学转而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德尔布吕克（Max Deforuck）期待着能够发现与物理法则不同的法则。但是其后的事态进展却与他的预想相反。就是说，薛定谔在德尔布吕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经拓展了如上所述的决定论见解。扩而大之，1953年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建立了DNA模型以后的情况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出180度的大改变。因为我明白了：在量子力学的解释上曾处于劣势的薛定谔一方，在解释生命现象上却较玻尔显然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还明白了：按照分子水平上的朴素实在论、机械论的思维方法就能够充分理解遗传现象。这是笛卡儿式的“动物机械论”的现代版。当然，在它的背后确实有着电子水平的量子力学机械论。不过，我知道，不深入到这种程度也无妨。这从物理学方面来看，甚至令人有翻了个儿之感。但是，在生命现象研究方面，还有广阔的未知领域展现在前方。尤其是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今后将会多次地迎来新局面的吧。而且，在某方面不是将会面临不辜负玻尔和德尔布吕克当初的期待的新情况的吗！似乎也有专家作如是想。这是后话。 说到这里，回顾一下便可以发现，我从中学时代以来关于进化论的朴素的疑问，至今仍未打消。反而又增添了其后的新的疑问。我记得大约是在大学时代，我读过海克尔（E．H．Haeckel）的著名的《宇宙之谜》。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899年。所以，关于物质和宇宙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古典物理学基础上，从今天看来，是完全过时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一点或者他的一元论哲学却总是好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主张的说服力，尽管我未能十分理解。这种主张贯穿在关于动物发生的详细得甚至有些烦琐的叙述之中。用一句话来说，它就是：个体的发生是重复系统的发生。长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从达尔文那样的进化论中，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其后，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奇怪的是，哪一本书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而且，尽管我试向各方面的专家谈起过我的朴素的疑问或者我这样的外行想法，却都没有反应。近来，我仍一而再地重复这种经验。不过，最近我感到反应稍有不同。稿纸已经写完，留待另外的机会再谈这个问题吧。在这里，我只是想坦率地承认：一个物理学家很久很久以来，关于生物的进化一直抱有朴素的疑问这一事实。生物学尽管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直到今天，对于我长年的疑问仍未给出能够令人满意的、一语中的的回答，却令人焦躁。 （杨铁婴 译）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