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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赶路的愚人，非常害怕自己的影子和自己的脚印。为了甩开脚印和影子，他越走越快。可是他不知道，无论走得多快，影子始终寸步不离脚跟；他不知道，自己走得越多，脚印也就越多。他更不明白，只要走到树荫里，影子就没了；只要坐着不走，脚印也就没了。他还以为是自己走得不够快，于是拚命狂奔，终于力竭而死。 庄子认为，人往往因为无知和愚蠢，做事与愿违的事情；如果不做，反而更能接近自己的目标。庄子是最早以人的本身与人的影子之间的关系设喻的中国思想家，从此后继者不绝，比如擅长说理而不善于设喻的荀子，虽然他的著作中寓言极少，但他被庄子这个寓言的生动巧妙所感染，于是就改造了这个寓言：有个愚人叫涓蜀梁，他在月夜走路，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以为是鬼；他又抬头看见自己的头发，以为是魅。他害怕得狂奔，到家后一松气，就吓死了。 庄子用“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来说明“自然无为”的人生观，与庄子不同，荀子用这个寓言来说明一切鬼神都是人的自我妄想。荀子是先秦最彻底的无神论者，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个最富有实践理性的人，关于鬼神，他的名言是“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与荀子改造庄子寓言，用于说明无神论主张相反，晋代的干宝在《搜神记》里，把庄子的寓言改造成了一个神话：有一种水中的怪物叫蜮，专门含着沙子射人的影子，使人生病致死。 把以上两个寓言和一个神话贯串起来，就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深刻寓言。中国人特别讳言自己的阴暗面，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不是设法消除自己的影子和劣迹，而是竭力否认影子和劣迹的存在，或至少抵赖影子和劣迹与自己的关系。中国人不是憎恨自己的劣迹和阴影，而是痛恨指出其劣迹和阴影存在的批评者。中国人把一切文化批判者都称为“蜮”，把着力抨击阴暗面、较少歌颂光明面的文化反思，称为“鬼蜮伎俩”和“恶毒攻击”。因此，自从“含沙射影”这个神话出笼以后，中国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手法，叫做“影射”。然而“影射”岂止是一种文学手法，中国人甚至认为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不影射的。全部中国文学史，就成了一部影射文学史。一部文字狱不断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罗织影射罪名的历史。 在影射罪名一旦成立就会身死族灭的古代，作者们竭力否认影射，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也就是说，即便真的影射了，也决不敢承认。这样一来，似乎“影射”真是要不得的犯罪，谁真的影射了，谁就十恶不赦了。其实问题在于“不赦”，而没有什么“十恶”。恰恰相反，影射者所影射的，正是不赦者的十恶。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的统治者从来不允许臣民有批评的权力，所以在暴政下呻吟的人民不得不影射。不许影射，如同只许州官打百姓板子，却不许板子下皮开肉绽的小民惨叫。然而百姓在痛苦之下又忍不住要呻吟，任何并非完全麻木的人，当然能从呻吟中听出惨叫──当打板子的州官或告密的鹰犬也听出来的时候，就认为是在“影射”了。然而长期的专制暴政，使是非观发生了颠倒，究竟是不允许批评并无情诛杀批评者的统治者“恶毒”，还是在不允许正面批评时不得不婉转影射的批评者“恶毒”？如此明白的是非，竟然变得无人知晓了。 我认为，批评的权力是神圣的。而当神圣的批评权力被剥夺以后，影射的权力就是神圣的。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有批评权；在专制体制下，人民有影射权。有其事而不许批评，运用寓言来批评，谓之影射；无其事而允许批评，捏造事实来攻击，谓之诽谤。诽谤有罪，影射无罪。然而在民主体制下，批评者无须把自己的批评称为颂扬；而在专制体制下，有时批评者不得不把影射称为颂扬，不得不把呻吟称为歌唱──以避免统治者的无情打击，并让心领神会的读者暗中窃笑。因此使用影射手法不是批评者的罪名，而是禁绝批评的统治者的罪恶。所有的影射除了其影射的具体主题以外，其共同的最大影射，就是统治者的专制和不民主。 有一个美国作家曾经对麦卡锡时代的书刊审查制度表示极大的轻蔑和不屑，他认为书刊审查根本无法杜绝批评，因为一切有正义感的作家总有办法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用愚蠢的统治者所欢迎的方式来表达统治者所痛恨的思想。这位美国作家所说的表达方式，正是影射。专制统治者以愚民政策来愚弄人民，社会批评家就以影射手法来嘲弄统治者。甚至统治者所表彰的御用作家，也在嘲弄和影射统治者。当然，我这么说决非为御用作家辩护，而仅仅是指出，试图禁绝批评的统治者永远无法达到目的。相反，我对御用作家深恶痛绝。御用作家往往无比圆滑，他们的作品具有模棱两可的两副面孔。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的作品是歌功颂德的（作者在当时正是如此解释其作品的）；一旦统治者垮台，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的作品又是影射揭露的（作者在事后正是如此解释其作品的）。即便后一代的统治者同样专制，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并不专制，也会允许对前一代统治者进行有限的批评。于是前御用作家当年的歌功颂德之作，现在只需重新解释一下，就变成了对前统治者的影射揭露之作。而对前统治者的影射揭露，正好成了对现统治者的歌功颂德，于是前御用作家又摇身一变成了现御用作家。可见影射无助于为御用作家洗刷，影射仅仅是真正的社会批评家在专制制度下的正当批评手段。 中国的文学手法，传统认为有三种，赋、比、兴。除了赋是直言其事，所有的比兴一旦需要都很容易被指控为影射。而中国的诗学理论历来最推崇比兴，作者们既要运用比兴来表示寄托深广，又要竭力否认有任何影射──难矣哉！即便是不用比兴的赋，也可以运用汉语特有的谐音、双关、对仗、互文、藏头、拆字等无穷无尽的非比兴手法来进行影射。由于长期的专制，导致了影射手法的发达；由于统治者同样熟悉这些无穷无尽的影射手法，因此所有他人用过的影射手法都可以用来指控一部并未影射的作品。哪怕作者事实上没有使用任何影射手法，一旦需要罗织影射罪名，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影射就进入这样一个怪圈：所有的影射手段，都可以用来反对影射、禁绝影射，乃至指控一切并无影射但仅仅为统治者所不欢迎的作品。因此，我在为影射权辩护的同时，坚决反对把正当的批评逼成影射的专制统治。因为影射并非文学的正途，文学的正途是象征。象征是最高的文学境界，而影射是文学的最低境界──正如专制统治是政治的最低境界。至于御用文学根本算不得文学，大概是无须多说的吧。我的结论是，没有专制统治，就没有影射文学。专制是因，影射是果。有其因，必有其果。要杜绝影射，只有废除专制。只有跳出先秦以后的这种低水平对峙，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才有真正的希望，才会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第二个先秦时代。在先秦时代，中国的文化艺术曾经与苏格拉底的希腊、释伽牟尼的印度不相上下，各有千秋，此后就每况愈下了，这是专制之祸，也是影射之祸。但是，影射是正当防卫，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专制。 庄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寓言家，也是中国最伟大的象征家。然而忌恨影射的人，也许会把庄子的象征当成影射吧？我也懒得跟这种人谈什么象征，跟他们谈论艺术完全是对牛弹琴，就让他们把庄子当成影射家吧。但是有必要说明，这是诽谤──当然，这符合他们的身份，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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