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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刚开始分解牛体的时候，看见的是一头整牛。三年以后，他已经看不见抽象暧昧、不可分割、没心没肺的完整牛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独立、界限分明、肝胆相照的局部。到最后，庖丁已经不用肉眼来看，当手上的刀锋遇到阻碍时，智慧和经验告诉他，哪里可以畅行无阻。由于解牛时纯粹依循牛体的天然生理构造，牛的筋脉骨肉之间狭小的空隙，在庖丁看来却是一片广阔天地。一头牛分解下来，他的刀锋连牛的筋脉都不曾碰到，更不用说与牛骨头硬碰硬了。优秀的厨师解牛时，用刀锋割开牛的软组织，所以一年换一把刀；普通的厨师解牛时，用刀刃猛砍牛的硬骨头，所以一个月换一把刀。庖丁的刀软硬不吃，用了十九年，解牛数千头，而刀刃却像新的一样锋利。庖丁认为，牛体的每个关节都有空隙，而刀的锋刃却没有厚度──以无厚入有间，刀体的运转就像鱼在水中自由遨游一样略无滞碍。 中外哲学家都认为，人有两种处世态度。第一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处世态度：追逐名利，热爱此生。这种处世方式大概要数中国的儒家文化为最成熟的形态：平和，中庸，不走极端，善于妥协；凡俗，勤劳，热爱生活，富有情趣。这种处世方式一般称为“入世”，庄子叫做“游方于六合之内”。与之相反的第二种是少数僧侣或隐士的处世态度：拒绝名利，追求永生。这种处世方式大概要数印度的宗教文化（无论婆罗门教、耆那教还是佛教）为最典型的形态：刚烈，精进，易走极端，决不妥协；圣洁，苦行，厌恶生活，拒绝欢乐。这种处世方式一般称为“出世”，庄子叫做“游方于六合之外”。这是对处世方式最常用的两分法。 这种两分法似乎假定，此外的一切处世态度都是这两种处世方式不同程度的杂糅和摇摆，比如“厌世”、“恨世”、“愤世”等。容易看出，这些中间状态都有浓重的“出世”倾向，但强烈的情绪化，又使得它们具有明显的“入世”色彩。 说印度文化易走极端，指的是对生活厌弃的程度不留余地。其实真正的“出世”者，在感情上的表现却是冲淡平和的。我个人认为，每一种成熟的处世方式都是如此。因为坚定的信仰使他无须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正是对自己的处世态度缺乏自信因而难以贯彻到底的表现。真正的儒者也冲淡平和，即所谓“蔼然长者”。 出世、入世的两分法，使人误以为根本不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成熟的处世方式──欧美人、日本人的处世方式在典型的中国人看来，都是过于感情用事的，不成熟的。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一种与儒家不同，更深入人心甚至更成熟的处世态度：“间（动词，读如涧）世”。 “间世”一语出自《庄子》内篇之四《人间世》。对这一篇名，历来注家鲜有得其正解者。习非成是的理解，是把“人间世”当作“人间”或“人世”解，或索性把第二字移后，称为“人世间”。这种理解的不妥当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三点理由： 一、文言尚简，庄子更是无出其右的语言巨匠，决不会多赘一个重意之字，何况还是赘疣在举足轻重的篇名上。 二、《庄子》最重要的内篇七篇（可确信是他亲手所写）的篇名，都是三个字，而且每篇的篇名必有动词：《逍遥游》之“游”、《齐物论》之“齐”、《养生主》之“养”、《德充符》之“充”、《大宗师》之“大”、《应帝王》之“应”；当然，还有《人间世》之“间”。因为庄子所主张的正是一种反教条的动态处世方式，篇名中没有动词，难以体现他的处世方式的独特性。 三、从《庄子》内篇七篇的命题方式来看，每篇的篇名都仅涉及“人世”的一个方面，没有一篇涵盖所有方面；即便要涵盖总括，也以放在首篇或末篇为宜。 可见，“人间世”讲的是“人”与“世”之间的一种关系：“间”。在《人间世》之前的内篇之三《养生主》中，庄子讲了这个著名的寓言“庖丁解牛”，其中的“以无厚入有间”，正可作此注脚，并为下一篇《人间世》作了充分的铺垫。我还认为，庄子把普通厨师暗喻为入世者，他们与世界之牛硬碰硬，生命之刀用一个月就坏了，可见入世者最自戕性灵。庄子又把聪明一些的厨师暗喻为出世者，他们在世界之牛的边缘实行软着陆，生命之刀使用的时间较长，性灵的磨损也较少，但用一年也坏了。庖丁作为间世主义者，却在骨肉筋脉之间寻找空隙，使没有厚度的生命之刀在有空隙的世界之牛身上游刃有余──所以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解了上千头牛，性灵毫无损耗，完全像新的一样。 为了证明入世与出世、游方于内和游方于外都不好，只有间世才是不分内外、出入自由的逍遥游，他认为分内外、计出入、辨小大都是执于一偏。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都是以间世思想为根本核心的。庄子认为，一个间世者的自我设计，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以树为喻，一棵树长得笔直，成材后就会被砍下来造房子、做家具──这就成了器，成器对用器者是有益的，但对树本身却是有害的。成器意味着树的丧生和天性的扭曲。反过来也不好，如果一棵树一开始就长得歪歪斜斜，那么不仅没人给它施肥浇水，而且不等长大就会把它砍下来当柴禾烧掉。如果把有智慧的人比做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就应该处在成材（喻入世）和不成材（喻出世）两者之间：一开始看上去像是能成材的样子，让人们给这棵树浇水施肥，盼着树赶快成材，尽快成器。但树长到老大，总是不能让人完全称心：砍下来派大用场吧，恐怕不能成器；砍下来烧掉吧，又舍不得──说不定再长两年能成材呢？于是，这棵树就能一直不受干扰地生长下去，以终天年。 可见“人间世”之“间”有二义：一是间于世，二是间于人。间于世，是指独立于世界的不同力量之间；间于人，是指独立于人的不同定型之间。鲁迅诗云：“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对于庄子来说，则是“两间游一鲲，曳尾独逍遥”了。但无论是逍遥还是彷徨，庄子与鲁迅都是思想独立的批判者。我认为这种间世主义，正是批判思想家和批判哲学家应有的立场。 庄子是先秦乃至传统中国的最伟大的批判者，正是他的批判，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批判者，正是他的批判，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批判者就像足球场上的裁判，他独立于两种力量之间，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制止任何一方的犯规，他代表观众的利益对犯规者出示黄牌加以警告，甚至出示红牌驱逐出场。正是裁判的公正裁判，使游戏变得更丰富和更精彩。裁判不直接加入游戏，公正裁判是他加入游戏的方式；然而裁判也是整个游戏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保证游戏正常进行下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偏袒角逐的任何一方，并非没有立场，裁判的立场永远站在观众一边。正如文化批判者的立场，永远是民间立场。因为说到底，如果没有观众，还玩什么足球呢？如果没有人民，还发展什么文化呢？足球也好文化也好，最终目的是为了观众的欢乐和人民的幸福。当然，对文化的批判，没有绝对的最后仲裁者，但文化的发展需要批判则是绝对的。对批判者当然也有限制，那就是民心的向背。人民的意志，是最后的仲裁者。 但是也要警惕以“人民的意志”为借口。批判者固然不能媚上，但也不能媚下；因为“人民”常常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说，人民中的大多数往往是官方意志的精神奴隶，因此，有时服从民意就是屈从官方意志。比如优秀的裁判决不偏袒任何一方，但主场观众却可能要求你偏袒主队。裁判的不偏袒主队，常常被主场观众视为偏袒客队。有时，站在民间立场的批判者，受到的最大攻击正是来自“人民”，因此庄子说“举世非之不加沮”，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也就是说，坚守真理的批判者，有时不惜与“人民”为敌。批判者只是坚信，真理最终是对人民有利的，哪怕人民暂时不理解你，甚至反对你，把你视为“人民公敌”，你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妥协。 因此，庄子的间世主义，视天地万物如无物，甚至对人人恐惧的帝王也不恭之至，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行文至此，或许有读者已经发现，庄子的“间世”，与后世中国人所说的“玩世”既相似又大异。不错，“玩世”正是“间世”的似是而非的变种。由于历来没有人正确读解《人间世》的篇名，才不得不把被误解了的庄子的处世方式称为“玩世”。正因为错误的命名，庄子的间世主义的全部精髓也随之发生了质变，间世主义的批判立场，变成了玩世主义的游戏态度。 与“厌世”、“恨世”、“愤世”相比，庄子的间世主义是始终如一的，完整而成熟的，不感情用事的。道家思想在其他文明中没有同类可比物，而庄子的间世哲学则是人类智慧的奇观，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是一种伟大的生命艺术和批判立场。但大多数道家信徒只学到了老庄思想的皮毛：投机取巧的滑头主义和明哲保身的市侩哲学──严格地说，这是老子的精髓而非庄子的思想。庄子的间世主义，在道家末流──太上老君的徒子徒孙那里，变成了毫无诚信的玩世不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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